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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智深君 | 毛澤東思想——現代版的《商君書》
Oct 20, 2022
網上不時可見評價先秦古籍《商君書》的網文，讀罷當即結合商鞅變法的措施，查閱了《商君書》原文。不看則罷，一看猛然覺醒，這本被曆朝專製君主壟斷密讀、並傳之皇儲的數千年古董，怎麽就跟當代黨魁毛澤東的言談、行文與舉止，何其相似乃爾。毛澤東的那個思想不就是一套現代版的《商君書》嗎？謂予不信，就讓我們首先共同來體味一下《商君書》的大旨及商鞅變法措施，再把商君與毛君之說教行事，細細地比較一下吧。
《商君書》大旨及商鞅變法措施，大體上可歸納為弱民貧民、棄毀商業、滅智愚民與野蠻戰爭觀四個方麵：
弱民貧民。
商君把民眾劃分為三類：強民、弱民、奸民。強民大都是富豪、鄉紳，人數很少，但能量很大。他們有材力，有高智，有遠見卓識。弱民是勤勞樸實的農民，芸芸眾生，沒有文化，愚昧無知，除了耕田種地，以衣食供養當政者外，還要替國君打仗。奸民是遊手好閑，不務正業的奸邪小人。除了偷雞摸狗好賭，當梁上君子，別無能事。為了蠅頭小利 ，什麽壞事都做得出來，鄉間謂為痞子、惰農，現曰流氓無產者。
商鞅提出了一個反常的理論：“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弱民的辦法：
一是“以弱去強”，利用弱民去消滅強民，甚至用奸民去駕馭良民，實行流氓小人政治。“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
二是統一思想，全民隻準存在一個思想——人人都為國君而耕戰。遊說之士憑油嘴滑舌獲得祿位，無補於耕戰。故應“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旨在把人們的思想按照君主的意誌統一起來，達到“國俗可化而民從製”的目的。
三是疲民，大興土木，令民疲於奔命，無瑕顧及他事。
四是“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以此控製民眾，大行告密之風。甚至連夫妻兄弟子侄、親朋好鄰居，也不能互相包庇，都要向政府檢舉揭發 。致使人人自危，人人監視人人，人人生活在恐怖中。
五是剝奪個人資產，使民貧窮化。除了生存必須，剝奪剩餘錢糧。否則，老的強民消滅了，新的強民又出現了。
六是如果還有強民的殘渣餘孽存在，就發動對外戰爭，外殺強敵，內殺強民。
七是“重刑”，輕罪重刑。“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
八是取締農耕以外的各行各業，隻準農業一行存在。國家隻要一種“民”－－耕戰之民，即農民。農民隻做一件事，即農戰：平時耕田，提供軍糧；戰時入伍，上戰場殺敵。其他如“學民”、“商民”、“技藝之民”、“士人”、“利民(吃利息或投資者) ”，統統是危害國家的“虱子”，決不容許他們存在。
棄毀商業。
在滅絕的百業中，商業首當其衝。辦法是：加重關市商品稅，稅額比成本高十倍，商人的雇員必須服役，取消勞動力市場。禁止糧食貿易，“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商人不能買米，隻好自己種田；農民不能賣米，就沒有糧食市場。農民賣米，由國家統一收購，而價錢則永遠定在成本價上，多收了三五鬥，就多收三五鬥的稅。農民給公家送糧食時，還不得雇別人的車；自己的車在回程空著時，也不準攬載。商鞅滅絕商業，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了！於是，全民皆農，都被禁錮在土地上耕種，無法獲得知識，也不需要什麽知識。全民隻能成為君主的生產工具。
滅智愚民。
