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裏被抄家，我在縣城一無所知。當時因為文革，全站員工集中搞運動已經一個多月沒有放假了。本來，我還不能回家，是單位要我回去征求母親意見同意不同意我去新疆，我才回家的。從五十年代中期起，政府曾幾次動員上海地區城鎮的無業青年去新疆“支援邊疆建設”。一九六六年的九、十月間，社會上又來了一波動員。當時我已在縣血防站當臨時工二年多，卻也算作“無業”而屬動員對象。單位領導找我談話，問我態度。那個時代，公開拒絕是不行的，最多是找一些借口，強調一些家庭的“特殊情況”，請求領導高抬貴手不去新疆。我以父親在香港，母親身體不好為由，表示去新疆父母親可能都不會同意。領導要我寫信去香港問父親意見。不久父親回信，是直接寄到我單位地址的。單位一位兼站長辦公室秘書工作的黨員，拿了我的信給我後卻不走。我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更明白父親信怎樣寫的並不重要，關鍵在領導的一念之間。於是我將信當他麵拆開，先看了一遍，然後交給他看。果然，父親來信強調母親身體不好，我是母親獨子，不同意我去新疆。可單位不罷休，又要我回家征求母親意見。沒有辦法，我就在第二天上午乘船回了一次家。結果就撞上了被抄家這個尷尬的局麵。
那天我回到家還沒有進家門就看到，我母親、三姐、還有三個妹妹，全家五個人都侷處在門口那一小間屋內，地上雜物淩亂，地板被撬起後沒有釘牢，隻是馬馬虎虎地拚在一起。一張方桌、一個燒飯的行灶，已占去房間三分之一地方。通向裏麵灶間和去樓上的穿堂腰門關著，上麵赫然貼了一張封條。以前腰門裏麵半間屋因為太暗，父親特地請木匠在腰牆上做了兩扇窗。現在這窗上也交叉貼了兩張封條。兩邊牆上都是一個個被敲破的窟窿。見到這個情景我腦袋突然轟的一聲，好像被人猛擊了一棒，又好像有人在我耳邊猛敲了一記大鑼一樣發暈，腳下無力似乎要倒下。我努力撐住，定了一下神，明白家裏也被抄家了。這一段日子一直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母親坐在一張骨牌凳上，麵容憔悴，看見我回來，默然無語，隻微微點了一下頭。三姐輕聲問我：“你怎麽也來了？”我看了看她，一時不知從何說起才好，就沒有回答她。我進了門，在一張靠牆的凳上坐下，呆呆地看著屋內情景，腦子裏一片空白。等我歇了一陣，母親才開口說話。母親用很輕弱的聲音對我說：“正要托人帶訊，叫你們不要回家，結果你們兩個都來了（另一個是指我三姐）。”此時我已恢複思維，覺得家已被抄，去不去新疆已是小事，為免母親更加擔心，我就隻說我是回來看看的，不巧碰上了。
那天早上我從縣城乘輪船三個小時到家，此時早已過了吃中飯時間。我至今想不起這天這頓中飯有沒有吃，若吃了是怎樣吃，吃什麽，印象中好像大家就是這麽枯坐著，不說話。一直到了下午二、三點鍾光景，母親才又開始說話，把從“破四舊”到抄家的經過大概地對我說了一遍。三姐則在旁不時插一句二句話。她又向我解釋她所以將藏金地點說出來的原因。她說：“當時壓力很大。再說他們是有備而來，有人去告了密，不說也不行。不說，保不定他們還會采取些什麽行動。我又想，反正這些金子現在不能賣又不能當錢用，放著也是放著，就想不如說了。說了也許就可以解脫了。”我聽了三姐所言，也無話可說。我明白，這樣的情勢，不說肯定是過不了這一關的。不過以我的脾氣，我是不肯說的。你們有本事就自己抄吧！我也不是心痛這點金子沒了；而是氣上不服，憑什麽輕巧巧一句“你們是資產階級”、“我們是革命行動”，就比強盜還霸道，“理直氣壯”地將人家辛勞節儉幾十年積累的財產一朝擄掠而去？我更痛惜的是，父親辛勤勞累了大半生的積蓄，就此盡付東流水了。
對於家裏有藏金，我也是知道的。這些金子還是父親去香港前藏起來的。一九五六年父親去香港時母親正在生病，因通行證簽證快過期才不得已離開。父親很不放心，因此隔了一年多，父親拿到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後，在一九五八年又特地回家來看看。就在這次回家時，父親把藏金的事告訴了三姐和我。父親藏金事原來隻有母親知道。這次父親也告訴三姐和我，可能是因為我前母所生的幾個哥哥姐姐都已在外獨立生活，不在家鄉，而三姐是我母親所生的第一個女兒，也是家中最大的子女，我則是我母親所生的獨子，這是父親所以隻把藏金事告訴三姐和我的緣故。父親還告訴過我，這些金子是“解放”前，因為物價飛漲，鈔票貶值太厲害，他托我叔叔家的一個堂哥陸續去換來的。這些幾乎是我父親辛勞大半生的全部積蓄。我也明白父親當年失業也不肯變賣黃金的用意：那時我們幾個姐弟年紀還小，如果他有什麽變故，以後家庭經濟就靠這些金子來支撐了。
