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這番折騰,1998年的暴行似乎很難從印尼曆史中消除;不過,它是否會照實寫入新版印尼曆史中,須要在7月的新版國家曆史樣稿內容公布後才能知曉。
印度尼西亞網紅烏妮·盧比斯(Uni Lubis)6月10日邀請文化部長法德利·宗(Fadli Zon)到她主持的訪談節目中,探討有關文化部邀請專家學者重寫印尼曆史的情況。烏妮問為何此時要出版新的“官方曆史”。法德利說,文化部出版的印尼曆史在26年前問世,如今需要新版本。烏妮問新舊版本的區別是什麽?法德利說,新版本會收入新的曆史研究成果,糾正錯誤的史實,同時要強調正麵的曆史事件。
烏妮又問,那麽你們會如何處理1998年5月的大規模強暴婦女事件?(注:當年暴亂導致32年的蘇哈多政權倒台)。法德利說,1998年5月的大規模強暴事件純屬謠言,《真相調查聯合小組報告書》隻有人數,沒有人名,沒有確實證據。烏妮說,報告書是哈比比政府委任的小組所做的,且已經被接受,是個史實。法德利卻不以為然。
烏妮的視頻一發布,社交媒體紛紛炸鍋,強烈譴責法德利不負責任,應該向受害者道歉。許多婦女團體提出嚴重抗議,包括印尼國家婦女委員會(Komnas Perempuan)。幾家大報的電視台也做節目,公開討論法德利的言論和他所主持的重寫國家曆史項目。
最大報紙《羅盤報》電視台邀請三位著名曆史學家、一位國會議員和一位國家婦女委員會理事和法德利本人參加討論1998年大規模強暴事件,以及重寫印尼曆史項目的節目,但法德利沒有回應邀請。在節目中,學者都批評他的言論不尊重史實,也反對他報喜不報憂的曆史觀。國家婦女委員會代副主席菲利斯卡(Sondang Frishka)則駁斥法德利言論,列出《報告書》所提的證據。
其實, 當年7月15日哈比比接見以莎巴利娜·沙德麗(Saparinah Sadli)教授為首的國家婦女委員會代表團,聆聽代表團詳述,以及細讀有關5月間大規模強暴婦女的暴行證據時,也從其他管道得知集體強奸案之事。哈比比在當天發布文告,譴責在各地同時發生的暴亂和強暴事件,指出這是違反印尼民族文化和價值觀的暴行,他代表政府與印尼民族深表悔恨和遺憾。但是,文告沒有提到受害人是華裔婦女。7月23日,哈比比正式成立真相調查聯合小組(簡稱TGPF),在19名成員中,除了有維權和人道主義機構代表,還有政府人員,包括內政部、國防部、外交部和司法部代表。因此,這個聯合小組是官方組織,其報告也代表政府。
聯合小組在三個月後提呈報告,描述所發生的各種暴亂,包括最引人注意的有關強暴華裔婦女的詳情。但報告隻發給聯合小組成員、有關部門的部長以及少許研究人員。發給報界的隻有20頁的印尼文與英文簡要。《報告書》指出被強暴的人數至少52人,也附有資料來源,其中三個受害人——九個是檢驗受害者的醫生,三個是受害人父母,10人來自見證人如護士和心理醫師等,27人來自協助受害人的宗教師。雖然沒有受害人的名字,但是有她們的姓名首字母。
哈比比接受《報告書》,並聲稱會繼續調查。這些受害者的全名沒有公布,是要保護他們的隱私、自身與親屬的安全。許多僥幸生存的受害者擔心生命安危;其中有個名叫伊塔·瑪爾塔迪納塔的17歲受害者,因為要到聯合國作證,結果出發前再度飽受摧殘,死狀慘不忍睹。根據印尼《時代》周刊報道,他的家人受到警告,要他們否認伊塔之死與強奸案有關。
為了安全,許多受害者在遭遇強暴後獲得誌願者協助,在很短的時間內被送往外國療傷:澳大利亞、新加坡和美國都有他們的蹤跡。這些幸存者至今依然隱姓埋名,生活在恐懼中,但是有些願意出來作為曆史見證。
應該指出的是,暴行發生時,警察和軍人在雅加達都銷聲匿跡。暴徒和幕後黑手至今還逍遙法外,當時守護雅加達安全的軍事首領也沒有被傳喚問話。
法德利為何要否定曆史
法德利為何要在此時重寫曆史,且否認1998年的排華和強暴華人婦女暴行?其動機是什麽?6月29日出版的一期《時代》有較詳細的報道和分析:首先是有關1998年強暴華裔婦女暴行的報道,接著是法德利篡改曆史的來龍去脈。
