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土改”時候中共對地主家庭抄家，那時我還太小，不懂。我對“抄家”的概念最初是從《紅樓夢》書中得來的。在我讀小學時，我在《紅樓夢》連環畫中看到了賈府被抄家時的畫麵：一群衙吏似虎如狼，擄袖擦掌，氣勢洶洶地湧入賈府，登堂入室，大肆搜掠；而賈府中人則俱各惶恐不已，畏縮一邊，全無昔日的威風，如待宰之羔羊。賈府是皇親國戚、數代功勳之家，見了抄家也是這樣懼怕，可見抄家的恐怖真有懾人心魄之威、雷霆萬鈞不可抗拒之勢，令我印象深刻。想不到十多年後我家也遭受了類似的經曆。
文革中，無論是“破四舊”還是抄家，這些邪風都是從天子腳下的北京城首先刮起來的。其風源蓋都出於中南海，然後刮向全國。上海是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消息靈通，因此隻須隔一、二天，上海的市區便會緊緊跟上。至於我所在的青浦是上海郊區縣城，與市區雖相距隻有四十公裏，但一般人的思想卻要保守很多，因此在行動上又要慢上一拍。而這一拍，往往要幾天時間。記得當上海市區抄家的消息傳到青浦時，我們還麻木得很，聽這些消息仿佛像聽天方夜譚故事一樣，以為這些事離我們很遠，與我們無關；也分不清“破四舊”與抄家的區別。那時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消息，說“破四舊”的人在上海骨傷科名中醫石筱山家裏抄出了好幾百公斤黃金。好多金條是從方磚地底下抄出來的。有一張放在客廳裏外表烏漆的枱子，竟然是用金皮包的。當時我們聽了這些傳聞，首先的反應是驚訝：竟有這麽有錢的人家？連枱子也是金子打的！根本不去想“破四舊”何以會“破”到方磚地麵的下麵去？也不想一想石筱山隻是個醫生，不是地主、也不是資本家，即使家中有幾百公斤黃金，也是他多年勞動所得，憑他的高超醫術掙來的，有什麽理由去抄他的家？然後有一種幸災樂禍的快感，想這樣高不可攀的富貴人家現在也終於有遭殃的一日了。不想想人家即使有錢，又妨礙了你什麽，值得你這麽高興？當然，更沒有想到這抄家的命運不久也臨到了我的頭上。真如俗語所說的：“刀子不割到自己身上就不知疼”。後來回想，自己當時這種心態一如魯迅寫的中國人圍觀日本人殺中國人的心態，除了愚昧，還有的就是麻木和自私：隻要殺人者不殺到自己頭上，怎麽做都無所謂。而那種幸災樂禍的快感，也正是人性中屬於負麵心理的妒忌心的反映。
大約在八月最後幾天裏，抄家風終於也刮到了青浦縣城。那時候我在縣血吸蟲病防治站當臨時工，全站員工正集中在站裏關門搞運動。我們單位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是從五月底開始的。六月和七月上中旬，單位黨支部發動大家寫大字報，揭發、批判“牛鬼蛇神”。那段時間，單位內到處是群眾貼的大字報。“炮彈”橫飛，全單位正式職工加臨時工一百二十來人，中“彈”的有十幾二十人。尤其有幾個被指為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人，精神上受到極大傷害。全單位的氣氛也十分緊張。到七月下旬以後，揭發批判停了下來，改為分小組天天讀報，討論。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報道了毛澤東七月十六日在武漢暢遊長江的消息。消息見報後第二天，許多單位組織員工在中午午休時間去附近江河遊泳，學習“偉大領袖”在大風大浪中鍛煉自己的精神。我們單位也加入了這支遊泳大軍。先是去城西的漕江，後轉移去南門外的太浦河。去江河遊泳，遊泳時間加上路上來回時間起碼要二個多小時。這樣，下午的學習就無形中放鬆了。大家的精神也趁機放鬆一下。單位領導大約因為上級沒有新指示，也聽之任之，並不多管。八月八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公布後，學習立馬又緊張起來。天天反複讀“十六條”，人人都要談學習心得，無人可以漏掉。這樣上午、下午、晚上不停地學，很悶人。因此，中午休息時間大家都喜歡去街上轉轉，散散心，聽聽各種小道消息。那時紅衛兵破“四舊”運動正搞的熱火朝天，他們上街改路名，砸中山公園門前的石獅子，攔人剪“阿飛褲”、“阿飛頭”、砍尖頭皮鞋等等，天天有新聞。
