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算起來，我在大陸生活的時間前後共有三十多年，曾經會唱的歌曲也有一、二百首。這些歌都刻有深深的時代烙印。但就我個人而言，它們隻是曆史長卷中閃過的一個畫麵而已。然而，另有一支曲和一首歌在我的生命曆程中有著特殊的地位。每當我唱它們的時候就會勾起我特殊的回憶，心中便會湧上一股難以言說的感受。
一支曲是電影《小刀會》中“弓舞”的樂曲。電影《小刀會》是一九六一年上映的一部歌劇，講的是十九世紀中葉民間秘密團體小刀會響應太平天國發動武裝起義，占領上海縣城一年多的故事。全劇有很多段優美的樂曲，其中“弓舞”這一段樂曲是我最喜愛的。當時我看完電影不知怎的就能大體上哼唱它了。那一年夏天，我初中畢業，學習成績也可說優秀，我渴望著能繼續讀書，卻不能升讀高中。因為我就讀的這所學校是一所不正規的半工半讀的農業中學。這所學校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由剛成立的人民公社辦的。因為“大躍進”失敗，大饑荒來臨，到一九六一年夏天學校勉強等我們這一屆學生畢業，就停辦了。我們這批學生的出路學校也不管。但就在這年年底，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萬載分校卻來上海招生，我就報名去了。這個分校的校址開始在一個叫仙源的山溝裏。從縣城到學校要翻越好幾座大山，行車要幾個小時。那天當幾輛卡車載著我們吃力爬山去學校時，幾個女同學望著旁邊深不可測的山溝都嚇得哭起來。這樣交通不便的地方本來是不適合選做校址的，據說就因為仙源曾經是紅軍的老根據地，學生要接受革命教育，繼承革命傳統，才把這裏選為校址的。學校來招生時，說學校有新建的三層教學樓，設備齊全。然而我們到後一看，根本就沒有三層樓的教學樓，隻是三排平房沿著山坡高低建築而已，且格局根本不是教室，僅可作校舍。此外還有幾間用作飯堂、廚房的棚屋。我們到達後，這幾排平房果然都作了我們的宿舍。而教室則還毫無影蹤。因此，一到學校我們就有一種被騙的感覺。最初，學校承諾三個月內開課，我們也期望三個月內真的能開課。但後來學校不再提開課事了，而是組織學生去深山裏扛木板。冬季山中多雪，常常山下的、向陽麵山坡的雪融化了，山裏背陰的地方還是一片雪白。我們這些習慣生活在平原的人，上山感到吃力，但下山路滑，旁邊就是深溝，更是膽戰心驚。眼看開學讀書不知什麽時候才能實現，困在這山溝裏無聊兼苦悶，我就常常以哼歌來打發時間。
一天我正哼著這段“弓舞”，卻聽見下麵一排校舍中傳來也是這段音樂的手風琴聲。我沿著山腰小路循聲找過去，居高臨下，透過窗玻璃看到一間宿舍內有一個女同學正在拉手風琴，旁邊圍著一堆人跟著手風琴在唱。這一排校舍住的都是從上海市區來的學生。以前我隻知道同學中有一批市區來的學生，還聽說這些上海學生中有好些是“阿飛”。我那時很保守，生活、活動隻與我們幾個同一個鎮來的在一起，當然更怕與這些“阿飛”同學交往了。但此時我卻起了好奇心。這個女子的年紀比我要大幾歲，看上去文雅嫻淑，絕不像是上海人說的“阿飛”。憑直覺，我估計他們都是因為家庭出身問題，既升不了學也不獲安排工作，與我們一樣，被街道、裏弄騙到了這裏。這天，我站在山腰小路上居高臨下地看她們拉手風琴唱歌看了好一會，才回自己的宿舍。又有一天，天正下著小雪，我從自己的宿舍出來透風，在門前的小路上遇見了那個女子。我以為是路上偶遇，但當我經過她身旁時，她突然伸手拉住我的袖子，說她們要組織一個歌詠隊，問我能不能也參加。我不知她怎麽知道我會唱歌，其實我唱的很不好，而關鍵是我那時很怕羞，非但怕登台表演，更怕與不相識的女子講話，結果我一言不發掙脫了她的手，跑回自己的宿舍，不敢再出來。
