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初期對知識份子的“洗腦”

來源: JustWorld 於 2024-04-18 07:37:40 [檔案]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5807 bytes)

中共建政初期對知識份子的“洗腦”

作者：林輝

通過建政初期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許多知識份子接受了效忠的應該是中共和黨的領袖毛澤東，知識份子的人格尊嚴喪失殆盡，中共初步加強了對知識份子思想上的控製。一些秉承“士可殺不可辱”的知識份子則選擇了自殺或者逃離大陸。因為朝鮮戰爭的爆發，這一改造運動暫時告一段落；但是此後的中共並沒有放過那些知識份子，隨後掀起了對知識份子更大的摧殘運動“反右”。

1949年中共建政後，為確立極權統治，取得在精神領域的控製權，遂針對知識份子開展了“洗腦”運動，即思想改造運動。當時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從西方歸來的知識份子，身上不僅具有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更有著對西方民主製度的渴望，而這些不僅與中共意識形態格格不入，而且是中共一黨專製所不能容忍的。

“思想改造”，顧名思義就是將不正確的思想“歸正”，而其手段就是在不斷加強個人負罪感和羞恥感的同時把個人納入一係列恐怖的心理曆程，具體方式就是疲勞戰術，會議儀式和群體壓力等。中共的“洗腦”不是簡單的洗澡，它不僅要在身體上達到控製的目的，更要達到對精神上的控製。

在正式的思想改造運動啟動前，由周恩來親自示範，在北大向京津地區高校1700多名教師作了題為《關於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周恩來以自己思想改造的親身體驗，闡釋知識份子為什麽需要改造。身為總理的周恩來的循循善誘、公開解剖自己，讓知識份子深受感動，他們也學著向黨“交心”。

而經過延安整風運動的中共對於“思想改造”的方法早已諳熟在心。他們將改造分成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思想，進行自由討論；第二階段是觸及靈魂深處的思想鬥爭。隨著“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加強，個人麵臨著集體的壓力並唯恐自己被運動拒之門外。不管參加者是否願意，都要努力挖掘自身缺點並接受別人的鬥爭，並很快會因為感到羞恥而低頭認罪。這時該人已經可以通過認罪悔過和自我批判來接受心靈淨化了。

第三階段是服從和新生。經過淨化的這個人，覺得隻有聽從黨的權威才可以獲得解脫，因此完全依靠了黨。而黨的目標正是改造這些人的奮鬥目標和思想觀念，讓黨在其思想中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

改造從最初的“和風細雨”也慢慢轉變為“疾風暴雨”。在這場所謂的思想改造中，曾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知識份子或真心地、或不情不願地接受了改造，有些甚至寫出了情真意切的檢討書。

從1951年12月開始，《人民日報》在顯要版麵開設專欄：《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連續推出知識界知名人士的檢討文章。如金嶽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朱光潛的《最近學習中幾點檢討》、梁思成的《我為誰服務了二十餘年》等等。

其它報章也紛紛跟進。曾獨具個性、敢於向毛澤東要“雅量”的梁漱溟於1951年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其長文，題目即叫《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真心地悔過，並決定“今後政治上講一切聽從中共領導”。還有潘光旦、費孝通、吳宓等大知識份子都對自我進行了深刻的剖析。

讓曾將自由與民主視為不可侵犯的知識份子能接受思想改造，除了中共諳熟的手段外，更在於知識份子自身對中共本質認知的缺乏。一方麵，新政權建立後所暫時帶來的所謂新氣象，讓知識份子沉迷在中共是一個“為人民”的政權的假象中；另一方麵，人民所展現出的熱情，讓渴望國家安定、生活幸福的知識份子感受到了“小我”的無助，感到了人民力量的強大，因而知識份子的“原罪感”開始發酵。即便在運動中感到無奈和不滿，他們還是選擇了接受。

雖然也有人抵製思想改造，但大多數是不認為自己需要改造罷了。如清華大學生物係教授崔之蘭在他的檢討書裏就說過：“我最痛恨共產黨提知識份子改造，認為即使要改造，至多是那些同國民黨鬼混過的知識份子，我的身家清白，教學勝任，怎麽同那些人一概而論？”周培源也在檢討文字裏記下了他曾認為自己可以“不學習而搞通思想”。

而拒絕思想改造、繼續秉承儒家“士大夫”氣節的陳寅恪曾經寫詩嘲諷那些向中共投誠的知識份子：“八股文章試帖詩，尊朱頌聖有成規。白頭學究心私喜，眉樣當年又入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