一天中午，我和同事孫龍章一起上街溜達，回來時赫然發現單位大門兩邊牆上和對麵原來鐵器店的門板上都貼了好幾條一尺多長的小標語。記得有一條標語寫的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另一條寫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造反有理”？在此之前，我從未見過有誰說過這樣的話。在過去封建社會，誰說要造反，那是要殺頭的！因此我吃了一驚：“誰這麽大膽，竟敢說這樣的話！”但轉而一想，既然有人這麽大膽寫這樣的標語，或許也有根據。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一大堆，我絕大部分都沒有讀過，或許這話真是哪個人說的也不一定。但我又想，即使他們說過這樣的話，那也是在鼓動無產階級起來革命時說的，現在是共產黨掌權了，難道他們還會允許人造他們的反？他們不是一直在喊要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嗎？可如果這個造反不是造共產黨的反，那又能造誰的反呢？正在這樣疑疑惑惑，我們在鐵匠鋪邊轉彎準備去街對麵的單位食堂兼員工集體宿舍樓時，卻又發現食堂門外、鐵匠鋪後的一戶鄰居有些異樣。那是一戶木匠人家，祖孫三代。夏天時他們常常在門外擺一張小桌子吃晚飯。往往老夫妻和兒子坐在小桌邊吃飯，兒媳婦則坐旁邊一張小竹椅上先喂小孩。老木匠滿頭白發、身材壯碩，有時會與也是胖子的兒子一起小酌幾杯。兒子在縣城木器廠上班，兒媳在徐涇公社一所小學當教師。徐涇離縣城二十多公裏，小木匠就天天用自行車送她上下班。我們去食堂吃飯經過他們門前，他們也會笑著與我們打招呼。看得出來，這是一家和睦、恩愛、有禮的人家。他家有兩口棺材，原來疊放在樓下客堂靠牆壁處，凡路過他家門的都能看到，是老夫婦兩人百年後用的壽材，很可能是老木匠自己親手做的。但那天經過時，隻見他家大門洞開，兩口壽材卻不見了。老夫婦兩人垂頭喪氣各自坐在小凳上，木然無語。小木匠蹲在門口，滿臉沮喪，見我們張口欲問，就向我們微微地搖了搖頭要我們不要問。看這情形，我猜他家應該是被“破四舊”了。在當時，壽材絕對是屬於“四舊”。那一刻，我還隻是沉浸在對木匠家的同情之中，但孫龍章見了就已連連跺腳，一臉無奈地說：“完了完了，這樣的人家也要抄，我家肯定被抄得一塌糊塗了！”孫與我是同鄉，都是青浦西部練塘鎮上的，家裏是“工商地主”成分。我推想“土改”時他家已被抄過一次，所以對此反應極為敏感。可聽他這麽一說，我心中也掠過一絲陰影。雖然我家“解放”後沒有受到過任何政治衝擊，但我家畢竟屬於資產階級，而且有海外關係，這次運動規模這麽大，來勢這麽凶，連老木匠這樣的勞動人民家庭也不能幸免，我家仍能平安無事麽？我心中無底。於是我也開始忐忑不安起來，天天擔心家裏會否傳來不好的消息。那時在我心裏，隻要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但是，正如俗語說的那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要來的遲早會來。在抄家高潮的八月下旬和九月上中旬，我家沒有被抄。但到了大約九月的下旬或十月的上旬，我的家終於也被抄了，而且前後被抄了幾次。來抄家的是鎮上商業係統的紅衛兵。這裏我說“大約”，一是因為事隔多年，確切的日期已回憶不起來。二是因為抄家時我並不在家，而在工作所在地的縣城青浦，因為單位搞運動，期間我有一個多月沒有回過家。我是抄家過後好多天回家休假才知道家被抄了。當時母親和三姐給我講了抄家的大概經過，但對幾次抄家的具體日期，她們都沒有說，或者說了我沒注意到，現在事隔多年更無法說清楚，所以隻能說“大約”二字。