我在這裏說這些金子是我父親辛勤勞動的積蓄，而不承認這是什麽“剝削”所得，是因為這些金子上確確實實留有我父親奮鬥生活淌下的血汗。由於父親去香港時我還是一個不太懂事的大孩子，父親從沒有親口對我說過他的往事，我也沒有機會聽他說他的往事。我對我父親的曆史的了解，是從我母親、哥哥、姐姐等人的談話中，點點滴滴拚湊起來的。
父親出身在一個讀書人家庭。縣城南門有一片房子聚居了不少與我們同姓的本家，可見當時也曾是一個大族。據我大姐說，我曾祖或高祖做過什麽官。祖父是一個秀才，但早逝。因此我祖父這一房很早就衰敗下來。父親幼年隻讀過很少書，十歲時就被家裏送到上海十六鋪一家衣妝店當學徒。過去，我常在一些“憶苦思甜”的文章中看到有人回憶當年當學徒，每天天不亮要起身替老板、師傅端洗臉水、倒痰盂、倒夜壺，晚上端洗腳水，吃的是老板、師傅吃剩的殘羹剩飯等等，受很多苦。我沒有聽我父親說起過這些。但我想他既然也是學徒，做這些活，受這些苦也是免不了的。學徒出師以後父親做了些什麽，我不清楚。小時候我跟父親去上海，還有本縣的朱家角等地，他與那裏的幾家衣妝店很熟，我猜他是否在那裏打過工，或與他們有過生意上的往來。
抗戰爆發，日軍占領上海後進攻周邊地區，青浦縣城遭到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南門一大片房子夷為平地。我家的房子也遭了殃。據文革後新修的青浦縣誌記載，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十一月七日和八日，日軍飛機曾三次轟炸青浦縣城。我估計我家老屋就是在這三次轟炸中的某一次被炸掉的。縣城不能居住，祖母帶領全家遷移到練塘鎮上。三個兒子各自貸屋而居，祖母與我父親住在一起。父親遷居練塘後不久，結發妻子因病去世，留下五個孩子，中饋乏人，就繼娶了我母親。
我從我姐姐的一篇《我的父親》的中學作文中知道，在抗戰時期父親曾以跑“單幫”為生。那時，從家鄉練塘鎮去上海可以先乘“紹興船”到鐵路滬杭線上的石湖蕩車站，再轉乘火車去上海。這種“紹興船”我小時候也乘過，依稀記得每人船資一角二分人民幣。這是五十年代初的價錢。那時候去鎮上書場聽一場評彈八分錢，加一壺茶四分，也是一角二分，所以不算貴。當然也可步行去石湖蕩。練塘到石湖蕩這段路有十二華裏，步行約二個多小時。姐姐在作文中說：為了省那幾個船錢，父親經常背了貨物走路而去。因為走路費鞋，他就赤腳走，等到了石湖蕩找個河邊水橋洗洗腳把鞋穿上，然後上火車。雖寒冬臘月也一樣。這條路我讀初中時候也走過多次，是與同學去石湖蕩看火車。路還算好走，都是一公尺多寬的泥路；但途中要經十二座小橋。這些小橋大多有一丈半多高，在三四丈寬的河麵上用三條一尺多寬的木跳板搭建而成，也有是用四五根毛竹拚成的橋板搭的，旁邊扶手僅是一根毛竹。整座橋空蕩蕩的，膽小的不敢過。尤其毛竹搭的橋，因為滑，橋板彈性大，下雨天或冬天橋麵結了冰霜，人很容易掉下水去。而父親還要背了貨物過橋，著著非常不容易。有時貨多父親一個人拿不了，會拉了大哥一起去。當時大哥隻有十幾歲，隻是個大孩子。後來，我又在一本《上海通史》的《經濟篇》分冊上知道，日軍占領上海後封鎖城鄉物資交流，於是催生了一批以“跑單幫”為生的人。他們從鄉下將上海城裏需要的物資販運進去，又從城裏將鄉下需要的東西偷運出來。肩扛手提，來來去去都要穿越日軍的封鎖線，不僅很辛苦，也有一定的危險性，有時甚至是生命危險。所以，賺那一點錢也是十分的不容易。但風險大相對利潤也較大，為了生活鋌而走險，其中有些人就因此發了一點小財，成為小康之家。我想父親也是這樣才一點一滴地積到了後來自己開小店做生意的本錢的。
大約是在日寇投降前一二年吧，那時侯父親已慢慢積了點錢，剛好有一戶人家，夫妻兩人都是好吃懶做又吸食鴉片，將祖上傳下的財產都花費光了想將房子賣掉。我父親知道了就把這房子買了下來，除供一家老小居住，還用臨街的一小間店麵開了一家土布店。土布的來源，除了向當地農民收購，自己也買了幾架織布機，在近鎮邊的鄉下找了一塊空地，搭了一個草棚，讓我大哥大姐等人在裏邊織布。千百年來，織布一直是中國農村婦女必備的生活技能。《木蘭辭》中“唧唧複唧唧，木蘭當戶織”，那個傳說中的花木蘭是南北朝人，距今已一千多年。而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後，中國農民身上所穿的衣服，大多仍是用自家織成的土布所縫製。那個曆史上有名的紡織業祖師黃道婆，就是我們青浦毗鄰的鬆江縣人。在“解放”前，我們這一帶農村的紡織業也是很發達的，很多農民家中都有一張織布機。農家婦女除了忙田裏活、忙家務，再有空餘就紡紗、織布。她們織的土布除了供家裏人穿著用，有多餘的還會拿去集市賣了換油鹽醬醋什麽的。