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傅國湧先生未曾謀麵，無緣暢談。然而噩耗傳來之際，我的心卻猶如被撕裂般的疼痛，仿佛失去了一位相知多年的故人。這種莫名的痛感催促著我，在悲慟與震驚中提筆寫下這篇悼文，紀念這位知音。
促成我與傅先生精神交集的，是日本一家中文出版社——讀道社。社長張適之先生告訴我，在他籌辦該社的關鍵階段，傅國湧先生在理念上給予他極大啟發，在行動上傾力相助。兩年前，張適之為出版社的定位與方向苦苦思索，一直徘徊於“讀者是否存在”的疑慮之中。傅國湧的一席話，為他點燃了信念的火種：“全日本有一百萬中國人，哪怕其中隻有百分之一願意認真讀書，那也有一萬人，這已經足夠了。”這番話令張適之茅塞頓開。盡管此前多位朋友極力勸阻，說在日本辦中文出版社難度實在太大，千萬別異想天開，他卻毅然決定在不可能中尋求可能。
傅先生給予的，不僅是鼓勵的話語，更將自己的兩部書稿—《去留之間：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與《一報一館一大學》，無條件交予讀道社出版。這份慷慨，對於一個剛起步的出版社來說，無異於雪中送炭。兩部力作，為讀道社奠定了品質的基調，張適之深感責任重大。他曾動情地說：“沒有傅國湧，就不可能有讀道社。”
2024年6月，老友丁東夫婦訪問日本。我與丁東相識於1997年，已經交往二十餘載。他一直鼓勵我整理青少年時代的記憶，尤其是與思想家顧準的交往，以及我曾近距離接觸過的那些老一輩學者。我在異國他鄉生活了幾十年，跟國內出版界早已失去聯係。幸虧丁東推薦，我的那些文章才得以刊發。2016年，他還促成了我的《幹校劄記》一書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今心存感激。
我和丁東在東京重逢時，他談起讀道社，對張適之滿是讚許。丁東建議我，在《幹校劄記》基礎上擴展耕耘，寫成新書《我所認識的顧準》，並向張適之推薦。這樣，我與小張在東京“局外人書店”見了麵。人到中年的小張身著咖色T恤，膚色古銅，頭發束在腦後，透著幹練利落。談起讀道社，他雄心勃勃，說要為簡體中文圈出一百本有收藏價值的書。”小張說，已讀過我的初稿，正合他所求，當場決定出版，並將其列為他的“存”係列第003號。得知前兩本書都是傅國湧先生的作品，我一方麵深覺榮幸，同時也感受到壓力。暗下決心，一定要竭盡全力寫好此書。考慮到自己因患白內障，視力嚴重受損，而修訂任務又很繁重，於是半開玩笑地說：“不如讓我排到007吧。”未料這話，竟一語成真。
此後，我便一頭紮進寫作。忙裏偷閑，開始細讀傅國湧的《去留之間》和《一報一館一大學》。我深深被他筆下所傳遞出的那種冷靜、沉穩、悲憫與尊嚴所打動。在那個風聲鶴唳的年代，在種種不可言說的沉重之中，他始終堅持從人性的維度觀察曆史。不為權勢所惑，不為潮流所裹。他的語言不華麗，卻始終帶有一種從骨子裏生發出來的力量，不爭而自勝，不怒而自肅。
今年3月，我的新書《我所認識的顧準》，作為“存”係列第七種，終於由讀道社出版。“局外人書店”老板趙國君先生主動提出，為我舉辦讀者見麵會，並組織簽售活動。我滿心歡喜，趕緊做準備。
左：趙國君；右：徐方（本文作者）
活動結束後，小張陪我走訪了位於東京神保町的內山書店。內山書店已有一百多年的曆史，曾是魯迅、內山完造等曆史名人相聚的場所，留下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段佳話，受到兩國文化人的關注。見到我的新書與傅國湧、李慎之、秦暉、吳思、野夫等人的著作並列上架，我心頭一熱：原來自己以這種方式，站在那些文化名流的身旁。
7月1日，小張忽然告訴我，前一天，他開車送傅國湧去機場，途中傅先生談起剛剛讀完我的《我所認識的顧準》，說：“從文字裏就可以看出作者徐方的精神純潔。這樣的人世間少有了，可與替傅雷夫婦收屍的江小燕相提並論。”說罷，他還拿出自己的兩本書，簽上名字，托小張轉交給我。
感謝張適之，在傅老師簽名時，記錄下這珍貴的畫麵。
聽到這些，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位久仰的學者，竟然給予我如此高的評價。對我而言，無疑是莫大的榮譽和鼓勵。原以為，不久他便會重返東京，我為與他相見，加快了閱讀的節奏，希望屆時能與他有一場深刻的交流。
正當我滿心期待之際，7月7日，卻突然傳來傅先生逝世的噩耗。那一刻，我整個人怔住了，腦子裏一片空白，不斷喃喃自語：“怎麽會是這樣？怎麽會是這樣！”仿佛一扇即將開啟的門，在我眼前倏然關閉，從此再無叩響的可能。
我相信，如果會麵真的實現，我們會成為朋友。不是因為職業、名望，而是因為深層的精神共鳴：一個在時代裂縫中執著追問曆史真相的人，遇到另一個也執著於記憶與思考的靈魂。可惜，緣分未及，天命無常。這份知音未至的遺憾，將伴我終生。
雖未謀麵，我卻始終覺得自己已在更深的意義上與傅國湧先生相識。他是我精神路途上的同行者，是那種即便素昧平生，卻能從文字中感受到彼此心靈相通的人。
傅國湧先生走了，帶走了他未竟的文字，也帶走了原本可以成為朋友的身影。我唯有在心中為他點燃一盞燈，把那些還沒來得及說出的敬意和感激，化作永遠的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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