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節有感 - 代八十行述 趙複三
大概因為生逢戰亂, 小時候, 母親記得家裏誰過生日了, 就在晚飯時吃一頓麵, 這就是過生日了, 家人彼此之間, 沒有“送禮”的客套; 逢年過節, 家裏也沒有什麽熱鬧; 由此養成了對節日的冷漠。成人以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家庭溫暖就是“小資產階級情調”, 不夠革命化; 不顧家, 才是革命家庭的標記。文革以後, 家破人亡, 已經沒有任何過節的心情。六十三歲以後, 漂流異國他鄉, 隻覺得有家的人才“過節”, 一個人過節，“心想便已事成”了。如今行年八十, 周圍的親朋過“母親節” , 感染了我, 卻不禁問自己: 劃出日子來過一年一度的“母親節”，有什麽是過去、去年、前年或大前年所沒有的感覺呢? 想想，也還是有一些。
母親從1891年出生，到1971年去世，活到八十歲 ，如今我也行將八十了; 心裏經常想到母親的一生。母親總盼望有 一個女兒，可是她生了四個兒子。小時候，總聽母親的朋友們說，母親好福氣，有四個兒子! 我不懂得“福氣”是什麽意思，隻記得六七歲時，常聽見母親說腰酸腿疼，叫我幫她捶捶，我便掄起拳頭在母親腰上捶，捶完這邊，再捶那邊。後來才聽說“養兒防老”，母親的“福 氣”，是在後頭。
一
抗日戰爭開始，天津很快便淪陷了。在那戰亂的年代裏，靠父親一人在銀行的薪水，維持六口之家的生計，每次母親告訴父親，家裏的錢又用光了；父親便板起了臉，怪母親不會持家。然後，母親便哭著，拿出家庭賬本來讓父親看，錢是怎樣用掉的。第二天，母親還會委屈地和孩子們訴苦。我們孩子們親眼看到，母親每天清早起來，到小菜場買菜，到米店煤棧、買米買煤、買油鹽醬醋、回家摘菜洗菜、做三頓飯、洗全家的衣服，縫孩子們衣服上脫落的紐扣，補全家人的破襪子，從天明忙到半夜，晚上孩子們沒睡，要催孩子睡覺，孩子睡覺後，她才能戴上黑色的老花眼鏡，在燈下縫縫補補;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一年四季，秋天要忙著為全家預備棉被和冬衣，夏天又要看天氣曬衣服。我不記得母親曾經穿過一雙沒打過補丁的襪子。父親的絨布內衣內褲舊了、破了，母親改小了自己穿; 母親為孩子們織毛衣，可是她自己的一件咖啡色毛線背心穿了不知多少年，穿得毛都脫落，成為一個鬆鬆垮垮的線背心了。
在抗戰期間，我們三個大孩子到上海讀大學，父親畢生靠自我奮鬥，他的心願是，孩子們長大後能靠自己的本事掙錢，不要靠別人，所以大哥讀醫，繼承三叔。二哥讀電機，我性情不近理工，隻好讀文科，四弟讀中學，將來也學理工。四個孩子的大筆學費，全靠父親籌措。母親結婚時，大舅送的鑽石戒指，她拿出去賣了，卻從不告訴孩子們; 父母親從不曾向我們歎過一個字的苦; 父親倒向我們說過，他1914年靠清華公費留美，在美國和孔祥熙是同學，都在留美學生社團“成誌社” 裏麵。
1919年回國後始終鬱鬱不得誌，他的同學如陶行知、陳鶴琴、何廉，都在教育界。他為養家而從教育界轉入銀行界。抗戰前，孔祥熙要他到南京國民政府做官，他想，做清官養不了家，做贓官對不起國，謝絕了。這是父親以他生平對孩子們教育最深的一件事。我常想，父親在辛亥革命時，曾經投效革命軍，當過護士，而革命很快就煙消雲散，他又回到南洋公學，此後不大熱衷革命高調。1912年考入清華學堂留美預備班，1914-1919年到美國讀書，回國又趕上了五四運動。1937年抗戰爆發，我剛入初中。在家裏，父親為孩子們訂了三份刊物: 一份是馬國良主編的《良友畫報》，一份是開明書店出版的《新少年》，一份是盧於道主編的《科學雜誌》。我不安份，還從父親床頭翻看他買的鄒韜奮《生活三日刊》合訂本，《萍蹤寄語》、《萍蹤憶語》。
父親在思想上給我的到底是什麽呢? 概括地說，大概是兩個方麵: 第一，人生包括做人和做事，其中首要的是做什麽樣的人；其次，才是做什麽事。父親教孩子們的第二方麵是: 運用理性、追求知識，奮鬥自立，為國為民。
母親在十九世紀末、出身於香港兩代基督教牧師的家庭，讀了四書五經 ，又讀了洋學堂 ，是個典型的賢妻良母 ，卻又具有現代知識。對我一生教育最深的到底是什麽呢? 母親是一個善良的基督徒，孩子們從小便跟著母親進教堂，不是去拜菩薩燒香求什麽，是去“敬拜神、聽道理” 。小時不懂這是什麽意思, 入大學後才漸漸明白，拜神就是教我知道，人的生命是渺小有限的，神是無限的，又是具體的，就是真、美和善。人的生命隻有向著神才有意義。第二，基督教講“愛” ，這是天地間最大的力量，基督就是把這作人的力量帶到人間，因此是救世主，這是“敬神學道“的內容。父親教我們要奮鬥，母親教我們要不狂妄，要自知自製，都是講做人。
