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許憲民，女，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號居民。其女兒林昭（北京大學1954級學生）以“反革命罪”被判刑20年又於1968年改判槍決。上海文人馮英子是林昭的母親許憲民四十年的老友。
馮英子: 許憲民二十年祭
（原載馮英子著《風雨故人來》186_202頁，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年4月版）
我生於農曆乙卯年正月初四日，正確的說，也就是1915年2月17日，進入乙亥之後，整整八十歲了。幾十年來，過著和平的生活，人的壽命大大提高了，七十八十不稀奇，劉海粟先生在世時，在他的畫上落款“年方八十”，這個“方”字，大有氣派。不過像我這樣的人，一生顛沛流離，風風雨雨，竟然也活過了80歲，不能不是一個異數了。
我不是蘇州人，生於昆山，長在同裏，但蘇州同我的關係實在太深，1934年到1937年，我在蘇州;1947年到1948年，我也在蘇州；我作過記者，辦過報紙，參加過劇團，搞過歌詠隊，因此我在外麵的時候，人家都把我當蘇州人，1944年我在桂林見到柳亞子先生，他後來送我的詩說：“萬裏從亡吳縣馮，一朝來訪吳江柳”，可見他是把我當作蘇州人的。可是我在蘇州的時候，蘇州人卻不把我當作蘇州人。把我當蘇州人的，卻是許憲民同誌。
蘇州出過許多巾幗英雄，然而我認為在現代的蘇州女性中，夠得上稱為巾幗英雄的，許憲民同誌應當是其中之一。在蘇州的曆史上，不可以沒有許憲民的傳記，不可以忘掉這樣一個人。可是許憲民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年了，我到現在沒有看到寫她的文章，自然不用說傳記了。每年逢到清明，終有一點惘然之感。
豬年已來，清明將到，我想如果再不寫一寫許憲民，豈不要在蘇州曆史上留下一塊空白，因此，乘我還拿得動筆的時候，我非寫一寫許憲民不可。
1934年，我在昆山因為得了一個“火種”的綽號，耽不下去了，洪亦淵先生介紹我認識了金家風先生，金先生介紹我到蘇州《早報》作記者。蘇州《早報》是一張後起之秀的報紙。當時蘇州有三家日出對開兩大張的報紙：一家是《蘇州明報》，它的曆史最悠久，據說是代表當地士紳的報紙；一家是《吳縣日報》，銷路最好，據說是代表蘇州工商界的報紙；《早報》自稱代表蘇州知識分子的，它的負責人很多是教育界的人物。
我是《早報》的記者，1934年，正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後，抗日救亡運動正在發展，每一個年輕的知識分子，對此都有極大的興趣，我們自覺地組織了一些讀書會之類的團體，閱讀一些政府禁止閱讀的書籍。隻要聽說有人是CP或CY，我們就對他肅然起敬，以為是一盞指路明燈。那時候，許憲民在蘇州已很有一點名氣，我很快聽到人家對她的議論，說她有個哥哥叫許鶴年，是CP，大革命時是江蘇省委書記，又是青年部部長，被國民黨所殺害。
還不滿十六羅的許憲民，老早就跟隨著哥哥鬧革命，加入了CY，是蘇州第一個穿上軍裝的女性。僅僅這一點，就便我對她肅然起敬了。後來聽說許憲民的丈夫叫彭國彥，葉楚倫作江蘇省省政府主席時，舉行過一次縣長考試，彭國彥中了第一名，人稱彭狀元，任為吳縣縣長，同許憲民結了婚。可是沒有好久，就同當地的士紳鬧得很不好，調到蘇北邳縣去作縣長了。
從滬寧線上的大縣調到蘇北的偏僻之區，當然是種降級。可是此君還是同當地的士紳弄不好，很快又被政府開了缺，到蘇州來作寓公了。許憲民既是一個革命的女性，又是一位縣太爺的夫人，這兩者之間，怎麽聯係在一起呢？這使我在認識她之前，既有一點久仰之心，也有一點好奇之感。
我已記不起怎樣同她認識的，記得第一次應邀到她家中去時，他們住在山塘街上，青山、綠水橋之間，我以為縣長先生的公館，一定是黑漆牆門，鐵釘銅環，說不定門前還有一垛照牆，像《紅樓夢》裏描寫的賈府一樣。結果大失所望，原來是縮在一家雜貨店後麵的一幢普普通通的平房，我進去的時候，彭國彥拿著一本書坐在竹椅上，許憲民手裏抱了一個孩子在喂奶。完全是一對生活中常見的夫婦。
