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兼並：萬惡之源？土地問題在我們國家是影響很大的一個話題，而且這個話題有很多我們以前習以為常的結論，盡管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了，這些結論的影響還是很大的，比如說現在一旦有人提出，中國是不是可以搞土地私有製，馬上就有人說，那怎麽可以呢，搞土地私有製就會出現無地農民，然後無地農民多了，地主和農民就會打起來，就會爆發農民戰爭，就會天下大亂，等等。像這樣的說法，我覺得，它們當然是跟我們之前的一套說法是有關的。這套說法認為，中國古代最大的問題，就是土地兼並，土地高度集中，因此就有了地主和農民之間的衝突，而且這種衝突是中國古代最主要的一種衝突。
按照那個時候的說法，農民基本都是佃戶，共產黨搞了土改之後，農民才有了土地。以前農民不是佃農就是雇農。有些人承認在傳統時代有一些自耕農，但是他們認為這些自耕農是不起什麽作用的，文革期間曾經有人說，傳統時代的自耕農是佃農的後備軍，也就是說，他們在不斷的分化當中，少數人成了地主，大多數人成了佃農。
那麽，為什麽土地會那麽集中呢？有些人說，是因為那時候實行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既然土地私有、自由買賣，那麽很快便會發生兩極分化，少數人發了成為地主，多數人就會成為佃戶。大家知道，正是基於這一點，我們1949年搞了土改以後，很多人認為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土改之後還要搞集體化，因為據說如果不搞集體化，那麽小農即使再平均，他在土地私有、自由買賣的情況下又會發生兩極分化，因此土改後如果不繼續搞集體化，那麽，用我們以前的說法，就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我們通過土改消滅了大土地私有製後，接著還要消滅小土地私有製。要把土地變成公有的，這樣才能消滅所謂的土地兼並。
這個說法曾經影響很大，而且三十年來影響都很大，大家知道，1978年的時候，有人說聯產承包責任製就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盡管這個所謂的“一夜回到解放前”並不是把土地交回了地主，但是那個時候的人們認為，交給農民和交給地主是差不多的，因為隻要交給農民，農民就會兩極分化。直到現在，雖然沒有人再說，聯產承包責任製就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但是如果從聯產承包責任製再往前走一步，也就是說，不僅把土地使用權，而且把土地所有權都交給農民的話，仍然會有人說，這樣又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也就是說，他們認為，隻要土地私有、自由買賣，土地就會發生兼並，就會發生大集中，而且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時代的一切弊病歸根結底都是由這一點產生的。
大家知道，這的確是中國的一個特征，中國曆史上經常發生一治一亂的周期，一會兒是太平盛世，然後王朝就崩潰了，崩潰過程中就發生嚴重的社會爆炸，我們以前叫作農民戰爭。農民戰爭的確很恐怖，而且可以說，那是中國獨有的一種現象，全世界各個民族，沒有哪一個民族有像中國這樣的農民戰爭的。像歐洲也好，俄羅斯也好，我們經常看到它們曆史書上也有一些我們稱之為農民戰爭或農民起義的事，但是那些規模都是很小的，而且從來沒有一次是能夠改朝換代的。隻有中國，往往就是由於王朝末年發生的社會大爆炸導致王朝重建。
在整個人類曆史上，除了中國以外，隻有越南有過一次類似的，就是我們曆史上說的“西山農民起義”，建立了一個西山王朝。在其他國家都沒有的，盡管在那些國家也有所謂的朝代，但他們那個“dynasty”我們翻成“朝代”其實就是個誤解，它和中國的朝代完全不是一回事的，而且也不是在大動亂中出現的，在西方所謂的“改朝換代”，大家往往都感覺不到，換了個徽章就算改朝換代了。那麽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恐怖的大亂呢？很多王朝交替期間的社會大爆炸都要死掉一大半人，造成所謂“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的現象。為什麽會這樣呢？他們說，就是因為周期性的土地兼並，一場大亂以後，土地是比較平均的，然後由於土地私有、自由買賣，土地越來越集中，矛盾越來越尖銳，到了一定程度就大亂一次，然後又重新達到一種平衡。
