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孟國慶：改開時代走出國門的第一批"洋三屆"
老編的話：2018年是新三屆大學生中的77、78級走進校園40周年。他們有怎樣的高考故事？他們的校園生活如何度過？本號延續“卌年”“校園”“同窗”等專題，征集新三屆學子記錄高考曆程和大學生涯的文圖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屆人永誌不忘的那一段如歌歲月。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
孟國慶，1942年10月出生，1965年畢業於哈爾濱建築工程學院，1979~1981在美國科羅拉多礦業學院學習。現任上海市黃浦區人大代表、政協之友理事。
原題
初 出 國 門
1979年12月23日，作者（後排左1）在Vail和美國總統福特合影
我出過不少次國，但是39年前第一次出國的情景，我還曆曆在目。
1978年7月7日，當時的國家科委主任方毅和來訪的美國總統科學技術顧問、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普瑞斯博士率領的美國科技代表團舉行了會談，經過多輪磋商，決定中國和美國互派留學生。對美方來說，中國同意向美國派遣留學生是個意外的“驚喜”。據說這原本隻是美方作為談判的“籌碼”，想不到中方答應得如此痛快，美國人認為這是這次訪問的最大“突破”。
中國同意向美國派遣留學生的消息，是我在孟老夫子的故鄉鄒縣農村參加勞動中休息時，偶然從一份報紙上讀到的。和絕大多數國人一樣，我當時並不清楚這個消息所具有的曆史意義，乃至對我個人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當然老美有他們自己的“算盤”，他們曆來相信文化交流是擴大美國影響的最有力的手段，就如美國生活方式是隨同可口可樂一起“入侵”的。我從一本書上讀到，美國一位大學校長曾說過“哪個國家能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麵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文明和商業的影響上取回最大的收獲。”
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敢於向西方大批派遣留學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誌在此過程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早在1977年8月8日他老人家就高屋建瓴地指出：“派人出國留學也是一項具體措施。”
那時剛粉碎“四人幫”，我們的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國內政治氣氛乍暖還寒，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還有一年多。不少人的思想還沒從極“左”的桎梏下解放，對這麽多人出國，尤其是到美國這樣的“頭號帝國主義國家”和“世界反動勢力的大本營”留學，更是憂心忡忡。據說一些好心人憂慮：“派這麽多人到資本主義國家留學，不回來怎麽辦？”
當時聽說鄧小平同誌以非凡的膽略說話了，話的大意是不要擔心他們不回來，不回來怕什麽，跑掉十分之九我們還有十分之一呢！盡管後來報紙上的說法是：“不回來怕什麽，跑掉十分之一我們還有十分之九呢！”然而我心底還是相信前麵一種說法，因為麵對當時的形勢，鄧小平同誌會這樣說的，這符合他敢於直言的性格和砥柱中流的勇氣。
曆史證明這個預言是高瞻遠矚的。由於小平同誌這句話，我方能作為改革開放後第一批訪問學者赴美留學，後來又結束了我在外地漂泊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曆史，葉落歸根全家調回上海。對此，我和我們全家五代人都從心底感激小平同誌和黨的改革開放政策。
