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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祖父正名：大地主劉文彩之孫的孤軍奮戰
VANESSA PIAO2016年8月11日
劉文彩（右）站在1942年由他建立的文彩中學前。與他一起的是該中學第一任校長高樹元。 WU HONGYUAN
在四川大邑劉氏莊園博物館裏，劉小飛身邊聚滿了聽得入神的參觀者。他指著標牌為“劉文彩住房”的一間房裏幾乎和房間本身一樣大的鎏金雕龍大床說，“這個‘龍床’根本不是我們家的。以前解說詞說這是劉文彩花了三萬斤大米做的。其實那都是60年代，正是老百姓最餓的時候，莊園找人打造的！”
“你看他這講的都和標牌上講的是兩碼事啊，”一位女遊客與同行者低聲議論到。
“那肯定是他有發言權，這就是他們家屋頭！”同行者說。
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劉小飛的祖父是中國最臭名昭著的大地主。共產黨的政治宣傳中說，劉文彩在他的“水牢”裏折磨欠租的農民，還強迫剛生了孩子的女人給他喂奶，以此養生。
但古稀之年的劉小飛在過去的20多年全心撲在了一件事上——證明在毛時代被樹成舊社會“惡霸地主”典型的祖父不僅是個善良的人，還曾在老家四川大邑縣資助過地下黨活動。
“執政黨不講誠信。所以我要把真相講出來，”這位身材瘦高、戴著眼鏡的老人說。
劉小飛說，他並非在要求官方給祖父平反。他的目標隻是讓盡可能多的人知道劉文彩其人的真實麵貌，並了解政府如何通過編造謊言，來推動政治運動。
盡管有幾位曆史學家支持，八九十年代博物館管理層也顯露出了更客觀全麵地反映劉文彩曆史的意向，但劉小飛的努力，終究是一場孤軍奮戰的抗爭，一場在當今習近平治下輿論不斷收緊的形勢下，連家人都認為徒勞無益、必敗無疑的抗爭。
“通過宣揚仇恨，他們把好好的人教成野獸，”他說。“我把真相說出來，我們的民族就不會再重複這樣的錯誤。”
劉小飛1946年生於成都，1954年因母親的工作搬到隆昌。這位獨居的退休石油工人如今每日坐在他陳設簡單的家中的電腦前，努力將他20餘年田野調查獲得的資料集結成書。1994年，他開始在老家安仁鎮和周邊地方走訪劉文彩昔日的長工、佃戶和其他知悉這位大地主生活點滴的人士，累計記錄下了千餘個訪談。
自2000年起，每當回到安仁調查，他還會在祖父的莊園中演講。莊園於50年代末被改為了一座用於展示劉文彩所謂奢靡生活和對農民殘酷剝削的地主莊園陳列館。劉小飛會在這裏慷慨激昂地向參觀者揭示——館裏沒有一件展品是真的。
母親在文革期間對他說的一句話，讓劉小飛踏上了這段22年的揭露真相之旅。
“當年地下黨的司令部就設在我們莊園裏，（後來）那些人過河拆橋！”他的母親當時這樣對他說道，描述了一段無法被官方史誌印證，卻為劉家人所熟知的曆史。
“這句話，我銘心刻骨，”劉小飛說。
中國安仁，劉小飛在“劉氏莊園博物館”告訴前來參觀的遊客，裏麵大多數展品都是假的。劉小飛是劉文彩的孫子，後者一直以來都被樹為解放前舊社會十惡不赦大地主的典型。 VANESSA PIAO/THE NEW YORK TIMES
在一個霧蒙蒙的清晨，一輛汽車載著劉小飛在大新路上疾馳，安仁鎮浮現在道路盡頭。這條幹道，最初是劉文彩修建的。
這座曆史可追溯至唐代的鎮子，因劉家莊園和其他一些曆史、文化博物館在此興建，已成為了一個被稱為“中國博物館小鎮”的旅遊景點。