《時代》以前也報道過1998年的排華和強暴華裔婦女事件。這次再次收集資料,敘述叫人毛骨悚然的往事。報道引述一名化名為阿加達的華裔受害者,如今生活在國外。這幾十年來,她常常做噩夢。每年5月,她就會想起被強暴的情景,會不停顫抖、撒尿。當年,一群青年闖入她的店鋪,掠奪店內的物品後,將她輪奸,所幸最後被陌生人救出。她活到現在,希望印尼政府將這些暴徒繩之以法,為受害者討個公道。她說,法德利的談話讓她徹底絕望了。
《時代》這期刊出有關暴行的更多消息。在雅加達被強暴的不止50人,還有14人不但被強暴還被殘殺、10人受性襲且遭殘害、15人受性騷擾。在雅加達的受害者共有78人。在棉蘭也有八名受害者,泗水有六人,全印尼總共有92人。幹案的暴徒皆是身材健壯、短頭發的青年。《時代》沒說他們是軍人,但一般人都會如此猜測。多數暴徒幹案的地方都是預先計劃好的,一般是在華人區,針對華裔婦女。暴徒強暴時,有時在大庭廣眾,或者在受害者家人麵前;有些則在隱蔽的地方。
《時代》指出,當年,暴行的幸存者和真相調查聯合小組成員皆收到恐嚇電話或匿名信,或者有穿警察製服或軍裝的人員到訪,威脅不許聲張,不然會有生命危險。自從法德利發表談話後,《時代》說,活躍的維權人士和反強暴婦女積極分子也收到恐嚇電話或陌生人來電恐嚇,致使人心惶惶。
1998年5月強暴華裔婦女的暴行已是無法爭辯的史實,連當時的總統哈比比也發布文告譴責。哈比比還在當年8月16日的人民協商大會演講中重提此事,承認暴行,譴責野蠻可恥的行為。
但是,法德利今年5月在國會宣布計劃改寫印尼曆史。6月10日又說大規模強暴婦女事件純屬謠言,缺乏證據,否定哈比比的說法。
受到口誅筆伐後,法德利試圖改口,說強暴事件確有發生,但受害人極少,不能說是大規模強暴事件,也不能歸罪於某個集團。在國會問答中,他說他譴責一切對女性的強暴,然而並沒有承認錯誤,也沒有道歉。由於多數國會議員是現任總統普拉博沃的盟友,隻有鬥爭派民主黨的議員猛烈批評法德利,其中兩名女議員甚至因為憤怒而痛哭失聲。
《時代》認為,法德利篡改曆史是為了保護上司普拉博沃。因為《報告書》指出,在這場導致1200人死亡的暴亂中,時任駐雅加達陸軍特種部隊司令普拉博沃,以及大雅加達市軍區司令夏弗裏(現任國防部長)必須被追究責任。
要將蘇哈多粉飾成民族英雄
也有分析家認為,這時刪除在新秩序時期(1966年至1998年)許多不光彩的曆史事實,是為了美化普拉博沃以及蘇哈多的政績,使他倆成為印尼曆史英雄人物。有專家指出,親蘇哈多的集團千方百計要將蘇哈多提名為印尼民族英雄,但屢次失敗,這次再提名,法德利想通過篡改曆史,將蘇哈多粉飾成為民族英雄。
經過這番折騰,1998年的暴行似乎很難從印尼曆史中消除;不過,它是否會照實寫入新版印尼曆史中,須要在7月的新版國家曆史樣稿內容公布後才能知曉。
2014年,羅盤圖書出版社出版了由著名女記者德維·昂格拉厄妮(Dewi Anggraeni)寫的《1998年5月的悲劇與國家婦女委員會的誕生》一書。 當年的真相調查聯合小組主席馬爾祖基·達魯斯曼(Marzuki Darusman)在序文中寫道:“《報告書》正式發布時,由於沒有內閣部長出席,這個非常重要的發現沒有受到公眾應得的關注,致使一些社會人士至今還懷疑強暴婦女事件是否真的發生過。所幸,當時的總統哈比比和第一夫人哈絲莉艾倫承認我們在報告書中詳細記錄的惡行確實發生過。”
馬爾祖基最後說:“要成為一個成長的民族,道路並不容易也不平坦,有時候,我們要擊敗強大的阻力,其中一個就是承認我們所犯過的錯誤,並從錯誤中學習。”
作者是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資深訪問研究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兼任教授
(原文刊登於新加坡《聯合早報》。原標題為:廖建裕:印尼1998年強暴華裔婦女純屬謠言?)
