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誌的出身很有戲劇性。1948年，他出生於北平一個貧寒的回民家庭，他的回名叫“賽義德”，似乎還代表他是一個“聖裔”。不過無論什麽血統，也改變不了他們隻能在護城河邊住棚屋的事實。
那時，新中國尚未建政，北平仍處於國軍的控製之下。次年1月，隨著解放軍進駐北平，城市宣告解放，曆史掀開了新的一頁。張承誌一家並未隨戰亂逃離，而是留在了這座即將發生巨變的古都。戰爭讓這個本就貧苦的家庭雪上加霜。這樣的出身，在曆朝曆代都算得上是“地獄難度”——既屬邊緣少數民族，又身處社會底層，還生活在驕奢淫欲的京城之中。然而時代巨輪轉動，命運悄然生變。他那原本卑微的身份，竟在這個新生的政權之中，被賦予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象征意義，成為千萬人眼中的“根正苗紅”。
簡單來說，新政府非常關照這一戶特殊的人家。家庭生活自然不成問題，他們絕對不用擔心生存問題，政府也將他們安排進了胡同裏。作為“紅五類”的孩子，張承誌自然也接受到特殊對待。
張承誌被特別安排，進入了清華附小，然後考入清華附中。但在社會福利的特殊對待的同時，他的身份又深深的影響了他的童年。他的父親在童年中幾乎缺失，他幾乎是在祖母與母親的照料下成長的。
另一方麵，在學校裏，同學們也總是會嘲笑他的回民身份，叫他小回回——畢竟都是些小孩子。不僅如此，他的祖籍其實在山東濟南西關，而實際上對北京的認同不怎麽高。所以對於他的童年來說，是異族異鄉的生活造就了他孤僻而又蠻橫的性格。
事情的發展在1964年。政權早已穩定，大躍進也結束不久，整個國家的發展慢慢恢複。作為首都，肉蛋奶米麵又成為了市民們的家常便飯。在國際上，中國已經進入了反蘇反修，大戰兩個帝國的時代。而國內，吃飽了飯就要建設精神力量。四清五反，憶苦思甜，整個社會都進入了一種喜悅的亢奮之中，仿佛每個人都恨不得用生命為社會主義祖國建設多快好省的添磚加瓦。
張承誌此年正在讀高二。或許是受了大躍進的影響，他協同幾個同學，成立了“紅纓”小組，提前學習高三課程，立誌要提前一年報考大學。如果這麽看，事情似乎還沒什麽太大問題。但清華附中的人清楚，大的要來了。
就在這一年，一名普通學生婁某與一名高幹子弟熊某，因為打飯插隊問題而爭吵。嘈雜之中，婁某竟動手打了熊某。時任校長萬邦儒將這件事上升到“打幹部子弟”的“階級路線”高度，反而引起學校裏高知分子的不平。高幹派與高知派的大字報互不相讓，竟貼滿了半個大飯廳。誰都能看出，山雨欲來風滿樓。
同一年，毛澤東與外孫女王海容進行了一次談話，王海容表示她們的教員不允許他們上課看小說跟打瞌睡，星期天還要開各種會議。毛澤東表示，要允許看小說打瞌睡，星期天不要開會。原話是這樣的：“回去後，你要帶頭造反，星期天不要回去，開會你就是不去。”
這本來不是什麽嚴肅的對話，更沒什麽政治大指揮，但問題是：說這話的人是偉大領袖毛主席。
全國各地仿佛收到了最高指示，開始嚴肅研究“造反”問題。在清華附中，學生們寫出《造反精神萬歲》，指出造反就是要突破陳規，打破權威，敢於做自己。
然而不久，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發表，矛盾直指文藝界與教育界。雖然當時附中也有很多學生認為這是牽強附會，但總的趨勢是讚成。伴隨著情勢不斷加劇，學生們開始以各式各樣的小組與筆名，發表牆報，展開對教育路線的抨擊。而在其中，張承誌用筆名“紅衛士”也發表了自己的大字報。