1978年我在山東鄒縣（如今的鄒城）工作，那時渾渾噩噩整天為吃喝忙乎，甚至連“改革開放”這個詞都沒有好好留意，更沒有想到這場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能為我們民族、我們國家乃至我們自己帶來什麽。
1978 年8 月14日大清早，領導通知我參加第二天在省城舉行的“教育部1978~1979年出國預備生、研究生和進修生考試”。老實說，我做過升官發財的美夢，但從來沒有做過出國留學的夢，因為出國留學對於我太可望而不可即了。我懵懵懂懂地開了介紹信，借了差旅費，憑出差證明領了糧票匆匆擠上去濟南的火車，等我們摸到在山東大學內的考場時，已是華燈初上了。
由於選派手續十分複雜而時間又相當倉促，我們直到第二天臨考前才在考場門口拿到“準考證”。“準考證”都來不及蓋騎縫章，僅僅用圓珠筆在照片邊沿畫了兩道線。
為什麽搞得如此匆忙？後來才聽說鑒於以往政治第一的“老規矩”，我們單位原選送的都是“根紅苗正、苦大仇深”的黨團員，甚至領隊都內定了。這些同誌一直都是學俄文，沒有其他外文基礎；有的人畢業後一直從事政治工作，業務和外文都荒廢了。原以為這次也和以往一樣，隻要政治好，再經過培訓就能出國，後來聽說玩真格的要通過考試選拔，才臨時替補我們三個1965年畢業的技術員。
那時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政審對家庭出身和黨團員看得很重。我父親早年畢業於東北大學經濟係，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好像還當過國民黨的區分部書記，二十幾歲就當了國民政府的稅務局長。他為人老實本分，解放後因坦白交代好，沒有受到任何製裁和衝擊，“大躍進”時下放車間勞動至退休。他和我奶奶得知我出國留學的消息激動異常。但不敢張揚，麵孔的皺紋也平展了，腰板也直了。兩位老人家直到去世對“鄧大人”給我們家帶來的恩惠還念念不忘。
據說我名列最後一名，前麵兩個出身貧農家庭。盡管我父親有曆史問題，但我還算職員家庭出身。我後麵那位同事出身地主家庭，就被“刷”下去了。
我大學在哈爾濱學的是俄文，僅在高中學過三年英文。後來長期在貴州大山溝裏工作，也沒有機會碰英文，僅聽過英文版的“老三篇”膠木唱片和在被窩裏偷聽過美國之音的“英語900句”。俗話說“臨陣磨槍不快也光”，我蹲在搖搖晃晃的車廂裏，把一本借來的薄冰編著的《英文語法》走馬觀花“啃”了一遍。直到那時我才知道英語裏還有一個什麽“虛擬語氣”，就憑這個為我的筆試成績至少增加了兩分。
山東省參加考試的有數百人。吃飯時每人發兩個灰不溜秋的大土碗，一個裝饅頭一個裝菜。因學校飯廳容不下我們這麽多人，大家隻能蹲在操場上吃飯。裏一圈，外一圈，南腔北調、嘰嘰喳喳，場麵可謂壯觀。兩年後我在密西西比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時，碰到了一位當時的“食客”，他寧可放棄80美元一晚的希爾頓豪華房，睡在我房間的地毯上和我侃大山，當然這是後話了。
當時考場上不乏頭發灰白的考生，我們算是年輕的。這是粉碎“四人幫”後全國第一次公開選拔出國留學生的考試，我們中絕大多數人要派往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學習（當時，有部分人被派往南斯拉夫留學）。
數十年的閉關鎖國，我們絕大多數人對外麵的世界一無所知，對“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正在受苦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的教導，還記憶猶新。