韓非子寫有一段《商君書》沒有寫的內容：商鞅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可見商鞅時秦已實行焚書，商鞅乃始作俑者，秦始皇效法而擴大化了。商鞅主張法治，與儒家“法先王”的複古思想不相容，故將儒家典籍焚燒之。還把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謂為危害“國家”的 “六虱”。以文化專製主義方針來愚化平民百姓。
野蠻戰爭觀。
商鞅認為：“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是個對國外唯武統、對國內唯暴政論者，二者相互為用。
在對外戰爭中，商鞅獨創了一套軍法，按斬首多少計功授爵 。即：“製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授爵，”“斬一人者，賜爵一級。”最低級別是“公士”，隻要斬獲一個敵人的首級，就可獲得這個爵位，這不止是一個虛名，能得到1公頃耕地，9畝宅地。所以，秦軍每次攻城略地，斬首數少則一萬，多則24萬，可以想見秦軍殺人時，傷者、降者、死者都要斬首。甚至老弱婦女皆死。軍士皆在腰上圍掛著人頭而戰，敵軍見之嚇得不戰而逃。總計秦對各國的十幾次大戰，斬首總數達到150萬以上。因而史稱秦軍“追亡逐北，伏屍百萬 ，流血漂櫓”。
如果完不成殺頭指標，就提人頭來見，或在城下接受刺麵、割鼻的羞辱性懲罰。那就隻有當逃兵了。可是 ，秦軍五人為一伍，一人臨陣脫逃，同伍的四人都斬首，彼此都互相監督了。對於消極作戰，或貪生怕死的士兵，不僅本人被治罪，全家都會株連遭罪。故士兵必須奮不顧身，殺敵取首，就算不是為了自己，也要保家人的平安啦，這可真是保家為國了。yibaochina.com
為了秦王一己之私，凡能殘害民生的手段都用盡了。偏寓西北的秦國，本來就被中國諸侯視為夷狄落後而拒之會盟 ，但秦國不思進步 ，一味行商殃法，把愚昧發展為野蠻。秦國社會成了個人間監獄。東方六國皆稱秦為“棄禮義上首之國”。“禮義”是華夏文明的核心，“上首功”是按斬首多少獎賞，哪講一絲一毫的人道。秦王嬴政的重臣李斯並不諱言秦國攻戰不講仁義 ，他公然對其老師旬子說：“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這個“便”，就是便宜行事，隻要能戰勝敵軍，什麽手段都可以用，最殘忍的“上首功” ，自然也該用了。
總之，《商君書》就是一部去華夏化的書 ，一部去先秦優秀傳統文化的書。
春秋時齊國管仲首創法家。管仲相齊，齊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法家本是個進步學派 ，但到了戰國時期，法家走向“極左”，淪為旁門左道，背離了華夏文化發展的正道 。《商君書》堪稱集變種法家的醜陋和陰損之大成，是一部“極左”的法家思想的書 。
《商君書》是以商鞅為首的法家人物寫的。我們一直都把商鞅變法評價為進步的事功，現經具有公知精神的史學家的研讀，我們才明白《商君書》是一本禍害、毀滅先秦中華文明的反動透頂的書籍，而其禍害最深的則是帝王的治國馭民之術，把個古代中國的老百姓踐踏得命如草芥，修理得服首貼耳。但在秦夭亡後的兩千年間，卻被曆朝君主作為治國馭民、鞏固君主專製主義統治的心照不宣的詭秘暗器。
因而從古代的司馬遷、賈宜、班固、朱熹，到近代的曾國藩、譚嗣同，但凡維護中華文明的史學家、思想家，無不痛斥商鞅的為行帝王馭民之術，而不惜“違禮義 ，棄倫理”，不惜犧牲民生、草芥人命。
那麽，一生喜歡評點古籍的毛澤東，是怎麽評點《商君書》的呢?毛澤東在長沙讀中學時，讀了《史記·商鞅列傳》後，寫了一篇作文：《商鞅移木立信論》。毛讚曰：“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餘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 ，商鞅不首屈一指乎？”但毛隻是在年少時評點了商鞅，此後雖對《商君書》讀之再三，應是心領神會，有感而發之於文的。但毛卻一反常態，未加任何評點,，不亦怪哉!
非怪也!毛澤東的不加評點，實際上是一種最好的評點。為什麽這麽說呢?!