到1966年5月7日，毛澤東表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徹底點燃了學生們的怒火。不同學生之間本來政見也是不同，乃至互相攻擊的。但在此消息之後，5月29日，各政見的核心分子在圓明園展開會議，正式宣布成立清華附中的學生造反組織。而大家看中了張承誌的筆名，邃將其命名為“紅衛兵”。
嚴格來說，張承誌在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團體中地位並不算高。他畢竟隻是“紅五類”，遠不如那些高幹子弟，軍人子弟威風。但隨著事情愈演愈烈，全國各地都掀起紅衛兵風暴。在首都北京，紅衛兵門就已經開了殺戒。到了紅八月，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小將，宋彬彬給他戴上了袖章的那一天之後，殘酷的屠殺就宣布了開場。在北京的這場屠殺之中，高幹子弟是絕對的風流人物。而在他們身後充當背景板的，就是普通幹部子弟與紅五類出身者了。張承誌屬於這一批人，因此，他在童年時遭受的冷落與疏離感更加強烈起來，並逐漸要無法控製。
紅八月到來之時，他找到了自己的“人設”——工農子弟。渾身肌肉緊繃，穿著破舊軍裝，手提一條寬皮帶，成了紅衛兵張承誌的標準像。
1968年的四月，北京城依然紅旗飄飄。清華附中一批剛升上來的，年輕的小紅衛兵們提著糨糊，在城裏的角角落落刷上標語與口號。大家都這麽做，這沒什麽。但問題是，這些孩子實在調皮，居然在張承誌的紅衛兵辦公室門口也刷起了標語，連門楣都沒放過。他們可能以為這沒什麽大不了，但在當時遍地鮮血的北京，這不是一件好玩的事。終於，張承誌的怨氣找到了抒發處。
第二天中午，這些孩子們到食堂去吃午飯。剛剛靠近，就發現門口的台階上坐著一二十個老紅衛兵們，為首的正是張承誌。一見孩子們過來，老紅衛兵們集體起身，將他們包圍起來。孩子們心有預料，但還是幼稚的與他們大吵起來，嚷嚷著這麽做的合理之處。
隻可惜，張承誌揮手一拳，直接打在了他們臉正中央，紅衛兵一擁而上，開始圍毆這些孩子。紅衛兵就地取材，拿來諸多搪瓷飯碗，就往他們腦袋上砸，將他們打的頭破血流。就在要鬧出人命的時候，也來吃午飯的一支軍隊看到了這一幕，救下了小紅衛兵們。
這群人為首的叫仲維光，他的皮夾克被撕成兩半，門牙被打到內侵四十五度。這件事讓他記恨了張承誌一輩子，乃至很可能推動了他的思想轉變，導致其如今成為一名堅決的海外反共主義者。
1968年，毛澤東的一句“大有作為”，再一次掀起上山下鄉運動的熱潮。而在去年剛剛畢業的張承誌，當然在第一批就加入了運動，跟他的紅衛兵同僚們一起到來內蒙古烏珠穆沁插隊。此時的張承誌時年20歲。在草原上，張承誌住到了牧民家裏。一望無際的草原，半定居的生活。草原的生活苦，給這個在北京長大的孩子帶來了巨大的震撼。而在蒙古人群當中，雖然他不是蒙古人，他卻也似乎沒有了伴隨他二十年的疏離感。
張承誌遠離了人群，也遠離了北京的打打殺殺。或者說，他反而在這裏找到了“家”的感覺。在草原，因其長得凶神惡煞，性格又怪癖孤張，混了個“張匪”的綽號，位列草原上“八大土匪”之一。作為青年勞動力，各家主婦們經常把他抓差來幹家務活，搗黑米之類的。在下鄉的家庭，張承誌與蒙古老鄉阿洛華結為兄弟，這份兄弟情也維持了一輩子。這也是為什麽，當你看張承誌的散文，如《牧人筆記》的時候，看到他說“嫂子”“我家的”，你就要知道這說的是這戶蒙古人。
