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說過，我在大陸時曾經會唱的歌曲至少也有一、二百首。但我自問不是個懂音樂的人，連音樂的基礎知識也知之甚少。所以若有人要我評論哪些歌好，哪些歌不好，嚴格來說我是沒有資格的。但是，我既然會唱那麽多首歌，幾十年來又常常在哼唱它們，自然也有個人的好惡，慢慢也就形成了我個人對歌曲好與不好的看法。當然，我很清楚我的看法不一定準確，在真懂音樂的人看來，我的這些看法簡直是胡說八道。但這也沒有辦法，每個人的見識都受到其本人的學識、愛好所限。懂得欣賞“陽春白雪”的人會嫌鄙“下裏巴人 ”的粗俗，但隻會聽“下裏巴人”的人或許也不懂欣賞“陽春白雪”，那也是強求不來的。
那麽我的好壞標準是什麽呢？由於歌曲是由歌詞和曲調兩個部分組成的，因此好的歌曲，我以為第一，歌詞所表達的情誌必須是出於真情，而且這種真情必須是高尚純潔的；文字能充分表達出這種真情，而且使用的文字要既雅又訓，不能太粗俗，如好詩一樣。《辭海》說“歌”就是“能唱的詩”。《文心雕龍·明詩第六》說：“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既然是“持人情性”，“義歸‘無邪’”，當然粗俗的不行，下流的更不行。這裏附帶說一句，《詩經》三百篇，在古代其實都是能唱的歌。
第二，曲調必須是優美的，且是能夠配合歌詞內容的。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歌的樂曲本身也有單獨表達感情的功能。有人將音樂比喻為無言詩，是音符化的詩，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曲的創作同樣需要作曲者付出內心的真感情。而且，這曲調所表達的感情與歌詞表達的感情不僅要一致，最好還能相互激揚。如果這兩個標準都能達到，那必然是一首好歌無疑。猶如美女，天生麗質又加上衣著打扮入時、言談舉止得宜，這樣的人受人喜愛是肯定的。不過這樣的好歌如稀世美玉，可遇而不可求。所以若兩個標準能達到一個，那這首歌也算是很不錯的了。
第三，各民族文化傳統不同，表達感情的方式也稍有差別，因此不同民族的歌曲風格也會有所不同。如果創作的歌曲能將自己的民族風格也充分表現出來，讓人一唱那首歌就能體會出這個民族的特色，感受到那個民族的感情脈搏，如西班牙歌曲《鴿子》那樣，則這樣的歌曲就更完美了。
以上三點中，我以為第一點是最重要的。賀綠汀先生在《談音樂創作》時說：“音樂是人民思想感情的直接流露，好的音樂之所以能感動人，也就是因為它有真實的感情。”那麽怎樣的感情才是真實的呢？劉勰在《文心雕龍 · 明詩第六》中說：“人秉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誌，莫非自然”。所以好詩的標準就是要發乎真心，出於“自然”。這也是好詩、好歌的標準。而所謂“自然”，以我理解也就是不喬揉造作、無病呻吟。根據這個標準衡量，那些出於“奉旨填詞”、“奉旨作曲”，為著宣傳目的，把歌曲當作“打擊敵人的武器”而創作的作品，因為違反自然，不是出於真心，即使寫得工巧華麗、慷慨激昂，也算不得好歌。中共建政後出現的歌曲，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屬於這一類歌。
我這樣說，倒也不是要全盤否定大陸的歌曲。在我感覺中，有些歌是可以不朽的。比如《康定情歌》、《四季歌》（電影《馬路天使》插曲）就是這樣的歌曲。這裏我要特別提一下那首山東民歌《沂蒙山小調》。這首小調的曲子簡直是天籟，出於自然，無比優美。四段歌詞中的前三段也很好；就是第四段，加了歌頌共產黨的內容，十分煞風景，且與前麵三段的內容也不相配。我不知是否是後來有人加上去的。前些年我聽到一個版本把第四段歌詞刪掉了，這就很好。還有幾首歌雖然也是歌頌中共的，但作者在創作它們時，可以看出確是出於真心的謳歌。如《歌唱祖國》那首歌的作者王莘先生，他對祖國的熱愛，對新中國的歡呼、期盼，我們從唱這首歌中就可感受到他的那份真誠。可惜的是他沒有看清楚建立這個新中國的政黨的本質，結果歌頌錯了對象。這首歌我小時候就會唱，而且十分喜愛它，可是五十年代後半葉起這首歌唱的人就少了。一九七六年“四人幫”被捕消息公開後，這首歌又流行起來。那時全國各省市奉命組織大遊行，電視實況轉播。電視屏幕上還出現一段黑白電影記錄片，是五十年代初慶祝“國慶”的遊行隊伍實況，與現在的遊行實況做對照：同樣是龐大的遊行隊伍，人們同樣高舉著紅旗，同樣高唱著那首《歌唱祖國》。電視的編導者以這樣的方法來凸現主題：打倒“四人幫”，人民獲得了第二次解放。但當時我看了心中就泛出一絲苦笑，想如果現在是“第二次解放”，那麽第一次“解放”是真解放還是假解放？一九四九年建立的那個政權如果真的那樣好，還用得著“第二次解放”嗎？