國共為土地而戰？
用這種理論來解釋中國周期性的治亂，這是第三個邏輯。第四個推出的邏輯，用來解釋近代的曆史，尤其是解釋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曆史，簡單說就是國共鬥爭的曆史。這套說法就變成了：這是一場因為土地問題鬧起來的鬥爭。我們以前講，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反帝針對的是外國人，反封建對的就是地主，而且按照我們之前的說法，這場革命中，共產黨是代表農民的，是主張土地改革的，國民黨是代表地主的，是反對土地改革的，因此他們就水火不能相容。按照這種說法，共產黨就是因為土改，滿足了農民的要求，得到了農民的支持，所以才能打敗國民黨。
整個這一套敘述體係，聽起來在邏輯上的確是環環相扣的，可是這裏麵每一個話題，我們仔細分析，都會產生很多疑問，有重新認識的必要。之前的那一套之所以大家都覺得好像很有說服力，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不僅共產黨這樣說，國民黨中也有很多人這樣說。
內戰末期國民黨快要不行的時候，國民黨中的很多人，如陳立夫、孫科都講過這一類的話——國民黨之所以在內戰中失敗，就是因為在土改上比不過共產黨。大家知道孫科當年有過一個很有名的說法，他說共產黨其實沒有什麽了不起，他們是所以能成那麽大的氣候，就是因為實行了我爹（孫科是孫中山的長子）的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的一半。有人把它叫做“半民主義”，大家知道民生主義按照後來國民黨的說法，是“平均地權、節製資本”兩項，共產黨搞了“平均地權”這一項，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們國民黨其實也沒做錯什麽，唯一的缺陷就是“半民主義”搞得不如共產黨。由於國共兩黨都這麽講，好像這個說法就板上釘釘了。
不過從今天的角度講，我們可以換個角度去看這個問題，兩邊都這樣講，是不是恰恰說明，這兩黨關於土地問題的理論，關於土地問題的思想，其實是差不多的呢？正是因為他們關於土地問題的理論是差不多的，所以提出的解釋體係也是差不多的。從這裏我們想到，兩者的差別真的有那麽大嘛？
從某種意義上講，今天我們對兩黨的解釋是基本差不多的，可以得出一個新的看法，這個看法取決於對以下幾個問題的認識：首先，在民國時期，土地分配是不是平均的呢？當然應該承認，肯定不是平均的，即使在現在，我們社會上的土地分配也不是平均的，但是這個不平均有個程度問題。我們以前總是用舉例的辦法來講平均不平均，比如某個大地主擁有一萬畝土地，有個農民無立錐之地。但是舉例子其實是沒有可資比較的根據的，今天我們已經有了比較好的統計手段去分析一種分配的不平等的程度。
土地分配基尼係數：0.53
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均經常用基尼係數，它給出了一個衡量不平均程度的指標，一般認為基尼係數0.3左右是比較正常的；低於0.3就是很平等，比較少見；0.3以上就不太平等了，如果高於0.4就是超過警戒線了，屬於比較嚴重的不平等。那麽，我們可以用基尼係數統計一下中國土地分配的平均程度，這比起舉例子要科學得多。
改革之後的三十年，經濟史研究不僅在定性研究，也在定量研究，所有研究都指向一點：我們此前的研究對土地分配的不平均程度是有所誇大的。比如說，土改以前，黨的文件中講，中國地主占人口5%，但是占有70%的土地，農民隻占30%。現在沒有一個人是這種主張，而且大家也查不到這種主張的來源。很多人當年曾經問過杜潤生先生（杜老是參加過土改的，是我們黨農業問題的元老），這個數字是怎麽來的惡，他說不知道，他也問過毛主席，也沒有問出所以然。到底是什麽情況？杜老在晚年的回憶錄中講，土改其實可分的土地並不多，印象中地主和富農加在一起，擁有的土地可能就是一半，或者40%。我們要注意，杜老九十多歲的回憶不能當成嚴格的統計數據，因為當時杜老也不可能去做具體的統計分析了，這是他作為一個土改過來人的回憶，但是，真正做研究的人，也認為（地主的土地）比例沒有那麽多。
這裏我簡單講兩個數據，一是1980年時，為了搞農村改革，中央專門讓統計局去摸底，他們認為土改前地主占地的比例隻有38.26%，這裏“土改前”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定義，指的是“土改前三年”，大家知道，土改的風聲傳出過，很多地方的地主就趕快處理他們的土地，免得被白白分走，所以就造成很多地方找不到鬥爭對象，為了搞階級鬥爭，當時有個說法：土改前三年內發生的地權變化是不算數的。
