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根正苗紅」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要“背叛”革命？zt

來源: 頭發與財富成反比於 2024-04-11 20:41:54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16648 bytes)

1703年彼得大帝從瑞典手中奪得科特林島，隨後就在該島建立了一座拱衛首都聖彼得堡的海軍要塞——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

自18世紀的20年代起，這裏就成為俄國最重要的軍港、海軍指揮部以及波羅的海艦隊的基地。

可以說，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見證了羅曼諾夫王朝的興亡。

｜喀琅施塔得(王冠城) 圖源於網絡

1917年，以反戰士兵為主要支持者的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革命”，推翻了臨時政府。而駐紮在喀琅施塔得的波羅的海艦隊給予了革命者的支持，是布爾什維克們拿下聖彼得堡的關鍵。

該艦隊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雖然攻占“冬宮”時，該艦發射的是空包彈）幾乎成為此次革命的圖騰。而該基地在革命成功後更是享有了“紅色喀琅施塔德”的美稱。

但就是這麽一支參與革命的元勳部隊，卻在四年後（1921年）選擇背叛革命。

為什麽一支為革命立下汗馬功勞的部隊卻主動放棄自己的榮耀？這個問題的答案還得從十月革命說起。

理想的變質

革命取得階段性成功後（二月革命），雄心勃勃的布爾什維克們在列寧的帶領下，不僅驅逐了具有一定民意基礎的立憲會議，並且其激進的政治口號嚇壞了協約國。

於是，協約國決定支持帶有保皇色彩的白軍與布爾什維克的紅軍進入內戰狀態。

｜內戰時期的紅軍圖源於網絡

在國內戰爭日益嚴峻的形勢下，蘇俄的布爾什維克們為了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開始采取一切極端手段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來贏得內戰勝利。

1918年9月2日，蘇維埃全俄中央執委會宣布：在戰爭形勢下，全國成為一個統一的軍營，全體居民都要無條件履行保衛國家的義務，國內所有的資源必須用於戰爭的需要，“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勝利”。

這在一些教科書上被稱為“戰時共產主義”的政策，即通過城市的征糧隊到農村搜糧，以確保城市工人和軍人口糧供應，而農民常常連果腹的口糧都剩不下。任何敢反抗征糧隊的農民，要麽死在征糧隊的手槍下，或者是被契卡帶到森林裏割下頭皮。

｜餘糧征集製下的兒童圖源於網絡

雖然政策異常殘酷，但是帶來的成果確實異常豐富的。

例如，根據坦波夫省糧食委員會的專家委員會的資料，1909—1913年的平均糧食消費水平為17.9普特（1普特=16.3805公斤），此外還有7.4普特的飼料糧。而1920—1921年的人均占有糧食(扣除播種需要的種子，但沒有扣除飼料糧)僅有4.2普特。也就是說，1920—1921年坦波夫省的收成幾乎隻相當於需要的1/4。

盡管如此，糧食人民委員部下達的餘糧收集任務數仍然高達1100萬普特糧食和1100萬普特土豆。要是百分之百地完成這一任務，坦波夫省的農民人均隻能剩留1普特糧食和1.6普特土豆。但餘糧收集任務仍然完成了近50%。

｜伏爾加河流域人們用馬車運送餓殍圖源於網絡

到了1921年1月，全省已經有半數農民餓肚子。

為了確保“勝利”，除了征糧政策外，還實行蘇俄境內一切工商業的國有化政策，不允許存在私人貿易和自由市場，如此，讓生活在窘迫境地下的蘇俄民眾普遍感到不滿。

雖然這些戰時的措施明顯背離了經濟規律，但仍然具有政治上的合理性，即作為“戰時經濟”的合理性。正如列寧指出：“因為戰爭的形勢已經斬釘截鐵地規定了這種公式和條件，我們絲毫沒有選擇的餘地”。

然而，這項政策並沒有隨著內戰接近尾聲而消失，反而變本加厲起來。

1920年3月召開的俄共（布）九大決定：強化餘糧收集製。而蘇俄政府在工業國有化、經濟關係實物化等方麵，也把“戰時”政策發展到了一個新高度。

戰時經濟政策的惡果

在“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勝利”的前提下，戰時經濟政策的實施也確實讓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挺過了國內戰爭的危機。

鑒於該政策取得的巨大成功，在1920年底內戰基本結束的情況下，戰時經濟政策被加強。而此時的俄國已因多年的戰爭走到山窮水盡。

｜征糧隊圖源於網絡

1920年蘇俄國內的糧食產量居然不足內戰（1918年）前的一半；1921年的重工業產量隻有一戰前1913年的20%；1918年至1920年，彼得格勒失去了75%的人口，莫斯科減少了50%；7年的戰爭加之嚴重的幹旱造成了巨大的災荒，更是造成全俄約300-1000萬人餓死。

為了活下去，蘇俄境內的農民暴動此起彼伏。

例如1920年6月開始的坦波夫起義、1920年夏天開始的西伯利亞起義、托木斯克省的科雷萬起義、1920年9-10月葉尼塞省的多起起義、1920年10月伊爾庫斯克省的農民起義等等，這些無一不是在動搖著蘇維埃的統治基礎。

