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匯集了50年代刊登在《紐約客》上最優秀的各類文章合集——最優秀怎麽評的，我也不知道。估計是文筆+名氣+五十年代熱點話題。書目錄裏竟有一篇叫《老男孩》的文章，寫的是常凱申（蔣介石）和他的老伴宋美齡，以及掐了一輩子的老夥伴們閻錫山、白崇禧等退台後的生活。
第一遍讀，文裏很多生詞，為了鼓勵自己看完，我邊看邊翻譯，有些話死活不明白，查了字典還是不明白，就跳過去了——那年，我的助理GPT還沒有上崗。
閑言少述，上正文：
在擁擠的福爾摩沙島上（台灣的舊稱Formosa，葡萄牙語“美麗”的意思）——或像它在東方的叫法“台灣”，蔣介石有一個緊密團結在他周圍的小集團，這在現代流亡政府中是很少見的。
這並不是說中國國民黨為離開大陸而感到開心，而是說，國民政府在過去的二十幾年裏好幾次被迫遷都，他們早都已經習慣了，並知道怎樣調整自己去適應新環境。最重要的一點是，蔣忠誠的追隨者們從他們過去的經驗裏學到蔣也一定會回饋他們的忠誠。這種對彼此的忠誠卻阻礙了台灣的戰爭效力，現在的首都台北到處充斥著已經無法再貢獻多大價值的黨國元老們。島上的美國顧問，尤其是那些新來的，對這個情勢特別關注，也感到遺憾，連一些元老們自己也這麽想。
“你為自己是一個將軍感到驕傲嗎？” 我問一個參加過國共戰爭，並跟隨國民政府跑來台灣的一個退伍老將軍，他正在給我看他的一本影集，其中有一張他年輕時代英氣勃發的戎裝照，背景是保定軍官學院。
“我曾很驕傲，”他悶悶不樂地點點頭，“但現在我更驕傲我不再是一個將軍了。因為這個小島上現在到處都是將軍。”
這個政府正在逐漸年輕化，因為元老們正被年輕官員們替代，然而這種轉變是巧妙地進行的，既沒有打得頭破血流，也保護了元老們的自尊心——這些老前輩們依然被以禮相待。蔣介石自己也從未在任何公開場合表達過他對老家夥們感到礙眼，他從來都不會對長者不敬。毫無疑問，比起和那些活潑的年輕一代們，已經六十七歲高齡的他和他的這些老夥伴們相處起來反而更加輕鬆。這些退休將軍並沒有讓他感覺多餘，相反，正因為有他們，台灣才更有家的感覺。哪怕是那些曾經和他對著幹的軍閥們，也成了他在這個陌生小島上的安心可靠的陪伴。
老前輩們並非都是49年十二月和委員長同一批逃離大陸的人，他們有的比他先到台灣，有的後來，每個人都有一段痛苦的逃亡史。他們中大多數人並沒有立刻退休，朝鮮戰爭爆發時，他們仍在很大程度上掌握著指揮權。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國民黨人都放棄了勝利的希望，但是美國政府又對他們重新有了興趣，派了一些顧問來，更多的年輕人在精簡過後的政府中挑起大梁。
被取代的元老們都住在離他們的領袖很近的地方。他們有的住在城市周邊的平房裏，有的住在山峰連綿的草山上，離領袖常常活動的地區隻有12到13英裏。他們每天的生活就是聊聊天，看看報紙，還有為他們日思夜想的勝利光複大陸的那一天製定攻略。
一開始，對這些習慣於忙碌的曾經的要人們來說，日子太閑太長太難熬了，但現在他們發展了不少可以消磨時光的興趣愛好。
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照料花園，另一些人開始寫自傳和宣傳小冊子，還有一些人找了新老婆。賭博是不受歡迎的，因為委員長認為這會給人民樹立壞榜樣，所以雖然有人玩麻將，但也隻是偷偷摸摸地玩。
蔣還不定期地在他的官邸裏為這些老將軍們，老軍閥們和他的另一些老朋友們舉行會議，每當他們離開自己的巢穴來參加這樣的會議時，官邸的路邊一英裏開外都停滿了各式各樣的吉普車，凱迪拉克和出租車。
像美國人一樣，中國人很少用正式稱謂稱呼他們的要人。
在用英語交流的時候，國民政府的官員們有時稱呼委員長為Gimo，他們這都是從已作古的澳洲人端納那兒學的，端納從1934年起就是蔣氏夫婦的外籍私人顧問。現如今，他們更喜歡親切地稱呼他為“老頭子”。