這次訪問，我才發現彭國彥做不成縣長的原因：其實此君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書生，雖然在英國留過學，有一點威斯敏斯特式的民主思想，但卻更多是中國書生的迂，也有點正直，他在他夫人的影響之下，把一些共產黨員放走了。在國民黨的官場中，一個這樣的書生怎麽會受到歡迎呢？又怎麽能容許這麽一個縣長呢？所以，他很快從“狀元”變成了一個平頭百姓。
而許憲民呢？她白白胖胖，從表麵上看起來，像蘇州的市民，然而她熱情、豪爽、正直，她關心國家大事。那時，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日益加劇，蘇州是根據《馬關條約》，有一個日本租界的，在蘇州閶門外的日本浪人，無不趾高氣揚，隨時都在製造一些不大不小的糾紛，中國政府對之無可奈何。許憲民當時就告訴我說：“你們作記者的，要多多注意這方麵的情形啊！”
1934年，我才二十歲，而許憲民這時是二十六歲，我很快把她當成自己的大姐，她呢？也以大姐的身份，把我當作她的弟弟了。我不僅同她熟悉，同彭國彥先生熟悉，也同她的媽媽、她的弟弟熟悉了。記得不久之後，她同項堅白、謝玉如等幾位大姐，發起成立“蘇州婦女會”，吸收大量女青年參加，進行救亡的宣傳和戰地救護訓練，她們那個婦女會的文件、宣言，大都出自我的手筆：她們的演出活動和歌詠活動，也大都是我幫她們搞起來的。抗日戰爭時期，我走遍西南各地，碰到不少人都是許憲民當年的學生，她們極大多數穿上了戎裝，站在抗日戰爭的前線。吳中婦女，光照天地。
那時婦女會的地址在玄妙觀中山堂。當然這些活動不能不引起國民黨的注意。我記得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就以領導民眾運動為名，派了一個特務駐在中山堂，此人還用一些進步的議論來迷惑人，把人騙去。
30年代的年青人，救國心切，誰都想在沉沉的黑暗中找到一條光明的道路，而且大家都是那麽單純、那麽善良，一不小心，是很容易落入圈套中的。許憲民常常提醒大家要注意，要警惕，這使那個特務極少得手，即使有個別的人同他有些來往，別人就會敬而遠之的。1942年，我在江西吉安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那個特務對我說：“馮××，我在蘇州就知道你了！”想不到此時此地，此情此境，也會“他鄉遇故知”的。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我作戰地記者去了。那年11月中旬我回蘇州時，實際己到了淪陷前夕，蘇州城裏，空無一人，市中心區，烈焰騰空。這個有幾千年曆史的江南名城，已經暴露在敵人的槍炮之下，等待著不可知的命運了。許憲民他們到了哪裏去了，我不知道，也無暇知道。直到第二年的春夏之交，我從同裏突圍到上海，經香港，走廣州，去到長沙，才知道許憲民夫婦也到了長沙。
在長沙，我住在南門外天鵝堂青山祠42號，他們住的地方有一個奇怪的名字叫“平地一聲雷”。據許憲民告訴我，有一次敵機轟炸長沙，一顆炸彈穿過他們住房的屋頂，打穿樓板，落到地上，竟然沒有爆炸，不然，他們真要在平地一聲雷中化為灰燼了。彭國彥看見我到了長沙，建議我留在那裏，同他一起辦一家報紙，他說他有個朋友叫羅時實，是陳果夫作江蘇省主席時的秘書長，可以在經濟上幫點忙。但不久我接到範長江同誌從漢口打采的電報，要我速去漢口，便改變了留在長沙的打算。
我到漢口參加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的工作，田家鎮告急之時，又奉命撤往重慶，設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駐渝通訊處。大概就在1938與1939之間，我接到許憲民的來信，她告訴我長沙大火後，他們退到常德，但是還要退到哪裏去呢？而且她又帶著兩個孩子，小的還在吃奶，一家四口，行動艱難，因此她決心經由海防，返回上海，再到蘇州去。好在她隻要一息尚存，總是會戰鬥下去的。
