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複三
“保持信心” 本是個基督教神學中的命題，但到了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卻似乎已變成了一個現實問題: 人能不能對曆史的發展進化保持信心? 中國人能不能對“人之初，性本善” ，還保持一點五千年文化古國的信心? 若沒有這兩個信心，人類的未來還有什麽希望，中華民族靠什麽來支持它的生命? 在今日中國，許多人都醉心於“發財” ，問這樣的問題顯得可笑，但曆史似乎對人們有一種善心：不要把問題表現得太尖銳，使人受不了; 或也可能是一種曆史的惡作劇: 把本來十分尖銳的問題，暗暗掩埋在紛紛擾擾的日常問題之中，使人們忽然發現，自己原來早已掉進了大災難: 或者更可能是兩者兼而有之，使一些人昏頭昏腦，而另一些人則手忙腳亂。曆史似乎就是在人們的手忙腳亂、手足無措中安閑地踱它的方步。
近月養病，閑著無事，到書店買幾本舊書看著玩玩。一本是1977-1981年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的回憶錄，書名就叫《保持信心》(Keeping Faith, 1982年出版)。卡特隻擔任了一任總統，就下了台。當時，前蘇聯已在走向末日，但還未走到最後垮台的戲劇性一步。歐洲的一些觀察家說笑話，兩大陣營的頭頭 — 美、蘇兩國 — 在比賽，看誰支撐不住而先垮台。就在這樣的年代裏，卡特這個民主黨總統隻做了一任，就把總統的位子輸給了裏根。留下的印象是，他的政治手段並不十分高明。而在此後的將近三十年裏，他卻又在美國公眾生活裏，頗為活躍，給人們一個印象，他是個“正人君子” ，搞政治則並不在行。卡特的總統任內，有一件事，與中國人有切身關係，就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訪美; 卡特在《回憶錄》 中，認為這是他任內的一大外交成就。 《回憶錄》中有一章專論中國，其中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卡特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布熱津斯基剛從中國回來，他被中國人搞昏了頭。我告訴他，他被中國人誘上勾了。” (1983年1月該書英文版，原文第196頁) 正好，昨天紐約中文《世界日報》頭一版刊載，中美戰略會談結束，中國副總理王岐山舉著美國總統奧巴馬簽名送給他的一個籃球，滿麵笑容; 旁邊是奧巴馬，高舉兩手，手指似乎正在變戲法，兩人都滿臉笑容的合照。布熱津斯基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高級顧問，而卡特在鄧小平訪問美國回去之後，警告布熱津斯基: “不要上中國人的當。” 究竟何所指呢? 是否指鄧小平所說的一切? 或是指鄧小平講的中國在毛以後，將會進行政治改革? 這是值得人們玩味的一點。
手邊還有一本小書，是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院長、國際問題專家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在2001年紐約國際貿易中心大廈被炸以後寫的《美國權勢的內在矛盾》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指出: 自十九世紀以來，全球一體化的的趨勢“越來越快、越便宜、越深入。美國雖是全球最有權勢的國家，但美國獨霸的局麵能維持多久?” 作者認為，它取決於: (1)美國能否長期維持它的高生產力? (2)美國社會能否維持不致腐朽? (3）美國能否維持它的軍事力量，而又不致走上軍事化道路? （4）美國是否會走上國家至上的孤立主義道路?”(見該書170-171頁) 其中顯然有很多未知數。值得注意的一點是: 作者認為，美國社會能否維持不致腐朽，這是美國未來命運之所寄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三本書是曾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的學者型政客派崔克·布坎南在2002年寫的《西方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West》紐約，2002年出版): 布坎南現在似乎又在政壇上活躍起來，所以他的學術思想值得一提。他認為，西方從進入近代社會以來的資產階級文化，現在正在被一種“享樂主義文化”所取代。這是一種 “文化悲觀主義”，它造成社會的“異化” ; 雖然社會物質條件上是富裕了，所散布的卻是社會前途“沒有希望” ，目前在美國中學裏泛濫的“暴力主義” ，正是這樣一種思潮，其實是在為革命準備思想土壤。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經濟定命論”，現在，新馬克思主義則提出一種“文化” 上的“極權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定命論改造成一種 “文化定命論”，等等 。
