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開先說到潘漢年（11）
六
毛澤東去世後，潘漢年終於在一九八二年獲得平反。中共中央在平反《通知》中讚揚潘漢年“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有人認為這是正義終獲伸張，沉冤終於得雪，潘漢年已可含笑九泉；而中共的這個評價也可算是對潘的蓋棺定論了。對於這樣的認識，我是深不以為然的。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並不是說潘漢年不該平反，而是因為這種認識將一個政黨對黨員的要求和評價，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本國國民或本民族族人的要求和評價混淆了，將前者取代了後者。而這兩者是有極大區別的。因為一個政黨的利益和價值取向，與它所屬的國家或民族的利益和價值取向不一定是相同的，有時不但不相同甚至是對立的。就潘漢年個人的遭遇言，我對他受到毛澤東不公的對待寄予同情；但是，無論當初他被冤枉還是後來被平反，這都是中共黨內的事，是中共站在一黨私利的立場上作出的決定，與廣大中國人民不相幹。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潘漢年不是一個普通人，他在抗戰時期所做的事情與廣大中國人民的利益是有著非常大的關係的，因此對他的評價最終還得由中國人民從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來做，才是最合適的，也是真正能蓋棺定論的。當年，潘漢年執行毛澤東和中共的指令，勾結日本侵略軍和日本特務，勾結投靠日本軍閥的汪精衛偽政權，破壞中華民國政府領導的抗日大業，這種行為違背了中國人的立場，嚴重地損害了中國人民和國家的根本利益。這樣的人，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毫無疑問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民族叛徒和民族敗類，是一個應被永遠釘在恥辱柱上的漢奸賣國賊！所以，如果我們承認這個《通知》，承認這樣的人為“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那豈不是在公然侮辱全體中國人民的智慧、公然踐踏中國人民的尊嚴？所以那樣的評價，我們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是決不同意的！
潘漢年已經死去多年。作為一個曆史人物，後人怎樣去評價他，有不同看法本不是問題。但有一點需要我們明白的是：所有評價者的觀點，實際上也反映了評價者的世界觀、是非觀和政治立場。如果一個錯誤的觀點得到廣泛流傳並得到廣泛的認同，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那就不僅僅是評價者有問題，包括這個社會都有問題了。在評價潘漢年問題上，我以為就暴露了這個問題。以尹騏所著的《潘漢年傳》一書來說，他一方麵在書中勇敢地揭露出了潘漢年勾結日偽的一些具體的、明顯的罪行，但同時在書中又對潘表露了深切的同情。尤其是該書的封麵、封底都印了十六個大字：“一代英才，千古奇冤。劍膽琴心，輝映後人”，對潘充滿了溢美之情。這就令我要感到驚奇了，難道一個做漢奸賣國賊的還可以“輝映後人”？若如此，則尹騏先生豈不是在鼓勵所有中國人都去學潘漢年作漢奸？在這裏，我絲毫也沒有譏笑尹騏先生的意思；而且該書封麵、封底的設計有可能隻是出版者之所為。但我還是感到有點可悲。因為若將所有中國人的智力分上中下三等的話，我以為尹騏先生的智力至少可屬中等以上；然而中等以上智力的人，遇到潘漢年這樣的案例也會有如此自相矛盾的、與中國傳統道德觀、是非觀背道而馳的看法，可見問題的嚴重性。我們中國人對於曆史人物的評價，其黑白是非的標準原本就不是很清楚的，而自從出現了共產黨，共產主義在中國流行以後，這些標準就變得更加模糊起來，有些連是非黑白都被顛倒了，以致令不少人迷失了正確思辨的能力，誤入歧途或陷入矛盾而不自知。於此，又可見中共某些觀念蠱惑人心的厲害，可見中國人的思想已被中共毒害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所以，我們實在需要以潘漢年為典型，將潘漢年們義無反顧地作漢奸的思想根源深入地挖掘一下、剖析一下、批判一下，唯有這樣才能正本清源，分清正邪，以警挽人心。
我曾這樣比較潘漢年和吳開先這兩個人：他們幾乎是同時走上革命道路的，也都加入過國民黨和共產黨，然後一個選擇了三民主義拋棄了共產黨，一個選擇了共產主義拋棄了國民黨。這一選一拋之間，當然不會是無緣無故的。從他們後來都各自成為他們黨的重要幹部這一點看，除了他們都具備一定的才幹，更與他們服膺其所選擇的主義有關，並不都如瞿秋白說的那樣是“曆史的誤會”。因此之故，到了抗日戰爭他們一個英勇抗日，被日本人逮捕後麵對種種威逼利誘而寧死不肯投降；一個則無視國家和民族大義，熱心地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勾結日、偽而奔忙。在國家和民族立場上，這兩人的行為南轅北轍。而發生會這樣的差別，誰能說不是因為他們信仰的主義在起作用？
那麽，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有什麽不同呢？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一般人看來都是新潮的、“革命”的主義。所以那時候有很多熱血青年或加入了國民黨，或加入了共產黨，也有兩個黨都加入過的，如潘漢年、吳開先然。但是，這兩個主義其實是有本質的區別的。三民主義強調國家和民族的解放和自強，嚴守了中國人傳統的國家觀和民族觀，與中華傳統文化一脈相承。共產主義強調的是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和國際主義義務。所以共產主義本質上是否定傳統的國家觀和民族觀的。我以為就是這兩種不同的主義，對潘、吳造成了不同的影響，於是產生了不同的結果。當人們接受了共產主義的觀念以後，他們的世界觀就會與原來的、傳統的觀念漸行漸遠，並最終會在何為愛國、何為漢奸賣國的認識上，產生一個與傳統的、廣大中國人民不同的標準。當這種新的觀念占據了潘漢年們的大腦以後，當“黨”命令他們“為了無產階級解放事業”去做那些勾結日偽的漢奸賣國勾當時，他們就會如喝了迷魂藥一樣不再以此為恥，甚至反以為榮。同樣，當這種觀念占據了尹騏們的大腦以後，也會使他們在評判潘漢年的時候看不到潘漢年對人民的背叛而隻看見他對黨的忠誠。
共產黨人在國家和民族問題上與廣大中國人不同的那個標準是什麽呢？從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看，這個標準不是別的，就是所謂“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高於一切”的理論。為了這個階級利益，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都要靠邊站；當階級利益與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發生衝突時，可以棄國家利益、民族利益而不顧。在這方麵，被中共捧為“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列寧曾為各國共產黨做出過“光輝榜樣”；而前述毛澤東和中共叛國、賣國的種種行為，乃至潘漢年們的賣國漢奸行為，我以為也莫不由此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