從此我失去了同許憲民的聯係，直到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之後，那年10月，我隨接收蘇州的第五師李則芬將軍一起到了蘇州，才又見到了許憲民。那時她住在濂溪坊，依然是一幢單開間的平房，人的變化也很少，隻是好像有點發福了。但我從別人嘴裏，知道她那幾年蹲過日本憲兵隊的監牢，蹲過汪偽組織的監牢，吃足苦頭，受盡折磨。她呢，咬緊牙關度過去了，而且始終同抗日的朋友們保持著聯係。
抗日戰爭勝利後，徐夢周等搞了個吳縣縣銀行，給許憲民一個董事的名義，她憑此關係，像從前搞蘇州婦女會一樣，依然活躍在蘇州社會上。她到處排難解紛，招是惹非，什麽不平的事情找到她頭上，她總是盡力之所及，為你辦好。1946年時，我在蘇州辦了一份《大江南報》，先是四開三日刊，後來改為日刊，改為對開大張。這張報雖由我掛名，其實完全由陸春芳先生負責，我工作在南京，也管不著它，但後來卻為劉賡華所控訴，我作為社長，自然隻好到蘇州來應訴了。許憲民知道了，趕快出來為我調解。她認為沒有必要打這樣的官司。由於她的調解，原告很快把訴訟撤回了。1948年時，我的《大江南報》因為揭發一個充當中統特務的資本家用槍迫選的行為，同這個資本家結下了仇，報紙終於被封閉了，而且不久抓走了我們一個叫鞠盛的記者，說他是從蘇北派來的。我一看情形不對，決定到香港去了，臨行，我把營救鞠盛的事就托了她。我到香港不久，得到鞠盛的來信，他平安出獄了。
蘇州有個叫常東娥的小學教師，被兩個有軍統背景的人，強奸之後殺死。她的母親奔走呼號，到處告狀，均無結果，後來弄到了許憲民手中，許挺身出來，表示支持。特務們寫信恐嚇許憲民，信中還附了一顆子彈。許不為所動，把這封信在地所辦的《大華報》上揭發了。她幫助常母訴訟，最後終於取得了勝利。當年蘇州人講起此事，無不為之眉飛色舞，翹著拇指，讚賞許憲民。我發現這個滿口吳儂軟語，滿身溫文爾雅的蘇州女兒，心中蘊藏的永遠是一團正義的烈火，正是憑著這團烈火，盡管已是人到中年，仍奮鬥不息，在群眾的支持下，出任《大華報》的社長；在史良同誌的支持下，競選了蘇州的“國大”代表。
許憲民對於中國人民的解放更滿腔熱情，並為之奮勇鬥爭。在接近解放的前夕，中共中央華中局江南工委，曾派陳偉斯同誌到蘇州，設法建立一架電台。
陳偉斯同誌找到了許憲民，她以滿腔熱情，支持了陳的工作，用積存的二百元美金，為陳配備了電台，能同蘇北通話。有趣的是，她還向陳偉斯提供了不少情報，她通過國民黨的一個電訊局局長，竊聽國民黨的來往電訊，交陳使用；她通過因刺孫傳芳而名揚天下的施劍翹，打入上海警備司令部陳大慶的心髒，弄到一些情報，交陳使用。這些材料，都是陳偉斯同誌直接告訴我的。陳是我《新聞日報》的同事，他的家在蘇州時也同我住在一起，那幢前門在鎮撫司前、後門在桂和坊的房子。在“反右”時候，竟說陳是假黨員，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現在陳是上海《解放日報》的離休幹部，問題弄清楚的時候，已經垂垂老矣！
1948年時，許憲民曾告訴我，嚴欣淇和他的手下，為了搞垮我的《大江南報》，說情送禮，遍於南京、鎮江，大概用掉了一百萬元金圓券，而且千方百計，想把我和共產黨掛起鉤來，因此我也隻好跑到香港去了。我在香港一住幾年，1953年回到了上海，在《新聞日報》工作，有一次幾個同事約好在福州路的一家山東館子聚餐，在席上，卻意外地見到了許憲民，她告訴我己經遷到上海，住在茂名路159號。至於彭國彥呢，他們已經離了婚，原來這位彭先生做了兩任縣長之後，一直賦閑在家。別人是“三年窮知縣，十萬雪花銀”，他卻是兩袖清風，一文不名，依然是個四壁徒然的窮書生。而且，他那麽迂，那麽耿直，別人也不敢領教他了。