母親教我的第二件事，就是要學二哥的“忠厚”。後來我慢慢明白，“忠”是對事，就是照著事情自身的道理去做事情，“厚” 就是對人，要寬厚。母親把《論語》和基督教信仰非常自然地結合起來，《論語》主要是講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 母親則講一個人要有愛心，要通情而後達理，這就是人的本性。她平日教孩子的也就是自己每天所做的。現在我才明白，其實母親所教的就是從前中國許多地方、許多人家大門上的那副對聯: “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 的道理，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在精神上能夠挺立起來，首先是靠人內心的精神力量。母親是這樣教孩子的，她自己在坎坷的一生裏，也是這樣做的。
二十世紀中國的曆史中，1931-1945年日本軍國主義侵入中國由勝而敗的十五年是曆史的重大轉折點。在這十五年裏，國?黨政府雖然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卻因官僚統治的貪汙腐敗逐漸失去了民心，民心逐漸倒向共產黨一邊。這個轉變，在抗戰時期的國民黨統治地區，大概可以用1941年蔣介石在皖南包圍消滅共產黨的新四軍作為一個分界線。在日本占領的中國東半部地區，國民黨政府的威信則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直到國民黨接收大員到先前被日本占領的地區大肆掠奪 (勒索金子、票子、車子、房子等的所謂“ 五子登科” )和發“金圓券”，騙取民間餘剩財富，造成經濟金融大崩潰，使國民黨政府完全失去了民心。這是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崩潰如此之快，超出共產黨原來估計(內戰還準備再經10-15年)之外，共和國於1949年得以成立的政治原因 。中國的中間階級和大部分知識分子也是在此期間失去對國民黨政府的信任，而逐漸轉向共產黨。從父親和母親身上也可以看出來。父母親都不是關心政治的人，他們由於經濟地位和所受教育，自然傾向於接受國民黨政府的正統觀念。
但是，抗戰勝利後，張家口一度解放，父親不知經過什麽關係 (當時我們在上海)，以天津金融界人士的身份秘密到張家口共產黨地區去參觀。他後來告訴我們，共產黨當局要他留在張家口，他說要掙錢養家，不肯留下; 卻答應在家裏掩護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後來，的確有一位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到天津，在父親掩護下，在我家住了一年多。這在當時是“殺頭之罪”，父母親卻甘冒殺頭之罪為共產黨效力。家裏四個兒子，也都隨著進步學生運動傾向革命，支持反蔣運動。二哥在大同大學讀電機係，因為辦學生食堂，被懷疑是共產黨而被抓進監牢，關了半年多才放出來，1946年轉學燕京大學，1949年畢業，誌願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工作，被分配到遼寧阜新煤礦。二嫂崔蘭芳是燕京音樂係畢業，也跟二哥一起去了。
1949年共和國成立，當時人們期待著的是: 打倒蔣政府，建設新中國，隻是不知道，將來要建設一個什麽樣的新中國? 根據《新民主主義論》，耕者有其田，還要發展工業，建設由五種經濟成份組成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在此基礎上，由共產黨領導、多黨聯合執政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和文化; 為此各政黨製定了具有憲法職能的 《共同綱領》。按照1949年劉少奇代表中國共產黨在天津和北京所作的講話，這個綱領要貫徹10-15年; 然後各政黨再協商怎樣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可是，才兩年，這個當初被宣傳為“莊嚴神聖”的共同綱領就被掌權的共產黨踐踏在腳下了。