可以說，草原上的蒙古生活給了張承誌新的認知。他感覺出了蒙古人，以及背後整個遊牧生活的精神之寶貴。更從“外來者”逐漸轉變為草原文化的“精神皈依者”。
我說皈依，並不是情感上麵的藝術處理，而是真的皈依。盡管他的祖籍在山東，生長在北京。但你若是問他的家在哪裏，他肯定會告訴你是在草原。實際上，他的確公開聲稱他的根是在內亞。
知青生涯四年，並不是張承誌人生的終點。在1970年，各大學重新開始招生，但是是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複審相結合，也就是“工農兵大學生”。1972年，他被推薦進入北京大學曆史係，1975年由北京大學曆史係考古專業畢業，分配到中國曆史博物館從事考古工作。換句話說，他根本就沒有考試，而是由推薦上大學。
順便一提，由於在此時進入大學的很多人學業水平太差，1973年各個大學們也開始進行一些基礎的考試測試。結果“白卷英雄”張鐵生出現，這個嚐試沒能實行下去。
說回張承誌，1975年畢業後，他被分配到 中國曆史博物館考古組工作。1978年，張承誌為了發表處女作《 騎手為什麽歌唱母親》，並考入研究生，研究蒙古及內亞諸族的曆史。
可以說，張承誌的寫作生涯就是在這裏開始的。為了研究曆史與人文，張承誌自然地走進了蒙古，青海與新疆的曠野與大漠之中。在這裏，張承誌的定位是矛盾的。一方麵，他認為自己的根在這裏，自己是屬於內亞民族的孩子。而另一方麵，他又總是抱著一種敬重，崇拜而又疏離的態度去膜拜內亞各民族的文化。這不是一種簡單的皈依。
這種對某一“古老而未現代化的野性民族”的崇拜，的確也曾經風靡一時。一般來說，這些文學創作分為兩個流派：一派認為內亞民族是狂野，灑脫而桀驁不馴的，跟孱弱而嬌慣的漢人相比像是狼與羊；而另一派則認為內亞民族是溫和，團結而極其善良的，跟肮髒而銅臭的漢人相比像是天使下凡。
張承誌屬於後者。在他的筆下，無論是蒙古人，維吾爾人，哈薩克人還是回民，都如聖人降世一般純潔。蒙古人以貿易為恥，哈薩克人精明，回民虔誠……在邊疆的這幾年生活，也給張承誌帶來了不少新的見聞。譬如老牧民們是怎麽冒著生命危險去賺幾分微不足道的利潤，漢人因受不了邊疆的粗茶而難以完成“摻沙子大業”，前些年的饑荒浩劫……
張承誌與其他在這片土地上的“外來者”不同，他是回民，自然融入了回民的生活之中。準確來說是學習並融入，畢竟他從小在北京長大。隻有在這裏，張承誌才重新認識了回教與胡大。很多人評價張承誌時，總會驚訝於其從紅衛兵變為虔誠穆斯林之快。這個問題其實也曾被他的穆斯林同胞們提及。在西海固，一個毛拉問他：“我們知道的，都是受苦的，都是窮人才抓教門，而你……我們不理解！你，為什麽信呢？”
張承誌是回民，還是曆史係的。正因如此，他在西域的若幹年，深度研究了回民的曆史。不少人不了解的是，回民其實並不是新疆的本地民族。眾所周知，回民其實就是信了回教的漢人，而這就不可能是在中原之外的地方出現。回民實際上是在華北地區誕生的，在滿清同治回民起義失敗之後，大量回民被流放到了西北地區。在這個背景之下，你就能理解張承誌說的：
是你的儀禮，使他們守住了本該湮滅的民族記憶。這樣，不僅後來人和後世人可能對證，可能透過分歧裂縫，看見照亮的暗部，而且可能在漫長的流行的壓迫中，堅持一種——珍貴的價值。