而布爾什維克們則認為國內“此起彼伏的農民暴動”是反動勢力的精心策劃，於是，迅速派遣紅軍“平叛”。這樣反而加劇了農民對新生政權的不滿。

首先，軍隊不為農民的生活著想，軍隊紀律紊亂。例如，安東諾夫-奧弗申柯在給俄共中央的報告中即指出：“幾十支紅軍隊伍到過南部各縣，他們在這裏白吃白喝”，坦波夫省的“糧食被靠近前線的部隊吃光了，農具損失嚴重……”。坦波夫省的勞動農民聯盟（起義軍）在告紅軍戰士書中即指出：到處都有“隨意逮捕、平白無故的槍決、搶劫和放火。幾乎在紅軍占據的每一個村莊，……都有強奸婦女的事情發生。”

其次，部分部隊還濫用“平叛”手段。例如，使用火燒堅壁清野、使用飛機轟炸起義農村躲藏的村莊、使用大炮發射毒氣。

｜接受檢閱的紅軍圖源於網絡

可以說，在“平叛”過程中發生的罪行反而讓農民暴動愈演愈烈。到了1921年春，農民暴動已遍及全國。

與此同時，城市中的局勢也更加嚴峻，糧食產量的不足，導致相當一部分工廠關門，甚至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也出現了嚴重的局麵，城市裏不斷發生工人示威、騷亂、罷工。許多軍人也舉行集會，支持工人的主張。

似乎，剛過去不久的“二月革命”即將重新上演。

就在局勢逐漸惡化的時候，1921年2月24日契卡向彼得格勒因糧食配額下降示威的工人開槍，打死了12人，有上千人被捕。一場小範圍的工人遊行迅速演變成了大規模的示威，其中還包括上百名同情工人的士兵。

｜彼得格勒南郊的普梯洛夫兵工廠(現名基洛夫工廠) 圖源於網絡

在彼得格勒大罷工中發生的“意外情況”讓相當多士兵的革命思想產生了波動，他們曾是十月革命的主要力量，他們雖然享受著全蘇維埃最優先的配給保障（相對城市和鄉村）但布爾什維克們在掌權後的實踐，讓他們感到自己的理想並沒有實現。

這些士兵一點都不忠於組織，因為蘇俄基層士兵中的絕大部分都是工農子弟。

當此次罷工中的“意外情況”傳到了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後，波羅的海艦隊士兵中有40%的先進分子要求退出組織。

而本來去安撫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政委卻捅了大簍子，當全俄中央執委會主席加裏寧、波羅的海艦隊政委庫濟明對義憤填膺的水兵們灌輸：“相信組織，以大局為重，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的水詞後，不僅沒有起到安撫水兵的作用，反而火上澆油將水兵們的憤怒情緒調到了一個新高度。

水兵們扯下袖章呼喊著：“他們想要收買我們，並且向我們隱瞞彼得格勒發生的一切。”

“絕不妥協”

1921年2月27日，艦隊的代表團帶回了彼得格勒罷工和契卡向工人開槍的事實真相，次日，“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托波爾”號戰列艦通過了一項提交波羅的海艦隊所有軍艦、軍區代表討論的“呼籲書”。

“呼籲書”一共提出了14條要求，前12條都是政治方麵的訴求，隻有最後2條是有關經濟方麵的，可以說，這份呼籲書是波羅的海艦隊的“政治宣言”。

｜喀琅施塔得在聖彼得堡的位置圖源於網絡

在“呼籲書”上，他們甚至把矛頭直指蘇俄實際管理者，甚至說出：“現在布爾什維克淩駕在其他黨派以及工農兵頭上。它所建立的體製有悖於革命的初衷。而作為革命先遣隊的水兵絕不能坐視不管。”

他們還說：“現有的蘇維埃並不代表工人和農民的意誌，應立即通過自由和秘密投票選舉出新的蘇維埃”。

對於這份“呼籲書”中提到的條件，莫斯科方麵非常果斷——直接拒絕，並將所有參與其中的分子定性為反革命，不僅拒絕和平談判，還要求首要分子解散部隊，無條件向蘇維埃投降。

｜出生在卡盧加省的一個農民家庭的斯捷潘·馬克西莫維奇·彼得裏琴科（1892年－1947年6月2日），喀琅施塔得起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圖源於網絡

作為回應，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成立臨時革命委員會，火速逮捕了庫濟明、瓦西裏耶夫等著名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

1921年3月2日晚，駐要塞的紅軍也決定和臨時革命委員會聯合。通訊部門的所有機關都被革命委員會的警戒部隊占領。

這樣，臨時革命委員會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紅軍、工人以及附近的居民宣稱：“1921年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基於廣大群眾、水兵和紅軍的意誌，城市和要塞的政權不費一槍一彈已由布爾什維克那裏轉到了臨時革命委員會手中。”

麵對這場突如其來的事件，蘇俄領導層並沒有認真調查和分析事件的起因，一開始，紅軍領袖托洛斯基還認為這是一場由敵對勢力領導的兵變，可是隨著在彼得格勒省超過1000名隸屬於全俄肅反委員會的情報人員不斷遞送情報下，蘇俄高層終於弄明白自己麵對壓根不是什麽白軍殘餘分子，甚至也不是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的“陰謀”，而是一次具有自發性的，但帶有政治傾向的兵變。

喀琅施塔得方麵反對的就是蘇維埃的戰時經濟政策。

在這種情況下，列寧意見非常堅決，他說：“我要讓你們幾十年裏不敢再打反對派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