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當時的主任郭德宏先生也做過一項研究，他說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全國地主平均占有41%的土地，但是他還說，有一個趨勢，就是整個民國年間，土地分配的趨勢是越來越分散，而不是越來越集中，按照他的計算，到了土改前，（地主占地）已經降到了32.16%。這裏我要講，“地主占有土地”是一個很難科學定義的概念，因為首先“地主是誰”就有很大的彈性，我曾經搞過調查的陝西關中地區，很多地方就找不到地主，所謂“關中無地主”，土改的時候統計出來的地主占有土地，隻有5%。“二華”，也就是華陰和華縣，有些地方在一個區的範圍內都沒有劃出地主來。
我傾向於把“地主”這個概念拋開，不講什麽是地主，隻講土地分配的不均度，這個是可以用基尼係數表示的，而且不管你在政策上怎麽劃地主，按照統計數據算出來的基尼係數隻能有一個。根據舊社會各地區的土地冊籍，有人統計出了上百個關於土地分配的數據，總的趨勢是：土地分配基尼係數大於0.7或小於0.4都是很少的，絕大部分地方都是在0.4到0.6之間，全國的平均值是0.53。那麽0.53是比較平等還是比較不平等呢？
我們首先做橫向和縱向兩個比較。橫向看，同一時期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農業土地分配基尼係數都比中國高，說明當時中國的土地在各國中是很分散的；如果縱向比較，發展趨勢不是越來越集中，而是越來越分散。郭德宏先生提出的“分散”有兩層：一是總地權的分配越來越分散，地主富農土地不斷減少，農民土地增加；二是封建性地產（用於出租的土地）的分散尤其明顯，民國初年，出租土地的都是大所有者，但是到了民國末期，越來越多的小所有者出租土地。無論從縱橫兩方麵的比較，都不能得出中國土地問題很嚴重的結論。
台灣1949年後搞過和平土改，全世界公認比較徹底，實現了自耕農化，土改後它的土地分配基尼係數到60年代仍然有0.46，可是中國大陸在土改以前，很多地方的土地分配基尼係數就已經低於這個數字，而且有逐漸分散的趨勢，比如無錫，30年代土地分配的基尼係數是0.544，到了40年代降到0.329，常熟也是一樣，在這個時候，它們的土地分配基尼係數，已經低於台灣土改後的基尼係數，如果台灣0.46的土地分配基尼係數已經被認為土改很徹底，實現了耕者有其田，那麽按照這個標準，大陸很多地方，是不是有必要搞土改都成了問題。
有人會問，0.53的基尼係數已經很高了，現在的基尼係數超過0.4大家不是就認為很高了嗎？但大家想想，這兩個基尼係數是同一個概念嗎？當然不是的，因為後者是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而0.53是土地分配的基尼係數，兩個係數之間是有關係的，因為土地是農業社會收入的主要來源，地主一般都比較富，無地的佃農和雇農一般都比較窮，但兩者的相關性不是對等的關係，不能說土地分配的基尼係數是0.5，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就是0.5。
土地分配在理論上的最高值是1，也就是所有土地都集中到一個大地主手裏，其他人都一無所有，可這時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是多少呢？假定所有的收入都來自土地，那麽收入分配基尼係數達到1也是有可能的，也就是唯一的地主同時也是自耕農，自己種了所有的土地，既不需要支付工資，也不需要跟別人分成，這就產生了兩個問題：第一，其他人不都餓死了嘛？世界上有無產階級，但不可能有無收入階級的；第二，如果大地主同時又是一個大自耕農，那也就不存在所謂的剝削了。
若大地主占有全部土地（土地分配基尼係數1），按照收入五五分成，則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是0.5。雖然兩個係數之間沒有固定的比例，但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在純經濟環境下一般要低於資本分配的基尼係數。我們曾經做過一個經驗性的研究，兩者在一般情況下的比例大約在0.5到0.6左右，用土地分配的基尼係數0.53去推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則後者隻有0.2幾。