而且稍後人們就發覺，這第二次“解放”也是假的。否則，那裏還會有“六·四天安門事件”！又如那首《解放軍進行曲》。隻要細細體會“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這句歌詞，就會感受到作詞者公木先生在寫這首歌詞時，一定底氣十足、堅信不疑，覺得這支軍隊所進行的戰爭全是為著這個可愛的祖國，為著解放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受苦受難的各族人民的。當你唱著那首歌時，也會感受到作曲者鄭律成先生在作曲時，一定是意氣風發、鬥誌昂揚，覺得自己所屬的這支軍隊，毫無疑問地是一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堂堂正正的仁義之師。可惜，他們的激情都枉費了！想想無數解放軍指戰員，流血犧牲的結果竟然是為少數既得利益者打江山，就覺得他們的血白流了。這支由人民的子弟組成、名曰“人民解放軍”的軍隊，其實一直以來既不屬於人民、也不屬於國家，而隻屬於中國共產黨一黨所有；甚至也不屬於全黨，而隻屬於少數黨的寡頭。這幾個寡頭，先是為了奪取天下，大打內戰；後來為了家屬的利益，不惜出動軍隊，用坦克、機槍、開花彈去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平民。軍隊淪落到成為少數特權家庭的家奴、打手。到現在，幾乎無官不貪，民間怨聲載道，經常有大規模民眾抗暴事件發生。而這樣一個腐敗透頂了的政權，由於有軍隊的支撐至今仍維持著不倒。這樣的結果怎不令人浩歎！難道當年解放軍們流血犧牲為之奮鬥的新中國，為之歡呼的新中國，就是這樣的國家？所以，這些作者實在都是“明珠暗投”，才華枉費、心血枉拋啊！不過，雖然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當初歌頌錯了對象，但我仍認為不能因此而否定這幾首歌的作者在創作這些歌曲時的用心，因而也不能否認這幾首歌的確是好歌。在中國的音樂史上仍應有它們該有的地位。
當然，大陸的好歌還不止上麵說的幾首。如果以創作年代來考察大陸的歌曲，我認為一九五〇年代初期還有一些好歌，越往後好歌越少。究其原因，我以為不外以下兩個：一是中共的政治對文藝創作的幹涉越來越厲害。政治幹涉的表現又是多方多麵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貫徹執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力度越來越大。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強調文藝的階級性，並且要求文藝工作者們：“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將文藝當成階級鬥爭的武器，這是根本違反文藝創作的規律的。從藝術創作的本質來講，創作必須是自由的。若然作者在創作歌曲時，要服從這樣那樣的戒條，一心想著要使作品成為“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階級鬥爭的武器，還要小心謹慎地推敲每一句歌詞、每一個音符，小心不犯意外的“政治錯誤”，那他在創作時內心的感情必然會受到束縛和限製，他在作品中表達的感情，就很難說仍是出自內心的真感情。很難想象，假若徐誌摩不死而生活在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他仍能寫出如《再別康橋》這樣輕靈的詩來；同樣很難想象，假如賀綠汀不是在一九三七年而是在一九五七年，還敢改編創作出如《四季歌》、《天涯歌女》那樣的樂曲。這是“解放後”好歌越來越少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政治運動越來越頻繁，知識分子的處境越來越艱難。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以後幾乎每次運動知識分子都是打擊的重點對象，他們的社會政治身份，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又到文化大革命的“臭老九”，不僅“斯文掃地”，連做人最起碼的尊嚴也被剝奪殆盡。在這樣的政治環境，我們還能苛求他們創作出好歌來嗎？中國的知識分子不乏聰明才智，如果中國的音樂工作者們能生活在創作自由的天地裏，我想他們一定會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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