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三省陷落敵手。時任廣西大學校長的馬君武有感而發，寫了一首後來廣為流傳的打油詩《哀沈陽》：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塚，哪管東師入沈陽。
為諷刺張學良在北平沉迷聲色犬馬，喪地辱國，馬君武特將當時很有名的三位名媛寫進了這首打油詩。“趙四”即後來張學良的夫人趙一荻，“蝴蝶”即正當紅的上海灘影星胡蝶，朱五即當時北平城三大家族之一朱家的五小姐朱湄筠。
因為這首打油詩一經刊出，便在大江南北廣為流傳，一時間，張學良成為眾矢之的，而這三位名媛也不同程度地成了禍國殃民的“紅顏禍水”。
其實，這不是曆史的真相。
據香港曆史學家丁新豹考證的結論，“九一八事變”當晚，張學良正和朋友一起吃飯看戲，當接到日軍突襲沈陽的電話後，他隨即離席，趕回了協和醫院（當時張學良正在協和醫院調養身體），也就是說，當晚他根本沒有同“紅顏禍水”混在一起，也沒有在舞池裏醉生夢死。
晚年，張學良在哥倫比亞大學做口述曆史時，曾專門談到這一段往事。張學良說：“我最恨馬君武的那句詩了，就是‘趙四風流朱五狂’那首。這個朱五是誰呢？朱五就是朱啟鈐的五小姐，她是我秘書朱光沐的太太。他倆結婚的時候，是我給他們主婚。她小的時候，我就認得她，我同她的姐姐是朋友，僅僅是一般的朋友關係。她的四姐還嫁給了我的一位副官。這首詩我最恨了，我跟朱五沒有任何關係。”
張學良的這段回憶，映照出了張家和朱家有著匪淺的交情。事實上也是如此，有許多民國人物都曾講過，當時北方有張吳朱三大家族。張家稱豪門，很顯然是因為張作霖、張學良一度是北方霸主，吳家也不難理解，吳俊升乃奉係二號人物，張家父子權勢如日中天，吳家自然水漲船高。比較特殊的是朱家，究竟是何許人也，憑什麽能夠和張吳兩家並稱北方三大家族呢？
要講清楚這一切，還得從民國傳奇人物朱啟鈐說起——
朱啟鈐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生人，幼孤家貧，所幸他有一個好姨父，此人便是後來做到晚清工部尚書、軍機大臣，據說長相酷似同治的瞿鴻禨。
光緒九年（1881年），九歲的朱啟鈐受教於姨父瞿鴻禨，勵誌讀書。稍長之後，他結交湘江有誌少年唐才常、楊篤生、張邵希等人，從此中斷尋常的讀書路，漸有維新圖強之心。
十七歲那年，朱啟鈐與陳光磯結婚。陳氏乃清廷駐英、法、比使館參讚陳遠濟的侄女。這段姻緣朱啟鈐算是高攀，據說陳家頗為欣賞他的麵相，說他有厚德穩健之相，日後必能紮根一方，長成參天大樹。
光緒十七年（1891年），是朱啟鈐一生中具有標誌性的年份。這一年，瞿鴻禨簡放四川學政，朱啟鈐跟隨左右，從此開啟了波瀾起伏的人生。
值得一說的是，朱啟鈐在晚清沒有考取任何功名，但十九歲小小年紀，他便能夠代瞿閱卷，可見此人讀書是不俗的，也是有過人見地的。
瞿鴻禨雖然後來屬於清流派，但栽培起朱啟鈐來，他卻頗為實際而世俗。到了四川第二年，他便納粟為朱啟鈐捐了官府差事，讓其先後在鹽務、工程等具體事務上得到了很好的曆練。
光緒二十二年，二十四歲的朱啟鈐遭遇了不幸，他的原配夫人陳氏拋下一對幼子，病逝於瀘州。然而，朱啟鈐確是有福之人，自四川返回湖南後，他很快就續娶了貴陽於德懋之長女寶珊為繼室。這於氏不僅賢惠，婚後即資助丈夫捐官，而且十分旺夫，尤其在朱家開枝散葉上。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瞿鴻禨調入京城，這一次，他同樣帶上了朱啟鈐。起先，在瞿鴻禨的運作下，朱啟鈐在京師大學堂譯文館任工程提調，不久因為能力出眾，升任譯文館工程監督。
當時的譯文館，是培養新式外交人才的地方，朱啟鈐在此，不僅結識了一生的摯交章士釗，而且遇到了徐世昌、袁世凱這樣的北洋人物。