這就導致兩個推論：第一，假如真的是這樣，那麽這個社會怎麽可能是一個不平等的社會呢？它根本就是一個桃花源；第二，當時社會的確有嚴重的危機，比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現象，但是導致這種現象的根源是什麽？是土地分配不均嘛？當然不是，剛才已經講過了，分配的不公並不是很高，所以當時肯定有別的因素，比如政治強權的掠奪、橫征暴斂。這種情況下，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就與土地分配的基尼係數沒有關係，前者可能比後者更大，可是如果情況真的是這樣，那麽造成社會危機的根源，就不能說還是土地關係。二者必居其一，我們願意接受哪個推論？
國共之爭無關土地
無論根據哪個推論，我們都不能得出，中國傳統時代的嚴重問題是土地問題造成的。那麽，民國時期出現的革命（“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式農民戰爭”），又是怎麽發生的呢？這場革命的參與者主要是農民，當時中國人口的80%-90%也都是農民，國共兩黨的軍隊都是農民軍。關鍵就在於，當時他們是不是為了土地分配的問題而導致矛盾，然後激化導致戰爭？當然不是。
盡管1927年後共產黨就一直在講，我們的革命是為農民爭取土地的，但是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國共兩黨的關係雖時好時壞，但我們在整個兩黨關係史上，看不到土地政策和兩黨關係的相關性，兩黨分歧與合作並不取決於土地政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的整個期間，國共之間的關係是與土地無關的，當時中國社會的各個力量想跟共產黨合作，主要是想跟蘇聯人合作，因為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
國共關係唯一一次與土地問題有關的例子，是在北伐期間，當北伐軍達到兩湖以後，共產黨組織農會搞了比較激進的農民運動，在國民黨內引起反對，主要是武漢國民政府反對，而南京國民政府並無反應，當時的兩湖農民運動，也跟土地沒有關係，基本上沒有分地的行為，甚至連減租減息的行為也很少，主要是一種政治上的衝擊。後來在抗戰期間，國共兩黨的關係也很複雜，有時激化，有時緩和，即便發生了1941年“皖南事變”這樣的衝突，兩黨也不打算分手，國共雙方真正決定要分手，是從1943年開始的，這一年二戰開始看出頭緒，共產國際解散。
從1943年到1947年國共談判最終破裂，兩黨談談打打，談了很多的問題，積累了大量的檔案，今天能看到的多達上千萬字，當時兩黨都談了些什麽呢？談的最多的是底盤和軍隊的問題，還有建國以後要建立一個什麽製度的問題。當時國共雙方都讚成兩個原則：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民主化。但是兩黨在二者孰先孰後的問題上達不成一致，國民黨認為應該先搞軍隊國家化，後搞政治民主化，共產黨認為應該先搞政治民主化，成立憲政政府，然後搞軍隊國家化。美國當時做中間人，周恩來給馬歇爾寫了封信說，軍隊國家化與政治民主化要同時進行。
除了這些大問題之外，還談了很多小問題，如聯合國救濟物資分配等，甚至花了兩年多時間討論如何治理黃河。在這長達四年的談判期間，積累了一千多萬字的材料，沒有一件是談土地問題的。那麽它們爭的到底是什麽？如果說共產黨是土改派，國民黨是反土改派，那它們為何不談土地問題呢？能夠說它們後來鬧掰是因為土地問題嗎？國共雙方在土地問題上肯定是不一致的，共產黨要比國民黨激進，但是當時在土地問題上，最保守的不是國民黨，而是國共雙方意外的第三勢力。
一派就是梁漱溟先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他們是相信儒家傳統的鄉村治理的，中國現在的問題是現代化，學習西方把自己的好東西丟了，鄉村建設派是非常重視鄉紳自治的，而鄉紳自治，在共產黨看來就是土豪劣紳自治，國民黨也是不能容忍的，畢竟國共兩黨都是主張中央集權的；另一派就是自由主義者，講究產權，反對用政府的力量重新分配財產，尤其是在農學界。民國時期的農學主要受到美國人影響，中國大學的第一個農業經濟係在南京金陵大學，當時的院長是普凱，他是一個對土改完全沒有興趣的人，認為中國的問題根本不在於土地的分配，他培養出一大批自由主義的農業經濟學家，這些人在土地問題上比國民黨保守，比如董時進先生，他不僅反對暴力土改，而且反對和平土改。雖然董先生在土地問題上保守，但在政治上長期親共反蔣，經常批評國民黨政府。
