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hkzs先生：
對於先生在跟帖欄提出的問題，我試著回答，也許並不都正確，僅供參考而已。
第一，大清是否我們傳統意義上的中國，我認為不是。它是一個外來民族用武力強加在中國人頭上的。要是當年日本人侵華得逞，中華民國亡了，那麽日本人在中國建立的政權也就與大清同一性質。這樣的國絕不是我們中國人心中的國。盡管當時的外國人將大清也看做中國。因此，孫中山先生發動反清革命時就很明確地提出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口號。如果大清也是中華民族之中國，則這“恢複中華”四個字就說得沒有來由，孫中山提這樣的口號就極可能得不到廣大民眾的認同，而辛亥革命是否能成功也就難說了。
第二，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皇朝以後建立中華民國，它接收了大清的版圖。於是原女真民族發祥地的東北，還有被女真民族征服的新疆和撫服的蒙古、西藏，因此也歸入中華民國的版圖。但是，作為中華民國的執政者應該知道，新疆、西藏，與當年的漢族一樣，都是被大清征服或撫服的，他們原本不屬於中國。而既然我們漢族人不願被異族統治，那麽新疆、西藏人難道就願意受我們漢族人的統治？所以中華民國在立國之初就應與新疆、西藏的民意代表商議，聽取並尊重他們的意見。即使因為國際上各種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我們希望他們繼續留在中華民國的大家庭中，而他們要求有一定的自治權，那也是合情合理的。即使有些要求在我們看來難以全部接受，也應通過充分的協商求得和平解決。中華民國時期的民族政策我所知不多，但中共執政後它的民族政策褒貶分歧極大。我個人感覺，在毛澤東時代是胡蘿卜和大棒共同使用。當年王震在新疆殺人據說是有名的。而中共對待西藏，若能繼續滿清和民國的政策，不對西藏內政幹涉太多，恐怕也不致造成一九五九年的西藏武裝叛亂。此後胡耀邦和胡溫時期的民族政策，有時失之過寬，有時又失之過嚴。進入習近平時代，則是政策越來越嚴厲，防民族離心甚於防賊，“大一統”思潮成為政府製定政策的依據。近年來網絡上甚囂塵上的所謂“犯我大中華者雖遠必誅”之類的言論，除了有人虛驕心作祟，其實也是這種政策的一種折射。而一個不肯以平等態度對待其他民族的民族，歸根結底是不會得到其他民族的尊敬和友愛的。用武力和恫嚇手段來維持“大一統”，也是決不能長久的。前蘇聯的一朝之間分崩離析就是典型的例子。現在普亭想用戰爭來恢複昔日沙皇和蘇聯大國的“榮耀”，我看也是要以失敗告終的。
第三，關於台灣問題。台灣在曆史上曾受到荷蘭、西班牙、鄭氏小王朝、清朝和日本不同國家的統治，直到二次大戰後才歸屬中華民國管轄。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因戰敗遷往台灣，而占領了中國大陸的中共則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一直聲稱要“解放台灣”，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麽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有沒有管轄權呢？從法理講，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從中華民國分裂出去的，屬於中華民國的派生物，因此我們可以講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但台灣絕對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在中華民國仍存在的情況下，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天也沒有統治過台灣，因此台灣隻屬於中華民國，此理甚明。舉一個不完全恰當的例子：一個做兒子的已經用不正當手段奪取了父親的部分財產，在父親還活著的時候就說剩下未奪到的財產也是屬於他的，這種無理狂悖之言，是沒有多少人會認同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除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內戰繼續的名義，跨海去將還存在於台灣的中華民國也消滅了，中共才有理由以接收中華民國全部版圖的名義統治台灣。即使中華民國原來在聯合國的席位被中共奪取了，台灣被驅逐出聯合國了，也不能改變台灣的歸屬權。因為聯合國隻是一個國際的協商機構，它的決議隻對成員國有部分約束力。而一旦涉及國家主權等重大問題，不得主權國同意，任何決議也是無用的。
上述我對台灣問題發表的意見，其實也已經落伍了。按照新的“主權在民”的觀點，真正能決定台灣未來歸屬的，隻有生活在台灣的二千四百萬台灣公民。中共曾想以香港模式解決台灣問題，以“一國兩製”引誘台灣人民。但台灣不同於香港。香港人麵臨“一九九七”問題時，香港市民中還沒有成熟的政黨，表達香港市民的真正意見。那時英國政府屈服於北京政府，香港市民是被綁架婚姻似地綁進“一國兩製”騙局的。但台灣這些年已經有比較成熟的政黨政治了，同時又是一個有充分言論自由的社會，台灣人民隻要不怕中共的武力攻台恫嚇，不受北京政府的利誘分化，“一國兩製”已騙不了台灣人民。當然，由於台海兩岸軍事實力有相差差距，究竟台灣局勢將來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還得小心謹慎對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