君子固窮，達人知命，這也沒有什麽，可是長期的書空咄咄，鬱鬱難平，不免使自己的脾氣越來越怪，越來越同人難於相處，最後，他們這一對夫妻不得不以分離結束。這是人生旅途中的不幸，也是人世間的悲劇，然而能怪誰呢？誰世不能！（這裏附帶說一說，聽說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彭先生被勞動改造，被迫敲石子謀生，最後是油盡火滅，餓死了的。我曾經接到過他的求援信，可是在當時階級鬥爭的嚴峻形勢下，作為一個靠工資吃飯的國家千部，我有什麽辦法呢？愛莫能助，歉疚萬分。）[編者注：據彭先生子女講，彭國彥是吃滅鼠藥自盡的。]
那時我主要在做夜班，白天呢，又分工管幾個組，要參加一些會議。我這個人，對於新聞工作有一點天生的愛好，一進報社的大門，簡直不知白天和黑夜，很少空餘的時間，而她呢？雖然住在上海，工作關係卻還在蘇州，她既是“民革”的成員，又是“民盟”的成員，更是什麽蘇福長途汽車公司的經理，因此常常去蘇州，雖然住得很近，卻很難得見麵。
1957年，“反右”開始了，許憲民的大女兒林昭，這個從小熱愛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江南女兒，這個一言一行都用四卷宏文作為自己做人、求學標準的北大學生，這個從小就受到母親那種正直、熱情、像一團烈火那樣性格陶冶出來的女兒卻變成了“右派”，林昭自己，當然始料所不及，而許憲民呢？更加痛心疾首了，她想不到用最大精力去培養出來的女兒，竟然是共產黨的“敵人”，這一下，她如同從高空中摔了下來，天地茫茫，不知所措了。 許憲民沒有被劃成右派，但這個打擊比她自己劃成右派更大。有一次，林昭從北京回上海，我請她母女兩人吃飯，我發現她消沉得很，似乎已經失去了自信，年輕時候的如火般革命熱情不見了，年輕時候的豪情勝概，也開始從她身上消失了。
然而更大的打擊卻是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
1966年，我在上海《新民晚報》工作。運動一開始，我這樣的“老報人”自然在劫雍逃，先被拋出。那年8月17日，我們那裏的“造反派”就把我打成“牛鬼蛇神”，關入“牛棚”，直到第二年5月13日，才宣布“解放”，但好景不常，到了這年12月，張春橋對上海的老知識分子要來一次徹底的掃蕩，跟在張春橋、徐景賢後麵的“造反派”，自然聞風而動，率先響應，我又一次成為“牛鬼蛇神”，而且因為我在香港作過《文匯報》和《周末報》的總編輯，罪名竟然是出賣人民、出賣祖國的雙料反革命分子，真是駭人聽聞。但最使我不安的，我們單位的那些“造反派”，竟然無緣無故去抄了許憲民的家。
那是1967年的12月22日，那天，上海出版的《解放日報》和《文匯報》上，都登了我們單位一個造反派的來信，而且兩報各自加了口徑一致的《編者按》。當天晚上，我們那個單位的在徐景賢旗幟下的“造反派”，分八路出動，打人、抄家，無所不為。恰巧那天白天我去過許憲民的家。他們得悉之後，竟以查抄我一個文件為名，去抄了許憲民的家。從晚上八九點鍾一直折騰到深夜，箱子隻隻撬開，書籍、雜物，丟了滿地，狼藉不堪。我做過幾十年新聞記者，總算見過不少違法亂紀的行為；也看過法西斯暴行的紀錄，然而這個樣子的無法無天，卻為有生以來所僅見，而它偏偏發生在社會主義的中國，發生在掛著“新聞戰士”標誌的“造反派”手中，我還能說些什麽呢？我無法解釋對許憲民的歉意。然而許憲民在遭到這場飛來橫禍之後，卻並不曾對我有任何誤會，她知道在那樣情況下，一個正常的人，特別是一個比較正直的人，是無能為力的。當我的住處被縮小到隻有八九平方米，連三張吃飯的桌子也無法放進去時，她還經常到我的鬥室來坐坐，即使我去了“五七幹校”，還經常有著來往，書本上說的相濡以沫，相噓以氣，大概正是這種情形吧。
有一次她告訴我，有兩個人向她“外調”，查問我同特務的關係，她告訴他們，從她認識馮英子開始，就知道特務一直盯著他，至於他同特務有什麽關係，卻沒有聽說過。我說，這也沒有什麽，因為從那些“造反派”的眼中看來，我在香港，論地位，論生活，都不知要比國內好多少，為什麽丟掉了這些回來呢，不是另有原因嗎？什麽原因，他們的常識隻能想到“派遣特務”上去了。一個知識分子對待自己民族、自己祖國那種深沉的受，他們能理解嗎？不能！他們有這樣的情操嗎？沒有！這也正是“夏蟲不足以語冰”罷了。