在低矮的民國風情房屋中開設的咖啡館、酒吧、設計品商店和小吃店，鱗次櫛比地排列在安仁的街道兩側。這裏已建起了一座五星級酒店，以迎接前來享受文化之旅的遊客，或是來看望在成都孔裔（英美）國際公學讀書的孩子的家長。這座國際學校致力於將家境富裕的中國學生送往西方的頂尖大學，並對學校設立於劉文彩1942年修建的一座省內頂尖私立學校原址這一點引以為傲。在那所劉文彩傾逾三億法幣（當時合逾200萬美元）修建的學校裏，他時常為家境貧寒的學生減免學費。
在這裏，這位所謂的“惡霸地主”有口皆碑。不少居民在劉小飛經過時，邀請他留下吃飯。
“要是你問我們當地劉文彩好不好，那沒得說，”89歲的戴榮耀邊在孔裔國際公學外售賣刺繡工藝品，邊說道。
劉文彩1887年在安仁出生，並在弟弟、國民黨大軍閥劉文輝20年代至30年代初駐防宜賓期間，總管稅務、壟斷幾乎所有包括鴉片及武器販運在內的暴利產業，聚積了大量財富。
劉文彩的弟弟、國民黨大軍閥劉文輝在四川，他後來開始聯共。 LIU XIAOFEI
1933年，劉文輝在與同為國民黨大軍閥的侄子劉湘的“二劉大戰”中敗北，退守西康。劉文彩即回到老家安仁，在家鄉修建道路、文彩中學及水電設施。他還為助力弟弟劉文輝在軍閥混戰中拔得頭籌、問鼎中原的理想，積極聯絡地方勢力，將川西幾乎所有“袍哥”組織（清末民國時期四川的民間幫派組織）攬入麾下，成立了致力於地方治安和公益事業的“公益協進社”，儼然成為了川西教父式的人物。
1942年，與蔣介石早有嫌隙的劉文輝於重慶秘密會見周恩來，並悄然開始了與共產黨的合作（劉文輝在自傳《走到人民陣營的曆史道路》中說，當時合作的動機並非為了革命，“而是基於個人的政治野心”）。劉小飛的叔父劉元富告訴他，會見周恩來後不久，劉文輝借一次回鄉之機將此次會見的事和自己聯共反蔣的立場告訴了劉文彩。劉小飛也從祖父的親隨、現已去世的劉澤高處得知，正是這次兄弟見麵之後，劉文彩開始為當地的地下黨提供幫助。
劉小飛說，據劉元富和劉澤高所說，劉文彩在安仁出資建立了一支約50人的地下黨遊擊隊，為他們提供武器和糧食，並允許其司令部設於自己的莊園內，還讓遊擊隊員在附近的族侄家中操練隊伍、學習共產黨文件。
1990年版的官方曆史《大邑縣誌》雖然承認了這支遊擊隊的武器來自劉文彩，但解釋說是地下黨利用劉文彩與他在當地一位宿敵的矛盾，從他那裏弄到了武器，成立了這支遊擊隊。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劉文彩在當月因肺病而死。同年12月，劉文輝“起義”，率部與共產黨軍隊合力反蔣。蔣介石不久後即赴台。
那時，劉家也像當時的許多有產階層家庭一樣，因懼怕共產黨上台後會沒收他們的財產，正計劃逃往香港。劉小飛說，當時是劉文輝勸劉家人稍安勿躁，留在大陸，隻因他堅信，劉家作為共產黨長久以來的朋友，會被善待。
但整個劉家卻在共產黨奪權後的數十年裏，在一係列政治運動中飽經風雨。劉氏家族的房產被悉數沒收，劉家人也頻頻成為挨整的對象。劉小飛說，有近四分之一的家族成員在這些運動中被迫害致死。
1958年，在毛澤東強調階級鬥爭之際，四川當局決定將劉文彩樹成當地“惡霸地主”的典型。他的墳墓遂被掘開，遺骸被隨意丟棄，不知所蹤。
自此，已作古近10年的劉文彩從墳墓中一躍而起，光芒逐漸蓋過了昔日大軍閥、時為著名“起義將領”的弟弟劉文輝。
1959年，劉文彩的安仁公館被改為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正式對外開放。館中的一間地下室成了“水牢”，一名叫冷月英的女人開始自稱是劉文彩“水牢”的唯一幸存者。冷月英那時說，“水牢”裏滿布死人骨頭。
