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60）
當然，武亭等人最後還是進了朝鮮，並在朝鮮政權重建中分到了一杯羹。一九四八年二月朝鮮人民軍正式建立後，武亭被任命為朝鮮人民軍副總司令兼炮兵總司令。同年九月北朝鮮建國，武亭擔任民族保衛省副相（國防部副部長）兼炮兵總司令。金枓奉被推選為第一屆最高人民議會委員長。崔昌益任內閣財政相（財政部長）。樸一禹回國後在八月召開的朝鮮勞動黨一大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勞動黨中央幹部部部長，一九四七年二月又兼任北朝鮮人民委員會內務局長。雖然，他們的職位都不低。但是相比金日成嫡係的那些人，他們還是屬於“低就”的。
至於那些沒有進入朝鮮的義勇軍，按照中共東北局的指示編成四個支隊後，一麵繼續參與中國革命，一麵大力擴軍，特別是招收朝鮮族青年入伍。這種情況說明，中共還在等待機會要讓更多的人到朝鮮去，從而擴大中共在朝鮮的勢力。那時隨著日本投降和偽滿洲國解體，有不少原來參加日軍、滿洲國軍和警察的人失去了職業，也失去了經濟來源，他們要尋找新的“飯碗”。而林彪部隊此時正在大量招人。於是不少人、其中也包括朝鮮族人，就被吸收進了林彪部隊。一九四九年金日成欲“統一祖國”，但兵力不夠，要求中共支援，毛澤東就趁機將林彪麾下的三個朝鮮族師給了金日成。這三個朝鮮族師，其前身就是當初去不了朝鮮，由武亭主持改編的那四支朝鮮義勇軍支隊擴軍後所組成。
據韓國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金東吉《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朝鮮師回朝鮮問題新探》一文（載《曆史研究》2006年第6期P103-114），以及其他有關資料提供的情況：當時由朝鮮義勇軍改編的第一支隊，支隊長王子仁（崔仁），政委方虎山，一九四五年底與通化、柳河、清源各一個朝鮮中隊，輯安、桓仁兩個朝鮮大隊，合編為朝鮮義勇軍南滿第一支隊。一九四六年三月該支隊擴編為六個大隊，改稱李紅光支隊。一九四八年四月改編為東北人民解放軍獨立第四師。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東北解放後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六六師，下轄第四九六、四九七、四九八三個團，共一萬零三百二十人，直屬東北軍區建製。一九四九年七月去朝鮮，改稱朝鮮人民軍第六師團，方虎山任師團長。
第三支隊：支隊長金澤明，政委朱德海（吳基涉），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與哈爾濱市保安總隊朝鮮人獨立大隊合編為朝鮮義勇軍第三支隊。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改編為獨立第八團，兵力三千餘人，負責哈市衛戍任務。一九四八年四月擴大改編為東北人民解放軍獨立第十一師。十一月獨立第十一師改稱第一六四師，師長李德山，下轄四九○、四九一、四九二三個團，共一萬零八百二十一人。一九四九年七月去朝鮮，成為朝鮮人民軍第五師。
第七支隊：支隊長崔明，政委樸勳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吉林市改編為吉林保安第七支隊，後又擴編為吉南軍分區第二十四旅第七十二團。一九四八年四月，第七十二團隨第二十四旅與原朝鮮義勇軍第三支隊發展起來的獨立第八團和鬆江軍區第八團合編為獨立第十一師，然後又改稱第一六四師。因此當初的第三、第七支隊，後來都編在了第一六四師中。
第五支隊：支隊長李益星，政委樸一禹，一九四六年三月在延吉與當地新建立的四個警備團合編為延邊警備第一旅，兵力達六千餘人。在第一次解放長春的戰鬥中，該旅“朝鮮團”參加戰鬥，團長樸洛權（朝鮮人）犧牲。此後該團擴建為東滿獨立師，一九四七年編入東北人民解放軍第十縱隊。而第五支隊的另一部分後改編為延邊軍分區獨立三團和獨立六團，和吉南軍分區獨立第七十一團合編為東北人民解放軍獨立六師。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東北解放後，獨立六師編入東北人民解放軍第六縱隊，後又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三軍一五六師，參加了平津戰役和渡江戰役。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奉中央軍委命令，將該師中朝鮮籍官兵四千四百零七人抽出，由副師長全宇率領到鄭州集結，吸收四野其他一些部隊中的朝鮮族官兵，組成獨立第十五師。師長全宇、參謀長池炳學、政治部主任楊根，全師下轄四個步兵團、一個炮兵團，一萬五千八百多人。一九五〇年四月去朝鮮，成為朝鮮人民軍第十二師。由於獨立第十五師的基礎部隊是第一五六師，所有有人仍將此師稱為一五六師。