這種被侮辱者和被壓迫者的記憶，是一筆無價的財富。知識分子與它的結合，會孕育具備真知的作品。當一個人，當一個兒子，堅持住了這樣的攀援，上到了蒼茫山頂，兩眼凝望著裸露開來的世界時，他會覺得——那麽久以來，一直被歪曲和醜化的你，是那麽溫柔和可親。
張承誌並不信仰普通的遜尼派或什葉派，而是一名哲合忍耶門宦教徒，也就是著名的血脖子教。血脖子教的來曆，是因為這個教派主張“殉教”，為了教義崇高而看淡個人生死。
張承誌是如何信仰哲合忍耶的，我們無從知曉。根據他與友人的交談來看，大概是他曾經到了一處哲合忍耶聚集的村落。當地的農民向他講述了教義的曆史，而這打動了張承誌。具體是什麽曆史，我們可以從其哲合忍耶著作《心靈史》中了解到，這一部分爭議頗多，還請各位自己去了解。
張承誌自述，自己重拾信仰的原因除了身份之外，更重要的是對主流敘事的反叛。“反叛是雙重的，不僅針對著強暴的體製，還針對著知識分子的群流。”在張承誌筆下，哲合忍耶以及千千萬萬穆斯林們，都是在窮窘苟活中絕望的揭竿而起，而又重複地麵臨著失敗的悲劇。伊斯蘭是窮人的宗教，崇拜底層的宗教。毫不避諱的說，張承誌對中國傳統文化或宗教文化頗為厭惡。他認為儒釋道皆是精英與宗教領袖的少數人的宗教，隻有伊斯蘭教才普羅大眾。在各地的知識分子尋找著所謂革命精神，為民請命的時候，穆斯林們，尤其是哲合忍耶的教徒們，早已讓每個人成為革命的聖戰士，血染黃土。你可能認為這是恐怖分子，但張承誌認為這是人人皆英雄。張承誌強調，伊斯蘭通過儀禮保存了那些一代代平民被鎮壓，屠殺後本該湮滅的記憶，從而讓信仰成為被壓迫者的無量財富。他說：“如此的魅力，使我無法抵抗，邁入了你的門坎，我覺得活得象人。我的肌膚都意識著生的尊嚴。我置身的，是一個信仰的中國。”
回到張承誌的人生路。理解了剛剛所說其關於哲合忍耶，關於內亞民族的熱忱與崇拜，再去理解他在海外的作為就更容易了。
1983年，張承誌遠赴日本進修，研究蒙古文化。這是挺奇特了，從蒙古到日本去進修阿爾泰學。當然，這也讓張承誌有了資本在日本高談闊論。為了賺錢糊口，張承誌到處參加演講，談論關於烏珠穆沁的種種。而正因這些演講，讓他又結識了很多日本友人——那些曾經在同樣的地方拋灑青春的關東軍。在與他們，尤其是“青海人民的好朋友”服部幸雄的接觸之後，張承誌琢磨出了日本人身上那種“左右混合”的意識形態與精神。正因如此，張承誌在日本探索起了帝國的發展道路——黑船事件原址，各類海軍造船廠，日露戰爭紀念館，八紘一宇塔，核爆紀念館……張承誌走過看過，終於是迎來了第四個身份：大亞細亞主義者張承誌。
張承誌是一名強硬的大亞洲主義者。他對白人殖民主義的痛恨，甚至部分延伸到了日本本土——你們現在怎麽就屈服於白人美利堅了呢？而對於白人在亞細亞的土地上造成的最大的災難——廣島長崎的核爆，張承誌寫下了一篇篇文章發聲控訴。
當然，他也狠清楚“當年大日本帝國的手，並非在“核”字上那麽幹淨。在帝國的某一個死角，核氣味曾相當刺鼻。”
如果說除開大亞細亞主義跟反核運動之外，張承誌在日本第三喜歡的是什麽，那一定是日本赤軍。日本赤軍，一直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話題。但你隻需要知道，張承誌支持其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流亡到巴勒斯坦後改組“阿拉伯赤軍”後，站在了穆斯林人民的一邊。為什麽他對巴勒斯坦人民情有獨鍾呢？很簡單——因為他們是教友。