毛澤東是言必稱秦始皇的 ，而秦始皇踐行的就是《商君書》的說教。因此，毛對秦始皇的至高無上的評價，他的自比秦始皇的係列言行，就是對《商君書》的絕妙評價。
秦始皇統一中國，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這是我們首先要回答的一個問題。當然是極端反動的!秦始皇發動的一係列戰爭，有哪一場不是滅絕先進的華夏文明及其載體華夏諸族的反人類戰爭。其“特別軍事行動”中的“特別”就在“棄禮義，尚首功”上。它使得戰國時期軍民的死亡的人數達到以百萬計，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的青壯主力軍 。而且，秦滅六國後，又以秦國版的“法西斯”方式來治理國家。“天下苦秦久矣”的呐喊 ，就是鐵證。這就為兩千年來的中國立下了極端專製皇權製度的立國之本 。而由於先秦民本思想的夭折，還埋下了近代中國落後於西方先進文明的禍種。因而，古往今來的人們無不異口同聲唾罵秦始皇，曆代皇朝的帝王無論明君昏主，都沒有一人敢把個人與秦始皇相提並論。那怕是當今的共產黨領袖們，都沒有一人敢於自比秦始皇。
可是毛得中國天下之後，竟然得意忘形而冒天下之大不韙，把藏匿於城府的野心公然宣講了出來。如：
1950年中宣部初擬的五一口號中，最後兩條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後麵擅自加上了“毛主席萬歲!”
針對人們對殘暴鎮反與陽謀反右的批評，毛澤東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秦始皇算什麽？他隻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分子嘛!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他們說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說到興奮時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說到痛快處還伴以大笑。
在1958年大辦鋼鐵運動中，因毛澤東下達的指標遠遠沒有完成。毛感到他的威望大損而受到了挑戰。於是，毛澤東1958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上就說了“必須有控製，不能專講民主。馬克思與秦始皇結合起來，民主與集中結合起來”。毛把馬克思的民主與秦始皇的專製，竟然“焊結”上了，把個民主集中製的真諦一語道破了。其實質是為的打著馬克思與秦始皇的招牌，要大家絕對服從他個人的意誌，完成他規定的指標。
毛澤東連在幾次接見外賓時，也沒有忘記把秦始皇稱道一番，說什秦始皇是第一個開創中國大統一局麵的人物，在中國曆史上真正做點事的是秦始皇 ，孔子隻說空話。“我也是秦始皇。林彪也罵我是秦始皇。我讚成秦始皇，不讚成孔夫子。”就是在1973年與埃及副總統沙非會見時說的。因而，毛澤東得出一個結論：“解決中國的問題，須馬克思加秦始皇 ”；“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成了毛澤東在黨內高層講話的口頭禪。
我們把毛澤東的言必稱秦始皇，自稱秦始皇，視同對《商君書》的認同與好評。但若把毛澤東搞的諸多政治運與《商君書》的內容對照一下，就更會感到其間的相似惟妙惟肖，如出一轍。
其一，分裂族群，按人們的貧富劃分階級－－在農村，毛把鄉民分成相當於《商君書》強民的地主、富農，相當於《商君書》弱民的上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雇農，後二者包括流氓無產者。接著就發動如今的“弱民”來鬥爭的如今的“強民”，剝奪彼等的土地，沒收其房屋、錢財，有的當場殺掉，其餘的則在“群弱”的管製下淪為現代農奴。
其二，為鞏固中共在農村基層的統治，毛徹底廢除了德高望重的鄉紳掌管的族權，代之以惰農、痞子掌權的流氓政治 。根據就是“越窮越光榮”、“越窮越革命”。農村社會流行有一個段子：“懶惰好吃，落個好階級；勤巴苦做，落得挨鬥。”毛把《商君書》的“以奸民治善民”的辦法，真是學到家了。其實，毛早在1927年大搞農運時，就盛讚了“痞子運動”的革命性。甚至說：“打仗靠流氓”、“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讚成。”