中學時我英語成績不錯，曾拿過長寧區英文畢業統考兩次第一名，所以考前自我感覺非常好，簡直有點誌在必得的勁頭。但考卷一發下來我就傻眼了。考卷上有一種選擇題，其中供選擇的四個答案看來都不錯，但正確答案隻有一個。如今這種出題方式大家已經司空見慣，但當時沒有多少國人知道“托福”的年代確實難倒了不少“英雄漢”，麵對考卷我遲遲不敢下筆。
我至今記得，當時考卷有一段英譯中的文章，大意是如果沒有重力，你能把高爾夫球打到月球上去，但是當時我楞是不知道golf就是高爾夫球。考卷中還有hair cut，我也不知道這就是中文的“理發”……
過去我經常叨咕“有賣的，沒買的”，總認為沒有讓我施展才華的機會。今天機會來了，能不能出國全靠本事，既不要拍馬屁，又不要開後門。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啊！麵對這一大張正反都密密麻麻的考卷，多少悔恨、多少遺憾交織在心頭。
短短幾個鍾頭的考試給我上了深深的一課，使我受用終生，從此我再也不怨天尤人了。我深深懂得，每個人一生中總有各種機遇，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具有應付機遇挑戰的能力，而成功者僅僅是那些既有實力又能緊緊抓住機遇的人。
上世紀50年代，我所在的延安中學上連電唱機都沒有，家裏也買不起收音機，上課隻能照本宣科跟老師讀，英語的聽說訓練根本談不上。我當時還有點口吃，自知口試是我的弱項，所以一心把“寶”押在筆試上。誰知道筆試竟是如此慘不忍睹，要不是怕回去不好交賬，我真的連口試都不想參加了。麵對三位“鐵麵判官”，我誠惶誠恐，結結巴巴連舌頭都不聽使喚。我們口試的很多題目都是從“新概念英語”上摘來的，但是我們偏遠地區的考生當時哪知道什麽是“新概念英語”啊！後來得知我的筆試是54分，口試是3+，據說，那年英語筆試合格的最低分是45分。
那年，中國政府向世界派出3000名留學生，其中去美國1500人。大概是“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我成功地通過了這場考試，後來又經層層篩選，最後才“三榜定案”，於1979年踏上美利堅合眾國的土地。
當時國門初開，除必要的政治、業務審查還要調查被選送者在大學的學習成績；必須到指定的醫院進行體檢。我隨我們兗州煤礦設計院一位保衛幹部坐火車北上省城濟南體檢，後來我才知道他是把我的檔案呈送山東省公安廳審查，據說有些內控對象隻有省公安廳才掌握。山東省第一人民醫院的體檢十分認真負責，幾乎到了“苛刻”的地步，甚至堅持把我一個殘留的牙根拔掉。我至今還十分感謝這些白衣天使的好心，我的牙以後一直平安無事，倘若牙齒在美國“作祟”可不是鬧著玩的。
大概是樂極生悲，體檢後在我所住的山東省煤管局招待所附近的電影院閑逛時，口袋裏的東西不知被哪位“仁兄”掏走了。我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我心疼的倒不是這幾百元錢，盡管這當時也是個大數，而是我的出國留學的證件和所有體檢表。結果第二天又重新進行一遍體檢，還挨了一頓“熊”。
國內手續嚴格也很複雜，美國方麵也出了點差錯，他們搞不清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區別，把我的“DSP－66表格”（“交換學者簽證申請表”，後來改稱“IAP－66表格”）寄到台灣去了，所以也延誤了很長的時間。
幾乎在度日如年的焦急中，我總算等來了教育部通知我參加出國集訓。集訓在北京語言學院也就是原先的北京礦業學院，主要是學習有關文件，宣布外事紀律，教一些在國外的禮儀。因為老師也沒出過國，所以他們所教的禮儀如今回想起來也有點似是而非。
除了集訓就是買東西，當時700元出國置裝費可不是筆小數目。那時“出國人員服務部”商品真是琳琅滿目、應有盡有，有不少外麵連見都見不到，也不要布票，我們都買了不少東西，這些東西用兩年還綽綽有餘。
我們知道我們不是去荒島的魯賓遜，隻是聽說美國什麽東西都貴，怕錢不夠花，也想多節約點美元買東西帶回國。如今回想起來買這麽多東西真是大可不必，不少衣服基本沒有動，丟還舍不得，一直在“壓箱底’，不少衣服後來都捐獻給遭遇洪水的災民了。