附:我(中國作家王慶民)關於印尼華人安全與權利、紀念排華悲劇等活動:
前往荷蘭大使館遞交信件和展示海報,呼籲荷蘭勿忘華荷友好史和共同受難史、關注中國人權和印尼華人安危
2023年7月21日,我前往荷蘭駐德國大使館,遞交《致荷蘭政府與人民的信》,談中荷兩國曆史淵源、二戰受難者史,展示荷蘭國旗、被日軍強征的慰安婦Jan Ruff O'Herne 海報,呼籲荷蘭政府關注中國人權及原殖民地印尼華人的安危,幫助中國人民和印尼華人
附:《致荷蘭政府與荷蘭人民的信》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93119
再次前往荷蘭大使館呼籲,展示1998印尼排華悲劇海報
8月11日,前往荷蘭駐德國大使館,再次遞交修訂版《致荷蘭政府與人民的信》,並展示印尼1998年“黑色五月暴動”(華人受難事件)的海報,再次呼籲荷蘭政府幫助印尼華人、關心中國人權

2024年5月17、18日,我在荷蘭駐德使館和勃蘭登堡門,展示荷屬東印度曆史、荷蘭人和華人在二戰中共同受難和共同抗戰史,二戰後印尼華人屢遭屠殺悲劇,及英國向港人發放BN(O)護照……組成的海報,呼籲荷蘭政府和大眾不要忘記曆史,不要始亂終棄,要關注和幫助印尼華人。
我對荷蘭在印尼的殖民當然是反對的,但他們更應負起對前殖民地國民的責任
此前我也寫了信遞交給了荷蘭駐德使館,並郵寄到荷蘭駐北京使館。另外當然也以電子郵件發送了信件。我也在荷蘭駐德大使館前展示了1998年印尼排華事件海報
2月19日晚,我在Filmtheater Colosseum電影院,觀看了荷蘭和印尼合拍的、講述印尼軍政府時期人權侵犯問題的短片《After Colossus》。
觀影結束後,我在門口高喊口號,譴責1965和1998印尼排華屠殺,呼籲荷蘭政府和人民基於道義責任,幫助印尼華人。我還喊了打倒蘇哈托、打倒普拉博沃、打倒印尼軍政府口號


英國在反修例和國安法後,香港人被鎮壓情況下,大量給港人頒發BNO護照,允許所有前往英國的港人避難和永久定居。
而受害程度遠超香港人的印尼華人,卻並沒有得到前殖民地宗主國、曾經的合作者荷蘭的任何幫助。這是不應該的。
現實一直是不同群體的利用價值不同,所以命價不同、得到的關注和幫助不同
22號晚上,看了電影節閉幕式後,我又去了一場荷蘭參與拍攝的烏克蘭問題的電影場地,呼籲荷蘭政府和人民出於責任,關注和幫助印尼華人。不過這個電影觀看者似乎沒幾個荷蘭人,大多數是看烏克蘭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