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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屆
一代人的光陰故事、苦難輝煌與現實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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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號
易桂鳴，16歲下鄉插隊，1977年考入複旦大學中文係，曾編輯刊物10年，自費留美獲碩士學位，現為資深審計，居美東。
阿德勒，全名所羅門·阿德勒（他的名字有三個譯法：“阿德勒”、“愛德樂”或“艾德樂”，本文從“阿德勒” ）。在近代中國最著名的23個旅華美國人中，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阿德勒名列第一。但是，這位博學多才、學貫中西的美國人，卻一直鮮為人知。他除了是四卷本《毛澤東選集》的英文翻譯家，還曾被指控是一名前蘇聯間諜。
阿德勒與中國的緣分，始於1941年。他當時任職於美國聯邦政府財政部貨幣研究與統計局。阿德勒 1909 年 8 月 6 日出生於英國利茲的一個猶太人家庭，是十個孩子中的老五。在牛津大學和倫敦大學學院學習經濟學。1935 年，他移居美國從事研究，次年即受聘於美國聯邦公共事業振業署的研究項目，隨後又轉到財政部。
英國出生的阿德勒1940年歸化成為美國公民。1941年，他被任命為美國財政部駐華特派員（實際上就是二戰期間美國財政部駐華首席情報人員）。無巧不成書，在重慶期間，阿德勒遇上一位“老朋友”：中共地下黨員冀朝鼎。他還與冀朝鼎住在同一間公寓。冀朝鼎1930年代在美國留學期間，參加美國共產黨組織的活動，結識阿德勒和柯弗蘭。冀朝鼎還經倆人的介紹，認識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總經理陳光甫。
陳光甫是一個深得美國財政部部長亨利·摩根索器重中國銀行家。陳光甫被民國政府征召，派往華盛頓與美國財政部接洽、談判，以獲得美國急需的貸款和援助，以協助中國抗戰。為配合這些努力，中華民國政府在紐約成立了一個“環球貿易公司”，協助政府從美國采購戰爭物資。陳光甫是老板。冀朝鼎於1940年受邀加入該公司，先是擔任秘書，後來擔任行政副總裁，直到他19 41年返回中國。
冀朝鼎的名字在戰時首都重慶鮮為人知。但是，他以其智慧和才學，很快便成為國民政府財政圈內的重要人物。回國不久，他就被任命為“美英中貨幣穩定委員會”候補委員兼秘書長，負責管理美國財政部和英國政府提供給中國的貸款。冀朝鼎留學美國期間與美國共產黨的交往，為陳立夫所知。被問及此事時，冀朝鼎將自己過去的經曆，歸咎於年輕時的草率和好奇。因為他與孔祥熙有密切的私人關係（孔祥熙與冀朝鼎父親，均為山西名門望族且屬於世交、冀朝鼎稱孔祥熙為“叔叔” ），蔣介石仍信任並重用冀朝鼎。他成為孔祥熙主持的國民政府財政部的要員。
阿德勒作為“中美平準基金委員會”美方代表、美國駐華大使館財政專員。冀朝鼎其時則兼任財政部國民政府外匯管理委員會秘書長。二人為了同一使命，萬裏之外意外重逢，不亦樂乎？！1942年底，阿德勒前往新疆考察西北國際大通道，冀朝鼎親赴陪同。兩人向西旅行，一直到了阿拉木圖。正值此間，新疆軍閥強人盛世才開始轉向反共親蔣，羈押了在新疆的共產黨人毛澤民、陳潭秋。阿德勒和冀朝鼎見證了這起突發事變。冀朝鼎及時把新疆發生的情況，轉告給中共領導人周恩來。
阿德勒與冀朝鼎私交甚篤，引起陳光甫、中國銀行董事長貝祖詒等人的妒忌。他們指責阿德勒、冀朝鼎二人在平準基金會內組織“親孔（祥熙）”小集團。這個指責，似乎也非無緣無故。因為這個是外人可見的事情：阿德勒與冀朝鼎二人，每周與孔祥熙夫人宋靄齡打橋牌。宋靄齡對英語流利、見解不凡的冀朝鼎十分賞識。即使外界嘖有煩言，國民政府內沒有人敢對二人搞小動作。