袁世凱、徐世昌，都是識人的高手，察覺到朱啟鈐是難得的幹才後，當年冬天，他們便將其攬入北洋陣營。
由此，朱啟鈐踩上高梯，開始了仕途的飛黃騰達。
袁世凱官場用人，道行極深，對付政敵，他從來都是又拉又打。正因為如此，他重用了死敵瞿鴻禨的外甥朱啟鈐，給了他一個京師內城巡警廳廳丞的顯要差事。
在袁世凱手底下，朱啟鈐將官場分寸拿捏得極恰當，一方麵他感念袁氏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麵他從未變節，背叛姨父瞿鴻禨。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瞿鴻禨在與袁世凱的官場爭鬥中，最終敗北。見到姨父被革職，朱啟鈐拎得清，他即刻遞交辭呈，誓與姨父共進退。
此舉雖是背離北洋係，結果卻贏得了北洋係的尊重。
一年後，時任東三省總督的徐世昌保奏朱啟鈐為蒙疆事務局督辦。為了家族前程，朱啟鈐並不迂腐，他拜見姨父大人，說明官場勝負如同春秋之變，贏得姨父的諒解後，他抖擻精神，旋即出關，開啟新的仕途征程。
宣統元年（1909年），朱啟鈐受命遠赴俄屬西伯利亞、日本北海道等地考察。回國後，徐世昌又推薦他擔任郵傳部丞，參上行走兼津浦鐵路北段總辦。
1912年民國建立後，朱啟鈐先後出任北洋政府陸徽祥、趙秉鈞內閣交通總長。值得一說的是，1913年7月，他向袁大總統呈遞報告，請規定四時節令假期，袁批準“春節”一項，同意春節例行放假。自此，農曆歲首元旦改成“春節”，沿用至今。
1913年，民國二年，因為北洋政府動蕩，四十一歲的朱啟鈐因亂得勢，在7月17日、18日，代理了兩天的國務總理。8月，熊希齡組閣，朱啟鈐改任內務總長，兼京都市政督辦。
民國報人曹聚仁曾評價朱啟鈐——桂老當然不是“聖人”，也不是“豪傑”，他們都是會做官的人；他從任陸閣的交通總長起，曆趙（秉鈞）、熊（希齡）、孫（寶琦）、段（祺瑞）、徐（世昌）諸內閣，一直維持其閣員的地位，任交通或內務總長。
朱啟鈐之所以如此宦海長青，官場造詣是其次，主要在於他有著那個時代官場所缺乏的責任感以及使命感。
在擔任內務總長期間，朱啟鈐幾乎總攬了京城改造的所有重大事項，例如：在西苑辟新華門；拆除皇城宮牆，開通東西長安街，南、北池子大街；改造前門箭樓，形成今日前門箭樓的麵貌；改社稷壇為中央公園等等。
因為對京城改造貢獻極大，聲譽愈加隆重，也就是從那時候起，朱家成了京城的名門一族。
1915年，對四十三歲的朱啟鈐來說，是人生的一大轉折點，因為擔任過袁氏稱帝大典籌備處處長，袁氏倒台後，他慘遭通緝。當時，有許多人罵他，也有許多人為他叫冤，但朱啟鈐對這一段遭遇隻說過一個字，那就是在他的年譜上留下一句，袁氏“知”他。
這一個“知”字，是落井下石、存心粉飾所不能比的。也許是公道自在人心，也許是為官有口皆碑，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後，很快撤銷了針對朱啟鈐的通緝令，理由是“其才尚可用”。
隨後的一個時期，朱啟鈐為南北議和積極奔走，但在內心深處，他已厭倦亂局下政治的殘酷與肮髒，開始轉向實業救國、文化興國。
機緣巧合。
有一次，朱啟鈐途徑南京，偶然在當地一個著名藏書家那裏發現了一本古書《營造法式》。憑借多年的文化修為，他當場斷定這本書是中國宋代以前建築記載最完備的一本書，是真正的寶貝。
為了破譯書中的古漢字，真正搞懂掌握這部門巨著的內容，朱啟鈐以令人欽佩的執著精神，花巨資請來各方精英，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東北大學建築係主任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等人。