所以布的來源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這樣的布質量不一，花色也不多。後來我父親想法學會了染紗技術，去上海買進原紗自己將紗染成各種顏色；又自己設計圖案，將紗配色後再交給農婦按圖樣織成布，父親則支付她們加工費。這樣質量有保證，布的銷路也就更好。小店以我父親為主，母親協助，兩人一起經營。有時父親不在家或去染紗，小店就靠我母親一人支撐。而家務和照顧小孩則大多委托保姆負責。就這樣，我父母克勤克儉努力創業，開始有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家裏的幾兩黃金也是在那個時期置下的。不過好景不長，中共建政不久，一九五一年的一月中央政府頒發《關於統購棉紗的決定》，禁止私人棉紗、棉布買賣。小店隻好關門。父親失業後幾年找不到工作，急得走投無路。那時我大哥在香港紗廠工作，認識一些人，就寫信叫父親不如試試申請來香港，說那邊工作還比較好找。結果我在五十多歲時還向政府申請去香港謀生，於一九五六年獲政府批準。以後我全家就靠父親寄來的外匯維持生活。
那天下午，母親和三姐向我說了被抄家的經過，其中也說了有人告密一事。據母親說，“解放”前，鎮上常有土匪來搶劫。（當地湖泊眾多，河江縱橫，交通不便，是土匪藏身的好去處，因此曆來匪患頗盛。澱山湖邊屬於昆山縣的金家寨就是一個有名的土匪窩。據說那時候金家寨的農民絕大部分都幹土匪營生，平時拿了鋤頭是農民，丟了鋤頭換了刀槍就是土匪。）我們家因為房舍淺狹，又在街麵，藏不住東西。外婆家地方大，後麵還有院子，院子後麵是大片稻田，隨便找個地方就把東西藏了。因此有幾次聽聞土匪要來了，母親就把家裏的金子和貴重東西拿到市河對麵外婆家交舅舅保管。家有藏金，這是極機密的事情，一般外人是不會知道的。所以來抄家的人說是有人揭發的，我們就懷疑是舅舅家人告的密。後來，有一個我們熟識的人偷偷告訴我們，說鎮上商業紅衛兵早就想來抄我們家，但一時吃不準政府對華僑家屬的政策，不敢動手。此時正好你舅舅家的二女兒和大媳婦去告密，說你們家有二斤多黃金，還告了二次。這才使商業紅衛兵下了決心來抄了你們家。而這也是紅衛兵拿到了七兩黃金後仍不罷休，還要繼續追查的原因。這件事讓我感到十分寒心，也感到有點悲哀。若說這種事是不相幹的人做的，那也無可奈何；若說是至親骨肉的人做的，有什麽深仇大恨要下這樣的毒手？難道這個社會真的是“親不親，階級分”，真的是“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清朝的曹雪芹借《紅樓夢》中王熙鳳的嘴說出中國人的通病，那就是外鬥外行，內鬥內行，慣於窩裏鬥。王熙鳳說：“似我們這樣的大家族，外頭人從外麵殺進來，一時是殺不幹淨的；必要自己人先從裏邊殺起來才殺得幹淨。”（大意）一個家是如此，一個國何嚐不是如此！試看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的執政者，如中共那樣總是挑動一部分人去殺、去鬥另一部分人的？
那天不知是否極度緊張後的疲倦，大家都不想再說話，於是都枯坐著。我記不起三個妹妹當時是在家還是躲了出去，因為家中的氣氛實在太壓抑人了。這時，突然有幾個人闖了進來。為首的一個男青年腳有些不便。母親向我使了一個眼色，我立刻醒悟到抄家就是這批人來抄。據那為首的青年自我介紹，他們是鎮上的“商業紅衛兵”，他本人是工人階級出身。他一本正經地對我說，抄我家是因為我家是資產階級。因此抄我家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動，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符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接著，他又向我交待“政策”，說了一通“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類的話，要求我們把還藏匿著的財物交出來。我和母親都沒說話。三姐則向他們再三解釋，說所有的財產都已交出來了，連你們抄不到的金子都已主動交出來了，還有什麽可藏匿的？就這樣軟磨硬頂了好一陣，這幾個商業紅衛兵估計也弄不出什麽東西來，就又教訓了我們幾句打退堂鼓走了。等他們走後，母親告訴我那天領頭來抄家的就是今天的這個小青年。但我明白，這個小青年也隻是個幕前的嘍羅，幕後策劃指使的另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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