其三，國共內戰伊始，毛在其解放區大搞暴力土改，把地主“強民”的土地剝奪分給農民“弱民”。旋即以“蔣介石的秋後算賬”來嚇唬農民， 以“保衛勝利果實”來號召農民支前與參軍。於是，就把分到土地的幾百萬農民調到了前線 ，有的隨軍運糧，有的組成民兵衝鋒陷陣。幾百萬農民就這樣地替正規的解放軍當了消耗國軍子彈的炮灰 。對這般殘忍的人海戰術，上海《大公報》報導：“說起來真是令人傷心，我們所謂軍事衝突，實已到了最喪天害理的程度。進攻的戰術，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以機槍、迫擊炮在後麵督戰……徒手的先鋒隊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對方的火力以後，才正式開戰……實已到了最傷天害理的程度，驅市人為戰……，難道真要把全國同胞犧牲了二萬萬以爭勝負嗎？”當時的《大公報》是批評國民政府最猛烈的報紙，甚至還發表過讚揚中共的文章，可見中共驅使百姓當炮灰之事並非空穴來風。
當今世界，文明軍隊開仗，開辟人道主義通道，把百姓轉移至安全區域；而毛卻讓百姓為他的軍隊擋子彈，還美其名曰“人民戰爭”。秦始皇以“尚首功”調動農民上戰場，農民固有戰死的可能，但也有以立“首功”免死而獲得土地的可能；而在毛的人海戰術的驅動下，幾百萬農民一上戰場 ，是不可能生還的，隻能是以生命為代價換得土地。
那麽，支前農民的命運是怎樣的呢？就拿淮海戰役來說吧 。據官方統計，支前農民達到了543萬人。試問：支前農民還剩多少？有多少還四肢健全？有多少全家老少還能團聚？有哪一家的房屋還完好無損？糧食獻出去了，棉布獻出去了，家裏能用得上的東西都獻出去了，連門板都卸下來拿去架橋了。戰爭過後，不知道他們的日子怎麽過？!
親曆了淮海戰役的有儒將之稱的陳毅，沒有勇氣回答。但在其《記淮海前線見聞》中卻津津樂道：“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這不是跟毛澤東的讚美人海戰術別無二致嗎。陳毅還寫了一首詩——“幾十萬民工走不通，駿馬高車送糧食，隨軍旋轉逐西東，前線爭立功。擔架隊，幾夜不曾睡。穩步輕行問傷病：同誌帶花最可貴，疼痛可減退？”哪管生靈塗炭不塗炭!
1949年以後 ，毛澤東在全國大陸全力推行暴力土改 ，還製定了槍殺地主的指標 。農民分到了土地了，翻身得解放了 。可是轉眼之間，就把農民鬥地主分得的土地，以實現農業合作化為由，強行收歸集體所有了。再加之城鄉二元戶籍製度的施行，使廣大農民終年被束縛在田地上 ，世代耕田種地。農民不能進城打工，連在三年大饑荒年間，竟派民兵把守村口，不準饑民進城乞討，在家活活餓死。在平日裏，連進城當個叫賣或擺地攤 ，也嚴加禁止，說是“割資本主義尾巴”。可見當今的農民，跟秦代的農民一樣，不過是毛澤東的耕戰工具。
其四，毛澤東認為，商品經濟每時每刻都在滋生著資本主義。於是，就把城鄉的私營商店全盤取締，代之以國營商店和合作社商店 。 在廢除商品經濟的同時 ，首先就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糧食計劃收購、糧食計劃供應。我國行之二十多年的計劃經濟的時期開始了。
從此，各種票證鋪天蓋地地進入了社會，到1961年市場憑票供應的商品，達到了156種。吃飯要糧票，吸煙要煙票，喝酒就得有酒票，就連一分錢買一盒火柴，也得用火柴票，什麽樣的商品就要用相應的票證去購買，對號入座。如果外出沒有全國糧票，寸步難行。如果得到了一張自行車票，就像天上掉下來了一個林妹妹。最為可笑的還有“覺悟票”，這是一種帶有獎勵性質的換領糧食或糧票的憑證，意在希望大家講“覺悟”。毛的毀商滅商，可比《商君書》的辦法高明啦，堪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
其五，為貫徹毛澤東的“五七”指示 ，全國各地農村大辦“五七”幹校。廣大幹部與各行各業的人，特別是“知識分子成堆”地方，都要到“五七”幹校“重新學習”，參加農副業勞動。因是個“絕好機會” ，能“滾得一身黑泥，煉成一棵紅心”，焉得不去!