為研究這部巨著，中國營造學社做過許多有價值的工作，尤其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實地考察，至今仍然是民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
“七七事變”後不久，北平陷落。
1937年年底，在日本特務喜多的幕後操縱下，以漢奸王克敏為首的偽“北平臨時政府”成立。日本人授意王克敏親自出麵，動員朱啟鈐出任偽“北平市長”。
事關民族大義，朱啟鈐以全力編纂《貴州碑傳集》為由加以拒絕，言稱自己早已無心政治。日本人不肯罷休，隨即派出大批特務監視朱家當時的住所趙堂子胡同，不久又以征用房屋為名，強迫朱啟鈐一家搬家。
朱家當時在趙堂子胡同的住所，是朱啟鈐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購置的一所未完工的建築，朱啟鈐買下後自己重新設計、督造，建成後麵積達到2000多平方米，前半部給中國營造學社使用，後半部是朱家家宅。
為了抗戰，朱啟鈐率領全家，義無反顧地搬出了這處大宅，在隨後黑暗的日子裏，為防止日本人進一步迫害，他“裝病”、“寫遺囑”，始終堅持民族氣節，未與王克敏等漢奸同流合汙。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感念朱啟鈐的氣節，不僅發還了趙堂子胡同的住宅，而且蔣介石在懷仁堂還特意宴請了他。
那一時期，朱啟鈐除了寧可毀家，誓不落水外，還有一項大義之舉，也是美談。
朱啟鈐是民國有名的收藏大家，他的收藏意識最早起源於外祖父傅青餘，傅曾任河南按察使。啟鈴三歲時，其父朱梓皋回黔鄉試，途徑貴州玉屏縣時不幸死於覆舟。母親傅夢瓊即攜幼子啟鈴長期居住在外公家，外公喜好收藏，耳濡目染，後來他便有了收藏之心。
朱啟鈐的收藏，除了古本書畫，最具特色、最有價值的是宋、元、明、清的緙絲珍品。1924年，日本實業巨子大倉喜八郎88歲“米”壽，因朱氏所經營的山東棗莊中興煤礦與大倉有業務往來，朱啟鈐即以貴州陳年茅台為其祝壽。大倉得知朱啟鈐正閑居在天津，手頭並不寬裕，提出願以100萬的高價收購朱家緙絲藏品，結果遭到委婉拒絕。
後來，眼見時局動蕩，朱啟鈐將這批藏品轉讓給了張學良，僅收大洋二十萬，前提條件隻有一個，無論何時不得售以外國人。
“九一八事變”後，這批緙絲珍品不幸落入日本人之手，此時張學良已無暇顧及，但朱啟鈐卻沒有放棄。後來，他通過盟兄弟榮厚德的關係，設法讓溥儀的“偽滿帝室”宣布其為“國寶”，係供“皇帝”溥儀賞賜他人的藏品，日本人因此不敢擅動，存於奉天博物館。
抗戰勝利後，宋美齡親自到沈陽，安排這批藏品空運北平，先存中央銀行，又存故宮博物館，最終落腳遼寧省博物館。
講到這裏，如果說朱啟鈐是朱氏家族在京城成為名門望族之根係的話，那朱家兩子八千金則促成了家族的枝繁葉茂，聞名遐邇。
朱家這兩子八女，沒有敗家的，都是給家族貼金帶彩的。
這一點，對於中國傳統大家族而言，太幸運，也太重要了。
朱家大公子朱澤農，南開高材生，與周恩來同窗。1957年周恩來拜訪朱家，一口就說出朱家大公子是南開五班的學生。
朱家二公子朱海北，當時北平城有名的翩翩公子。上海灘大亨杜月笙之子杜維善在其口述曆史中，曾專門講到朱海北，讚他風流倜儻，當年曾追求過“冬皇”孟小冬，其人非常有派頭，性情也好，絕非一般的紈絝子弟。
當然，比起兩位公子，朱家的八千金才是將家族門楣發揚光大的關鍵所在，當時北平城流傳著這樣的說法，朱家一棵樹，每根枝頭都落在一隻金鳳凰。
朱家二小姐朱淇筠嫁給了周恩來口中的“南開學長”章以吳；四小姐嫁給了張學良的親信副官吳敬安；五小姐朱湄筠嫁給了張學良的秘書朱光沐；六小姐朱洛筠嫁給了張學良的胞弟張學銘；九小姐嫁給了吳俊升的獨子、張學良的拜把兄弟吳幼權。
由此可見，當年北平城的三大家族，相互間的紐帶便是朱家的千金。