冀朝鼎與妻子、兩個兒子1940年在美國的“全家福”
阿德勒在重慶的重要工作，涉及幫助國民黨政府控製二戰期間未被占領的中國地區出現的通貨膨脹。1943年至1945年間，中國非日本占領區的通貨膨脹率，每年超過1,000%。為了穩定金融市場，強化國民政府抗日的能力，美國國務院考慮以5億美元的黃金貸款計劃，支援中華民國政府控製通貨膨脹。但是，阿德勒在寫給財政部部長亨利·摩根索二世的報告中表示，沒有證據表明，向中國出售黃金是一項有效的抑製通貨膨脹的手段，而且不太可能被證明是一種非常有效的辦法。他強烈反對5億美元的黃金貸款計劃。
阿德勒的報告，改變了財長摩根索二世原來的想法。美國5億美元的黃金貸款計劃被擱置。由於美國人撒手不管，國統區通貨膨脹失控，削弱了國民政府的實力。阿德勒的好友冀朝鼎，後來又使出囊中妙計，建議國民黨政府實行貨幣改革、發行金圓券，結果誘發了更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導致民國經濟的崩潰……
1947年3月21日，杜魯門總統頒布第9835號行政命令，要求對所有美國聯邦公務員進行“忠誠度”審查。該命令規定，確定不忠誠的依據之一是，被司法部長認定為“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或顛覆性”組織的成員、從屬關係或同情關係，或主張或批準武力剝奪他人的憲法權利，或尋求“以違憲手段改變美國政府形式”。
阿德勒於1947年被召回華盛頓，繼續在財政部任職。但是，他發現在華盛頓和平的日子開始不得安寧。特別是到了1949年前後，隨著中國大陸政權易幟，國會山兩黨議員紛紛責問“誰丟失了中國？”！阿德勒與一批涉及對華關係的大小現任政府官員，無一幸免成為眾矢之的。
美國聯邦調查局在2023年8月31日公布的阿德勒檔案一頁
美國聯邦調查局在2023年8月31日公布了一份解密檔案，披露始於1947年的“聯邦政府雇員忠誠度調查”詳情。關於阿德勒個人的部分，共有250頁（部分內容重複，被刪去25頁）。現在公開的信息，似乎進一步證實了過去七十多年來有關阿德勒政治態度的各種公開的“傳聞”。
這份聯調局檔案顯示，阿德勒出生於英格蘭利茲鎮，畢業於牛津大學。他在1934年，他作為訪問學者來到美國，先後任教於芝加哥某學院，後來改任財政部貨幣研究所。1940年9月3日，阿德勒歸化成為美國公民。次年，他被任命為美國財政部駐華特派員，駐地為中國抗戰陪都重慶。
根據一名聯調局線人、前美共黨員舉報，阿德勒早在1936年就與美國共產黨員有聯係。他與華盛頓的一個名叫“韋爾集團”的組織有來往。“韋爾集團”，是美國共產黨在20世紀30年代，在首都華盛頓市的美國政府內秘密成立的組織。最初由哈羅德·韋爾 (Harold Ware，1889-1935) 發起組織。韋爾是一名美國共產黨官員，在華盛頓特區為聯邦政府工作。1935年8月13日韋爾意外去世，惠特克·錢伯斯 (Whittaker Chambers，1901-1961) 接手。
韋爾集團的成員，最初由農業調整管理局 (AAA) 雇用的年輕律師和經濟學家組成。據介紹，韋爾集團的成員，正在接受“管理一個國家這一複雜事務的培訓，當美國選擇社會主義時，這個國家將供不應求”，並且“在共產主義政權下，他們將有望登上權力的頂峰”。1935年8月13日，韋爾在賓夕法尼亞州哈裏斯堡附近因車禍受傷而去世。錢伯斯接手負責韋爾集團。錢伯斯聲稱，該組織的成員，加入了他領導下的其他“機構”。錢伯斯於1938 年脫離蘇聯地下組織後，該組織就此解散。一些成員似乎加入了其它組織，成員之一的伊麗莎白·本特利證實了這一點。
就是這位伊麗莎白·本特利，她指認阿德勒自1942年起成為一名美國共產黨成員。像當時許多正直、激進的知識分子一樣，阿德勒同情蘇聯，是一名交會員費的美國共產黨黨員。從1940年開始，阿德勒即與紐約、華盛頓的蘇聯間諜人員有聯係。