1951年，全國農業開始成立互助組、初步合作化；1953年，公布“過渡時期國家總路線”，在全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1955年，全國農業合作化，全國私營工商業也全麵合營，“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在文化教育領域，從1949年展開“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 ，1951年，以“反對親美、崇美、恐美” 名義，開始長期全麵批判西方文化。同時，從批判電影《武訓傳》開始，對中國傳統文化全麵進行批判。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文學、曆史、哲學隻準講授馬克思主義課程，政治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優生學、心理學等都停辦，大批教授不能開課，全時間學習改造思想。1954年，在學術界批判胡適。1955年，毛澤東親自主持在文藝界發動反對“披著革命外衣” 的胡風反革命集團，被劃反革命分子和有牽連的達兩千多人。到1957年，全麵打擊對政府工作提出意見的 “資產階級右派” ，五十五萬知識分子被劃為“右派敵人”，這時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全麵完成，才公開宣布，從1949年起，全國便已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毛主席是絕對領導，毛澤東思想是絕對真理，由此發展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用林彪做最高領導接班人，以軍隊砸爛原在劉少奇主持下的黨政機構， 另建黨政合一的革命委員會。在經濟建設方麵，實行“抓革命、促生產” 的方針，1957年反右派鬥爭後，1958年推行大煉鋼鐵、生產翻一番的“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 ; 取消商品經濟，實行產品直接分配，造成兩三千萬農民的死亡。 大躍進失敗後，毛又強調“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為綱”，發展為1966年開始、持續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而自行瓦解的文化大革命。
這一年來，自己回顧二十世紀下半葉人民共和國的曆史，得到一些新的認識: (1)任何政治運動、任何政黨、任何政權、任何政治人物，掌權之前為贏得大眾支持而把人民民主說得信誓旦旦，上台後，背棄諾言，便暴露出這並不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家，而是政治野心家加騙子。封建時代的野心家把自己說成是“奉天承運” ，當代的政治野心家則把一種新鮮政治理論說成絕對真理，其實也無非是表明自己“奉天承運”，而曆史的事實和實質是無法塗抹掉的。(2)有的曆史家割裂曆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說成是毛澤東個人的事情，又把毛的這一段曆史和在它之前的曆史割裂，想以此掩蓋抹殺曆史的延續性，隻是徒勞。任何人仔細讀一下曆史，便會發現從49年到76年，毛所做的就是推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的路線，在他來說，這是一貫的。(3)從49年起，毛推行“階級鬥爭為綱” 的路 線 ， 所抓出來的一批又一批的 “敵人” ， “現行反革命分子”，包括一個又一個的 “反黨集團”，絕大部分是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如康生、江青之流製造出來的。《論語-為政》篇教人“溫故而知新”，重溫曆史，是為了將來。《毛澤東選集》裏， 曾經教導人采取一種觀察曆史人物的辦法，從蔣介石的的過去就可以認識他的現在和將來; 那時蔣介石掌權才二十年，此後毛澤東則掌了三十年權，是否也同樣適用這種觀察方法來認識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呢?