據我母親說，我家被抄也是“破四舊”開的頭。這大約是八月底、九月初的事。來我家“破四舊”的是當地練塘初級中學的幾個學生，帶隊的是我大姐的大兒子。那天他們來，進門不打招呼就直往樓上衝。我三姐那年從上海外國語學院夜校部畢業，因為文革，分配工作的事沒有著落，就學校住住，回家住住，此時正好在家。見到這個外甥帶人衝上樓心知不妙，但也不知他們究竟要幹什麽，就跟著上樓。結果他們直衝到三樓，從床底下拖出兩隻裝書的箱子，就往外搬書。我三姐不敢阻攔他們，眼睜睜看著他們拿了幾捆書揚長而去。那個時候，除了毛澤東的著作，其他所有的書籍都被認為是“封、資、修”的“毒草”。“革命小將”來破這些“四舊”，誰敢阻攔？第一次來“破四舊”沒有將家中的書全部拿走，三姐為了保存剩下的書藉，就主動將剩下的書分了一下類，在自認為沒有多大問題的書的封麵上，用毛筆寫了“供大批判用”等字樣，希望下次有人來“破四舊”時或者會“手下留情”。又看到家裏有些瓷器上麵有花鳥、美人圖案，也趕緊用砂石將它磨掉，說是“廢物利用”。結果這批學生先後來了幾次，把我家中幾箱子的書都搬了個空。這些書大部分是我二哥在五十年代買的小說書，其中有上下兩本道林紙印刷精裝的一百二十回《水滸傳》。還有我父親留下的一套線裝木刻大字本裴鬆之注的《三國誌》，一套線裝石印繪圖的《聊齋誌異》以及父親從香港寄給我的好幾本字帖。我工作以後也陸續買了一些書。其中有俞平伯和王惜時校對、並有脂硯齋評注的《紅樓夢》，全套四本，包括兩本曹雪芹原著八十回《紅樓夢》、一本高鄂續寫的後四十回和一本校對記，是難得的版本。一套範文瀾注釋的《文心雕龍》，裏邊旁征博引，注釋詳盡，足足有兩大本，也很珍貴。還有如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王力的《漢語音韻》、東北師範大學楊公驥教授的《中國文學》等等，對我學習很有幫助的好書，統統都被抄去。這些書後來不知去向，即使到文革後期政府說要落實政策發還抄家物資也沒有發還。隻有一本特種印刷的沈尹默書的《二王法書管窺》——那是一九六五年我在上海南京東路新華書店買的，薄薄的一本字帖，要賣三元多人民幣，差不多是同類圖書價錢的十幾倍，相等於我當時四天的工資——經我三姐苦苦哀求，說這隻是一本字帖，講怎樣寫字的，沒有反動內容，才沒有拿走。後來父親從香港回來探親，很喜歡這本字帖，我將它給了父親帶了去香港。
在我這個外甥幾次帶人來我家“破四舊”抄書的過程中，小鎮上關於抄家的氣氛也迅速緊張起來了。各種有關抄家的傳聞滿天飛。一些原來以為與“反動政治”不搭界的人家，這次也被抄了。本來，“解放”以後的曆次政治運動，我家都不沾邊。雖然父親以前開過一爿出售土布的小店，家庭成份屬“商”，但小店早在一九五一年就關門了。大哥原來在上海一家紗廠“學生意”，上海“解放”前夕老板將工廠搬遷去香港，他們很多員工也跟隨工廠一起去了香港。此後，我父親和二哥分別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二年也經政府批準去了香港。政府能同意我父親和二哥去香港，這本身就可說明我家沒有政治問題，否則怎能獲得批準？可是，我家所在的是一個鄉下小鎮，公開的、大眾所知有“海外關係”的人家，大概隻有我們一家，很引人注目。這不由得母親不心慌。於是她就像當時許多膽小而又不甘心財產都被抄走的人那樣，將不多的幾件金飾偷偷分散藏到水缸裏、灶膛底，也有一兩件金飾無處可藏，隻得悄悄丟到家門前的市河裏。