不久到了一九六二年農曆新年，學校組織了一次文藝會。文藝會在飯堂舉行。會上很多同學上台獻歌獻舞，但幾乎都是上海市區來的。那個女同學自然也有表演。好幾個同學獨唱、合唱節目，都是那位女同學用手風琴伴奏。這些節目都表演得不過不失，獲得了不少掌聲。而真正引起我震驚的是一位人高馬大的男同學。他唱了一首美國黑人歌曲《老人河》。當低沉渾厚的歌聲從他嘴裏流淌出來，感覺那聲音不是從人的嗓子裏出來的，而是從一隻低音大喇叭裏出來的。我甚至可以感覺到飯堂裏空氣的震動。這是我第一次領略到男低音的魅力。中國的男低音歌唱家好像並不多，我在電台播放的歌曲中，聽過男高音、男中音，但很少聽過男低音。我不懂音樂，也不懂評判歌聲的好壞，但感覺上他比電台裏播送的歌唱家唱的歌並不差多少。當他唱完後，禮堂裏爆發出雷聲般的掌聲，很多人激動地呼喊：“再來一個！再來一個！”聲浪大得簡直要將屋頂也掀掉。我一邊鼓掌，一邊卻禁不住深深地為他感到難過：這樣得天獨厚的嗓音、難得的人才，不去音樂學院深造，不去歌劇團表演，卻來了這個荒僻的山溝溝，這不是糟蹋人才麽！又有一位也是男同學登台，報幕的說他表演口琴技藝，並介紹他曾經跟隨石人望先生學習過多年。隨後這位同學用兩把口琴調換著吹奏了幾首歌，記得其中一首是《騎兵進行曲》。他在表演中運用了許多口琴特技，令我們這批從鄉下小鎮出來的“鄉巴佬”大開了眼界。兩年後我也學習口琴了，才知道石人望是我國最著名的口琴家。多年來我一直感歎這批市區來的同學中真是人才濟濟，臥虎藏龍，但上海市區的街道、裏弄幹部，恐怕是將他們當垃圾那樣“清理”出去的吧？
春節過後不久，學校將所有同學分成兩批，我們一批人遷移到了離一個叫麻城的小集鎮六七裏遠的鄉下一座祠堂裏，學校準備在這裏建造校舍，而另一批主要是上海市區來的同學卻不知去了哪裏。又過了二個月，因中央下達“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經濟方針，學校建造教學樓的計劃徹底停擺。學校上不了課，也不能留著這麽多學生吃幹飯，於是動員年幼願回家的學生回上海。開始，我還想有朝一日能讀上書而不願回上海，但後來眼看讀書無望，而母親看到已經回家的其他同學而我卻沒有回來，非常著急，父親也來信要我回去，到五月我也終於回了家。這次江西行，是我平生第一次離家遠行，也是一次失敗之旅。我的求學願望落空了。但是，這半年的江西生活，使我更多地了解了這個社會，也讓我見識到祖國山河壯麗的一麵。尤其冬季下雪的日子，看漫天飛雪，群山皆白；雪停後日出，紅裝素裹，氣象萬千。這是生長在江南平原地區的我從未見過的景象。那段日子後來也就成了我常常思念的歲月。幾十年過去了，但每當我唱起那首“弓舞”，我就會回想起那段在江西的日子，也會想起這批不知姓名的上海同學，心中就會有一種自己也說不明白的惆悵。李白說“天生我才必有用”。但事實上能得到被“用”機會的人並不多。相比那些文革中受迫害的音樂工作者，我覺得他們至少還有過發揮自己特長的機會，可這幾個富有音樂天才的同學，連這種機會都沒有。追根溯源，不能不說都是中共階級路線造成的。據我所知，這批上海市區同學稍後有部分也回了上海，但也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回來。我不知那個拉手風琴的、唱“老人河”歌的、和那個吹口琴的同學，他們是否也都回了上海，還是一輩子留在了那群山之中？
除了上述的那首《弓舞》樂曲，在我生命中還有一首歌也有特殊的地位。那就是歌劇《江姐》中的《紅梅讚》。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中共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第九評、《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發表，將“反修”鬥爭推到了最高潮。接著不久，赫魯曉夫被勃烈日涅夫趕下台。赫魯曉夫的下台，中共大肆宣傳這是毛澤東領導的反對蘇共修正主義領導集團的勝利。在此同時，《九評》中提出的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和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問題此時卻正在國內發酵。