1982年，鄧小平主持製定中共 《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其中在毛死後再次肯定，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全黨智慧的結晶。換句話說，就是宣告: 毛澤東思想乃是中國共產黨全黨的思想; 再換句話說就是: 中國共產黨奉毛澤東思想為圭臬這一點不改變(鄧已經拋棄毛的封建社會主義路線。《決議》的意思大概是說，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才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因此領導層無論怎樣走馬換將，中國也不會有實質的改變。
曆史總要把一般和個別結合起來，才不至以空洞的史論代替曆史——這恐怕是五十年來中國標榜馬克思主義的新史學的一大缺失 — 把本來有血有肉的人的曆史變成曆史家的空泛史論。這裏試舉我一家的曆史，為上麵所說的曆史做一個例證。在我們家裏，自49年天津、北京解放，父親便失業了。他曾表示希望做任何對人民有益的工作，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回答說，舊知識份子需先在革命大學學習， 經過思想改造，才能為人民服務。父親便要求到革命大學去學習，回答說，革命大學學員最大年齡是55歲，父親已經56歲，所以已經沒有資格進入革命大學。他從49年失業，1957年二月去世，四個月後便開始“反右鬥爭”了。我心裏慶幸，如果父親還做事，或活到“反右鬥爭”之後，恐怕難逃“右派”的命運: 以他的暴烈性情，想不通的事情便要反抗，說不定會“升級” 成為“反革命分子”。父親去世那年才65歲，後來我每次讀到說有些人“生逢其時”，便會想父親在反右鬥爭前夕去世，真是“去逢其時”。兒子為父親去世而心裏慶幸，這種“不孝”恐怕是隻有二十世紀下半葉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有的特殊國情。
1957年的中國反右鬥爭是毛有鑒於波蘭、匈牙利國內大規模反對共產黨運動而在中國“防患未然” 的措施。1957年，各國共產黨在莫斯科舉行會議，赫魯曉夫和毛澤東為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而矛盾尖銳化。這是1958年，毛澤東在中國發動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要求工農業生產翻一番，結果帶來大失敗的國 際背景。1959年毛堅持還要“持續躍進”，把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狂熱” 的彭德懷等人打成“反黨集團”，隨後全國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 二哥所在的阜新煤礦，為貫徹“持續躍進”而亂挖亂采，造成礦井爆炸的重大事故。二哥被礦務局領導指派為搶救組組長，下礦井搶救傷員、恢複生產; 在井下瓦斯窒息中堅持工作了五晝夜，終於身體不支被抬到地麵，送入醫院，不到二十四小時便去世了。
那年，他和二嫂都是39歲，兩個女兒，大的五歲，小的一歲。那時，母親正和二哥住在一起，親眼看著自己的兒子在自己眼前去世，對一個年近七十的母親，這是心如刀割啊。 二哥去世後，她雖然回到北京，二哥留下的寡婦幼女，孤苦憐仃，卻還在礦山的艱苦環境裏掙紮活下去。那時我自己也在反右之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被迫要交代反共、反社會主義思想，被整得死去活來。運動過後，已是第二年春天，我到阜新去看望二嫂和侄女們，聽二嫂講，冬天來臨，每戶分配幾十斤過冬的大白菜，她下班回來，晚間一個人拿鐵鍬，在後院冰凍的土地上，一鍁一鍁地刨菜窖；和二嫂、侄女們一起，到二哥的墳堆上去痛哭一場。
二嫂的父親是入中國籍的南開大學英語教授Percy B. Tripp (中國名字是崔伯，號仰西，他是美國弗吉尼亞州人，五四運動時到中國教書，娶了中國妻子，入了中國籍，是周恩來在南開大學讀書時的英語老師; 抗戰時日寇占領天津，他雖已退休，還受盡日寇侮辱; 抗戰勝利前後在天津去世。五十年代，周恩來的南開老同學曾對周提到崔教授，周恩來說，“記得，他是美國人，娶了中國妻子，入了中國籍，他是愛中國的”)。文革時，二嫂在阜新被誣為美國間諜，被鬥爭得死去活來，逼她交待罪行和同謀，最後逼得她酗酒自殺。去年二嫂的五妹(小時候我們叫她五姑)從舊金山回國，到阜新去看望兩個外甥女，才知道，文革時， 二哥也被誣，革命造反派把他的墳挖開，把二哥的屍骨拋出來。 