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１4）
充滿暴力和荒謬的“三反”運動
“三反”運動發動起來後，充滿了暴力和荒謬，製造出了許許多多冤、假、錯案。
據中共在“三反”、“五反”運動結束後公布的數字：在整個“三反”運動中，全國縣以上黨政機關有三百八十三萬多人參加了運動，縣以下的及軍隊的還不計在內。運動中有一百二十三萬人被指控犯有貪汙行為，比率高達參加運動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二，差不多三人中就有一人被控貪汙。其中屬於“老虎”級的大貪汙犯有二十九萬二千多人，占參加運動總人數的百分之七點六二，算下來是十三人中就有一隻“老虎”。這樣高的貪汙比率真可以驚世駭俗，讓人匪夷所思！而這樣的“成績”基本上都是在荒謬的思維指導下，以暴力為手段製造出來的。
中共是怎樣將所謂的“老虎”打出來的呢？中共華南分局有一份報告，其中談到了一些單位抓“老虎”的情況：東江區運輸公司二天內抓了四十七隻“老虎”。這些“老虎”是這樣抓出來的：大家開會揭發貪汙分子，會上隻要有人檢舉說某某人是貪汙犯，此人即是貪汙嫌疑犯。然後進行表決，隻要與會者全體舉手通過，這個“貪汙犯”就算確定了。過程中完全不需要證據，也不需要調查核實。興梅地區有一個機關即將解散，全機關四十多人需另行分配工作。當時是供給製，按規定每個人在離開單位時可領一筆加餐費，享受一頓比較豐盛的餐飲以資紀念。因為是集體離開，有人代表大家去領了這筆餐費。不料尚未來得及聚餐，其中有三十多人因先被分配了新單位而離開了，於是未走的十個人就把這筆聚餐費分三天加餐吃掉了。這件事也許做得有瑕疵，但應該說也不是什麽大事。因為加餐費數額不大，也沒有虛報人數冒領，隻是應該參加聚餐的人有部分已先離開而沒有吃到餐而已。殊不料到了“三反”時，地區“三反”辦公室竟將這件事列為“浮報名額”，按貪汙論處。結果這十個人個個成了貪汙犯。中共西江地委為了提高“打虎”成績，但又找不到理由打出新的“老虎”來，於是把當地銀行中一批留用的舊人員在解放前按當時銀行的規例領取的遣散費、年終獎金和借薪，統統作為集團貪汙案處理。於是憑空多出了一批貪汙犯。
中共建政後新創辦中國人民大學。負責建校工作的是校行政事務部副部長劉一心。劉本人不懂建築，從私人建築公司請了一個姓白的總工程師來負責技術指導。建校大動土木，當然會有大筆金錢和物資往來。於是“三反”一來，這兩人都成了“打虎隊”的重點懷疑對象。為了找到他們貪汙的證據，“打虎隊”從劉一心的修建處和白總工程師的公司職員處下手，逼迫這些工作人員交代所謂的問題。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這些人作了虛假不實的交代和檢舉揭發。於是劉、白兩人都成了“大老虎”，不僅被拉到幾千人的群眾大會上批鬥，劉一心還被逮捕入獄。但到了運動後期核實案件時，發現所有揭發都查無實據，最後隻能以“假案”撤銷對劉一心和白總工程師的控罪。（以上材料來自王少軍的《反腐風暴：開國肅貪第一戰》）
複旦大學是國內著名高等學府，教師不管財務，但在“三反”中也要人人作交代。據一個複旦一九五三屆學生吳中傑的回憶文章《複旦往事》說，因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幹部特地批判了“學校是清水衙門，無貪汙可反”的觀點，因此學校師生隻好人人做檢查。因為實在沒有貪汙行為，因此“檢查得最多的，大抵是用了公家的信紙、信封——甚至是舊信封，用公家的話機打私人電話，借了圖書館的書不還、丟掉圖書館的書不賠，等等。”“還有人檢查在某校多領了一個月的工資而沒有去上課，或者拿了多少稿費而沒有交工會費。還有在解放前通貨膨脹時期買過黃金、銀元、美鈔的。周予同（複旦教授，中國著名經史學專家）檢查自己用屋前敵偽留下的木頭，做了一張小桌、四隻椅子；胡厚宣（複旦教授，曆史學家、甲骨文專家）則交代在解放前曾買賣甲骨，從中賺了錢”。當時的學委會把這些都統計進“貪汙行為”內，以致教授中的貪汙比例高達百分之六十三點七，講師中的貪汙比例也有百分之四十九點三。學校裏打出的最大“老虎”是一個姓李的保健科長，據他在全校大會上交代，說他私賣了多少阿司匹林和盤尼西林。但運動結束後李科長仍是李科長。估計當初他交代的“貪汙罪行”有許多是被迫承認或自吹出來的，運動後期查無實據，隻好平反。