（張鐵鍋文外注釋：在近現代的西方世界，有兩個最為人熟知的Generalissimo，一個是蔣介石，另一個就是1939年到1975年統治西班牙的獨裁者弗朗哥。這個詞的字麵意思是“大元帥”，但放在蔣介石身上，實際上指的是“委員長”。這裏的Gimo是端納將Generalissimo簡化後給蔣的昵稱）
多數從大陸來到台灣的中國人都是蔣熱心的擁躉；否則他們不會追隨他來到這裏。老頭子總是有他精心挑選出的老夥伴們圍繞在四周。即便如此，他偶爾還是會和他們意見相左。在他動蕩的大半生中，每當他想暫別政壇或想進行某種抗議，他就跑去山裏隱居起來。他是在浙江的山林中出生的，所以當他的政治事業受阻的時候，他就選擇短暫回歸山林。幸好台灣是個多山的地方，方便他以他的方式修身養性。台灣中部的ta chi （不知道啥地方，你知道嗎？）就有這樣一個隱秘的所在，日據時代，一個日本王子也在此小住和隱居過，蔣介石也偶爾造訪這裏。這是他僅有的可以獨處的樂土。
冬季的那幾個月，老頭子住在台北市郊的士林鎮的一座西式大宅中，這座七年新的大宅是當時是為了中央政府在日本投降後派駐台灣的新總督而建造的。大宅隱匿於一個緊挨主幹道的公園的後麵，車道入口處安置了警衛，此外，還有一個可供委員長晚間散步的小型私人花園。
夏季最熱的時候，蔣家人就搬去草山（後被蔣介石改為“陽明山”）上避暑，蔣在那裏有一幢大隱於市的行館，像那些老將軍和老軍閥們一樣隱居山間。這座行館緊挨著一座險峻的山峰，曾經是日本人的一個製糖株式會社讓他們的領導小憩的日式招待所，他們既可以坐在榻榻米上，也可以沐浴在取自山間的硫磺溫泉水中，同時將一望無際的平原盡收眼底。委員長在這裏適得其所。
然而不論是在士林官邸，還是草山行館，蔣都保留了他數十年如一日的生活習慣：五點半起床禱告，做早操，然後吃一頓簡單的早餐。七點半準時離家去辦公室上班，他的辦公室和其他的政府辦公室一起設在台北的介壽館內。他在這裏和美國顧問們磋商，和他的二把手陳誠以及一些政府其他部門的頭頭腦腦們議政，並了解關乎他切身利益的最新時事。他的整個上午都撲在工作上，直到下午一點才返回官邸，然後這一天剩下的時間他都會呆在家裏，如果工作上實在有需要，他也會和部長們顧問們在電話上解決。他的心腹們說這些電話近來很是頻繁。
“他不再像以前那樣樂意聽取別人的意見，但他還是常常會詢問別人的看法。”他的一個心腹告訴我。老頭子還是那麽固執。他腦子裏一旦有了主意，誰都改變不了，而且現在他的這些主意比以前更加任性。
當然，蔣所有的主意都有一個簡單明了的終點——光複大陸。49年五月的時候，當上海落入共軍手中，據說蔣和他的一些友人說：“我發誓，如果四個月內我不能收複上海，我一定自殺。” 然而，這樣的誓言僅僅是中國的一個慣例，根本沒人會跟他較真或等他兌現。
但是在當時那種情形下，他可能真的是這麽想的。現在他一定為不能兌現四年前的諾言而感到深深的羞恥。但因為他一直這麽堅忍克己，不畏艱難，他的很多擁躉依然選擇和他共進退。
“他真的很棒，”一個政界的新人說，“一個脆弱的男人可能早就自殺了，但他從沒有放棄希望，這是一件特別棒的事情。”
委員長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他不會沉溺於快速成功反攻大陸的美夢中。他跟美國人說，如果他能夠重新登錄幾百英裏以外的大陸，建立一個灘頭陣地，和共軍打上三四個月甚至半年，他堅信勝利的潮水一定會回到他這一邊，許多民眾會心甘情願地冒著生命危險和他共進退。
蔣做的每一件事都充滿了戲劇性。
盡管他的生活簡單，行事也不像某些歐洲領導人那樣帶有點自戀式的誇張作派，然而和他相關的事情總難免有些戲劇化。
他身邊的隨從和警衛的人數逐年增多，倒並不是因為他時刻處在被暗殺的危險中，而是因為，這些從大陸時期就一直跟著他的老人們把自家子侄也領了進來。
蔣每次出行，總會出動一個車隊的黑色凱迪拉克加長轎車。所到之處，每隔幾百碼就有一些提前候在那裏的便衣警衛，這些人事先已經獲知他的車隊經過的具體時間，等他的車隊通過後，便衣們也會銷聲匿跡。
去年夏天，從草山到台北市之間的道路兩旁的灌木叢都被清理了不少，而且因為路邊的植被都被頻繁地焚燒過，所以再長回來也不大可能。