二嫂帶著兩個女兒，在墳園外麵，把隔牆拋出的自己丈夫、我二哥的屍骨一根一根拾起來，想再埋到別處，可是誰也不肯或不敢收留，經過四次求告，才把二哥的遺骨重新埋下; 我的七歲的小侄女，經受不住這個刺激，一時神經失常了。 二嫂隻求一死，天天叫大女兒為她買白酒，十一歲的大侄女，天天哭著不得不為母親去買酒，又哭著求母親不要再喝酒。最後，二嫂還是肝癌去世了。兩個女兒，就此成為孤兒，而且因為父母都是“美帝特務”，朋友都不敢伸出手來援助; 姐姐帶著妹妹，咬牙往前走; 無論做什麽，都要做得比別人好，才能贏得一點同情。我流著淚聽，聽得心都碎了; 同時又想，幸虧母親在1971年去世時不知道，她的忠厚、忠心為國的二兒子、兒媳全家四口，最後落得的是這樣的下場。但是，她自己也沒能逃過文革這一劫。
二
文革開始發動時，我還在山西參加農村四清運動;被叫回北京，返京一周， 便在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被革命群眾定為牛鬼蛇神，實行專政，但還可以每天回家。當時，大哥在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已經工作十年; 他雖然自幼便有哮喘病，容易累，一犯喘便無法睡覺，但他醫術好，而且對病人熱情，不僅是一個好醫生，而且從學生時代起，便是愛國學生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工作後，在協和醫院裏，又是緊跟領導的積極分子。他不懂政治，沒有想到，這樣一來，自己便成了文革中的箭靶子，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他熱愛業務，被說成是“走白專道路”; 他關心病人，被說成是“拉攏病人”，緊跟領導被說成是“拍馬屁”；他帶頭寫一本《性的知識》，內容無非是醫科教科書上的基本常識，卻被說成是“毒害青年”，最後，被歸結成“十大罪狀”。大哥從來未曾經曆過這樣粗暴的誣蔑，而文革卻是 “偉大領袖英明偉大的戰略部署”，“要把一切暗藏敵人統統揪出來，打翻在地， 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他告訴我，醫院裏革命群眾給他定了“十大罪狀”，問我“怕不怕?” 我說，“不必怕! 如果能成立的話，一條罪狀就能夠置人於死地，現在說你‘十大罪狀’，就表明他們自知站不住腳。”這話才說了一個禮拜，我就被關進了牛棚，晝夜受監視。當然不準回家，除審訊我的專案組外，不準接觸任何人。那時，母親和大哥住在一起，侄女已經離家鬧革命去了，家裏隻有母子二人相依為命; 大哥承受不了人格侮辱，寧死不屈; 此後不到一個月，便在一個夜晚自殺了。那時，大哥和妻子離了婚，自己帶著一個女兒，大哥去世，女兒也成了失去家庭的孤女。我當時被關在牛棚裏，當然毫不知悉。
直到兩年多以後，被命令回家收拾行裝、準備下鄉勞動改造，回到家裏隻剩母親孓身一人(那時她78歲）。屋裏的家具都賣了，隻剩下一張床 ，一張小飯桌，和兩把椅子。我問母親: “大哥呢?” 母親說: “去世了。” 我又問: “怎麽去世的?” 母親隻說了兩個字: “自殺”。她一生從來不說硬梆梆的話，這一次，說的時候，眼裏沒有一滴眼淚。我知道，母親的心又一次被碾碎了；碎得流不出眼淚了。
1970春，我作為“有代號的潛伏美蔣特務、還拒不交代罪行” 的階級敵人，在軍宣隊領導下到河南南部、隔淮河與安徽鳳陽相對的息縣 (當地人稱 “ 蛤蟆坑” )入“五七幹校” ，繼續“交代罪行”。我隻能服從前去，但是母親怎麽辦呢? 我把所有的錢都交給母親，又到居民委員會，請一位工農階級出身、革命工人的家屬來幫母親買菜、做飯、洗衣服; 再托從前基督教會的老朋友常去看望母親。 臨走前，和母親一起吃飯，我對母親說: “媽媽，你吃啊!” 她以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回答說:“你吃啊!”兩個人，誰都吃不下一口飯，但都怕彼此傷心。
1971年春，母親寫來一封信，說居委會認為她是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家屬，強迫她搬家，騰房子。搬家時，她跌倒在地上，從此隻有臥床; 幫她的工人家屬，把她放在衣櫃裏的錢都偷走，然後就不來了。四弟遠在湖南，我向軍宣隊請假回京看望母親，軍宣隊隻給三天假，路上走了一天。回到家裏，母親躺在床上，已經皮瘦如柴，眼睛也深深凹了下去。在家隻能住一天，又要趕回河南去。臨行前，在母親床前，她把瘦得隻剩皮包骨頭的手，放在我手裏，用微弱的聲音說: “我想哭，可是眼淚都已經哭幹了” 我隻能輕聲安慰母親說: “媽媽，我還會回來看你的。” 可是在我心裏，我知道幾時還能回來嗎?