城市、農村正在分批開展“四清運動”（又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整個社會階級鬥爭的氣氛被搞得濃濃的。就在此時，歌劇《江姐》麵世了。《江姐》取材於當時的當紅小說《紅岩》，講的是被國民政府逮捕的共產黨員在獄中堅持鬥爭的故事。劇中主角江姐死於勝利前夕，形象地體現了中共革命烈士如紅梅一般不畏嚴寒，不怕犧牲，不爭春光的崇高精神，與毛澤東寫於一九六一年的詞《卜算子·詠梅》所表達的精神境界十分相似，因此歌劇一出即轟動了整個社會。劇中有很多唱段被人傳唱，而最有名、最得人喜歡、也最多人傳唱的就是這首《紅梅讚》。當時這首歌也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我還清楚記得當年一次聆聽這首歌時的情景：那是一九六五年春節後的一天，我在家裏過完春節回到工作所在地的徐涇公社。那天也許我到得太早，辦公的地方還沒有別的人，就一個人到外麵街上去瞎悠轉。那天天色陰沉，朔風凜冽，公社大院前麵的場地上空無一人，隻有豎立在公社大院圍牆邊電線杆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這首《紅梅讚》。高亢激揚的女高音在空中激蕩，此時好像是特地播放給我一個人聽的。這首歌我不是第一次聽到，但那天我立在寒風中靜聽，忽然心中若有所感。那時我剛參加工作不滿一年，從小受中共政治宣傳影響卻沒有經曆過任何政治運動，心中正澎湃著一股政治熱情。那歌詞中“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喚醒百花齊開放，高歌歡慶新春來”，在我看來那是何等高尚的精神境界！不正是我學習的榜樣嗎？革命需要獻身精神，《紅梅讚》成了對這種獻身精神最好的詮釋。我自問沒有江姐那樣視死如歸的勇氣，但也暗暗立誌，要努力學習先烈的革命精神，做一個時代的革命者。這年十月，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文革拉開序幕。第二年春中共發動批判《三家村劄記》、《燕山夜話》，同時開展群眾性的揭批全國各地“小‘三家村’”和“黑幫”分子的運動，我就以滿腔熱情投入，結果卻傷害了一個不該傷害的同事。雖然我很快覺悟了，但已追悔莫及。事後分析，我的那種所謂革命激情，有一部分就是在那時候聽《紅梅讚》種下的禍根。不過雖然如此，《紅梅讚》作為一首歌曲，我至今仍喜歡它，隻是對於何謂“革命”，理解已有不同。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很快《江姐》不演了，《紅梅讚》也不唱了。原因是有人揭發寫作《紅岩》的作者，以及《紅岩》書中一批原來作為英雄、烈士歌頌的人物原型，竟然都是叛徒。《紅岩》作者之一羅廣斌因此被逼得自殺。隨後，毛澤東的黨中央以“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為契機，發出“揪叛徒”指示。於是全國凡地下黨出身者全部受到審查。劉少奇的“白區黨”差不多成了“叛徒、特務”的同義詞。期間被冤屈的不知其數。如我們小鎮一位姓車的中學校長，因為“解放”前是一位地下黨員，結果也被迫害致死。當時，誰都看出毛澤東是將打擊白區黨作為打擊劉少奇的手段，社會上才興起了如此大的波瀾，但誰也不敢道破。因為這還牽涉到黨內不同派係的權力鬥爭。此後直到文革結束後好幾年，白區黨被平反，歌劇《江姐》才又重新麵世，《紅梅讚》才又播唱。一支歌、一部歌劇、一本小說，如此深地被卷入黨內鬥爭，在當時文字獄遍地的中國大陸，還是很具典型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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