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25）
第二類二千戶重點戶也是這期鬥爭的主要對象。中共將他們分散在各區接受工人店員的鬥爭。這批人的待遇與第一類的就不可同日而語了，大會轟，小會追，不讓你有絲毫喘氣的時間。參加批鬥的工人們都是經過事先組織排演過的，個個氣勢洶洶，大有不投降就叫你滅亡之勢。其中有人不僅滿口汙言穢語，還時不時擼袖揮拳，高聲呼喝，以要求政府嚴懲，判刑槍斃為威脅，弄得這批資本家莫不膽顫心驚。而且，他們不但要坦白自己的罪行，還必須檢舉別的資本家的問題，這令他們的心靈在親情、友情、道義之間來回衝折，備受煎熬。罰跪、挨打的現象多有發生，工作隊也不予製止。一場批鬥會下來無異下了一次地獄，入了一回油鍋。景福衫襪廠工人在批鬥資方時不僅打耳光，還將其關在黑暗潮濕的地下室內，導致其舊病複發。東南藥房職工把資方夫婦單獨關押，導致資方自殺。而職工發現後既不送醫院，也不通知家屬。明星電珠廠工人為逼迫資方發放積欠的工資，四天四夜不準他們睡覺，並罰老板娘跪柴堆。老板娘暈倒，工人們澆了她三盆冷水，澆醒後繼續關押。河南路匯森理發店老板因停工停薪停夥，被理發工會會員雙手反綁拖到街上跪在長凳的邊緣上，腿上再踩兩個人，以示懲罰，並招人圍觀羞辱。（上海檔案館藏檔，B13/2/5/47-48。）
應該說，中共在第二期運動中為防止大資本家自殺確實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對於中小資本家的生死就不那麽在意了。由此可知，中共真正在乎的是錢，而不是人的生命。因此，與第一期運動一樣，這些由各區工作隊主持鬥爭的工商戶，仍有好多自殺的。從四月二日到八日，七天中自殺者就有六十七人，差不多平均每天十人。在這些自殺者中，有不少是夫婦一起自殺的。資本家的妻子一般不拉到會場鬥爭，但她們也隨之自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工作隊對她們也施加了壓力。據中共內部資料，至少有六七個資方家屬自殺與此有關。（上海檔案館藏檔，B182/1/573/218-219。）雖然，這些自殺者在上海灘不算頭麵人物，但自殺太多畢竟也會對中共的“五反”帶來負麵影響。對這個問題是到了四月九日上海市委才采取了一些措施。這一天市委緊急召開各區幹部大會，並把邑廟區工會辦事處的一個主任作替罪羊通報撤職，才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亂鬥亂批的現象。（《上海五反第二戰役情況及四條經驗的報告》，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九日。陝西省檔案館藏檔，123/44/11/105-106。）
為了進一步安撫人心，中共又將第一批七十四戶作試驗的重點戶，原來說對其中一些要關要殺的，此時也宣布不抓不關了，使這批資本家喜出望外。（《薄一波關於上海五反第二戰役經驗的報告》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四川省檔案館藏檔，建康/1/2481/37-40。）不過，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共產黨的午餐更不是給你白吃的。中共“寬大”了他們，接著要他們完成的任務是充當攻打別的資本家的“重炮手”，利用他們熟悉行內內情的特點，要他們各自提出“包幹”的任務。亦就是讓他們充當“叛徒”、“內奸”那樣的角色，從而達到從內部攻破敵人堡壘的作用。所以，這七十四個資本家雖然免除了被工人、店員麵對麵鬥爭的恐懼，但這種人格上的“墮落”和心靈上的煎熬，恐怕會讓他們一世不得安寧。
值得一提的是那個時候，農村的農會，城市的工會都有很大的權力。在“五反”運動中，他們有些人對資本家鬥爭凶狠的程度比之工作隊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原因頗複雜，但大致說來無非是有趁機報私人恩怨的，也有企圖表現積極爭取個人前途的。因為無論是在“土改”還是“鎮反”，中共都會在運動中挑選一批人讓他們入黨，提拔為幹部。而這些人為了入黨提幹，往往會表現得分外積極，向黨展示他們的忠心和堅定的階級立場。因此運動對象碰上這些人，那就慘了，不死也得脫層皮。惇敘銀行經理蔡鬆甫作風正派，解放前沒有暗賬，解放後也不做假賬。雖然如此，他也明白在這個運動中必須要低頭認罪“出點血”，才能求得早日過關。