我的文革（7）
相比起來，我母親與舅舅家的關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要好得多。但後來害得我家最苦的就是舅舅家的人。這件事涉及我家在文革中的遭遇，這裏有必要說得詳細一點。
母親原來兄妹共有三人，一個弟弟因從小有病很早死了，舅舅是她唯一的親哥。所以她很看重這份親情。一九五二年“三反” “五反”運動中，我舅舅的櫓店，與鎮上所有的小商家、小手工業者一樣，竟然也被政府查出了大筆的“偷稅漏稅”金額，要補交一大筆款子。政府發動群眾無中生有，軟硬兼施，日日催逼，弄得風聲鶴唳，氣氛極度緊張。凡被查賬者無不膽顫心驚、惶惶不可終日。當時上海工商業戶因為交不出罰款，有上吊、跳樓的，也有跳黃浦江的。舅舅悉索敝賦也交不清罰款，急得走投無路。那時我家的小布店因為國家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頒布的禁止私人經營棉紗業的法令早已關門，而政府查“偷稅漏稅”的重點是查一九五一年以後的賬，也許是這個原因，我父親因禍得福，被查“偷稅漏稅”的數額不大，罰款也就不多。母親因此也就有餘力借錢給舅舅度過了這一難關。此後，舅舅家是徹底的窮了下來。舅舅有六個孩子，因養不起，曾將兩個最小的孩子送給人家。後來，也是我母親不忍心，出一點錢偷偷將他們贖回來送還舅舅。
那時候，我與舅舅家幾個孩子常常在一起玩，而且玩得很高興。特別是假日，除了飯在自己家裏吃，幾乎整天與表哥們在一起。雖然舅舅舅媽對我好像也不怎麽親熱，但因為有外婆在，情況便大不相同。外婆與我們最親。在我小的時候，有一段時間白天我在自己家，晚上就到外婆家與外婆睡。稍大一點我又變得十分頑劣，幾乎天天要哭鬧一場。因為外婆家與我家隻隔了一條二三丈寬的市河，走二三分鍾過一座“聖堂橋”就到，我的哭聲可能舅舅家也聽得到，因此外婆也常常過來哄我、伴我。我最小的妹妹生下來時不足月，又是冬天，渾身冰涼，奄奄一息，連哭聲都沒有，以為不活了。母親因為生養得多，也有一點不在乎。外婆卻盡力挽救她，住到我家，盤腿坐在床上將她焐在胸口，足足焐了幾天幾夜才將我妹妹焐活轉來。一九五六年我父親去了香港，不巧母親又大病在床，外婆就來我家住了好幾年照顧我們。所以我們姐弟幾個都與外婆十分親近。外婆是鄉下務農人家出身，不識字，也不能幹，但非常善良。她常年吃初一、月半觀音素。她常說的一句話是“吃詘人常好過”。意思是說一個人吃一點虧、受一點委屈都不要緊，日子照樣會過去。這是一種豁達大度的心態。因此她從不與人爭執，也從不對人發脾氣，吃了什麽人虧也從不對別人訴說。
母親對外婆特別好，那時候家裏燒了什麽好吃的菜，就請外婆來，或盛一碗拿去舅舅家讓她吃。反正舅舅家就住在河對岸，過一座橋就到。我最記得一到夏天，母親總要買好多黃金瓜。我們那裏出一種叫“青皮綠肉”的瓜，以北莊、泖口村的品質最好，個頭不大，但非常甜、脆，有一股清香。價錢也不貴，一斤隻要三、四分錢。還有一種瓜圓圓的，淡黃色，有南瓜一樣的輪輻，肉很酥，適合年老無牙的人吃，我們叫它“老太婆瓜”。每次賣瓜的人來，母親總要買半籃子“青皮綠肉”，再挑一、二個“老太婆瓜”。然後叫我拿兩隻“青皮綠肉”藏在兩隻褲子袋裏，手裏拿一隻“老太婆瓜”去給外婆吃。兩隻“青皮綠肉”是給兩個表哥的。還有幾個表弟表妹就隻好委屈一下沒有份了。大表哥小時候我母親也帶過他，又是外婆的大孫子，母親對他也有點另眼相看。我那時也與大表哥最好。祗是這個大表哥結婚以後，大約是聽了老婆的話，對外婆很不好；文革中舅舅家的二女兒又夥同這個嫂子對我家落井下石，令我母親很傷心。
我家與舅舅家的這種關係，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初卻漸漸變壞了。關係變壞的原因是什麽呢？思量起來主要有二個。之所以說“思量”，是因為有些事並沒有明顯的證據，但以人之常情猜度，可以意會到。一個原因是由於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失敗，造成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大饑荒，農村很多人被餓死。當時，我們城鎮居民糧食有國家定量供應，一般還不致餓死，但定量減少，再加上食油、肉、魚、禽、蛋、蔬菜，幾乎所有副食品也供應銳減，因此就人人吃不飽、個個喊肚子餓，有很多人營養不良生了浮腫病。據統計，從一九五八年秋冬起到一九六二年底，全國餓死的人大約有四千萬左右。一九六〇年八月北戴河會議上，中共中央常委們決定由劉少奇主持黨中央工作，讓毛澤東“生病休養”，改變部分政策以挽救災情。從一九六二年初起，政府允許海外華僑、港澳同胞郵寄食品包裹回大陸，以緩解這些人在國內親屬的食品荒。