即便在國民黨內，也有各種各樣的派別，有的派別在土地問題上激進，如CC係，然而這些土改激進派同時又是反共極端派，主張不擇手段鎮壓共產黨。總之，當時中國各個政治派別之間的親疏，與土地問題沒有多大關係。CC係並不因其在土地問題上的激進立場，而緩和它的反共力度；而鄉建派並沒有因為土改問題上比國民黨保守，而比國民黨更反共。那麽當時各派對共產黨有好感，對國民黨反感，是因為土地問題嘛？當然不是，在當時的民國政治中，有一條主線是比較清楚的，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憲政民主。當時，主張一黨專政的是一排，反對一黨專政的是另外一派，這派人把憲政民主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身上。當時中國基本的政治分野，根本不是土改派和反土改派之間的對立，而是在獨裁腐敗、一黨專政的維護者和他們的反對者之間的對立。
國民黨因何得罪農民
大家可能會講，這是對城裏人而言的，尤其是對知識分子而言的，那麽對農民呢？不要說當時，即便是現在，對憲政民主感興趣的農民也不會太多，農民在國共兩黨之間又是憑借什麽做判斷呢？實事求是地講，抗戰以前，國民黨和農民之間的矛盾沒有多少，但是到了抗戰期間，情況有了變化，農民對國民黨的不滿逐漸上升，因為抗戰對國民黨的財政係統造成了很大改變。
抗戰前，南京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是在東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城市，三分之二的財政收入來自官鹽統三稅，剩下的三分之一主要是公債，而且也都是在東南沿海賣的。但是抗戰期間，東南沿海淪陷了，政府退到重慶後，財政基礎就全部轉到了農民那裏，田賦成為了主要的財政來源，抗戰1937年爆發後，國民黨馬上采取的一個措施就是田賦征實，收歸中央，以前田賦不是中央財政收入，而是地方稅，但是抗戰後就改變了，國民黨抗戰的全部收入要從農民那裏索取，而且這種索取的額度要比以前大得多，所謂“前方吃緊，後方緊吃”。
所以抗戰之後農民和國民黨之間的矛盾就越來越厲害，而這種不滿與傳統時代農民的不滿是一樣的，不是因為朝廷不搞土改，不是因為朝廷站在地主一邊對付農民，而是因為朝廷對民間社會的橫征暴斂，曆來中國的農民戰爭都是因為官民衝突造成的，而不是因為租佃衝突造成的。有人做過清末民初農民騷亂的統計，表明當時發生的與地租有關的騷亂，占的比重是很小的，在一個統計中的3648次騷亂中，真正與租佃關係有關的隻有155次，絕大多數是與國家的橫征暴斂有關。
共產黨方麵的土改材料也證明了這一點，共產黨當時每到一個地方，要發動農民訴苦，報上來都是國民黨政權如何腐敗，保甲長如何橫行霸道，拉丁拉夫，貪汙受賄，敲詐勒索，基本上沒人談地主收租的問題。這個實際上表明，國民黨得罪農民的原因和傳統朝廷是一樣的，隻不過，傳統朝代裏這個矛盾的積累要有一個很長的過程，但國民黨很快就激化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抗戰，抗戰前國民黨基本上不靠從農民那裏征收東西的，因為戰爭，國民黨“提前”得罪了農民。
但這裏產生了新的問題：共產黨不同樣要打仗嗎？不同樣要從農民那裏獲得支持嗎？國民黨因為拉丁拉夫派糧派款與農民關係惡化，那麽共產黨為何能得到農民的支持呢？事實求是地講，當時共產黨確實比國民黨更得民心，在知識分子中，它得人心是因為它反對一黨專政，在農村呢？在農村，嚴格的說，農民不太在乎共產黨是不是搞憲政民主，但是共產黨當時比國民黨要清廉。當時共產黨還沒有掌權，權力的腐蝕並不是很明顯，比較理想主義。雖然國共都向農民要糧要錢要命，但是相對而言，國民黨的農民負擔比共產黨要重。
有些人可能會說：雖然國民黨的統治成本高，戰爭費用大，但是國民黨統治的地方要比共產黨更大，就農民的平均負擔率而言，對國民黨的負擔未必重於對共產黨。可是當時的中國全國財政統籌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財政實際是地方化的，國民黨做不到用全國的財力來支持戰爭。在國共爭奪的地區，雙方財政都是就地解決的，而在同樣經濟基礎的地方，雙方進行爭奪，一般老百姓的感覺，是對國民黨的負擔要重於對共產黨，第一國民黨比較腐敗，統治成本高；第二，國民黨的紀律和吏治比共產黨壞
所以抗戰結束後，國共雙方開始準備打仗時，無論是國統區還是共產黨統治地區留下的材料都表明，老百姓在兩黨之中對共產黨的印象更好，不但窮人是這樣，富人也是這樣。當時雙方的報紙都有類似的說法，共產黨的《人民日報》說：當時的富戶“想八路，盼八路，八路來了少出賦”，窮人說“想八路，盼八路，八路來了能減租”。共產黨不用土改就已經比國民黨更得人心了，而且這時候“得人心”包括得地主的人心，如果僅僅從“得人心”的角度，我們是很難理解共產黨後來為何要搞土改。不搞土改很得人心，搞了土改會不會更得人心呢？這裏我們還要問：當時國共兩黨的鬥爭，得人心真的是那麽重要嗎？
史上最大投名狀運動