回河南的火車上，想起從前人家說母親“福氣”，生了四個兒子，可是，在現實生活裏，多一個兒子，不是多一重對母親的心靈折磨嗎? 沒有孩子，母親也受苦; 有了孩子，母親也受苦，難道生命隻是為了受咒詛嗎? 母親的眼淚，不就是這樣哭幹的嗎? 回幹校一個禮拜，母親便去世了。 我又請假回北京，到母親床前，俯下身去，在母親額上親吻一下，用手輕輕幫她合上眼睛。我隻能含著眼淚感謝上蒼，憐憫母親，把母親接回天家去了。母親離世時，身旁沒有一個親人，是我不孝; 我也沒法告訴四弟，是我這做哥哥的“不悌” 。我怎樣對大哥、二哥、四弟交待呢? 母親去世以後，我也隻剩自己孓身一人，覺得在世上真正成了一個對母親有罪的孤兒，那年我45歲。
三
沒有必要多說我自己的小家是怎樣在文革裏、在無產階級專政鐵拳下被砸成齏粉的，記得好像是美國汽車大王亨利- 福特曾經說過他的人生格言是: “永不抱怨，永不解釋”; 這也是我從父親身上學到的人生原則，重要的是自己怎樣努力與命運搏鬥，而不是自憐自艾；一個人總要有一個人的骨格。但這次母親節，我也對妻子講到，兩個女兒的母親、我的前妻瞿希賢是毛澤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犧牲品。
她高中時代為參加抗日，從上海離家到內地去，曆盡幹辛萬苦，…… 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沉重打擊下，回到上海家裏，以後入大學，參加革命歌詠運動。她是一九四九年後，在舊知識份子裏，按《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而重點培養出的一個樣板，因此被捧了起來(其實，從前在延安也捧過丁玲; 1952年中國當局推薦丁玲領受蘇聯的斯大林文藝獎金；1957年又把她劃為右派)，文革之前，江青似乎對瞿希賢有所垂青，情形我不清楚。1966年文革開始後，江青又狠狠打擊她。一個夜裏，幾個軍人突然敲門進來，既沒有說是什麽單位來的，也沒有說瞿希賢犯了什麽罪，便把她抓走了。第二天，我送臉盆牙刷到北京監獄去，監獄說並無此犯人; 從此沒有半點音訊，連生死都不知道，達十年之久。
兩個女兒，大的初中剛畢業，15歲，小的13歲，剛進初中二年，從來都是同學中的佼佼者，一夕之間，父母都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孩子從小隻知道要“熱愛共產黨，熱愛毛主席”，這時要“革命”，自然要劃清與“反動” 家庭的界限，成為無家的孤女，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去當農工。大女兒出發前，我還未被關進牛棚，心想不知孩子要去多久，他們沒有了媽媽，我就是媽媽，一心為孩子準備一年四季的衣服，孩子怕冷， 我居然能為她買到一條毛線褲。到她走時，衣服塞滿了一大柳條包。孩子已經好久沒有和她的“黑爸爸” 說話了，看著那大柳條包，說了一句: “像給我預備嫁妝哪!”，這是多麽溫暖的一句“謝謝”啊! 我把柳條包用繩子縛在自行車後麵的架子上，孩子推著車，我跟在後麵默默地走，直到她說: “你回去吧!” 我才站住， 還是默默地望著她的身影，直到看不到為止。大女兒初去黑龍江時，因是“黑五類”子女，兵團不收; 她天天上工，卻沒有糧票、工分，生活全靠同伴們接濟，經過半年，才被接受。
小女兒不久也去了，這時，我剛被關進牛棚，想黑龍江天氣冷，請求看管我的專案組長，準我買兩磅毛線，照從前母親教我打毛線的方法，用笨拙的手指，一針一針，想給她織一個用元寶針結的厚圍巾。元寶針比平針難，我從來未曾織過毛線，常常織錯，又要拆了重來; 我就一遍又一遍地織，一麵織，一麵流淚。想起從前孩子剛進幼兒園的時候，我為她買過一本小人書，題目叫“我不哭”。沒想到，這本小人書像是總對著我說: “不哭! 不哭!”。在為孩子織圍巾時，一麵織，一麵流淚，一麵對自己說: “我不哭，我不哭”。就這樣，圍巾終於織好了，又請求專案組長，準我去一趟郵局。寄出後沒有回音，也不知道有沒有寄到，也不知道有沒有給她帶來難處，因為她當然要和反動家庭劃清界限。