1947年12月19日，聯調局特工瓊斯與桑德，為了另外一起案子，約見阿德勒會談。阿德勒告訴聯調局調查員，他不是共產黨員，從未加入過該組織。阿德勒稱，他既不認識任何共產黨人，也從未向共產黨或任何可能被解讀為受該黨控製的組織捐過款。在調查中，阿德勒卻主動表示，他認識華盛頓的威特。威特是紐約市華盛頓民主行動委員會執委會成員、美國共產黨黨員。威特曾在華盛頓參加一個會議，討論如何為紐約共產黨人競選國會席位籌集資金。
原駐中華民國大使、華盛頓進出口銀行總經理克倫斯·高思在接受聯調局調查時回憶說，阿德勒從1941年起，是財政部派駐中國的代表。高思不視阿德勒為親密的同事，兩人隻有公務關係，偶爾會有社交往來。高思說，在中國時，他很尊重阿德勒。他沒有注意到任何令人懷疑阿德勒對美國忠誠的事情。他認為，阿德勒沒有幹過什麽對不起美國的事。
但是，聯調局調查人員從五角大樓美國陸軍參謀部戰略計劃處少校保羅·萊因巴格爾那裏聽到許多關於阿德勒的負麵評價。1944年，萊因巴格爾擔任中、緬、印戰區助理軍官，在重慶與阿德勒有密切來往。他們同住在一個地方。兩人在多個場合、包括在餐桌上有許多交談。萊因巴格爾從這些交談中得出印象，阿德勒是左派人士。萊因巴格爾的意思是，阿德勒言論稱，“蘇聯是一個經濟民主國家，而中國共產黨人是被蔣介石獨裁統治逼上造反道路的農民。阿德勒反對國民黨政府，並表明支持中國共產黨人。”
萊因巴格爾說，在兩人晚餐上的談話中，阿德勒對國民黨政府持負麵看法，對延安共產黨人持支持態度。萊因巴格爾少校解釋說，美國駐中國重慶大使館的人，似乎都對蔣介石政府不滿。阿德勒在重慶的另一美國同事，是約翰·謝偉思。兩人也同住在一幢宿舍。謝偉思被召回美國後，因為“美亞間諜案”被捕。
萊因巴格爾少校不認為阿德勒是共產黨員。他認為，阿德勒隻是一名知識分子。他對自己親蘇的觀點比較自律，所以他在目前的職位上不會構成安全風險。然而，萊因巴格爾少校認為，如果阿德勒在政府中擔任決策職位，他肯定會有安全風險。萊因巴格爾在華期間，負責諜報工作；他與國民黨、經濟學家團隊都有接觸——後者會向他提供誰會是不安全因素的個人信息。但是，這些人從來沒有向他舉報阿德勒。
萊因巴格爾少校直言不諱地說，他對那些與共產黨人有關係的人極不信任，因為他本人極端反共。可能會有人認為他對阿德勒的評價有點偏激。他承認，關於阿德勒的忠誠度的評估，他提供的評估最尖銳。
對阿德勒傷害性最大的信息，來自美國國家安全局。1943年，國安局的前身“軍情局”，成立了一個專司處理蘇聯密碼信息，名叫“維諾那計劃”的特別單位。1945年，蘇聯內務部從美國共產黨招募的女間諜伊麗莎白·本特利，向聯邦調查局自首，披露她為蘇聯充當間諜的秘密。本特利女士的供詞，指認阿德勒是一個名叫”西爾弗馬斯特集團”的成員。這個以西爾弗馬斯特其人為中心的間諜集團，是美國當時最重要的蘇聯間諜組織。
西爾弗馬斯特是一名任職於美國戰時生產委員會的經濟學家。聯調局有一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西爾弗馬斯特檔案”。該檔案記錄了聯調局從 1930 年代至1940 年代，對蘇聯滲透美國聯邦政府間諜活動的調查。在《維諾那解密》檔案中，西爾弗馬斯特被確認為一名蘇聯特工，代號“保羅”。
西爾弗馬斯特的工作，業務上與聯邦安置管理局合作，後來又與戰時經濟委員會關係。盡管他無法獲得太多敏感的政府信息，但是，他認識政府中幾位美國共產黨員和共產黨同情者，這些人都有能力並願意向他傳遞信息。獲得高價值的情報後，他會通過本特利女士，將信息傳送到莫斯科。而蘇聯和美國是二戰盟友，西爾弗馬斯特為蘇聯收集的大部分信息，都與對抗納粹德國的戰爭有關。蘇聯承擔著歐洲東部地麵戰爭的重任，自然對美國情報很有興趣。這些情報包括對德國軍事實力的秘密估計、美國軍火生產的數據，以及盟軍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的時間表等情報。