“得人心者得天下”是我們經常說的一個命題，但這個命題是一個道德命題，它要變成現實，需要一個製度安排的。世界上什麽製度下是“得人心者得天下”，不得人心者就不得天下呢？靠打仗來奪取天下，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嗎？當然不是，隻有民主製度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因為民主製度說穿了要靠選票，而選票就是民心的反映。當然，民主也有很大的毛病，我們不必把“民心”太浪漫化，老百姓是很容易被忽悠的，而且在民主製度下，也有個選民動員的問題，比如選舉那一天的天氣會起作用，如果那天下大雨，選情很可能改變，雙方此時比拚的就不是誰得到的同情多，而是誰的鐵杆粉絲多。
但是下大雨、下冰雹，跟槍林彈雨畢竟不是同一個層次的事，真要打仗，就不是下雨那麽簡單了，需要人幫你賣命的，賣命和同情完全是兩個概念。民主選舉和戰爭不同，戰爭中決定勝負的不在於雙方哪個更得人心，而在於雙方動員資源的能力，也就是說不在於同情誰的人多，而在於為誰賣命的人多。這一點不是經濟利益所能解決的問題。土改能不能增加共產黨的民心嗎？首先，土改很難增加富人對共產黨的好感，那麽窮人呢？當時很多窮人是很“落後”的，就是認為沒理由去搶別人的東西，現在有大量的材料表明，共產黨土改動員群眾是要有一個過程的。假定這些人都是唯利是圖的，隻要你把他的財產搶給我，就跟你走，那麽這樣在選舉政治中會起作用，給我土地就投它一票。可是你給我土地，我為你賣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土地重要還是命重要？
當時土改有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不停地複查，搞一次，說群眾沒有動員起來，就再搞一次，從經濟利益的角度，搞一次土改後，哪怕不徹底，大頭已經分掉了，假定這個地區的確土地比較集中，經過一次土改我分到了5畝地，但我沒有被動員起來，那麽你再搞一次複查，給我分了兩厘、甚至兩毫，你分給我5畝地都沒能把我動員起來，再給我兩毫就能把我動員起來嗎？可是不斷複查的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這是為什麽呢？當時的情況下，要的不是同情，而是為你賣命。而能否賣命並不取決於經濟上的好處，在什麽情況下農民能夠不顧一切跟你幹？我覺得隻有兩個條件：一個是仇恨，一個是恐懼。
我們經常提到農民戰爭的時候，要這些人入夥，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那就是投名狀——入夥就必須斷了後路。這就可以理解當時的土改，尤其是流血土改非常重要。得人心者得天下隻是民主競爭中的規則，但打仗就完全不是這樣了。因此我們就可以理解一件事，所有土改中最血腥的是1946年、1947年前後的老區土改，老區土改中的流血占到整個土改中流血的70%，但是老區土改又是平分土地功能最少的一種土改。
所謂的老區主要是指華北一帶，在傳統時代土地就是比較分散的，地主比較少，自耕農比較多，而且所謂的老區就是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已經經營過很長時間的，共產黨在抗戰時期雖然沒有搞土改，但也還是實行階級政策的，所謂階級政策就是打擊富人、幫助窮人，包括所謂的減租減息、公平負擔，因此在抗戰結束、土改之前，由於這些年實行階級政策的結果，本來已經很分散的土地，就更分散了，因此老區土改在開始的時候，基本上沒什麽土地可分，那時候的土改主要是分浮財，但是老實說，有些地區就是浮財也沒有多少可分，偏偏是這些地區，死人最多。
關於這一點，我隻講一個材料，在晉綏邊區，土改是康生搞的，康生極左，因此死人很多，毛主席知道後就批評了這個現象，其實晉綏土改毛主席怎麽會是後來才知道的呢？大家看看晉綏在哪裏，晉綏是所有的邊區中離陝甘寧最近的，而且晉綏土改中，毛岸英和陳伯達是從頭到尾參與的，發生了什麽毛澤東能不知道嗎？即便晉綏土改，也不是當時土改中流血最多的，當時晉綏土改是受到晉冀魯豫地區土改的而影響，晉冀魯豫地區的領導由於後來沒有像康生那樣遭人討厭，所以現在談的也比較少。
但是晉冀魯豫地區當時的土改確實非常可怕，它到底要解決什麽問題呢？你可以看看當時的說法，當時有一個所謂的“典型村”——輝縣二區南平樂村，根據相關材料，這個地區在抗戰以來已經搞過很多次的群眾運動了，但群眾還是沒有發動起來，一研究，說是還要在搞，理由是那個地方還是沒有做到平均，其中提到一個“經地”（經營地主，不出租土地而是雇工生產），經地這個概念本來就是為搞土改而發明的。