網上有一篇署名董勝今的文章：《我參加了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運動”》，說的是他參加“三反”“五反”的親身經曆。由於是現身說法，因此所反映的當年“三反”工作隊怎樣製造冤案的過程更具體。當年董勝今在四川江津地區初級幹部學校任教育幹事。“三反”開始後，他被領導選為學校“打虎隊”隊員。學校是清水衙門，而且規模不大，連財務科也沒有，這樣的單位 “三反”應該沒有多少搞頭。但運動之中有哪個單位敢說自己單位是例外？因為學校還有一個夥食團，負責幾十個學員的夥食，於是“打虎隊”就將夥食團的司務長和炊事員作為打虎重點來審查。怎樣審查？就是用肉刑逼迫他們交代。兩人中司務長是參加革命多年的老同誌，大家對他一時還下不了重手。聽說其他單位有跪煤渣一法的，“打虎隊”中有一位地委來的姓於的秘書就稍加變通，叫人拿來劈柴，要司務長跪在劈柴的棱上，自己則與其他幾個“打虎”隊員坐在旁邊打撲克，說：“你幾時想交代了就喊報告！”結果司務長跪了沒多久就受不了了。於是他們也就獲得了“戰果”。至於那個炊事員，因為是淮海戰役中“解放”過來的“解放成分”（即“解放兵”），對他就不客氣了，吊起來打。結果當然也是肉刑之下，何求不得！像這種做法，據董勝今說還算是“和風細雨”的了，“其他地方更加搞得陰風慘慘的，要不怎麽會有那麽多自殺的？”董勝今又說：“經過運動的人都知道，你作了交代，得到的答複往往是：‘交代不徹底，要繼續交代。’這三五反當然也一樣。”“肅反有百分比，反右有百分比，這三五反也有百分比。對你的貪汙，是根據你經手的總金額來計算的，你交代貪汙的金額達到了總金額的百分之三十了，就算你基本坦白，不再追了。”“貪汙犯”作了交代，下一步就是追贓。為此“打虎隊”又成立了追贓隊，董勝今被指派為隊長。因為學校是從璧山搬到江津的。這兩個“貪汙犯”交代的貪汙案情大多發生在江津，說贓款也存在江津的什麽糧店、雜貨店。於是董勝今他們把兩個“貪汙犯”押到江津，一家家對質。結果沒有一家承認他們在店裏存過錢。董勝今他們繼續逼問，“貪汙犯”又改口說把錢存在一戶地主家。可農村已經土改，地主家早已被抄家分光了財物，什麽贓物、贓款當然也不會再有。結果忙活了一個月，一無所獲。實在這些事都屬子虛烏有，都是逼供逼出來的。
江蘇省進入“打虎”高潮後，為了完成上級壓下來的任務，各地已不是一隻一隻地打，而是一窩一窩地打。一些地方還總結研究出許多所謂的“打虎”戰術和策略，如“敲山震虎”、“尋找虎蹤”、“聯合作戰”、“內外兜剿”、“調虎離山”、“以虎製虎”、“專案專人”、“包捉包打”等等，有的地方則組織輪流鬥爭，不讓審查對象休息，結果都打出了一批假“老虎”。如皋縣有一個合作社全單位共一百十三人，“打虎隊”用“以虎製虎”的辦法竟然打出了五十三隻“老虎”。
中共鎮江地委部署“打虎”實行包幹製，並申言如運動過後再發現“老虎”，單位領導者要受處分。在此壓力下，地專機關各部門和各縣（市），紛紛製訂打“虎”計劃並提出數字目標。為達打“虎”指標，很多地方出現車輪戰、罰跪、吊打等逼供信行為。一時全區上下“捷報”頻傳，僅鎮江市就打出億元（舊幣）以上的大貪汙分子三十九人。
泰州地區專員、泰州治淮總指揮黃雲翔在運動中成為“老虎”，罪名是包庇泰州銀行的行長，說那個行長貪汙了六十億元（舊幣）水利款。其實，整個泰州地區所有銀行的錢加起來也沒有六十億，整個蘇北的水利專款也沒有六十億，似這樣明顯虛假的事情，在運動風頭上竟沒有一個上級領導提出過疑問。（以上見中共蘇北區委：《關於縣級機關“三反”結束工作與當前生產的報告》，《“三反”、”、“五反”運動（江蘇卷）》，第249-250頁。）
山西富農灘煤礦為“打虎”創造出“軟硬兼施”戰術。其中“硬”的辦法就有十七種之多，包括（1）一律不準出門；（2）戴布條（藍布條可自由行動，紅布條在院內活動，白布條不準出門。據八十人統計，戴藍條的僅二十五人，戴紅條和白條的有五十五人）；（3）大會鬥爭；（4）不準睡覺；（5）用棍頂下顎（迫其不能低頭）；（6）罰蹲（一直到腿酸也不準動）；（7）通宵罰站；（8）坐反椅；（9）跪板凳；（10）頭抵牆；（11）頭頂碗；（12）兩手舉木棍；（13）不坦白不叫上廁所；（14）變相的打（扳指頭、扭耳朵）；（15）上臨時法庭（設一二審判員，由總支或保衛科長擔任；三四個武裝隊員，曾審訊過六個人，這六個人都在“法庭”上被捆過）；（16）捆；（17）手銬加木塞。總之是不脫對人生理、心理的折磨。
在運動中，除了少數被領導指定為運動骨幹的，所有參加運動的人都是貪汙分子的嫌疑，個個都要開展所謂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都要寫自我鑒定書，都要在不同程度上經受精神的壓力和折磨，其中部分還要遭受肉體的摧殘。因此在整個“三反”運動中，全國各地都發生過許多非正常死亡事件。
在南京市，“一時戴高帽子、掛牌、亂打亂綁亂罰跪、生追硬逼成為普遍現象。如下關銀行辦事處‘輪番轟炸’八晝夜，迫使審查對象承認貪汙流失六十億（舊幣）巨款。”截止到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九日，南京市自殺者二十六人，其中十二人自殺未遂，還有八人的家屬自殺。
