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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王友琴兩年前的一次對話
——關於《文革受難者》卞仲耘篇
劉進
最近，王友琴在《回應宋彬彬等》一文中提到，在2012年曾與我見麵，要我指出她在《文革受難者》（開放雜誌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簡稱《受難者》）一書中的錯誤。她對我說——
要說我寫得不對，應該指出哪一頁、哪一段、哪一行寫錯了。現在籠統地指責我寫的是“故事”而不是“曆史”，這不是正常的討論方式。2012年我曾和劉進見過一次麵。我要求她指出我寫的卞仲耘之死哪一句不符合事實，她沉吟片刻，說，你書裏寫卞仲耘送到醫院的時候已經死了。不對，沒有死。我們排了班值班，一人兩個小時，第一個人時間還沒有到，就死了。我當時就請劉進寫一篇文章，對我的說法進行反駁。但是一年半過去了，她沒有寫。也就是說，她能指出的這個唯一的“錯誤”，她也不能肯定。
實際上，王友琴關於《文革受難者》卞仲耘篇一文中的事實錯誤，多年前我即發現。2010年4月，在網刊《記憶》47期的五人談《也談卞仲耘之死》 中即已明確指出。我之所以沒有撰文指出王友琴文章中的不實之處，是因為作為女附中的校友，我們在不要遺忘文革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我希望她把我們的調查看做是對她的補充，如果她能夠吸取其中有益的部分，我們將引以為幸。
2012年7月18日下午，校友羅治、李紅雲促成了我和王友琴同學的見麵。我們四人一起談了將近5個小時。談話中，我曾指出《文革受難者》卞仲耘篇中的多處失實之處。以下是根據本人和李紅雲的記錄整理的那次談話的有關內容，（前麵的引文均來自此書，後麵是我和王友琴的對話）：
A
手推車在校門口停了一兩個小時。七點多鍾……卞仲耘終於被送進郵電醫院。醫生檢查時，她的屍體已經僵硬，她已經死亡多時。——《受難者》第3 頁
劉進（以下簡稱“劉”）：你的書有個事實不對，卞校長沒在學校死去，是大家送到醫院後搶救了一段時間才宣布死亡的，送醫院時我還推了車，是我和同學一起推到醫院的。搶救時排了值班，兩人一個班，一個班兩小時。頭一個班沒有值完，大約晚上9點，卞校長去世。（排班的4個校友中1人為高二3班，3人為高二4班）
王友琴（以下簡稱“王”）：那你寫呀，你也可以寫呀。
B
劉致平和梅樹民在一九九〇年代去世的時候，年紀都不太老。
——《受難者》第4頁
劉：梅樹民老師是今年（2012年）才去世的，你書裏寫他已去世了。梅老師給我說，出書以後你還給他打過電話，但我沒有看見你糾正這個錯誤。
王：說梅老師去世是個誤會。因為我打電話沒有找到他，後來再打是別人接的。有誤會。
C
1、第二天中午，三個學生在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對該校領導做了類似的攻擊。在這張大字報上領頭署名的學生叫宋彬彬，高三年級，是當時中共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受難者》第6 頁
2、工作組建立了“革命師生代表會”，工作組長擔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寫大字報的學生成為副主任。 ——《受難者》第6 頁
3、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後，當天晚上，師大女附中“文革籌委會”和紅衛兵的負責人宋彬彬等，來到北京飯店……
——《受難者》第14頁
劉：女附中的第一張大字報是我提議寫的，是我去找馬德秀、宋彬彬，請她們參加的，是我第一個署的名。你書裏為什麽說是宋彬彬領頭署名的呢？後來我是學生代表會主席，她是副主席之一，為什麽你還是不提我，總是揪住她不放呢？
王：提你幹什麽？你是公眾人物嗎？你不是。我當然要寫公眾人物，宋彬彬是公眾人物，當然要提她。媒體都是寫公眾人物，誰都會拿公眾人物說話。十一學校的方影竹、 卡瑪電影不都是寫宋彬彬嗎？我把矛頭對宋彬彬，用的是公開發表的曆史材料，完全合乎規範。王晶垚也問我，原來是劉進、宋彬彬，為什麽變成宋彬彬、劉進？劉進不是公眾人物，宋彬彬是，所以要點她的名。從新聞、曆史的角度看，就應該這樣。
D
1、七月三十一日，這所中學的紅衛兵宣布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後，控製學校的是紅衛兵組織以及工作組建立的“革命師生代表會”。
——《受難者》第2頁
2、八月五日下午二時左右，高中一年級的紅衛兵首先發起了這一行動。
——《受難者》第2頁
3、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是宋彬彬，該校高三學生，紅衛兵負責人。
——《受難者》第4頁
4、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後，當天晚上，師大女附中“文革籌委會”和紅衛兵的負責人宋彬彬等，來到北京飯店……
——《受難者》第14頁