60年代初，當局對劉文彩的“惡行”擴大宣傳，被稱為“三千年地主階級總代表”的劉文彩，成了國家政治宣傳中的明星人物。1965年，四川當局委托四川美術學院的藝術家創作了由逾100個人像雕塑組成的泥塑群雕“收租院”，展現劉文彩和他的“狗腿子”如何壓榨貧農。這座當時被譽為“中國美術界的原子彈”的群雕完成後便在地主莊園陳列館展出，大獲成功。同年年底，一座複製品又在北京展出，吸引了包括中央高級領導在內的數十萬參觀者。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呼之欲出之際，紀錄片《收租院》在北京電視台（後更名中央電視台）播出，並在全國發行。紀錄片的旁白選段，隨後被選入了學校課本。
真人大小的泥塑群雕“收租院”，展現劉文彩和他的“狗腿子”如何壓榨貧農。 WU HONGYUAN
舉國對劉文彩的憎恨於文革期間達到高潮。挨批鬥成了劉小飛和其他家族成員的家常便飯，全國各地被定性為地主成分的人，也被當成劉文彩之流，被關押、毒打，甚至殘殺。
劉小飛說，他的堂兄劉世偉那時已逃到新疆庫爾勒避難。當地村民被政治宣傳中劉文彩迫害農民的罪惡激怒，便將劉世偉活活勒死，又將他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孩子砍死了。
劉文輝之孫、北京著名攝影家劉世昭說，為何當局非要選擇劉文彩作為舉國痛恨的地主階級總代表，是劉文輝至1976年去世都在思考的問題，他也曾想過這是黨內高層針對他的政治鬥爭的結果。
劉文輝於1959年赴京任林業部長，靠周恩來庇護才躲過了險些波及他的劉文彩仇恨狂潮。對60年代初開始的宣揚哥哥“惡行”的全國政治宣傳，他無力回天。但據劉世昭說，祖父私下對此是很憤怒的。
現年67歲的劉世昭回憶，60年代初，他在北京碰巧看到了一篇講劉文彩的文章。他看故事發生在家鄉大邑，主角名字又是“劉文”二字開頭，便問祖父這位劉文彩是不是家裏的親戚。
“曉球得他說些啥子（四川方言，意為“不知道在說些什麽”），你自己去看！”劉文輝當時不耐煩地說道。
劉小飛說，1973年，劉文彩次子、他的父親劉元華去北京看望劉文輝。劉文輝當時流著淚對劉元華說，“老二，我對不起你們。”
劉小飛在提起劉文輝時，流下了眼淚。他說，劉文輝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自身難保，但還總是盡可能地幫助哥哥劉文彩的家人。這位昔日大軍閥至死未加入共產黨。
“幺爸心裏是最苦的！”劉小飛說。
宣揚劉文彩“惡行”的政治狂熱80年代漸漸退散。1988年，四川官方正式承認了地主莊園陳列館中的“水牢”實屬編造，那間地下室的水被抽幹了，自此掛上了一塊寫著“鴉片煙室”的牌子（劉小飛說，這裏其實也不是鴉片煙室，隻是他們家放柚子的地下室而已）。館方隨後又撤除了所謂的“刑具室”、“行刑室”等。但劉小飛和曆史學家說，這股向真相進發的趨勢，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輿論空間驟然緊縮的政治大背景下，戛然而止。
筆名笑蜀的評論家陳敏1999年發表了《劉文彩真相》一書，既介紹了劉文彩在宜賓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斂財的經曆，也著重筆墨寫出了他對家鄉安仁經濟和教育的貢獻。該書出版後不久即遭封禁。他說，《劉文彩真相》加上他同年出版的《曆史的先聲——中國共產黨曾經的承諾》一書（初版名為《曆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讓笑蜀丟掉了武漢一所大學馬列課部的教職。