西爾弗馬斯特廣泛網絡的聯係人中，既有堅定的斯大林主義者，也有知識分子中“浪漫理想主義者”。他們“希望幫助勇敢的俄羅斯人打敗納粹戰爭機器”。這些人包括阿德勒、柯弗蘭。在財政部任職的阿德勒，每周都會利用職務之便，向華盛頓的美國共產黨人提供一份報告。背叛自首的華盛頓特區前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成員阿納托利·戈爾斯基撰寫的一份備忘錄披露，阿德勒的名字出現在“維諾那計劃”解密文件，他的代號叫做 “薩克斯”。
國安局“維諾那計劃”截獲大量蘇聯電訊電報，其中有61封涉及西爾弗馬斯特集團間諜網活動，占總數（約6,000封電報）的1%，占翻譯/部分翻譯的“維諾那計劃”截獲的2,000封電報的3%。
阿德勒與美國共產黨的密切關係暴露後，人們對他戰時在中國強烈反對一項5億美元的黃金貸款計劃的做法提出疑問。質疑者認為，艾德勒與財政部助理部長哈裏·懷特、財政部貨幣研究部主任柯弗蘭一起，通過阻撓穩定貸款，故意助長中國非日本占領區的通貨膨脹，事實上幫助了中國共產黨推翻蔣介石政權……
美國財政部人事檔案裏，有一份阿德勒填寫於1944年9月22日的聯邦就業申請表，上麵提到介紹人：“柯弗蘭”。聯邦調查局兩名探員，在1946年10月4日觀察到阿德勒進入柯弗蘭在DC的家裏，待了好幾個小時。阿德勒與柯弗蘭兩人是什麽關係？聯調局人員為此在1947年12月19日造訪了阿德勒。阿德勒告訴聯調局人員，因為工作的原因，他認識柯弗蘭。柯弗蘭是他在財政部的主管之一。
麵對指控和輿論壓力，阿德勒在1948年4月20日，與財政部司法助理顧問、“忠誠委員會”律師史平根，還有另一名財政部忠誠委員會成員休尼見了麵，正式接受財政部關於他對美國的忠誠程度的調查麵談。阿德勒宣了誓，並在調查采訪筆錄報告上畫押簽字。
麥卡錫參議員在美國地圖前向國會議員講述美國共產黨的影響
除了財政部的調查，來自國會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一個名叫麥卡錫的國會參議員，在1950年2月一次演講中宣布：“我手裏有一份 205人的名單，名單上的人都是共產黨員，國務卿都知道他們現在還在國務院工作，參與製定政策。” 麥卡錫這個演講，使原來默默無名的他，一下子成為媒體關注焦點，他一夜之間成為當時美國最受認可的議員。“麥卡錫主義”一詞，於同年3月底首次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出現。
參議員麥卡錫的介入，給阿德勒陡添許多壓力。他自覺已經無法繼續在財政部工作。於是，他自願選擇辭掉財政部的工作。辭職後，阿德勒先為哈佛大學短暫工作了一段時間。最終，阿德勒在同年回到英國，把華盛頓的政治喧囂拋諸腦後。古老的劍橋大學歡迎阿德勒的到來，聘他為經濟研究員……
1951年秋天，劍橋大學來了一位特殊客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位應邀去外國講學的中國學者冀朝鼎。冀朝鼎當時是中國駐聯合國社會與經濟理事會(U.N. 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首席代表。劍橋大學的李約瑟邀請冀朝鼎講學。
阿德勒與冀朝鼎劍橋再次擁抱、握手，不難想象兩人重逢的喜悅。對於發生在中國的變化，阿德勒充滿好奇和向往。冀朝鼎到訪，給他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窗口。冀朝鼎向英國學術與政經各界人士介紹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全新景象。阿德勒仔細聆聽冀朝鼎的報告, 內心感歎良多。這一切難道不是一個知識分子夢想成真？！
冀朝鼎向阿德勒發出相見北京的邀約。但是，鑒於多種原因，阿德勒未能應邀成行。他告訴冀朝鼎，待時機成熟時，他一定重訪中國。冀朝鼎來訪，無疑讓阿德勒與冀朝鼎保持著聯係，還為阿德勒日後的中國之旅埋下伏筆……