赴美前，還需通過美國駐華領事的INTERVIEW (麵試)，因我們是首批官方派遣的留學生，美國人對我們十分客氣，這個麵試僅僅是官樣文章。一到領事館我真開了眼界，想不到北京還有這麽一快 ”寶地”。我當時穿了一套嶄新的淺蘭色滌卡中山裝，所有的鈕扣都扣得緊緊的。如此一本正經的裝束，今天看起來既土氣，又傻乎乎，肯定還有點滑稽，然而這卻是我當時最好的“國服”。
一位黃頭發的美國領事負責我的麵試，他問我是不是共產黨員，是不是共青團員？我說都不是，我說隻當過少先隊員，聽罷他笑了。他又問我留學後還回不回來，我堅定地回答：“當然回來！”他又問我：“您太太和孩子為什麽不和您一起去？”我心想，“當然想，誰給錢呢？”但是嘴上隻能推說他們太忙了才不去。
麵試結束時他猛地問了一句：“等我到科羅拉多，您能請我喝一杯啤酒嗎？”我一下子沒反應過來，想不到如此嚴肅的場合他會“蹦”出這麽一句。他重說一遍後，我斬釘截鐵地說：“OK！”心想反正吹牛不上稅，先答應再說。後來我才知道我們科羅拉多礦業學院就在COORS啤酒廠旁邊，這種啤酒真是名不虛傳，後來每喝COORS啤酒時我就想起那位風趣的美國領事。
我在北京語言學院差不多等了約兩個月，不是等簽證就是等機票。有一回我領帶和西裝“全副武裝”，都已經坐在去機場的大巴士裏待命了，又因簽證沒送到，隻得回宿舍“卸裝”。總算萬事俱備真的要走了，臨登機時又被告知飛機有故障，聽說是機艙門關不上，一直等到晚上還沒修好，又累又餓的我們又拖著大箱子到首都機場賓館過夜。
首都機場賓館那時好像剛建好，還沒有正式對外營業。我們這幫“不速之客”真是因禍得福，我還從未在如此豪華的旅館開過“洋葷”。大概是好事多磨吧，我發現我後來每次出國沒有一次是痛快的，總有點磕磕碰碰的事。
從北京到巴黎十幾個小時的航程中，我一直擔心我們波音707的機艙門會不會出問題。這是我懂事後第一次乘飛機，第一次穿西裝、打領帶，也從未吃過機上提供的如此豐盛的西式飯菜和喝過這麽多的飲料。
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金元帝國”的美國對於我如同天堂和地獄一樣遙遠，屬於和我們完全不同的一個國家。大約是物極必反，那時新聞媒介報道也各取所需，有的把美國描寫的好像和天堂一樣，比社會主義還“社會主義”。總之，我是在一種迷惑和懵懵懂懂的狀態中邁出國門的。
中途在伊朗的德黑蘭停了幾個小時，那時伊朗正處於“革命”之中，還聽得到槍聲，我們都不敢遠離飛機，誰也不願意在異國的土地上“為國捐軀”，這種景象使我聯想起我們“文化大革命”時的武鬥。
總算到巴黎了，我們一色穿著當時國內最好的“銀槍呢”大衣，其中絕大多數還是黑色的，在五光十色的戴高樂機場裏我們一行人分外醒目，簡直和“大兵”一樣，別扭極了。這件大衣我以後再也沒穿過，實際也是愈來愈沒法穿了。
以前一直聽說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難，極“左”路線對老百姓實行愚民政策，關於國外的電視和畫片更是少得可憐，沒像現在這樣比比皆是。望著戴高樂機場透明的自動扶梯和窗外無數閃爍的霓虹燈，我茫然看著四周的外國人，金發碧眼的洋妞穿著時髦的超短裙來去匆匆。
機場商店的商品琳琅滿目，對於剛從物質極度貧乏的中國來的我們簡直和藝術品一樣，我仿佛置身於一個現代童話之中。商店裏有很多漂亮的小廣告畫，我們小心翼翼拿了一些，後來托同機的空中小姐帶回國寄給家人。這就是現在每家信箱經常會收到的廣告宣傳品，被稱之為“信箱垃圾”的那些東西。
我們住在中國駐法使館商務處，周圍就是大花園，漂亮極了。我們每頓飯是中西結合，顏色和味道都不錯，吃完還可以拿一個水果；還有一種大方枕頭麵包，麵包是一片片切好的，就是現在的“切片麵包”。當時我感到很新鮮，暗想世界上這麽還有這麽好的東西。今非昔比，如今這種飯菜太普通了，到處都能買到。
我們吃住在大使館，為外出上廁所付小費每人發了幾個法郎。我們就揣著這幾個法郎，發揚“老八路”的光榮傳統徒步逛巴黎。我們懷著虔誠的心情瞻仰了周總理的舊居和巴黎公社牆。我們沿路也逛了商店，第一次領教了什麽叫超級市場。巴黎東西貴極了，對我們猶如天文數字一般。我們一夥不敢走散，一是兜裏沒錢，法郎都在領隊手裏；二是不懂法文。法國人的民族自尊心極強，即使懂英語也不太願意說。
