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鑒今：外來文化與皇權的膨脹
中國的一個曆史現象是：落後的外來文化入主中原，將皇權專製最大化。先秦時，來自西戎落後地區的秦國統一中國。後來的蒙古族和女真族遊牧文化先後入主中國。君主政體和元、後金遊牧奴隸製結合以後，其專製獨裁，其傲慢顢頇，在元明清時期都創了新高。20世紀，馬列主義來到中國，改變了中國的民主進程，將獨裁專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有人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外來入侵者都會被同化。其實中華文化同化的僅是表麵。而外來的野蠻落後卻侵入了中華文明的骨髓。比如秦製延續至今；清朝和元朝的奴隸製讓中國人在思想上被奴化；馬克思主義把專製獨裁推向極致，偽自由偽民主流患中國。
《禮記》說周國君對大夫以上的臣僚都要答拜。仲長統在《昌言》中說：“古者君之於臣，無不答拜也。”朱熹說，“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乘車亦立”。晉至唐，君主多不稱呼大臣之名，而是尊之於平等身份的“字”。顧炎武說南北朝、隋唐時“君臣而有朋友之義，後世所不能及矣”。《世說新語》中，晉元帝不小心對司空賀循，提到他父親賀劭的名字，元帝頓悟失禮，慚愧不已，三日不出。唐代皇帝和宰相坐而論道，賜茶而退。最早的跪奏記載是女真金國，宰相高汝礪向金宣宗跪奏。在契丹和女真部族中，經常有對大臣的笞刑，在完顏阿骨打時期，就普遍對本族臣下實施鞭打和杖打，到了金熙宗和海陵王時期，則開始鞭笞漢族士大夫。明朝創製廷杖，並廢除宰相中書，皇權獨大。發展出“五拜三叩首”的禮儀，而清朝更是發展出三跪九叩。明大臣可侍坐，清則奏對無不跪。明代六曹皆稱“卿”，清則貶之為“爾”。馬列朝直斥為“牛鬼蛇神”。
史學大家孟森說：“明之廷杖雖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為至榮，終身被人傾慕，……清則君之處臣，必令天下頌為至聖，必令天下視被處者為至辱，此則氣節之所以日卑也。”明朝懲戒大臣，隻及身體。清朝羞辱大臣，既及身體，又及靈魂。從此中國人尊嚴氣節日衰。
唐代皇帝的詔書，須由宰相副署。如果宰相不同意詔書，可以拒絕副署。不經宰相副署的詔書，是違製的，不被各級機構承認。唐中宗曾經越過宰相直接任命官員，但他畢竟心虛，所以裝詔書的封袋，不敢用平常的式樣，而改用斜封。所寫的“敕”字，也不敢用朱筆，而改用墨筆，時稱“斜封墨敕”。這種私下授予的官，被稱為“斜封官”，時人不屑。
宋仁宗恭儉仁恕，在位四十二年，對外無大武功，對內無大革新，海內清平，賢臣輩出。當時施德操評價宋仁宗：“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明代學者朱國楨認為，三代以下，能稱得上賢明君主的，非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而是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
宋台諫官方廷實上疏說：“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這種話自清朝以來已無人敢說。
漢統一中國，實際是第二次秦滅六國。以後的統一，大多延續這個傳統。王朝合法性有兩種模式：“大一統”與“夷夏之防”。中國曆代王朝，都逃不出這類模式。即使是從外來文化發源的秦、元、清和中共都忘了自己的“夷”的本色，用新的“夷夏之防”來維護統治。
東漢的郅惲在幫助朋友報仇殺人後，主動到監獄伏法，而縣令以自殺要挾，要求郅惲逃走，以回避血親複仇與國家律令的矛盾。酒泉趙娥為父親報仇，殺死仇人後向守尉自首。守尉為難，勸其回家。漢章帝免除了因血親複仇殺人者的死刑，並頒布《輕侮法》，即殺死侮辱父母之人可以免除死刑。2016年於歡母辱殺人，初審被判無期徒刑。現代中國法律以維穩為目的，正義原則缺席。
包山出土的楚簡法律：“同社、同裏、同官不可證。匿至從父兄弟，不可證”。父母子女之間不可相互檢舉。就是比較疏遠的堂兄弟，甚至同一個社區的熟人之間，也不能互相舉證。這種製度，保護的是親人之間的情感，以及血緣家族共同體、鄉黨地緣小共同體。傳統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對大義滅親持否定態度。周朝規定“親親得相容隱”。孔子說“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唐律規定親屬之間，有罪可以相為隱。古希臘的宗教和倫理都反對子告父罪。古羅馬皇帝查士丁尼的《法學總論》規定，親屬之間不得互相告發，對於未經特別許可而控告父親或保護人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對他提起刑事訴訟，親屬間相互告發將喪失繼承權；也不得令親屬作證。美國司法規定：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的配偶享有拒絕對配偶作不利證言的特免權。中共自建政以來對大義滅親不僅在道德上鼓勵，而且一貫作為立法原則。對於大義滅親的人，大肆宣傳和表彰。《刑事訴訟法》第60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沒有對親屬的豁免。2012年由於社會上的批評，《刑事訴訟法》第188條做了一個補充，但是仍然猶抱琵琶半遮麵。該條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製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立法隻是禁止法院強製被告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出庭作證，但是並未免除上述三類人的作證義務，即並未賦予近親屬拒絕作證特權。因此，即便是被告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同樣應當履行作證義務，可以被要求在庭外向公安和檢察官提供書麵證人證言，或者自願出庭作證。這和西方和中國古代的近親屬有拒絕作證特權是根本不同的。
《禮記·檀弓下》和《淮南子·汜論》記載，早期的封建貴族戰爭禮儀，包含了不攻擊敵方的祖廟、不傷害敵方病人、不擒獲敵方的老人和兒童。在西方相似的騎士精神被傳承為一套正式的行為準則，它的核心觀念包括保護弱者，勝利者必須善待敗者等。我們如今普遍遵循的一些人道主義原則，如日內瓦公約裏麵關於善待戰俘的嚴格規定等，都是起源於這套準則。宋襄公的貴族禮儀被毛澤東嘲笑為蠢豬的仁義道德。現代中國社會更推崇田忌賽馬的功利計算，騎士精神已不複存。
軍事實力，並非一個國家文明與否的首要標準，文化才是；國土麵積，並非一個國家強盛與否的主要標誌，經濟才是；皇帝威望，並非一個國家規範與否的衡量標準，法治才是：金牌不是一個體育大國的標誌，人民的體質才是。
“出罪”是把有罪判為無罪或重罪判為輕罪。“入罪”是把無罪判為有罪或輕罪判為重罪。宋朝對官員出罪和入罪都有刑律追責。但是重入罪、輕出罪，即對冤假錯案的製造者判得比放走罪犯要重。寧可放過，絕不錯殺。體現了“疑罪從輕”“疑罪從無”的審判原則。罪犯逃脫和政府非法相比，罪孽要小得多。而今日中國，從維穩出發，追求的是寧可錯殺，絕不放過。對呼格吉勒圖案、聶樹斌案、樂平奸殺碎屍案、張玉環案等重大冤假錯案的製造者，鮮有追責。是從古律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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