中共蘇北區委一九五二年六月統計，“打虎”追贓中自殺死亡三十九人，逃跑三十三人。
蘇南區太倉縣稅務局打出三十多隻老虎，逼死了三人。無錫市在二月下旬發生多起自殺、逃跑事件，死了五人。
四川江津地區，“打虎”期間使用吊打和肉刑逼供，造成五十八人自殺。
青島市據不完全統計，在“打虎”期間因肉刑逼供直接打死和自殺死亡者達一百七十二人，因被打致殘者和自殺未遂者就更多了。全市在“三反”中被冤打成貪汙分子的不下數千人。僅紡管分局一個部門錯打者就有四百七十人。
廣東省自“三反“開展以來，自殺人數直線上升。至三月七日，全省已發生六十九起，死了三十九人。另據統計：廣州市委係統有三十三人自殺，省府直屬機關七人，華南財委直屬機關二人，華南軍區各部隊十四人，華南分局直屬機關三人。自殺原因：畏罪三十五人，牽涉政治問題十二人，偽裝自殺四人，被群眾恐嚇或逼供二人。（以上數字見王少軍著《反腐風暴：開國肅貪第一戰》）
上述幾個例子所反映的，實際上連冰山一角都談不上。中共曾公布過一個數字，說在“三反”運動中共有一千三百多人自殺身亡。對這樣的數字我們隻能“姑妄聽之”。中共曆次政治運動，哪次不要死上幾萬、幾十萬人！“三反”運動的殘暴不比其他運動差，豈會平均一個縣死一個也不到？ “360doc”網站有“三反五反運動”條目，其中《建國初期的‘三反五反’運動數萬人被迫自殺》一文（本文來源《南方都市報》，作者：林野王。）稱：全國參加“三反”運動的人數達到八百五十萬至九百萬，查出有貪汙和占小便宜行為的人數占參加運動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四。在整個“三反”“五反”中，全國有十八萬四千二百七十人被捕，十一萬九千三百五十五名黨員被開除黨籍，十三萬三千七百六十人非正常死亡或傷殘。這個數字是否準確，目前同樣無法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三反”中因酷刑和自殺而死的人決不是一個小數。所謂一千三百多的數字，是絕對無法令人相信的。
經驗告訴我們，中共對所有的統計數字，尤其是公布的數字，凡於它不利的，即使不能隱瞞也總是會竭力將它縮小；於中共有利的數字，則一定會誇大，甚至捏造數據。比如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開始中共不公布全國到底劃了多少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以後，由於民怨沸騰，鄧小平為籠絡人心平反右派，當時公布的數字是全國共劃了五十五萬右派分子。然而近年中共解密有關檔案，暴露了劃右派的數目不是什麽五十五萬，而是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差不多是中共公布數字的六倍。除此之外，還有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劃為“中右”。這些人雖沒有正式戴上“右派”帽子，但單位內也將他們與一般右派同等對待。當然，上述解密檔案暴露的數字是否一定正確，也有待進一步查實，但五七年所劃右派不止五十五萬，卻已有很多人提出質疑。又如“抗美援朝”誌願軍死亡人數，中共最初說十三萬，後來一次次加碼到十八萬多，而溫家寶等中共高官都說“數十萬”。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因大躍進引起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當時糧食部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部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聯合調查統計了一個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上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周恩來竟下令立即將調查證據全部銷毀。以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在為大饑荒究竟餓死多少人而爭論不休。在民間，周恩來給人的印象一向是“賢明”、“正派”，然而就是這樣的人也會幹出這樣的事來，說明中共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是一貫對人民實行欺騙的。在“三反”死亡真實人數問題上，中共的做法也決不會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