5、八月十八日大會後，在《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中，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在八月十八日的大會上，也首次公開了最高權力圈子的變動。林彪取代劉少奇成為最高權力圈子的第二號人物。宋彬彬的父親宋任窮，則被提升為中共政治局的候補委員。
——《受難者》第15頁
劉：你的書裏有個邏輯鏈：宋彬彬領導的紅衛兵8.5打死了校長，8.18她給毛戴了袖章，毛說“要武嘛”，她的父親宋任窮被提升。實際上宋任窮是8.18之前的8屆11中全會（1966.8.1-8.12）提升的。很多人看了這段，都會感覺宋彬彬和打死校長有直接關係。這樣寫怎麽能讓讀者了解事實真相呢？
王：你的問題很無理。知識界的規則都是寫文章要有公開可查的文字為依據。我這麽寫都是有依據的，是以當時的報紙資料為根據的，《光明日報》《人民日報》都是可查的。宋任窮提升肯定是會後才公布的，是公布的時間。而且我沒有說宋彬彬打人。
李紅雲插話：宋任窮的提升與宋彬彬“八一八”上天安門這兩件事之間沒有因果關係。
E
八月十八日大會後，在《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中，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
——《受難者》，第15 頁
劉：《光明日報》署名宋彬彬（宋要武）的文章，是記者捉刀，並非宋彬彬本人所寫。8.18後有人在校門上貼過“紅色要武中學”，很快就被撕掉了。當年在校的同學、老師們有誰證實學校改過這個校名？
王：宋彬彬自己說沒改名為宋要武，可《光明日報》文章寫的就是宋要武。如果宋彬彬自己站出來說沒有改名， 那我就可以在文章裏加一句“據宋彬彬說，這篇文章是別人寫的。”還有，她寫的“告武漢人民書”也是這種情況，她自己應該說清楚。
劉：你的這些問題，她都說了呀，都寫在《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這篇文章裏，發表在《記憶》第80期（2012.1.31）上了，而且在2012年2月就掛在了網上。
F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紅衛兵掌管學校。
——《受難者》第13 頁
劉：7月31日成立的應該是主義兵（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簡稱），那天有校友看到成立的告示了。主義兵的骨幹是6月27日寫大字報反工作組的人，8.5遊鬥校領導和她們無關。
王：那天成立的是紅衛兵，紅衛兵應該是7月31日成立的。這是“星火燎原戰鬥隊大事記”記錄的。
劉：我班同學梁二同等是反工作組的頭兒，她們6月27日貼反工作組大字報後基本不來學校。7月初她們在校外成立“紅旗”，去過海澱區的一些中學。7月30日工作組撤離學校，說明她們正確，於是她們在7月31日成立了主義兵。7月5日，工作組向鄧小平匯報工作，我在場，鄧說的很清楚，紅衛兵是非法組織。我們跟著工作組犯了錯誤，怎可能他們頭一天撤走，我們第二天就成立紅衛兵？
（1966年10月，教師中反工作組的“星火燎原聯隊”貼出的大字報是這樣寫的：“七月三十一日 校內成立了‘紅旗’（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紅衛兵’。”紅旗、紅衛兵之間沒有標點隔開，不能證實一天成立兩個紅衛兵組織。）
王： 8月5日之前沒成立紅衛兵，那你說紅衛兵是哪天成立的？
劉：我不記得確切時間。我調查了好幾年，問過許多同學、老師，沒有人記得具體時間，比較一致的說法是，在8月8日到8月16日之間“一哄而起”的。
（關於女附中紅衛兵何時成立一事，李紅雲根據她發現的原始史料，確認女附中紅衛兵成立的確切時間為1966年8月7日。她的論文“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是何時成立的”刊登在2013年9月30日《記憶》第102期上。）
G
當時女附中的權力當局接見了王晶垚。王晶垚不認識他們，請求他們寫下了他們的名字。他保存下來了這張有七人名字的紙片。這七人中有六人是紅衛兵學生。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是宋彬彬，該校高三學生，紅衛兵負責人。
——《受難者》，第 4 頁
劉：七人名單是為搶救卞校長給醫院寫的擔保，是李鬆文老師征求在場部分學生同意後寫的，不能說他們是女附中的權力當局。像名單中的徐岩春、王滿華都是反工作組的學生。再說，宋彬彬是最後一個，名單豎著寫，你不認為應該從右往左看嗎？
王：名單在王先生手裏，他保存了幾十年，不會記錯。
劉：我相信李鬆文老師的回憶不會有錯。
以上是那天我與王友琴談的主要內容。
我本來不想把它們訴之筆墨，如今寫出來，不僅是為了回應不實之詞，更主要的是，給曆史，給八五事件的研究者留下一份資料。
2014-4-5
記 憶 ２０１４年４月３０日第７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總第一一二期
http://www.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14&t=18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