他說，共產黨不會願意還原有關這位他們親手製造出的惡魔的曆史。
“當時禁我這本書的理由就是，這本書否認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合法性，”笑蜀說。
“新民主主義革命它本質上是一場所謂的土地革命。它革命的對象，就是所謂的整個地主階級，”他說。“這是它整個政權的合法性的根本所在。他們根本就不敢麵對事實。”
現年60歲的吳宏遠自1976年起在莊園工作，90年代任館長，後調任大邑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現已退休，在安仁的一座私人博物館工作。
他說，還原劉文彩曆史的步調要慢一點。
“這個館比較敏感。劉文彩的名氣太大了，”他說。
在任職莊園期間，吳宏遠說自己是一心想要恢複劉文彩曆史的本來麵目的，但他當時的處境並不容易。
他說，1997年，他將館的名字由“地主莊園陳列館”改為“劉氏莊園博物館”後，成都市的一位領導便在一次會議上拍著桌子罵了他。他每對博物館作出一點改動，以前在安仁活動的一些老地下黨成員便寫信到省裏、中央告狀，反對給劉文彩“翻案”。
吳宏遠說，這些“老同誌”搞階級鬥爭搞了大半輩子，因此不願看到自己以往的工作付諸東流。但劉小飛說，這些地下黨反對還原劉文彩曆史，是怕傷害自己的政治資本——他們可能不僅沒有在安仁抗擊“惡霸”地主，還在這位地主為他們創造的避風港裏生活了一陣子。
在成都一家醫院的高幹病房裏，98歲的李維嘉正側臥在病床上看書。他便是寫信告狀的安仁地下黨“老同誌”之一。
“他根本沒保護過地下黨。完全是顛倒事實！”這位前四川省政協副主席一字一頓地說道，食指高舉。
在莊園博物館中，劉小飛一進門便細數了這裏房間功能標示的種種錯誤，又指著一件件展品說，它們沒有一樣曾屬於劉家。
“你們家？”一位遊客問道。
“我是劉文彩的孫子，”劉小飛答道。
“哎呀！我們太幸運了！我們能和你合張影嗎？”這位遊客指著同行的幾位參觀者說道。這位來自貴州鐵路係統的幹部因話題敏感，隻願透露自己姓舒。
劉小飛成為了這一行人的導遊。曾在70年代學生時期參觀過莊園的舒先生聽著劉文彩之孫向他講述館內布置的種種不實，甚是驚訝。舒先生並不知道四川官方已在80年代承認了“水牢”並未存在過。“我還記得以前是可以走下去看的，陰森森的，”他說。
泥塑群雕“收租院”仍是館裏的重頭戲。劉小飛憤怒地對參觀者說，據他的田野調查，雕塑裏展現的故事，沒有一件是真事。
參觀近尾聲時，舒先生被問及他是否認為政府有朝一日會還原劉文彩真相。他毫無猶豫地搖了搖頭。
“這屆政府肯定是不可能了，”他說。“你知道我們現在把習主席和誰比較吧？”他把雙臂交叉在了胸前，並在聽到“毛澤東”三字後點了點頭。
在安仁之行的末尾，劉小飛去看望了86歲的陳發洪。他曾是劉文彩安仁莊園的長工。
在一片洋蔥地間的土路上，劉小飛和陳發洪一見麵，便緊緊相擁。
“我們有米有肉吃，他好！”陳發洪坐在土路盡頭自家的小院裏，這樣評價劉文彩。
“解放以後那個時候，我們吃糠吃草，”他說。
回首過去，劉小飛說，劉家當初不該那麽信任共產黨。
自幼熱愛音樂的劉小飛，雙手在數十年的石油工人生涯中長了繭，但這雙手仍能在鋼琴上起舞。他還記得劉文輝“起義”後，家人在家中唱的一首歌。那是他童年記住的第一首歌，是一首向往共產黨勝利以後美好生活的歌。
“山那邊喲好地方，”歌詞這樣寫道。“窮人富人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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