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農曆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這一天，身處紫禁城深宮的隆裕皇太後，以年僅六歲的宣統皇帝溥儀的名義，頒布《退位詔書》。自此，清王朝自1644年入關以來長達268年的統治宣告終結，中國兩千年的君主專製製度也隨之落下帷幕。
這場告別帝製的政治巨變，並非一場宮廷政變，也不是一次血雨腥風的暴力革命，而是一次極為罕見的和平過渡。在辛亥革命風起雲湧、南北局勢劍拔弩張的關頭，隆裕太後頂住“宗社黨”頑固派的阻撓，毅然決然接受共和新政。袁世凱則以“清室優待條件”作為交換，承諾保留清室的生活待遇與尊號，紫禁城暫不動搖，一紙協定實現了帝共和談。
這是一場深具戰略智慧的妥協，是一次令人肅然起敬的克製。它所避免的，可能是一次長期內戰和難以估量的民族傷害。從這個角度看，這場清帝退位的“談判桌革命”，與後來諾貝爾和平獎嘉獎的諸多“和解型”曆史事件相比，並無遜色。
1973年，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與北越代表黎德壽因《巴黎和平協定》共同獲獎，這是一個冷戰背景下的敵對緩和範例。
1993年，納爾遜·曼德拉與南非總統德克勒克因終結種族隔離製度、推動和平進程而獲獎，標誌著“白人與黑人的和解”成為全球民主史的重要標誌。
1994年，以色列總理拉賓、外長佩雷斯和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因達成《奧斯陸協議》共同獲獎，盡管和平未能維係，但“從敵對走向握手”的突破本身就值得表彰。
諾貝爾和平獎往往授予那些“在衝突邊緣實現製度轉型”的行動者，而袁世凱與隆裕太後所做的，正是一場古今政體更替的和解實踐。如果這場事件不是發生在1912年，而是延後個幾十年，在“冷戰結構”與“製度過渡”高度敏感的世界語境下，他們極可能獲得國際讚譽，問鼎諾貝爾獎。
隆裕太後於1913年2月22日病逝，年僅45歲。改朝換代已經完成，但對她的敬意卻未隨之消散。袁世凱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身份下令全國下半旗三日，親自穿孝二十七天守喪。副總統黎元洪更送挽聯，稱讚她“德至功高，女中堯舜”。這不僅是對一位女性的禮遇，更是對一個在時代巨輪前選擇理性和退讓的政治人物的致敬。
是的，他們並非完人。袁世凱後期的帝製迷夢曾招致批評，隆裕太後在晚清的猶疑與保守也廣為詬病。但就1912年那場權力交接而言，他們展現出的政治理性、曆史自覺與責任擔當，正是和平獎所強調的“促成持久製度性和平”的核心價值。
反觀當今一些自詡“和平使者”的政客，熱衷於在鏡頭前製造外交戲碼，譬如朝美握手、以阿和解、俄烏會談，卻缺乏對長期和平結構的維護與建設。他們的所謂“和解”，更像是外交化妝舞會，熱鬧一時，卻難以留下製度遺產。譬如特朗普那近乎執迷的諾貝爾和平獎情結，說到底，和袁世凱、隆裕太後那種冷靜務實的和平努力，甩特朗普八條街都不多，根本就不是一個重量級的比拚。
今天和朋友推杯換盞侃大山，閑談中談及此事，秦爺不禁有些感慨：袁世凱和隆裕太後生不逢時虧大了，若是晚上個幾十年諾貝爾和平獎穩拿板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