不久，這場“文化大革命”當然也在蘇州橫掃一切，許憲民被掀回蘇州，批鬥、折騰，折騰、批鬥，最後竟至替她戴上“曆史反革命”的帽子，一個月發30元生活費。而她呢，還要從這30元中抽出一部分來，撫養她在上海的兒子。困頓的生活，艱難的歲月，一步一步把她推向下坡，發展到衣食不給的地步。有一次我到她家中去看她，發現床上隻有兩條棉胎，連被麵和被裏也沒有了。許憲民這樣的人，她做過銀行的經理，做過“國大”代表，無論如何困頓，也不可能達到這樣的地步。後來我發現，她之所以如此困頓，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家庭煩惱上，那時，她的大女兒作為“死不改悔的右派”，被關在提籃橋的牢中，她的二女兒則在一家醫院工作，絕少回家，她的兒子呢？則自有他的生活方式，母子之間，找不到共同的語言，這也使許憲民傷透了心。
1968年的春夏之交，一個更大的打擊來了，她的大女兒林昭，在上海提籃橋牢中被殺害了，通知她這個消息時，還要向她收取五角錢的子彈費，因為“無產階級的子彈，不能在反革命身上浪費”的。許憲民接到這個噩耗時，五內俱焚，欲哭無淚，整整一個晚上，徘徊在蘇州河的邊上，幾次想縱身一躍，了此殘生。也不知什麽原因仍然鼓起了她求生的勇氣，第二天還是拖著她疲乏的身子，摸回那空無一人的家中。記得不久之後，她同我談到這件事時，真的哭了。相識幾十年，這個內心剛強到極點的女人，我第一次看到她流淚。她給我看了林昭一些遺作，這個不滿40歲的江南女兒，她那麽深沉地哀悼著民族的不幸，人民的苦難。我讀著這些作品，也不能不流淚了。那時她為了逃避兒子的虐待，家裏也不敢住，常常這個朋友那裏住幾天，那個朋友那裏住幾天，我開頭還不懂她為什麽如此神秘，後來才弄清楚了的。
大概是1973年的秋天吧，那時我早已離開了“牛鬼蛇神”的隊伍，作為一個“解放幹部”了，可是人還在“五七幹校”，而且我們那個連隊對我還有“法外施仁”的“照顧”，把我弄到飼養場去養豬。不料我一到飼養場，卻大為稱心，因為那些豬玀沒有人類的機心，比有些人好伺候得多了，而且一個月有四五天休假，一回上海，脫下了那像三代貧農般的“製服”，換上褲縫筆直的褲子，在馬路上遛達，思想上一點兒負擔也沒有，那倒真正是一種休閑的生活。
一天，我正在複興中路陝西路附近遛達，忽然有一個瘋婆子向我迎麵走來，她同我擦身而過之後，回過頭來向我招呼：
“你的問題解決了沒有？”
我大吃一驚，趕忙回過頭去。隻見她披著一頭亂發，穿著一套油漬斑斑的破衣，在秋風中顯得很蕭瑟的樣子，腳上的鞋子已經沒有跟了，那毫無血色的麵孔上，嵌著一對目光遲鈍，滿含憂傷的眼珠。她說話時環顧左右，帶著一點恐怖神情，那樣子有點像《祝福》中暮年的祥林嫂。但是我終於認出來了，她是許憲民。
“大姐，是你！”
我驚詫得不知所以，看到許憲民變成如此模樣，一種刻骨的悲哀，油然而生。但不等我說話，她已經加快腳步，走到馬路對麵去了，很明顯，她是避著我，也怕連累我，因為她那時頭上帶著一頂“曆史反革命”的帽子。
這個從1925一1927年大革命開始，就獻身於社會的人，這個為中華民族自由和獨立奮鬥了一生的人，竟然是“曆史反革命”，什麽是曆史呢？難道可以由“造反派”隨意製造的嗎？一個民族到了這個地步，還有什麽可講呢？看到了許憲民之後，我一連不安了幾天。 過了一年多，我離開了“五七幹校”，搬了家，有一天借了輛黃魚車去運點東西，在延安路茂名路口，碰到許憲民的兒子，他告訴我說：“媽媽死了”，幾乎如一個晴天霹靂，這時我才想到，那次在複興中路上的邂逅，竟然是我見她的最後一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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