抗戰時期共產黨的理論中，租佃是封建關係，雇工是資本主義關係，共產黨在抗戰期間的文件明確講，經營地主是農村中的資本主義關係，和城市工商業一樣，在民主革命時期是要保護的，但是後來到了搞土改的時候，就發現，華北地區的地主本來就很少，地主基本上都是經營地主，所以當時就決定，經營地主和租佃地主同等看待，沒有什麽區別。這裏提到的經營地主叫張誌如，他人三口，產量21擔，人均7擔，比全村平均數多5.3%。5.3%就值得搞一場流血的革命嗎？我得了100，你得了105.3，那麽這就有你死我活的仇恨嗎？
我們看下一個更有意思的例子，其中提到一個經地丁國平，家裏人均收成連平均數都達不到，但材料中說，不行，還是很嚴重的，為什麽呢？因為他有個兒子當小學老師，有一筆工資，他的兒媳婦穿得幹幹淨淨，和農民有區別，階級鬥爭還是會爆發的，於是就搞了（土改），晉冀魯豫地區每個村都報了一個《群眾運動各項數據統計表》，這個統計表最有意思的是，裏麵不僅有分了多少土地、分了多少房子等鬥爭果實，還有一項叫“群眾打死人統計表”，這個打死人統計表和鬥爭果實分配表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關係：大部分老區的土改，分的土地很少，但是死人很多。
圪針莊當時是縣委親自抓的土改點，在全村2224畝土地中，隻有161畝被分掉了，也就是說土改分的土地隻有7.2%，這個村本來土地很平均，幾乎都是自耕農，沒有什麽土地可分，但是就是這麽一個村，100戶人，就有7個人被群眾打死了，那麽我再看另外一個村，它有413戶，土地分配也隻分配了大概9%的土地，分的土地很少，但是被群眾打死的有20個人，這20個人中，有14個地主、5個特務、1個惡霸。鬥爭過程中，將近20%的人逃亡了，國民黨把他們叫做“匪區難民”，共產黨的語言中把這些人叫做“還鄉團”，這些人跑到國民黨那裏，如果隨著國民黨的軍隊回來，我們可以設想，會對剩下來的人造成什麽後果。
鬥爭一旦發展到這個地步，那就把所有的人都立了投名狀，這個時候參加共產黨的鬥爭，對於農民來講，就不是什麽多得幾畝地，少得幾畝地的問題，而是生死的問題了。村民為了幾畝地也許不去拚命，但為了不死於還鄉團之手，當然那就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了。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村，沒有提到土地分配，大多數人是中農，經濟分化也是很少的，但是這個村打死了25個人，其中地主隻有2個人；4個人是富農；其他人都是惡霸，但也都不是富人。這個村29%的人被鬥爭了，鬥爭中產生了積極分子862個人，積極分子中還分為“真積極分子”271個，其他的是“假積極分子”和“半積極分子”。運動搞到這種程度，所有的“假積極分子”、“半積極分子”，都變成“真積極分子”了，鄉村生活已經變成你死我活兩大塊：20%的人跑到國民黨那裏，80%的人為了防止這20%的人回來，那就可以不惜一切了。
在國民黨的檔案中，怎麽對待這些跑過去的20%的人？國共兩黨這方麵的統計數字基本上是可以對上號的，老區土改大概是死了1%的人，跑了15%—20%的人，國民黨方麵怎麽對待這些人是個非常頭疼的問題，若支持他們打回去，就站在了80%農民的對立麵，要是不支持，就要養活他們，但國民黨並無這個能力，導致他們在國統區流離失所。
為什麽當時要反複複查？而且老區土改對複查強調得非常重，複查有什麽神通呢？毛主席著作第二卷土地革命時期有篇文章叫做《論查田運動》，什麽叫查田運動？就是土改以後，分了土地還要不斷得再搞第二次、第三次。第一次之後能分到的已經越來越少，那麽複查又是怎麽把群眾動員起來的呢？關鍵在於，所謂的複查，不是再找出一些東西來分，而是流的血不夠。
晉冀魯豫地區一位農村幹部就講，所謂的複查，無非不就是要殺光地主嘛。這個過程沾了血結了仇，鄉村社會變成你死我活的兩塊，人們逐漸也就讚成了。因此和平分地當時是不允許的，反複複查與征糧擴軍是有明顯的關係的。當時的土改，尤其是老區土改，並沒有多少平均地權功能，但是它的戰爭動員功能的確是比較重要的，等於是一次空前規模的投名狀運動。隻有在你死我活的情況下，農民才能不顧一切地去打仗。
土改：動員利器
從戰爭動員的角度，一個最好的狀況是：死了1%的人，跑了百分之十幾的人。但是這個分寸很難掌握，有些地區走火入魔，大部分農民都跑掉了，這時候就需要糾偏了。1948年，晉冀魯豫地區就提出，有些地方搞得過火了。其中一個地方由於亂鬥亂殺的影響，大批地富及中貧農逃往敵區，原編十個村9000多人口，跑了4600多人，也就是跑了一大半，最嚴重的一個村，全村1900口，跑了1200，也就是三分之二的人都跑掉了，搞到這一步就有點過火了，沒有人敢在這個村呆，連民兵都變得早出晚歸。