於是他在三百零三人的互評會上坦白說自己也有違法行為，並交出了一百五十根金條。工作隊根據掌握的情況認為此人基本可以過關了。不料他的襄理和副理在行內被職工批鬥時大約是為了應付鬥爭就胡言亂語，其中一人在回答職工的提問時胡說銀行解放前每天能賺一根金條。銀行職員工會據此就認定，蔡鬆甫除了已交代的一百五十根金條，至少還打了三百到四百根金條的埋伏，堅決要把它追出來。他們派人到市增產節約委員會金融組交涉，認為蔡鬆甫不老實，揚言三百零三人中獨有蔡鬆甫不能從寬；甚至認為市增產節約委員會右傾，也不聽工作隊的勸阻，強硬聲稱：“不是蔡鬆甫跳樓，就是我們七個職工代表集體跳樓！”（上海檔案館藏檔，B182/1/573/283，316。）於是蔡鬆甫重新落入被批鬥的漩渦。
但也有不那麽極左的，也並不是所有工人都是聽共產黨的，他們考慮更多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運動中也發生過這樣的事：有部分工廠、商店的工人因為老板坦白數字太大，擔心退賠後工廠商店會關門，他們就要失業，因而反對老板迫於壓力虛報“違法所得”。據報黃浦區有十五家重點戶的一般職工都有這樣的擔心。萃眾毛巾廠“五反”支會聽說老板李康年承認非法所得二十多億，馬上組織人查賬，然後將賬本攤給李看，說承認太多，要求李改口。（上海檔案館藏檔，B182/1/573/246、248、255-256、282。）這種情況反映了一個事實，就是中共“五反”追查“違法所得”的做法，是否實事求是？是否合理？群眾心裏也是有一杆秤的。尤其當“五反”嚴重危及工人的切身利益時，他們也會站出來反對。
據《上海通史》說，到這一期結束，這二千重點戶中有一千九百戶被認為解決了問題。其中有一千戶左右是通過所謂“坦白”解決問題的；有五百戶是工作隊與運動對象用談判方法解決的；有四百戶左右則是通過“嚴重鬥爭”才解決的。當時我看《上海通史》至此覺得有些匪夷所思，搞“五反”運動，一方逼另一方承認偷稅、漏稅等不法數額，竟然還可以用談判方式解決的，想象起來好像跟綁匪與“肉參”家屬談判釋放價碼差不多。至於“嚴重鬥爭”怎樣一個“嚴重”法，大概除了拉出去真的槍斃，其他能使的手段都使出來了吧？結果，據薄一波的報告，中共從這二千戶重點戶身上總共榨出的“違法”所得達到二萬五千億元（舊幣）。（《薄一波關於上海市五反第三戰役部署的報告》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三日。四川省檔案館藏檔，建康/1/2481/48。）
第三類是一萬戶左右的中小戶。這些人大多是小本生意人，中共能從他們身上能榨出的“油水”不會很大，因而並不將他們列為運動的重點對象。但是，上海十六萬多戶工商戶大部分是中小戶，所謂集腋可以成裘，積少可以成多，所以中共對他們的查偷稅漏稅並沒有因此而手軟。有一個饅頭店老板，因為是小生意，自己沒有多少文化，平日不記賬，麵對工作隊的強硬追索，拿不出證據可證明自己沒有偷稅漏稅。他無奈地對工作隊說：“我是沒有賬的，就統扯（算）每天逃一萬元（稅）吧”。結果工作隊就從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之日算起，每年算他逃稅三百六十萬元，總計有一千多萬元。這個數額遠遠超出了他小店資產的好幾倍。還有一個米商不堪工作隊無休止的糾纏，抱著痛快一決的心態說：“今天是（坦白期限）最後一天機會，我就再加四千斤米（違法所得）吧。這是多足了。”此情此景，至今讀來心酸之餘又會要笑出淚來。還有一個小飯館老板，非但不識字，甚至還弄不懂守法戶、違法戶具體的劃分標準。工作隊從一九四九年起算，說他偷稅漏稅有七百萬元。他不明白為什麽要罰這麽多，請求參加同一評議小組的其他人替他評一評理。可這個理誰敢去評？反而有人替政府幫腔斥責他：“政府政策公布這麽久，你還不懂什麽叫分類？”結果將他劃為第三類的半守法半違法戶。（上海檔案館藏檔，B182/1/573/214。）
由於好多小工商戶的資本額不過二百萬元左右，即使將他們的違法所得算得再多，將他們的資產全部罰沒，離市委宣布的一千萬元以上才可劃為半守法半違法戶的標準還有一大段距離，大量的小工商戶勢必要劃為守法或基本守法戶，這就一定會超過市裏規定的守法戶控製在百分之十五的要求。為了不打破市裏的規定，工作隊隻好濫升等級。“如榆林、楊浦等區，小組因交代者態度不好，評級時就加一級。”（上海檔案館藏檔，B182/1/573/214。）上述那個不識字的小飯館老板被劃為半守法半違法戶，我想也就是這個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