我們從北京語言學院出發差不多是一飛機人，不少人在巴黎留下或轉機去其他國家，離開巴黎飛往美國隻剩下我們二十幾個人。候機時，我看見一小隊金發碧眼的美國空中小姐鶯聲燕語地拉著行李小車，高挑的身材配著合身的深蘭色製服裙，輕盈得如小鳥一般，實在標致極了，我第一次見到這麽多美國小姐。
經過十餘小時的航程我們抵達華盛頓機場，踏上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土地。大使館派了專人來接我們，我第一次看見這麽漂亮的大客車，下麵裝行李上麵坐人。大巴士在高速公路上飛弛，我望著窗外車水馬龍般的各種汽車，我從來沒見過這麽多和這麽漂亮的汽車。
我們住在使館的招待所，據說這裏原先是個旅館，中美建交後被中國政府買了下來，修繕後成了中國大使館。使館教育處負責我們留學生的具體事情，管事的人尤其是一位姓張的女士態度極差，一副盛氣淩人的架式，在她那裏似乎感覺不到任何的溫暖，當時我們敢怒不敢言。後來我才知道，凡這個時期到過使館教育處的人都領教過張女士的“調教”，一直到今天大家還耿耿於懷。
到美國後每人才真正發到了一點錢，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外國鈔票。我先在大使館花十美元買了一台“獨眼龍”錄音機。這是一種最簡單的錄音機，隻有一個喇叭，今天的年輕人大概都沒見過，但是出國以前我還沒有看見過錄音機。
俗話說“一分錢能憋死英雄漢”，我們兜裏有錢膽子壯了，出門也不心慌了。我們幾個人就結夥四處逛，一來怕走丟，二來也是當時“階級鬥爭”’這根弦繃得很緊，唯恐美國的敵對分子挑釁和搗亂，如今回想起來真有點草木皆兵、疑神疑鬼。
四天後，我離開華盛頓飛往科羅拉多的丹佛，機上的乘客知道我們是中國人都很新奇，也很友好。當時普通美國人對大陸來的中國人很稀罕，很想知道他們稱為“鐵幕”後的情況。這時飛機上僅有我們兩個中國人，這時我才真正感到我是身在國外, 當時忐忑不安的感覺我至今還曆曆在目。
美國飛機上的服務態度比我們的民航好得多，送飲料時,一位笑容可掬的空中小姐問我喝什麽？我想說隨便什麽飲料都行，但當時我用英文怎麽也“憋”不出這句話。看到我的窘迫，空中小姐笑了，隨手遞給我一杯可口可樂，這也是我懂事後喝的第一杯可口可樂。
兩個小時後就飛到了科羅拉多的首府丹佛。剛出機場，一位接機的美國小姐就問我：”您是孟先生嗎? 我叫瑪琳達。” 她亭亭玉立，看上去足有一米七五，我頭一次看到外國人還有銀發碧眼的，後來我才知道她是我們的秘書。當時我也猶豫過：“跟不跟她走呢？萬一她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怎麽辦?”後來,我也顧不了這麽多了，橫下一條心就跟她到了學校。
我們的宿舍很不錯，對我一切都是這麽新奇，周圍草坪恰似綠色的絲絨毯；煤氣灶不需要點火，開關一擰就有火；萬一洗碗池被菜堵住，一按開關就把裏麵的東西粉碎，洗碗池又通了，為此我琢磨好久。學校有免費的遊泳池，校園猶如花園一般，一些同學大聲開著錄音機熙熙攘攘在打球，不少女生穿著“三點式”泳衣躺在草坪上曬太陽，都是那樣無憂無慮，我突然感到我們活得多累啊！
看見台灣同學後，我發現原來他們和我們差不多，都有大致相同的喜怒哀樂，那時我才體會到“PEOPLE IS ALWAYS THE PEOPLE” ( “人民總是人民”) 這句話的真正含義。初次聽到別人喊“某某太太”時我是何等的驚奇，後來我才發現原來“太太”和“同誌”一樣，僅僅是個稱呼而已。幾周後我生平第一次看見彩色照片，當時還不好意思問別人這是怎麽印出來的。
我第一次走進教室時，不知哪位仁兄在教室黑板上用粉筆寫了愛因斯坦解釋什麽是相對論的一段話，大意說當你坐在火爐上一分鍾你也會感到長；但是與一位漂亮姑娘在一起，幾十分鍾你也會覺得很短，這就是相對論。當時我想，這也太不嚴肅了，要是在中國寫這種東西還了得嗎?