作為城市人口的知識青年，則要求他們整體“上山下鄉”，向文盲的貧下中農學習。於是，一場牽動億萬人家的未成年的城市小青年 ，身不由及地向“廣闊的天地”大轉移的運動 ，席卷了全國。這不也是《商君書》的全民皆農的翻版嗎?
其六，以大興文字獄迫害知識分子。1955年的反胡風反革命集團、1957年的反右運動 、195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即是。這三大文字獄與貫穿中共治國始終的思想改造運動，不就是《商君書》的滅智、滅智、再滅智嗎?
1958年3月，毛在成都會議上大放厥詞：“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等於對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學問應當鄙視、藐視、蔑視一樣。”在文革中 ，“知識越多越反動” ，“不學abc，照樣鬧革命” ，“醫學教育，高小畢業學三年就夠了” ，“什麽北大、人大，還是那個大學好!我就是綠林大學的，在那裏學了點東西” ，“教育要革命,學製要縮短，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廢除高考考試製度，推薦工農兵上大學”。凡此奇談怪論，都被稱為最高指示。
其七，對從朝鮮戰場放歸回來的誌願軍戰俘，接待的政工幹部首先就問：“你怎麽活著回來了?! ”認為當上戰俘是有罪的，應該戰鬥到死不投降。於是，就把回歸的戰俘集中起來，進行政治審查。其下場就是開除軍籍、黨籍，遣送回農村當終生遭到岐視的下等公民，有的在政治運動中遭到批鬥，成為“下飯菜”。這種處理回歸戰俘的方式，較之商鞅的對無功回歸的秦兵的處理 ，不過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別。
其八，在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中，以階級鬥爭為綱，倡導揭發批鬥。往昔商鞅的告密與連坐，大行其道。左派當道的小人政治之風成為常態。致使獲罪者數不勝數。而且一人有“罪”，全家遭殃，親友都得劃清界限，站穩階級立場。以致夫妻反目離異，子女揭發父母，學生鬥爭老師，親友斷絕來往，道路以目。中華傳統美德糟蹋無存。那怕在平日裏，隻要一句話不慎，都會被左派小人上綱上線定罪。於是，在運動中，在平日裏 ，都會製造一係列新的階級敵人。因不夠判刑條件，就被遣送到農村社會大監獄中管製。
社會大監獄沒有高牆電網，而是“畫地為獄”.。其間的地富反壞右，以及文革中打出的臭老九、走資派，概被辱呼為牛鬼蛇神。如把被株連的家屬算在內 ，人數以億萬計。堪比秦朝的那個人間監獄也。
社會大監獄是以所謂“群眾專政”名義來管製牛鬼蛇神的。其實， 群眾並未當家作主 ，其中的農民被剝奪了進城謀生的權利。土地改革剝奪了地主的土地，並加以管製，使之成為了農奴。合作化運動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把農民困綁在一起勞動，使之開始成為了農奴；人民公社以“一大二公”的名義 ，進一步剝奪了農民的土地，在“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嚴格控製下，使之完全淪為了農奴——國家的農奴。
市民地位雖比農民高一些 ，但沒有居住自由 ，動輒強行下放農村；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更談不上出國的自由；連說了一句想到香港去看一下，如被人告發了，就會以“叛國投敵”罪論處；剪集報紙 ，沒留意把報紙背麵的紅太陽剪斷了 ，被人告發了，就以“現行反革命”罪論處 。每一場政治運動都是踐踏憲法、踐踏人權、踐踏人道的犯罪。毛打造的社會大監獄，比秦朝社會的那個人間監獄，是毫不遜色的。
其九，毛澤東最為禍害人類的 ，莫過於草芥人命的生命觀。在由大躍進帶來的三年大饑荒之際 ，“蘇修”首腦赫魯曉夫要向中國提供糧援。毛澤東對其保健醫生李誌綏、秘書田家英說：“餓死是小，失節事大。中國幾億人口，餓死幾千萬，算啥大不了的事！讓婦女敞開生孩子，死的幾千萬不又回來啦！我們憑啥吃赫魯曉夫的嗟來之食？”這真是，人命如草芥，薅之複再生。