從這三個師改變擴大的過程看，其中第一六六師和一六四師基本上一直保持純由朝鮮族人組成狀態。此外，中共還建有不少團級或更低級別的朝鮮族人軍隊。中共這樣做法固然與這些軍隊更早是由朝鮮族人建立的曆史有關，但此後中共刻意保存並擴大純由朝鮮族人組成的軍隊，應與他們的某個政治目的有關。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段曆史，對日作戰結束時斯大林曾千方百計要攔堵的那些中共的朝鮮族官兵，經過三四年的兜兜轉轉，最後竟是被金日成自己要了去，而且從當時的三千多人擴大到了四萬多。推想起來當時的毛澤東心中不知有多高興，也真可算是“皇天不負有心人”了！那時候，朝鮮人民軍中的高階將領如第一軍軍長金雄（一九三三年入黃埔軍校學習，一九三七年到延安進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並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新四軍第三師第二十二團參謀長）、第二軍軍長武亭、以及那三個朝鮮族師的師長，都是中共派去的；中下層幹部中屬於原中共的人更多。所以，當時的朝鮮人民軍可說至少有一半以上實際掌握在中共手中。如果金日成當初真的一鼓作氣統一了整個朝鮮，那麽可望這批武裝力量在今後的朝鮮政局中將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當此時也，由於這批中國的軍隊，成員都是朝鮮族，又都是以“解放祖國”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的名義“回國”參戰的，因此毛澤東欲借此控製朝鮮的企圖暴露得還不算明顯。但是，由於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的幹預，戰爭起了反複，毛澤東不甘失去這“勝利果實”，下決心“抗美援朝”，不惜犧牲派更多的“誌願軍”入朝參戰。於是這場朝鮮戰爭後續的發展，終於將毛澤東的野心徹底地暴露了出來。也許我這個觀點有人會不同意，他們仍認為毛澤東將三個朝鮮族師送給金日成是出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此我在這裏再提出幾個問題供大家進一步思考：
一，林彪部隊中朝鮮族師的形成究竟是自然的，還是刻意為之？過去很多人對這個問題不甚了了。但據徐澤榮（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客座教授、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角色》一文指出，“早在解放戰爭時期，東北的朝鮮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東北部隊的比率即高達每十七人出一兵，比全東北地區的入伍率（每三十二人出一兵）高出幾乎一倍。” 中共如此刻意大量征集朝鮮族青年入伍，顯然是一項有特殊目的的行動。在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共都曾成立過一些少數民族部隊，但這些部隊一般的規模很小，而且必然地要參雜一定數量的漢族人進去，軍隊的實權也往往都控製在漢族幹部手中。像朝鮮族那樣，建立這麽多、而且規模達到師級的武裝部隊，領導人又是由朝鮮族人擔任的，是絕無僅有的。如果中共建立這些純由朝鮮族人組成的部隊是用於國內戰爭的，則根本無此必要；唯有將來要派他們以“朝鮮人的部隊去解放朝鮮”才需要這樣做。因此，中共若不是早有這樣的計劃，何以會做這樣特殊的安排？
二，毛澤東將三個朝鮮族師劃歸金日成，是徹底放手交出去，還是有所保留？這個問題目前我還查不到確切的證據說一定是有保留的。但是誰都知道，作為外國人欲統治別的國家，莫過於培養該國人作代理人最為方麵，效果最好。中共特別成立朝鮮族部隊，然後將他們全副武裝地送到朝鮮去，我認為其目的就是這樣。在前麵，我已經分析過所謂的“國際主義”實際上是沒有的；但“放長線，釣大魚”這樣的智慧，中國人卻是從來不陌生的。雖然放出去的誘餌不一定都能釣到大魚，但對於這批派去朝鮮的中國朝鮮族官兵，去了後是否仍能為我所用，我想信毛澤東他們一定是做過評估的。俗話說“千做萬做，蝕本生意不做”，如果評估下來這批去了朝鮮的官兵會杳如黃鶴一去不複返，則毛澤東絕對不會將這批軍隊交給金日成的。
從一般情況估計，這些中國的朝鮮族官兵願意去朝鮮作戰，在他們內心深處，“朝鮮是我的祖國”應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是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按中共當時的政策規定：在中國境內居住的朝鮮族人均屬於中國籍，是中國人，而且有些已經居住了幾代。他們的父母、配偶、子女，包括他們的房屋、土地、財產等也仍都留在中國，並不隨他們一起去了朝鮮。因此他們的根仍在中國，與中國仍有割不斷的關聯。或還可以這樣說：人雖去了朝鮮，卻仍有無形的線拘著他們。據金景一《四野三個朝鮮族師劃歸朝鮮後的命運》一文（刊《史學集刊》2007年第3期），當年被毛澤東送去朝鮮的三個朝鮮族師四萬多近五萬人，在戰爭中犧牲了約百分之三十，被聯合國軍俘虜了約百分之二十，還有百分之三十戰後定居朝鮮。而自停戰到一九五七年，陸續返回中國的也有萬餘人。這就說明有相當比例的人仍是心向中國的。