教授走上講台剛準備講課，一位女同學姍姍“飄” 了進來，因為性急就一屁股坐在我前麵。她下麵是短褲，上衣比胸罩長不多少，整個肩膀和後背裸露在外，因為正坐在我的前排，陽光照耀下閃閃發光的金色汗毛曆曆在目，她脖子上還有不知道是什麽材料的項鏈在閃爍。
本來我的英語聽力就有問題，加上她這副打扮弄得我整節課沒聽好，好在我們是“久經考驗” 的，她這副打扮還不至於讓我“神魂顛倒”和“亂了方寸”，隻不過麵對著她咫尺之外的這副光脊梁聽課終究不是個滋味。我一直在“研究”她的胸衣沒有吊帶靠什麽“支持”，怎麽掉不下來呢？她這副尊容在中國，又會發生什麽呢?
走進超級市場真像“劉姥姥進大觀園”，各式各樣吃的、用的東西鋪天蓋地而來，有些東西我都不知道幹什麽用。我心想世界上怎麽還有東西賣不掉的地方呢？要知道幾天前在國內買東西還處處要“票”。
我們的房東是個老工人，屬於文化大革命時期所謂的“血統工人”，大致相當於那時國內的四級工，老太太腿不好，不大出門。他們的房子帶地下室和花園，有三個大盥洗室，還有一個一百多平方米的工具間。他們有一輛小汽車、一輛小貨車、一輛能睡六個人的，帶煤氣和淋浴設備的旅行車，老頭愛釣魚，還有一艘摩托艇，因為釣魚要穿小路，旅行車後麵還掛一輛摩托車。嘿！我想，這就是美國的工人階級。
到美國後，由於長期的習慣勢力，我們階級鬥爭這根弦蹦得很緊，總是疑神疑鬼唯恐有人挑釁，差不多半年後我才敢一個人上街。
初出國門的我，在彷徨和驚奇中在美國渡過了七百多天。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在地球的另一端我，對祖國從來沒有這麽熱愛過，對祖國的每一個細小的進步都狂喜不已，甚至在超市看見有“MADE IN CHINA ”的龍口粉絲也會高興好久。
後來我又多次到美國，我還到過英國、法國等西歐諸國、日本和香港、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經過在美國兩年的“洗禮”，國外很多東西已經見怪不怪了，但是我一直沒忘記我初出國門時的一切。我還仔細保存著我第一次出國帶回來的東西包括那個”獨眼龍”錄音機，珍惜那時的一切，盡管它們都“老”得沒牙了。我仍然鍾愛所有的這一切，它們代表了我的過去，因為我們都已經不再年輕了。回憶這一切，我想到了很多……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恢複大規模派遣留學生的40周年，四十年在曆史長河中僅是一個瞬間，但是經過四十年的開革開放，我們可愛的祖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治空氣也越來越寬鬆了，神州大地越來越漂亮，人民生活也越來越富裕了。當時我從未見過的東西現在都已進入尋常百姓家。我們了解了世界，世界也了解了我們，如今的年輕人很難體會他們的父輩初出國門時的“苦澀” 甚至“尷尬”，這樣的經曆再也不會在他們身上重演了，這就是進步，這就是發展。
今天，我們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目標。但是這僅僅是序幕，中華民族崛起的真正高潮還在後麵。借用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一段話：中華民族的崛起，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崛起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我年紀大了，但還決心和大家一起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曆史交匯期，為決勝全麵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程中盡一份綿薄之力。我們有信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偉大的中國夢，把我們祖國建設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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