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周恩來特意請章士釗給朱啟鈐寫信，勸說他留在大陸，不要去香港、台灣。上海解放後，周恩來又派朱啟鈐外孫章文晉趕往上海，將朱啟鈐接到北京，定居在東四八條的一處大宅院內。
投入新中國的懷抱，朱啟鈐愛國心切，很快將中興輪船滯留香港的九條輪船，召回國內支援國內海運。
1950年代，人民政府決定擴建天安門廣場，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周恩來指示有關部門征求朱啟鈐的意見。
朱啟鈐談了幾點：一、天安門廣場的周圍，不要修建高於天安門城樓的建築；二、擴建廣場，移動華表時，要注意保護。特別是西邊的那座華表，庚子年曾被打壞過，底座有鋼箍，移動時要注意；三、廣場上東西兩麵的“三座門”，盡量不拆；四、東西“三座門”之間南麵的花牆是民國二年為了與東交民巷外國的練兵場隔絕，在改建新華門的同時修建的，並非古跡，可以拆除。
如今看來，這幾點都是真知灼見。
1961年10月12日，朱啟鈐九十壽辰，周恩來送來了祝壽花籃，並應邀到朱家吃了一頓“便飯”。
吃飯時，周恩來對朱啟鈐風趣地說，你當過總理，我也是總理，我們這是“兩個總理的交往”。
也就是在這一年，朱家五小姐朱湄筠為周恩來充當“信使”，為家族再次增添了榮光。
1961年12月12日，在紀念西安事變25周年的宴會上，周恩來回憶起當年他在延安、西安多次會晤張學良的往事，即席發表了感人肺腑的講話。在座的張學良二弟張學銘、四弟張學思和許多東北軍舊部潸然淚下。
麵對此情此景，周恩來越發思念在台灣幽禁的張學良，萌生了與他通信，送去大陸親友問候的設想。
可是海峽兩岸咫尺天涯，派誰去充當“信使”，最為保險可靠呢？
想到朱家與張學良的特殊淵源，以及馬君武在1931年的那次亂點鴛鴦譜，周恩來將目光投向了朱家五小姐朱湄筠。
朱湄筠當時定居在香港，獲悉周恩來有與張學良通信的念想，十分感動，當場答應北京來的聯絡員，一定親往台灣轉交密信。
確定了朱家這位“信使”，周恩來這才動筆寫了一封經過深思熟慮、飽含深意、僅有16個字的密信：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
這封既無收信人名號，也沒有寫信人署名的特殊信件，是周恩來考慮到當時台灣當局對張學良嚴加監控的情勢而有意為之。他相信張學良肯定能夠認出他的筆跡，因為他們之間有過多次書函往來的曆史。
除了國家情懷，周恩來還想到了親情，為此，他讓張學銘和張學思給大哥張學良各寫了一封家書。
朱湄筠接到這三封信後，密封在一隻精致糖果盒的底層，然後正式向台灣當局申請赴台探親。在台灣親友們的鼎力相助下，朱湄筠於1962年4月順利進入台島。然後，到了台北之後，朱湄筠發現張學良的行動自由十分有限，身邊有眾多不明身份的“保鏢”跟隨，如果貿然去見麵，很可能引起警覺。
於是，朱湄筠在台北住下來，耐心地等待機會。
1962年10月，朱湄筠得知張學良將在一次活動中公開露麵，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她找到早年熟知的黃仁霖（此人是國民黨勵誌社總幹事，宋美齡的大管家），請他將一個糖果盒轉交給當時正住在董顯光家中的張學良夫婦。
黃仁霖不知道糖果盒裏的秘密，爽快地答應了老朋友的請托。
張學良拿到糖果盒，得知是昔日緋聞舞伴朱家五小姐特意送來了，立即就意識到其中必定藏有玄機。
打開一看，三封彌足珍貴的書信映入眼簾。
那一刻，張學良的心情可想而知······
晚年，朱湄筠隨子女移居加拿大。1991年，張學良夫婦在美國夏威夷定居後，她才得以與張學良夫婦見麵，那時，距離“趙四風流朱五狂”已過去了整整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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