俗語說“人怕出名豬怕壯”。我母親雖沒讀過多少書，這個道理也是懂的。她本來就不是一個喜歡張揚的人，此時更是低調，最好大家都忘記了她這一家。但外甥夥人來“破四舊”，弄得小鎮上幾乎人人皆知。母親恨得牙癢癢的，卻也無計可施，隻好眼睜睜一次又一次看著這個外孫來“破四舊”。偏偏這時候鎮上有一個潑皮窮光蛋對我家也動起了齷齪念頭，天天用一套漁民扒螺螄的工具到我家門前的市河裏東扒西扒，至少要扒上半個小時、一個小時才罷休。一天他說從河裏扒到了一隻金戒子，於是消息立刻傳偏了全鎮。誰丟的戒子？我家自然成了最大嫌疑。後來聽人說，他拿了戒子到銀行，銀行鑒定說不是金的，是銅的。但不管是金的還是銅的，我家已成大眾目光的聚焦點。我母親又氣又恨又怕，真是“屋漏偏遭連夜雨”，“船破卻遇頂風浪”。這種“一日三驚魂，夜夜不得眠”的日子過了一段，終於也沒有逃脫被抄家的厄運。
來抄我家的是鎮上商業係統的紅衛兵。現在有一個誤解，以為紅衛兵都是學生。其實，在一九六六年九、十、十一月份，即社會上出現造“當權派”反的“造反派”和保當權派的“保皇派”的紅衛兵和群眾組織以前，有不少工廠、商店等單位，在單位當權派的支持下也成立過“紅衛兵”。其成員大多是出身成份好的青年黨、團員和職工。成立這個組織的目的，一是仿效學生中的“紅衛兵”組織，為保衛黨組織和單位領導人免受文革的衝擊；二是利用他們去做一些領導不便出麵做的事情。如對單位職工抄家，黨組織自己不便做，就由“紅衛兵”來做。因此這種紅衛兵組織說白了就是當地黨組織的保鏢和打手，所有行動都是有人指使的。來我家抄家的“商業紅衛兵”就是這樣性質的紅衛兵。
那天，一群“商業紅衛兵”突然湧進我家裏。為首的向我母親宣布，你家屬於資產階級，他們是響應毛主席、黨中央文化大革命的號召，來執行“革命行動”的。然後，勒令我母親必須老老實實地交出家中所有的金銀首飾、現金、銀行存折、公債等物，不得違抗，否則就是抗拒毛主席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要罪加一等。母親當然不敢抗拒，領著他們到二樓房間開了五鬥櫃的門，將現金、銀行存折、公債券等拿出來交給他們。但是，金銀首飾丟的丟，藏的藏，一下子已拿不出來。紅衛兵問金銀首飾藏在哪裏？母親不肯說。這批紅衛兵就開始動手，翻箱倒櫃地搜查起來。房間裏找不到東西，他們經驗老到地到廚房把水缸敲破，並將原來小半截埋在地下的水缸連根拔起來，把磚砌的灶頭整個地扒掉，結果找到了原來母親偷偷放在水缸和灶肚中的幾件金飾。這一次抄家結束時，除了帶走抄到的金飾，以及現金、公債、銀行存折，還將一些比較好的衣服、家中僅有的兩條毛毯、以及一些零零星星屬於“四舊”的東西也都帶走。
因為第一次抄家抄獲的金銀首飾數量不多，幾天後第二次又來抄。這次來，除了將原來抄過的地方又抄一遍，將我家中的地板也一塊塊撬了起來，要看看地板下麵是否藏有東西。在牆壁上用鎯頭東敲西敲，聽見聲音有異，就把牆壁敲破，結果在牆上敲出了好多個大洞。這批來抄家的人在我家整整折騰了一天，搞得滿臉塵土，卻沒有收獲，離去時都有點憤憤不平。於是又來了第三抄家。
這一次，帶隊的一來就亮出了底牌。他對我母親說：你家至少有二斤多金子。“解放”前有一次強盜來鎮上搶東西，你們曾把一盒金子放到你娘家。這事有人可以證實，所以抵賴是沒有用的，不說也是沒有用的，抗拒更沒有好下場。你們必須把這些金子交出來！不然，我們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挖出來！母親不知是氣昏了還是因為素來脾氣剛硬，就是不說話。他們又向我三姐進行威脅恐嚇，逼著她說。結果我三姐頂不住壓力說出了藏金的地方，是在三樓屋頂的大樑上邊。那批抄家的把藏金起出來後一看，隻有七塊小金塊，是每塊一兩的（十六兩一市斤）那種金塊，共七兩。抄家的人既感到興奮，又不滿足。他們又對我母親和三姐軟勸硬逼一番，看一時再逼不出新的東西，就帶了這七兩金子的“戰利品”收隊回去。因為怕我們還有藏金，臨走時將我母親等全家人都趕到門口原來做店麵的隻有十二三平方的堂屋裏住，隻允許拿出兩條棉被和一隻燒飯的行灶，以及放米的米桶。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