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定調非毛 中央貶斥項英

項英定調非毛    中央貶斥項英

——  毛澤東與清肅AB團連載之（7）

  

1931年2月4日，項英以蘇區中央局的名義發出《中央局給西路同誌信》:「飛函王懷、叢允中等同誌及各黨部派一人及有關係諸同誌（如陳正人，紅軍學校等）來中央局討論，將一切得到一個最後的解決。」項英在這封信中還明確表示那種認為「二全會」是「AB團」會議的看法是錯誤的，顯示出與毛完全不同的態度。項英這封信表明他已著手準備富田事變的全部善後處理工作。1931年2月19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出第十一號通告，事實上修正了1月16日《決議》關於富田事變是段良弼等人領導的「反黨反革命」行動的看法。通告總結道：

【中央局根據過去贛西南黨的鬥爭的曆史和黨組織基礎以及富田事變客觀行動事實，不能得出一個唯心的結論，肯定說富田事變即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更不能有事實證明領導富田事變的全部人純粹是AB團取消派，或者說他們是自覺的與AB團取消派即公開聯合戰線來反黨反革命，這種分析和決議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唯物辯證論的運用，是鐵一般的正確。

《通告》宣布開除李韶九、段良弼等五人的黨籍，對其他人，隻要「證明未加入反動組織（AB團），承認參加富田事變的錯誤，絕對服從黨的決議的條件之下，應允許他們重新回到黨的領導下來」。】

2月19日後，項英把主要精力放在動員紅二十軍返回河東，毛澤東盡管感到項英的壓力，卻因身係事件中心，一時明顯處於下風，難以有所作為，隻能暫取觀望之態，遂把全部身心投入指揮和國民黨「圍剿」部隊的作戰中。

項英首先責成富田事變時躲回家鄉的紅二十軍政委曾炳春回到河西紅二十軍中去作說服動員工作。並隨帶中央局指示，通知贛西特委負責人和參加事變的領導人回蘇區中央局開會，並委派幹部去永陽解散由謝漢昌等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

是否去蘇區中央局開會，這是關係到領導事變負責人的人身安全的關鍵性問題，在這個節骨眼上，項英的個人威望起決定性的作用。據曾山回憶，謝漢昌等對項英抱很大希望，「估計項英同誌是支持他們的」，在這種預期心理的作用下，1931年4月間，富田事變的主要領導者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及西路行委書記王懷，遵照項英和蘇區中央局的指示，回到寧都黃陂蘇區中央局駐地參加會議，「向黨承認錯誤，請黨教育」，隻有段良弼一人因去上海中央匯報富田事變而未前往。紅二十軍的官兵也遵照蘇區中央局的指示，「努力向泰和、固江北路殲滅各地地主武裝，奪回被迫反水群眾」，但是等待他們的命運卻是他們和項英都未曾料到的：中共中央否決了項英對富田事變性質的評價及其處理方法，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及紅二十軍、贛西南大批黨員幹部的出路隻有一條：被槍斃！

3、「肅AB團」烽火再起：中央代表團貶斥項英，支持毛澤東

根據迄今披露的資料顯示，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對富田事變作出反應。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是中共曆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上海中央內部圍繞「糾正立三路線錯誤」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從莫斯科中山大學返回，原先在中共黨內地位較低的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王稼祥等要求召開緊急會議，改組在和「立三路線」鬥爭中「犯了調和主義錯誤」的以周恩來、瞿秋白為核心的中共中央；而以何孟雄和羅章龍分別為首的「江蘇省委派」和「全總派」，在一度與陳紹禹等聯絡反中央後，又轉而反對陳紹禹新提出的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主張。黨內各派別的爭論使中共瀕於分裂，最後，在1930年12月中旬秘密抵達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親自主持下，中共中央於1931年1月7日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強行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會議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陳紹禹在米夫的支持下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由周恩來、向忠發、張國燾組成中央常委會，仍由向忠發擔任總書記一職，但從此中共中央實際由陳紹禹、周恩來掌握。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一致通過開除繼續反對中央的羅章龍的中央委員及黨籍，至此，開始了中共黨史上被稱之為「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在這次會議後，原有的黨內紛爭基本結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走上軌道。

一經解決了黨內的分裂危機，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所處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討論富田事變問題。

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富田事變。在這裏，有若幹問題仍存有疑點：中共中央是如何知道富田事變發生消息的？1931年l—2月上海中央與江西蘇區的電訊聯係還未建立，直到同年秋，才開通了上海中央經香港與江西蘇區的電訊聯絡。有資料顯示，富田事變後，中央政治局曾要求毛向中央報告富田事變真相，毛是否對此作過反應？毛澤東在富田事變後，曾寫有《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這封信是否是給上海中央的？據八十年代後期披露的權威性資料反映，富田事變中被扣押的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劉作撫）在事變後即被段良弼開釋，攜在蘇區籌集的千兩黃金很快返回上海向中央匯報。另有資料透露，1931年2至3月，段良弼及江西省團委共三人去上海匯報富田事變經過，博古等會見了他們，並向中央常委會作過報告。博古判定，贛西南來人及其口頭敘述與少共中央所收到的贛西南控告毛的文件大體都是真實的。盡管周恩來沒有接待過贛西南來人，但有一個問題基本可以確定，這就是在1931年2月13日前，周恩來等已得知富田事變的有關情況，此時的周恩來已意識到在贛西南所發生事件的嚴重性質，並決定采取相應的組織措施。（待續）

（選自高華教授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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