（文外注釋：連接前文，蔣每年夏天都會去草山，也就是陽明山消暑。除去灌木叢，有可能是為了拓寬道路，方便蔣的車隊通過。還有可能是為了安全考慮，這樣沒有刺客可以躲在灌木叢裏行凶。也有可能二者都有。）
警衛，便衣，黑色的凱迪拉克和禦用司機都是世林鎮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最常見的景象。然而，到了偏僻的草山高處，但凡蔣家人來，就會掀起不小的動靜。去台北的主幹道一直通往山頂，而蔣的行館在離山頂不遠的一條岔道上。那些凱迪拉克都停在離交叉路口不遠的一個長長的大棚車庫裏，由專人照看。附近還有幾戶人家，其中一戶是美國大使的家。
在涼爽的早晨，當蔣家人在行館裏的時候，附近人家的傭人們便來大棚車庫找蔣家的下人們串門閑聊。周圍除了一個碉堡比較突兀以外，到處都透著鄉村的野趣，綠意盎然，花園的牆上還築起了花籬。蔣夫人的可卡犬布萊吉躺在路中央小憩，傭人們赤膊的嬰兒正在蹣跚學步。直到碉堡裏突然響起鈴聲（連接後文，這個鈴聲應該是通知扈從各就各位，因為蔣要出行了）——
有時一次，有時兩次，有時三次——這些帶有信號意味的鈴聲都是定期變化的。
下人們聽到鈴聲後，馬上停止休閑的家庭時光，各自行動起來。
司機們快速奔向他們各自的汽車，警衛嚴陣以待，凱迪拉克快速被開往岔路口。
鈴聲再次響起——七點半整了。
車隊在主幹道集中，然後快速駛向台北，護送老頭子去辦公室。
要到車隊絕塵而去後，警衛們才又鬆弛下來，下人們又帶著自己的孩子出來了。但這一切都沒結束，委員長下午從辦公室回來的時候，他們還得進行這麽一遭，然後一切歸於平靜，直到晚上六點半，鈴聲又會響起。
這次可並不是因為委員長要出行。警衛們又出來了, 一隊步行的人們浩浩蕩蕩朝山上行進。布萊吉喘著粗氣，得意洋洋地跑在隊伍的最前方。尾隨其後的是步履矯健的委員長，他穿著一身長袍，戴著一頂遮陽帽。某些星期天，蔣夫人也會加入委員長，身材窈窕的她總是穿著修身的旗袍，打著一把遮陽傘，雖然太陽早就落山了。
幾個警衛隨侍其後。
委員長總是會拐到山頂的公路，朝一個小型的公立公園行進。
一輛凱迪拉克跟隨著隊伍緩慢前行，並和他們保持著適當的距離。等他走得足夠遠了，他和一起散步的家人們就爬進車裏，下山回家。
蔣開始有些蒼老了，六十七歲對中國人來說也確實是一個很老的年紀了。他倒並不駝背或行動遲緩，但頭發花白。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消瘦，但他的醫生覺得他非常健康，而且說他會很長壽，因為他生活習慣良好，從不抽煙，也不暴飲暴食。
然而，他的生活裏還是有了一個小小的變化——
委員長現在比以前更喜歡笑了。
一個近期造訪他的記者如此評論：“蔣的笑容看起來很冷酷——又冷又殘酷。”
可是一個跟蔣熟識的美國官員卻駁斥：“這完全是胡說！他的笑之所以看起來冷酷是因為他的假牙不密合，僅此而已。你要是也戴那副假牙，你笑起來也會那樣。”
蔣的業餘生活非常簡單。每個星期天，他都要在家做禮拜。委員長和他的夫人都是忠誠的衛理公會派教徒。這一天，他的前妻生的大兒子蔣經國，也會攜妻挈子來參加。老頭子很享受含飴弄孫的家庭時光，和家人在一起，他沒有那麽多的規矩。
當然，這並不代表他會放棄他自律多年的七個生活習慣，可是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很驚訝他的變化。他的一位煙癮很大的老朋友告訴我：“他從不介意我們當他的麵吸煙。不但如此，每次造訪，他府上的仆從們都會把香煙和煙灰缸放在我們的手邊，然而有意思的是，從來沒有人動過這些煙。老頭子比以前自在了許多，比如說他以前隻喝熱白開水，但我注意到，他現在也在白開水裏加幾片茶葉。”
老人常凱申（下）
常凱申牽著宋美齡的侄子宋仲虎（下）
蔣宋夫婦非常疼愛宋仲虎，宋仲虎經常從美國去台灣過暑假。
小時候，宋仲虎和別人談論summer vacation，浙江姨父常凱申問他：“你為啥子不開心？”
宋仲虎：“我沒有不開心啊。”
常凱申：“那你們在說啥子‘啥麽勿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