十年後， 她回到北京我才知道，在黑龍江，冬天氣溫下降到攝氏零下幾十度，大年三十，別的青年都回關內探親去了，一間大宿舍，隻剩下她一個人。夜裏，天寒被薄，她隻有在被裏縮成一團，這就是自己一個人的“團圓年”。
1976年，瞿希賢又突然回來了。究竟是怎麽一回事，連同十年經曆，我都不敢問。當時，周恩來已經去世; 文革已入頹勢，卻還在進行。我從住牛棚的經驗知道，即便未被關進監獄，實際上全國就是一座大監獄: 即便從監獄放出來，實際上也還是專政的敵人。那個年頭， 一切都是階級鬥爭。我又是“長期潛伏的美蔣特務”，連女兒都恨自己，為什麽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裏。在文革的歲月裏，遭到這樣打擊的家庭，我的老師、我的同學、朋友，自殺的有多少，我沒有計算過; 因為沒有那樣剛硬的心腸。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已被鎖定是“敵人”，麵前隻有三條路: 跪下求饒、做割舌金絲鳥，不準唱歌，但還可以舔統治者的屁股，自殺，或四散逃生。在我家裏，既然兩個大人都已被無產階級專政鎖定了是“敵人”，隻好四散逃生，四個人裏，能活一個算一個吧。此後，幫孩子重新讀書; 最後女兒兩家人移居國外。九十年代直到現在，女兒們每年回北京看望媽媽。我知道，我的前妻和兩個女兒，終生都帶著無法愈合的心靈創傷，這也是我背負罪孽的一部分。
四
在美國，母親節時的賀卡裏麵，有一種祝詞寫的是: “親愛的母親: 你既能把我拉扯大，也就能夠承受一切!”今年母親節，我不由地想到三位母親，他們都把孩子拉扯大，也都承受了命運加給她們的一切。但是，母親對我所說的最後一句話，總在我的耳邊，在我的心上: “我想哭，而我的眼淚已經哭幹了。”
我們家裏一直相信，新中國是給人民大眾帶來幸福。這一家，三代人，從父親母親、到我們弟兄，到下一代的女兒們，其中每一個人都照著時代的要求，盡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去為大眾做有益的事情；最後的結局是什麽呢? 這是曆史的偶然嗎? 是個別人的失誤造成的? 抑或是命運呢?
四弟曾在文革後，寫信告訴從前曾在天津由父親掩護了一年多的共產黨地下工作者李先生，我們這一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李先生後來大概是個不小的幹部，還是一位念舊的人，回信給四弟說，他自己在文革中也同樣受到清算，但大家還是以大局為重吧。四弟把這封信複印給我。我感念這位李先生的好意，也知道，許多好心腸的人都是這樣看待過去五十年曆史的。我也抱著同樣的心情，看涉及個人的事是小事，應該“顧大局”。
但接下去想大局時，卻不得不問: 什麽是大局? 人民大眾遭受苦難是大局，抑或保住共產黨掌權是大局? 究竟顧哪個大局要緊呢? 兩千三百年前的孟子懂得“民為貴，社稯次之，君為輕。” 可惜，共產黨裏，那麽多俊彥之士，一旦取得政權，就把“民貴”的道理變成愚弄百姓的空話了。這是曆史的規律呢? 抑或是某些人的愚蠢呢? 或是某些人的罪惡呢? 或是一些人的罪惡又加上一批人的愚蠢，便構成這段曆史了呢?
而毛澤東是把這作為他一生所做兩件大事之一來炫耀的。在西方，把古希臘時代寫人與命運搏鬥看為希臘文學藝術的高峰; 可是，2500年後的人民中國，怎麽偉大領袖引為造福中國和世界的豐功偉業，到他死後還不讓人民說出來呢? 是為了謙虛呢? 還是為了畏罪而塗脂抹粉呢?