根據史料，“領導了解到這個情況後，於去年秋天就停止了當地的土改。”這裏我們要注意，他說停止了當地的土改不是說不分土地了，更不是把土地交還給地主，而是不再殺人了。當時人們的印象中，僅僅平均地權是不算土改的，土改就是要流血的。為什麽會是這樣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當時國共之間的鬥爭，不是爭奪人心的鬥爭，而是比拚動員能力的鬥爭，誰能動員起更多的人力物力，誰就能打贏這一仗，而戰爭動員，要依靠恐懼和仇恨，經濟利益是不能做到這一點的。
因此我們可以講，土改的戰爭動員功能，當時是非常重要的，後來就因此產生了一場爭論，有人說土改是為了戰爭動員，有些人就反駁說，共產黨搞土改其實本身是目的，因為國民黨不搞，不打敗國民黨就不能搞土改，所以他們要打仗，共產黨不是為了打仗而土改，而是為了土改而打仗。但剛才我們已經講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共產黨是為了土改而打仗的。因為它跟國民黨根本沒有談過土地問題，你說我要求土改國民黨不讓，不讓我們就打，但至少要先談嘛，國共兩黨連治理黃河都談了那麽多，為什麽連土地問題都不談一談呢？但是我們不能說共產黨沒有意識形態方麵的考慮，如果僅僅說為戰爭而土改，也太簡單化了。
流血土改的確對戰爭動員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在戰爭需要結束後，共產黨的土改仍然是很積極的，雖然流血不那麽多了，比如新解放區的土改，尤其是廣東，而且廣東的土改直接和另外一場鬥爭掛在一起，叫做“反對地方主義”.
廣東尤其是珠三角這個地方有個現象：大部分土地當時屬於族廟公產，私人土地比較少，尤其是珠三角的東莞、順德、中山這些地方，族廟公產要占到60%，最多的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這些地方的土改，說穿了就是把族廟公產分給大家。當時共產黨也覺得這是需要的，認為族廟公產是封建的，但是本地的共產黨一般都認為，雖然要分地，不過和北方是不一樣的，北方是我把你的土地搶過來，而南方要分族田，無非就是大家的土地，每個人一塊，有點像1978年分公社的土地。既然是分公社的土地，我又不是去搶公社社長、生產隊隊長的土地，為什麽要搞得你死我活呢？
動員的程度可以非常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年大饑荒的時候，餓死了那麽多人，農村基本上沒有出什麽大事，除了一些地方發生了農民進攻縣城的事，但總體上還是比較穩定的。有人說，那是因為中國農民覺悟高，知道公家的糧食是動不得的，很多人餓死在糧倉周圍。但三年饑荒的時候，人吃人的事情也不知道出了多少！那個時候農民還有什麽倫理限製嗎？甚至父母吃掉自己親生子女的事兒都出現了。
老實說這個跟覺悟毫無關係，最重要的原因是，那個時候的鄉村，已經沒有任何組織資源存在，在沒有組織資源的情況下，人們是不可能造反的。所謂的死裏求生，所謂的農民快要餓死了就鋌而走險是不成立的，大家憑常識就知道，一個快要餓得半死的人，爬起來都困難，他還能造反嗎？能造反的人，都是離餓死還有很遠很遠的，身強力壯的時候才能造反呢。還沒有餓死為何就敢造反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所謂的組織資源，通過這層動員，他能夠實現組織資源的高度一元化，對於以後建立這種高強度動員的機製起了很大的作用。
時間關係就講到這裏，總而言之一句話：中國土地分配問題從來就沒有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當然我不能說不是問題，但是就整個中國來講，平均地權即使是一個問題，也不是很大的問題，更不是最大的問題。中國之所以發生了那麽多事，其實跟平均地權沒有太大關係，但它和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國家的官民矛盾卻有很深的關係，解決中國的問題，核心不是地主和農民的矛盾，而是官府和社會的矛盾。這個問題在傳統時代非常嚴重，現在仍然很嚴重，我們的改革，正是要解決這個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要動很多腦筋，其中尊重產權就是搞市場經濟時非常重要的考慮，至於尊重產權就會產生土地私有、自由分化、土地兼並、農民戰爭……等這一套建構，現在看起來，我們需要把它放棄。我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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