再有，中共一貫強調黨指揮槍，黨支部建在連隊上，黨對下屬的組織控製、思想控製都有一整套嚴密的、行之有效的辦法。那麽這些成建製的部隊到了朝鮮，原來黨的組織關係、組織活動是否都停止了、切斷了，還是暗中仍保有某種聯係？這方麵的史料因至今闕如無法證實，但我們不能想當然地以為這個問題根本不存在。曆史的“殷鑒”不遠：抗戰初期紅軍編入國民政府，中共明的高喊“接受蔣委員長領導”，暗中“堅持黨的領導”，告誡紅軍各部隊不接受國民政府軍委會的指揮，而要服從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因此這支剛改編的“八路軍”在參與打了平型關一戰後，就以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為名，躲到敵後交通不便，日本兵輕易到不了的地方去“開辟根據地”，發展黨組織、和擴大一黨所有的軍隊去了。在與國民黨的鬥爭中，中共派遣的“地下工作者”無孔不入，尤其是收買國民黨政要的子女、親屬為他們竊取情報，令國民黨幾無機密可言，許多要害部門甚至軍隊也被中共掌握，其所訓練安插在敵方的間諜可以多年不動聲色不暴露，這些人在中共對國民黨的權力鬥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朝鮮雖非敵國，但中共若有控製朝鮮之心，那麽中共在送給金日成的軍隊中是否也搞了這一套，就很難說了。即使這些問題都不存在，無論如何當這支數萬人的軍隊進入朝鮮，中共的影響力也隨之進入了朝鮮，則是絕對沒有疑問的。所以，中共通過此舉實際是將蘇共對中共的封鎖撬開了一道裂縫，將一匹可能的“特洛伊木馬”送進了朝鮮。
退一步說，即使中朝關係不可用國共關係來比喻，那麽至少可以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共送大批留學生出國一事做比較吧！那時中國經過數十年的鎖國，開始打開國門放人出國留學、探親、定居。有人怕這些留學生出去後不再回來，鄧小平就對這些人說：“你們不要怕跑，就是跑了十分之一，還有十分之九。如果派一萬人，跑了一千，回來的還有九千人。”後來的實際情況是派出去一萬人，回來的隻有一千、二千。但就是這一千、二千，也對中共後來發展科技、經濟乃至軍事，各方麵都發揮了很大作用。至於那些不回去的人，中共也沒有忘記他們，隻要有所成就，中共仍是千方百計拉攏，利用他們的“愛國心”，幫中共盜竊美國的科技、經濟、軍事情報。那個有名的“千人計劃”，就是中共推行此項政策最典型的代表。對此，我們千萬不要小看了中共，認為他們“土”。其實依我看，它們是中國曆來的政黨中對人性研究最透徹的。其統戰策略和技巧就是建立在這種研究之上的。就算你學富五車，讀到博士，當了教授，一旦成了中共的“統戰“對象，很少不入其彀的。
總之，事情就如俗語說的那樣：有播種，就會有收獲。而隻要有收獲，那麽中共的目的多少就達到了。毛澤東不惜工本將三個全副武裝的師送給金日成，也是期望著將來有大收獲的。
三，美軍仁川登陸後，北朝鮮軍一敗塗地，聯軍打倒鴨綠江邊。當時斯大林要金日成撤到中國東北組織流亡政府，意思是將北朝鮮放棄了。但毛澤東不願放棄，堅持要誌願軍出兵。一九五〇年十月五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此時朝鮮北方極為危險，如果再拖延不出兵 ，等到整個北朝鮮都被占去，中國再以援助朝鮮之名出兵連理由都很難站住。如果搶在朝鮮北方尚保有一塊地方之時出國作戰，即使打不過退回來，卻已把援朝的旗幟亮出去，還可以再繼續出國作戰。”（見徐焰：《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怎樣解讀毛澤東此話的意思呢？這裏我想借用香港人熟悉的一句話來作解釋，不知是否恰當。這話就是“有賭未算輸”。即兩人在賭桌上對賭，一方雖輸了很多，但隻要他不退出賭桌堅持賭下去，哪怕錢輸光了借高利貸來賭，贏的一方就隻能陪著賭下去，不能說不賭了就一走了之。而隻要繼續賭下去，輸的一方就有翻本的機會。毛澤東說這樣的話，我看也就是這樣的想法，這樣的心態。在這個機會稍縱即逝的關鍵時刻，毛澤東不能再隻高唱“國際主義”高調，而是必須對政治局委員們說心裏話了。“搶在朝鮮北方尚保有一塊地方之時出國作戰，即使打不過退回來，卻已把援朝的旗幟亮出去，還可以再繼續出國作戰。”這是他的心裏話。而就是這句話，可看出毛澤東對這次朝鮮戰爭提供的機會是如何重視！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肯放棄這個插手朝鮮的機會的。如果放棄了，以前所有的謀劃、所有的投資，豈不都要泡湯？所以，那些至今仍相信毛澤東“抗美援朝”是為了“國際主義”的人，其實是何等的幼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