我們當然不能信口開河，而要拿出真憑實據。如果說張承誌在各類文章中開口提日本，下一句話必是巴勒斯坦還不夠。當你看向張承誌對其他文明的記載——寫西班牙，大寫格拉納達跟安達盧斯；寫奧斯曼，說他是東方反抗歐洲殖民主義的橋頭堡；寫摩洛哥，全篇記述摩爾人對歐洲基督徒的抗爭；寫阿富汗，在甘肅對回民們演講塔利班對帝國主義實行襲擊是全世界穆斯林典範……
離開了日本後，張承誌回到了草原與大漠，繼續與同族們生活。也大概是這個時候，他信了哲合忍耶。在這之後，張承誌又前往日本，這次當上了客座教授。
在日本，他用日語出版幾本書，記載了他當年當紅衛兵的日子，也見縫插針向日本文化輸出哲合忍耶。為了繼續研究穆斯林文化，張承誌前往地中海沿岸，探尋著奧斯曼，摩洛哥，阿拉伯與安達盧西亞的曆史。張承誌的生活，就在此基本定格了。往後餘生，他就是個遊曆各國的穆斯林作家。
一般來說，張承誌這種人應該不會被眾人所知。轉折點在1991年，《心靈史》出版了。在這本書中，張承誌第一次將自己的哲合忍耶信仰暴露在大眾視線之中。在書中，張承誌沒有講穆斯林教義，而是強調了血脖子教的殉教理念。總結下來，裏邊大概內容就是回民被壓迫，哲合忍耶教派七代導師穆爾什德帶領眾穆斯林反抗，然後被多麽殘酷地鎮壓。
這本書問世後遭到了多方麵的質疑。簡單來說，張承誌的角度與中國官方的角度截然不同。官方認為這是種族主義與極端宗教主義叛亂，而張承誌則認為是民族與宗教解放革命。不少人批評其為恐怖主義極端教徒站台，其自己也承認這本書過於激進。
2012年，張承誌親自重置了這本書，並宣布限量發行募捐，把錢全捐給巴勒斯坦難民。而捐款的名義，是“中國的穆斯林共同體”。同時也正是這本書，讓張承誌在海外名聲大噪，尤其是東南亞的華裔穆斯林們。可以說，張承誌一時成為了中國穆斯林主義的代表。
張承誌的身份有很多，不少人驚訝於其從紅衛兵變為穆斯林的事實。然而，這並非不可理喻。我不願再說些亞伯拉罕第四教的概念了，而想提出一個新的看法：張承誌從始至終，都是一個“人民趣味”的自卑者。
人民趣味，則是說對“人民萬歲”有著強烈的情感支持。但在實際操作中，與之並沒有強硬聯係。
在張承誌眼中，毛澤東思想與哲合忍耶並沒有什麽不同，文革與聖戰也並無兩樣。抱著“人民萬歲”的思想，在混合進大亞細亞主義，一切能夠帶領人們反抗白人殖民帝國主義的，不都是好的嗎？小將揮舞著紅寶書造反，跟塔利班揮舞著古蘭經恐襲，又有什麽區別呢？在過去，張承誌揮舞著皮帶，是共產主義的紅衛兵；而到了今天，要不是自己成為了作家，倘若有機會，我想張承誌也一定打算著用步槍進行聖戰，成為哲合忍耶的綠衛兵。而做出這一切，張承誌一定都會打著“人民萬歲”的旗號。
如其對馬來西亞學者所說：“現在，隻看誰能領悟聖訓講的學習的命題。如果你把學習作為穆斯林生活的一項目的，像穆聖講的"學習從搖籃到墳墓"，真有決心……否則，恕我直言，你追求的不過是一種卑微的個人主義。”
說了這麽多，無論張承誌經曆多少，他現在的身份，是一名穆斯林作家。他的粉絲非常熱衷於將其，與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相對比。而我更想用張承誌最喜歡的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的話來結尾。“一個民族如何選擇文學，就會如何選擇前途。”
（本文轉自知乎用戶“柳下會Liuyvchie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