我父親也開始從香港寄米和豬油等包裹來接濟我們。不過，政府規定每個包裹隻準寄一市斤食品。這些救命的大米、白糖、豬油等物在香港購買價錢並不貴，但寄費不便宜。包裝費和郵寄費往往是食品價格的幾倍，甚至十幾倍。父親的經濟力量有限，因此寄來的食品數量也就有限。食物來之不易，人人都在生命線上掙紮，母親收到這些食品當然先要顧及自己的家，因而雖也分潤了一些給舅舅家，但數量不多。想來這就引起了舅舅家人的不滿。第二個原因是舅舅、舅媽對外婆不太好。當時外婆已經七十幾歲的老人，舅舅還要她做重活，幾次做傷了或不慎跌倒受了傷，不帶她去看醫生，也不和我們說。幾次都是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的堂嬸偷偷來告訴我母親，母親才急忙趕過去帶了外婆去看傷科醫生。為此，母親幾次跟舅舅、舅媽發生爭執。這二個原因互為因果，母親與舅舅家的關係便開始有了裂痕。
但是，最後導致我母親和舅舅家關係破裂的導火索卻是為了另一件事。一九六二年，我三姐在縣高中畢業，屬於品學兼優學生，特別是俄語很好，老師推薦她報考外語學院，但沒有錄取。在家溫習一年後再考，又沒有錄取。正在失望之餘，從報上得知上海外語學院辦了一所夜校部，本市戶口高考沒有錄取的學生可再報考。這次三姐被錄取了。後來才知這所學校是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楊西光奉市委之命，因統戰需要，主要為上海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學習成績可以、卻因政治原因沒有被普通大學錄取的子女辦的。學生入學要再經考試，將來畢業後不列入國家統一分配，但承諾將由上海市自己安排，主要出路是去中學當外語教師，也算是給資產階級子女一條出路。因為招生對象絕大多數是家住上海市區的資產階級子女，學校不安排住宿。而我們是郊區的，因此三姐去上海讀書先要解決住宿問題。後經一個親戚介紹，借住在這個親戚的親戚家。因為是親戚的親戚，吃飯住宿需要先交一筆費用。這筆費用其實也不大，一個月有十幾、二十元也就可以了。不巧的是母親一時竟拿不出來。那時候我們家的生活費用都是每月由父親從香港寄來的，數額不大，且當時物價貴，僅夠日常開銷而已。這次三姐去上海讀書是突然發生的事，從報上看到招生消息、去投考、到最後收到錄取通知，前後不過半個月左右。而收到錄取通知到開學不到一星期。錄取通知注明到規定日期還不報到的學生，會取消入學資格。當時離開學日期已近，即使寫信要父親多寄一點錢來，時間也已趕不及。那時上海香港寄一封信單程就要七天。母親思來想去，以為唯有同自己的親哥哥才能商量。當年“三反五反”運動我母親拿出一筆錢幫舅舅交了罰款，表麵上說是借的，但舅舅家經濟一直不好，母親從來也沒有指望要舅舅還，因此十年多從來也沒有提過要舅舅還錢的事。這次母親去找舅舅商量，其實也沒有要他們還錢的意思，隻是覺得幾個侄子侄女除了最小的一個還在讀書，其餘都已工作，雖然都工資不高，但想湊個十幾二十元錢應該不會太難。然而，意想不到的是當母親開口說了為三姐去讀書一時錢周轉不了，請舅舅幫忙一事，舅舅立刻翻臉，拍枱拍凳地罵人。母親也是剛硬脾氣，見舅舅這樣的態度也不服氣，結果兩人大吵了一場。
其實，舅舅平素也不是一個凶狠霸道的人，但他脾氣暴躁，又不善言語，且是小市民的見識。他的脾氣暴躁到什麽樣程度我舉一例大家便可明白。我大表哥小時候還剛會走路，一次搖搖晃晃走過他麵前，他正在工作，不知怎樣就惹他生氣了，他放下手中斧子，一把將大表哥提起來丟出去，丟過一個天井，差一點沒有摔死。這次吵架，我想因為母親給他的食品不多心中已經種下不滿的前因；又因為他經濟上困苦了多年，現在剛剛喘上口氣，以為母親就要來逼還債，於是發作起來。
母親回家後心中的氣無處發泄，要我寫信去向在無錫工作的大侄女投訴，她說我記。為什麽要向大侄女投訴呢？一是因為她是舅舅家最大的孩子，斯時已經結婚，想來比較懂事；二可能因為大侄女是我母親一手帶大的，有一份特別的感情，心中有委屈就想著向她傾訴。當時母親正在氣頭上，說著說著罵了句舅舅是：“救人救隻落水狗，反過頭來咬一口”。我覺得將這句話寫在信中似乎有點不妥，曾提醒母親這句話要不要寫上。母親聽後說：“要寫上”！我那時也不懂事，也就寫上了。後來聽說大表姐收到信哭了一場。我估計這件事也刺傷了舅舅家人的心。
以上這些矛盾、爭吵，其實在很多家庭、親族間也有發生，什麽朝代、什麽社會都有，原本是不足為奇、也不會釀成大禍的。但是在特殊的時代那就不同了。即使原以為是不起眼的小風波，說不定就會變成讓你檣傾船翻的大風浪。這是當初我們萬萬沒有料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