在應付核大戰上，毛澤東的高談闊論，讓人聽之驚出一身冷汗。據《毛澤東選集·內部》記載`：1955年，毛在黨的高層會議上多次說：第三次世界大戰應該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在中國打。我建議蘇聯假裝坐觀，由我來帶領中國人民把美國軍隊吸引到中國戰場。我們假裝敗退，……當美國將主力軍隊投入中國戰場後，請蘇聯向中國戰場突然投射原子彈，將美國主力軍隊一舉殲滅在中國的戰場上。這樣的一場世界大戰中國可能會死掉四億人口。但是中國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犧牲，卻換來一個大同的世界還是值得的。死掉四億人，還剩兩億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國就又可以恢複到六億人口了。
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到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更是明確地說：“原子仗現在沒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幾億人剩幾億，五年計劃就發展起來了。換來一個資本主義全部滅亡，取得永久和平 ，這不是壞事。”
1969年，中蘇邊境發生衝突，蘇聯在邊境屯兵百萬，揚言要打大戰，打核大戰。而毛澤東卻說：中國有六憶人口，留下三憶，照樣在廢墟上建設我們的家園。嚇得勃烈日涅夫搖頭歎息：我真想不到毛澤東有這樣的想法。要知道，當時的蘇聯總共才不足兩憶人。
商君與曆代秦王的草芥人名，以千百萬計；毛澤東的草芥人命則是禍及全人類。也許這就是毛說的“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吧。
毛澤東的核大戰觀，不僅嚇倒了當年的勃烈日涅夫，哪怕在當下正在打俄烏大戰，動輒則拿核武說事的“普京大帝”，也會佩服得五體投地。難怪普京曾說，他就崇拜毛澤東的。
一言以蔽之 ，經上述對比 ，毛澤東的那一套思想，可真是其祖師爺商鞅都自愧不如、望塵莫及的；毛澤東對《商君書》的踐行，是比秦始皇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可是，中共卻把闡發毛澤東思想的毛選五卷作為打天下、治天下的指導思想，說它是馬克思與中國革命事踐相結合的產物。但毛澤東思想遠非這個公開發表了的修修補補的大雜會所能包含的。毛澤東一生在黨政高層秘密發表的講話，在國際共運首腦會議上的聳人聽聞的講話，才是毛的思想的全部與真諦。但我們至今在國內尚未看到毛的全集的公開問世，因為那都是見不得陽光的妖魔鬼話。
由此可見，毛澤東實踐的，絕非馬克思的理論，他實踐的不過是秦始皇奉行的《商君書》的悖論。毛澤東的思想，就是馬克思加《商君書》，一部不折不扣的現代版的《商君書》。如果說，譚嗣同批判的儒學是披著孔子的外衣，施行商鞅的秦製的話，毛澤東則是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踐行秦始皇的專製獨裁的暴政。
1976年8月9日，毛澤東在病床上口述了給汪東興的遺囑：《我的自我評價》。張玉鳳記錄，章含之整理成文。其中有一段話：
“世界有個中國，就是因為有一個人：秦始皇。世界有如今，也是因為有一個人：馬克思。中國能夠在世界有如今，就是因為有我毛澤東，我毛澤東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不是機密，我多次公開講過。”這個絕密文稿，尚有待進一步證實；但不管是否杜撰，都可被視為毛澤東自負而驕狂的“革命”生涯的真實寫照。 (45)《什麽樣的落後就要挨打?》新聞中心新浪網200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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