時至1957年，在劍橋大學擔任研究員的阿德勒，將自己多年辛勤研究的成果整理成書，出版了《中國經濟》一書。他的著作一經出版，即引起熱議，成為西方研究中國的經典著作。
1962年，經冀朝鼎的推薦，阿德勒應邀到中國訪問、工作或定居。阿德勒這次毫不遲疑地接受了中國的邀請。阿德勒後來告訴采訪他的《中國日報》，他到中國去有三個原因：“第一，我一直對中國人民和他們的領導人抱有極大的信任和信心；第二，我一直對社會主義事業抱有不可動搖的信念；第三，我希望盡可能長時間地留在中國，為世界和平和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友誼而努力。”
阿德勒自己大概也沒有想到，他辭去英國劍橋大學研究員職務，赴京定居後，會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親自接見。這事本身證明中國領導人對他的高度評價。阿德勒與毛澤東、周恩來在重慶時就已經認識。毛、周視阿德勒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除此之外，阿德勒在北京還見到了“美國老鄉”、他原在美國財政部的上司柯弗蘭。
柯弗蘭受冀朝鼎之邀，於1958年來到中國。美國馬歇爾計劃辦公室“歐洲合作管理局”在1953年指責柯弗蘭1949年間，幹預該機構說服奧地利政府貶值貨幣的努力。聯邦調查局探員從國安局“維諾拉計劃”截獲、破譯的克格勃檔案中還發現，柯弗蘭與蘇聯間諜有來往。柯弗蘭對此給予否認。麥卡錫參議員緊接著對他窮追猛打，公開點名討伐他。柯弗蘭被列入黑名單，國務院拒絕更新他的護照，禁止他出國旅行。逼於壓力，柯弗蘭辭去了聯邦政府的職位。辭職後，柯弗蘭在美國找不到工作。他的境遇，引起中國的關注。冀朝鼎向這位“經濟專家”發出訪華邀請。於是，柯弗蘭在1958選擇了中國。柯弗蘭到京後，成為《毛澤東選集》英譯團隊的專家之一。
阿德勒被視為中國人民的尊貴朋友、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問題專家。但是，到了北京後，阿德勒並沒有擔任過他這個級別的經濟學家可能希望擔任的重要政府崗位。阿德勒在中國的工作，與他的專業知識不相稱。他出任過的最重要的職務，是中共對外聯絡部顧問。這個部門負責處理一些著名人物，例如1985年中央情報局的雙重間諜金無怠案件（金無怠因涉雙重間諜疑案，被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1986年在獄中自殺）。
1959年底，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一個小組，將《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翻譯成英文，並修訂1950年出版的《毛選》前三卷的過時英文譯本。1960年初，一個14人組成的團隊開始工作；除了9名中國人，還包括5名外國人：悉尼·裏滕伯格、柯弗蘭、伊斯雷爾·愛潑斯坦、邁克爾·夏皮羅。阿德勒的到來，為《毛澤東選集》翻譯團隊又添一員大將。
毛澤東接見《毛選》英譯外國專家：愛潑斯坦（左一）、安娜·路易斯特朗（左四）、柯弗蘭（右二）和阿德勒（右一）
阿德勒與柯弗蘭一起，擔任四卷本《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的翻譯、編輯。兩人是英語權威，在翻譯毛澤東著作的工作中，發揮主導作用。阿德勒在《毛選》領導小組的9人中國同事，包括錢鍾書、徐永煐等學術界名人。