第四本引起注意的書是現正行時的 《世界已成康莊大道》 (The World is Flat，紐約，2007年)一書。作者是美國 《紐約時報》的國際問題評論員湯瑪斯·傅理德曼 (Thomas L. Friedman )。他這本書討論半個世紀以來，哪些事件改變了世界的現實。書中第二章用150頁論述“世界被踏平的曆程” ，其中第一件事就是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被推倒。(那天晚間我正趕到柏林牆下，聽世界聞名的俄羅斯大提琴家羅斯托坡維奇的興高采烈的演出)。第六件事是: “1977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引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 還隨後宣布說‘致富光榮’ 。” (英文版原書115頁）。如果我們聽誰說 : “中國人給世界鋪平了道路 ! ” 中國人不免高興; 可是人家說的是“資本主義道路” ; 兩大陣營對峙半個世紀多，結果舊社會戰勝了新型社會體製，世界技術科學的發展、隨著電訊和世界交通工具的發展，世界進入信息社會; 它與經濟、社會，不容分割。世界一體化的大勢如此，全球大勢是“一體化”，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勢，不是中國所能左右，中國人隻能在這個大勢裏找出路、做文章，但聽起來，總有點不是滋味。
第五本書是2007年美國出版的另一本書: 《事情越變越不象話了》 (It's Getting Ugly Out There，紐約，2007年); 作者是美國電視裏全球新聞廣播 (CNN)的評論員賈克·卡佛提(Jack Cafferty)。這本書問世的時候，正是美園金融界大騙子梅鐸夫(Madoff )案件暴露的時光。梅鐸夫在美國金融界馳騁幾十年，生活豪華，還廣行慈善，誰知揭露出來竟根本就是一個大騙子。而卡佛提的書則指出: 招搖撞騙早已是盡人皆知，“民主黨人知道而不敢說: 共和黨人從來就不講道德。老百姓若再不把權力奪回到自己手裏，就將滑下深淵，喪失自由，並且斷送我們後代的將來。“ (《序言》第3頁)書的末後還說，2008年，事情還會更糟糕。“這莫非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事情既已如此，我們隻能在戰鬥中找出路。 我們過去的經驗是: 隻要我們定誌去做，有誌者，事竟成。如果我們竟然失敗，那就隻有各自逃命了。你怎樣想呢?” 這個有二百萬固定聽眾的電視評論員，在他所寫的書最後，留下的竟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
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時候，美國一位評論家說，三十年前，是美國資本主義救了中國，免於崩潰; 三十年後的今天，則是中國挽救了美國資本主義。
讀這幾本書，從心底生出的一點感慨: 在西方，並沒有什麽“政治掛帥”、“政治統帥一切” 的體製，美國民主黨、共和黨或聯邦政府也沒有一個“宣傳部” ，製定報刊方針政策; 相反地，從來強調“自由”，以此作為美國社會的一個標誌。二百多年來，從歐洲和世界各地移民到北美的人們，經曆了千辛萬苦，獨立軍總司令華盛頓，是拚了自己的命幹革命的，是為了建設一個新的、人民自己的新社會; 一個自由的社會；今天美國知識界關心的是: 美國要建立的是一個什麽樣的社會，什麽樣的社會能夠保障美國大眾的切身權利。 二百多年，他們極力要如實地認識當前的世界，自己麵臨的問題，政府怎樣辦事，也是大眾經常的難題。知識界當然經常處於政府地權力之下，可是知識界要探索的問題卻無所不包，用中國人的話說，這些知識分子的膽子真夠大的。而在“繼承了五千年文化傳統” 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膽子，卻似乎衰退到看不見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識、眼光、胸懷，天生來就不如美國人嗎? 還是另有外部的原因呢? 中國革命才半個世紀，可是官僚統治己經腐爛了，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已經超過了國民黨統治時期，基層民眾起來反抗政府的尖銳程度，越來越明顯; 漢族以外的各民族，反抗大漢族主義統治的情緒和行動也越來越明顯； 中國“崛起” 在經濟上是明顯的，而在世界範圍內，和世界各國人民的摩擦，也不斷增加。再閉起眼睛來搞“和諧” ，稱王稱霸，行不通了! 中國怎麽辦? 中國人打算怎麽辦? 中國救了美國資本主義，可是中國能救得了自己嗎？
這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啊? 它就正是我們現今的世界。
— 200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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