從前，我也讀過一些共產黨員寫的東西，如紅軍司令員方誌敏被逮就刑前寫的 《可愛的中國》，眼前的這些黨員和先前的黨員怎麽如此不同呢? 說這些，並不是為了想在當今喚醒什麽人，若那樣存心，就會被認為是在搞“反革命顛覆” 性政治活動了。而我始終不是，也拒絕做一個政治人物。寫出這些，隻是為讓親朋友好知道我還沒有癡呆，生在這樣一個時代，所能做的大概隻有為二十世紀中葉多少人曾經廢寢忘食、日夜奮鬥、寤寐以求、渴望來到的“新中國”做一點曆史的見證，供後來若幹年之後，對曆史有一點好奇興趣的人提供一點了解的線索而己。
…… 十五年前，在天安門事件後，我從中國社會科學院退職，移居國外。1990年，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我這樣一個已經退職的人定罪，把我釘進了棺材，我卻還掙紮伸出了一隻手。前不久，有朋友說我：“太理想主義了”。我想，大概是這樣，一個已經被釘進棺材十五年的人，還堅持從棺材裏伸出一隻手，想抓什麽呀？大概是想抓住那個“美好人間”的理想吧。這大概是我從母親那裏承受的最本能的一點。母親活到八十歲，親眼看到兩個孩子在她眼前死去，第三個孩子被送到農村去改造，不知還能不能見麵，最後，還有一個孩子，當時卻連下落都沒有了。她的眼淚哭幹了，但是，心裏還是想哭，因為親情是人間生離死別和理性所割不斷的，它還在心裏，湧為淚泉，這親情大概也就是維持我生命的力量。母親把她幹枯的手放在我手裏，我用雙手捧著，知道母親把她的心、她對四個孩子的愛都放在我手裏了；這雙手張開的地方就是母親的生命在人間的最後一塊立足之地了。母親去世時，我覺得自己的一半隨著母親，永遠去了；而母親去世後，我又覺得母親的愛推動著我，要我繼續她的生命而活下去；母親的愛就是孩子的生命，母親把她的愛放在我手裏，這就成為我的生命。
可是，我活一天，就不能不繼續體驗人生，不由自主地要問：我所經曆的一切是為什麽？母親不僅為孩子們痛苦，她還有自己安身立命的信仰破碎的痛苦。她相信，世上總是好人多，人人努力，社會總是在進步，一個人全心全意為家庭、為社會大眾，上天不會虧待；可是她自己的路怎麽越走越窄呢？日子怎麽越過越苦呢？這是我從母親畢生的眼淚裏嚐到的辛酸滋味。母親沒有得出“為什麽”的答案，要我繼續活下去，大概就是要我繼續想她未能找到解答的問題吧。痛苦迫使我思索；迫使我問：“為什麽”；迫使我到中外曆史、哲學、思想史中去求解答。我發現，痛苦的不僅是我，還有比我更難的。因思索而獲罪：在獲罪中思索，這似乎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分子無法逃脫的命運。……
==================================
世人對趙複三知者不多，引用維基百科作一簡介
趙複三 （1926年-2015年），上海人，1946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隨後任職於北京基督教青年會。1950年7月，時任北京青年會副總幹事的趙複三，成為《三自宣言》的40名發起人之一。此後，趙複三出任中華聖公會牧師、中華聖公會華北教區總幹事、燕京協和神學院教務長、北京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
1964年夏，趙複三突然作為革命幹部奉命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負責批判神學的任務，（其批判的成果就是《基督教史綱》，用楊真筆名發表，1979年，三聯書店發行）。從助理研究員、研究員、副所長，到1980年代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和黨委副書記。並與趙樸初、趙紫辰合稱中國大陸宗教學界“三趙”之一。
1980年代，趙複三出任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第三屆、第四屆副主席。趙複三又在1988年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外事委員會委員。又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派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89年六四事件後，趙複三在巴黎公開遣責中國政府動用軍隊鎮壓學生，1990年六月被撤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委員的職務。此後趙複三在美國南方一所大學任教。
趙複三退休後，與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退休部門主管陳曉薔結婚，定居耶魯，並翻譯《西方文化史》、《西方思想史》、《中國哲學史》等著作。2015年7月15日，在美國康州病逝，享年89歲。他的朋友，學者丁偉誌、何方等人發布訃告稱：“在長達26年流離的晚年生活中，趙複三先生不計世事浮沉與榮辱得失，...... 始終放心不下的是中國文化的前途和中華民族的命運。”“這樣一位終生熱愛祖國的人，卻最終未能葉落歸根，埋骨異邦，這不僅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他所在時代的不幸。”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