阿德勒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同事這樣評價他：阿德勒“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眾多貢獻之一，就是他主持完成了包括《毛澤東選集》在內的我黨和政府文件的英譯工作。他以深厚的政治素養、良好的語言修養、強烈的責任感和嚴謹的治學態度，為我國的翻譯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到中國定居的第二年，阿德勒的老朋友冀朝鼎，突然因腦溢血病故。冀朝鼎的行政級別雖然隻是副部級。但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關注下，中國共產黨在北京首都劇場舉行了一個有一千多中外來賓參加的冀朝鼎公祭。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各外國使領館、外國駐華商務機構以及許多外國朋友送了花圈。阿德勒、柯弗蘭兩位美國人，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主祭，破了先例。冀朝鼎長期以來的中國共產黨員身份，首次在廖承誌發表的悼詞裏得到公開確認。阿德勒、柯弗蘭與冀朝鼎誌同道合，為友數十載。他們倆人對冀朝鼎的中共黨員身份心知肚明。
經《毛選》翻譯組同事邁克爾·夏皮羅的撮合，阿德勒在北京認識一位英國老鄉、英語教師帕特·戴維斯。帕特是一名英國共產黨員。當時是新建的倫敦南部基德布魯克綜合學校的首批教師之一。帕特曾經到戰後的南斯拉夫幫助修建鐵路，參加過莫斯科世界青年和學生聯歡節。她還在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當過一年英語教師。1962 年，帕特前往中國旅行，打算在那裏教幾年英語。在北京，她與阿德勒相遇、相識。因為政治理念相同、情投趣合，兩人相愛並於次年在北京結婚。帕特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
阿德勒與妻子帕特，和千千萬萬普通中國老百姓一樣，躲不開“文革”這個坎。但是，由於身份特殊，他倆沒有受到直接衝擊。他們甚至利用自己“外國友人”的特殊身份，保護一些被打擊的中共領導人朋友的孩子們。阿德勒的同事柯弗蘭，也因為特殊原因，在文革期間得到康生的保護，未遭清洗。康生甚至為了防止紅衛兵的襲擊，讓柯弗蘭住進了他的家。
1971年，美國與中國恢複外交聯係，艾德勒得以恢複因為護照過期而失去的美國國籍。盡管如此，阿德勒選擇繼續居留中國。1979年，在出任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特邀顧問時，阿德勒重返美國進行考察、訪問。出國歸來後，他於1980年6月18日，到上海市社會科學院做了《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美國的情況》的專題報告。
阿德勒（左二）、柯弗蘭（右一）在天安門城樓上
改革開放後，阿德勒先後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外經貿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和政治研究所任顧問，為政府撰寫國際經濟年度報告。阿德勒的朋友多次建議他撰寫回憶錄，記下他一生風雲詭譎、鮮為人知的傳奇經曆，但是每次他總會明確而堅定的回答：“不，我不會。”他說“我當然記得很多過去的事情，其中很多事情別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回憶過去，特別是回憶那些與中國革命事業和一些重要領袖密切相關的事情，不能不作出判斷，因為回憶本身就是一種判斷。但是，對中國人民如此偉大的事業，應該由中國人民和後世的曆史學家來判斷，而不是由我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外國人來判斷。”
1994年8月4日，在他85歲生日的前兩天，阿德勒在北京去世。阿德勒之死，帶走了許多從未曝光的曆史秘密，包括他是不是前蘇聯間諜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