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聲裏的記憶

 

 一九六六年春，隨著揭批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劄記》、《燕山夜話》和“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分子”運動的全麵鋪開，醞釀已久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火頭終於被點燃了。全國各地都出現了揭批本地區“小‘三家村’”和“黑幫”分子的熱潮。在此基礎上，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除了撤銷和批判以彭真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毛澤東更劍指黨內各級當權派，說“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通知》還指出：多年來，修正主義、牛鬼蛇神的作品“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藉、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說當前開展的文化革命“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將來的麵貌，也是關係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在此之前的四月十日，中共中央還轉發了一個名曰《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文件。文件說“十幾年來，真正歌頌工農兵的英雄人物，為工農兵服務的好的或基本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間狀態的作品；還有一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這就將文革前所有的文藝作品包括歌曲基本上都否定了。在這樣一種黑雲壓城、炮聲隆隆、肅殺之氣四處彌漫的政治氛圍下，以前流行的歌曲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除了《東方紅》、《國際歌》、《社會主義好》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極有限的幾首歌曲外，其它的歌都自動或被動地被禁唱了。

禁唱的理由五花八門。如《花兒為什麽這樣紅》禁唱是因為它屬於“靡靡之音”；《洪湖水，浪打浪》禁唱是因為它出自影片《洪湖赤衛隊》，而這部電影據說是為“反動軍閥”賀龍樹碑立傳的。電影被禁，於是歌曲也被禁了。又如電影《紅日》插曲《誰不說俺家鄉好》，因為江青指責影片裏的一個人物石東根連長醉酒縱馬像土匪，“極度醜化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形象”，於是被禁。《九九豔陽天》被禁，其罪名是影片《柳堡的故事》宣揚愛情至上，瓦解了解放軍革命鬥誌。歌曲《小燕子》及其影片《護士日記》被禁，罪名是它“配合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煽動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對黨的領導”。電影《我們村裏的年輕人》插曲《人說山西好風光》和《幸福不會從天降》被禁唱，是因為這部影片宣揚“中間人物”。電影《五朵金花》中好幾首歌曲如《蝴蝶泉邊》、《太陽一出雲霧散》等被禁唱，是因為這部影片“攻擊三麵紅旗，醜化少數民族，宣揚愛情至上”。當時，連代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也被禁唱，原因是歌詞作者田漢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是被魯迅批判的“四條漢子”之一，文革一開始就被打倒了。至於那些蘇聯歌曲、外國民歌被禁唱的理由更簡單：因為它們都是屬於“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在這“反修”、“反帝”雙拳並出的年代，誰還敢唱這些歌“頂風作案”？

然而，這些罪名絕大多數都是毫無道理或理由不足的。這裏，我以一首歌為例試為大家略作分析。《克拉瑪依之歌》在文革前也是比較流行的一首歌。它歌唱的是中共在五十年代開發新疆克拉瑪依油田今昔的變化，主旨也是對中共歌功頌德，並無“反動”之意。歌詞開頭的幾句是這樣的：“當年我趕著馬群尋找草地，到這裏我勒住馬瞭望過你。茫茫的戈壁像無邊的火海，我趕緊轉過臉向別處走去。啊，克拉瑪依，我不願意走近你，你沒有草沒有水連鳥兒也不飛……”然後是“今年我又趕著馬群經過這裏，遍野是綠樹高樓紅旗，密密的油井和無邊的工地，我趕緊催著馬，向克拉瑪依跑去。”歌詞抒發了一個普通牧民對克拉瑪依今昔不同的兩種感受。應該說這也普通人正常的感受。因為一個正常的普通人，除非負有特殊的使命，如去做地質勘探等等，一般都不願在這連鳥兒都不飛的戈壁沙漠多停留的。然而，就因為歌中的牧民不願在未開發的戈壁灘上多停留，文革中就遭到批判，說歌曲抒發的是資產階級貪生怕苦、投機享現成的感情，歌唱這種感情就是歌唱修正主義。歌唱修正主義，這在當時是多大的罪名！這樣的歌誰還敢唱？由此，文革極左思潮的不近情理可見一斑。

那時候一大批知名的音樂家、作曲家、作詞家，與作家、畫家、藝術家、知名學者、教授們一樣，遭到學生和紅衛兵的批判鬥爭。當時我們聽說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被鬥得很慘，打得渾身是傷，家也被抄了。青年鋼琴家劉詩昆傳說被紅衛兵用錘子敲斷了手指（很多年後來才得知是手臂被紅衛兵打成了骨裂）。著名翻譯家、作家傅雷本身就是文革衝擊的對象，加上他兒子傅聰在波蘭音樂學院進修時“叛逃”英國，罪上加罪，因此文革一開始傅雷就受到嚴重衝擊，由於不堪批鬥侮辱，於六六年九月三日與夫人一起自縊而死。一九六七年初，上海交響樂團青年鋼琴家顧聖嬰——當時與傅聰、劉詩昆、殷承宗、李名強同被譽為“中國鋼琴五聖手”之一的她，也因為受不了批鬥的侮辱，與母親、弟弟一起開煤氣自殺。不久，又聽說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著名樂曲《思鄉曲》作者、小提琴家馬思聰因為不堪迫害，全家從北京逃到廣州，又偷渡到香港，再流亡去了美國。

說實在的，我們這些居住在小縣城的人能知道這些人的不幸，是因為這些人都是全國知名人士，有關他們的消息才得以在民間傳播。至於名氣不及這些人的音樂家、作曲家、作詞家們，他們在文革中究竟遭遇了怎樣的苦難，那就較少人知道了。在此同時我還要指出：上述這些人在文革前其實都是中共的“寵兒”或受中共“禮遇”的統戰人士，他們中有不少人還是中共的“老革命”，絕對不是所謂的“階級敵人”和“反動派”，但是到了文革竟然也遭到這樣非人的待遇，可知“革命”的可怕！

當時的我，也正是從這種所謂的“革命”方式中開始見識那些“紅衛兵小將”的殘暴和邪惡的。那時第一代的紅衛兵基本上無例外地出身於中共高幹家庭。因為他們自以為“血統高貴”，是當之無愧、天生的“革命接班人”，因此個個自命不凡，言行上也多表現為膽大妄為之徒。他們大多喜歡穿父兄的舊軍裝，習慣用銅頭皮帶隨意抽打“牛鬼蛇神”。那時在紅衛兵雲集的北京市，光一個“紅八月”就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被他們活活打死，而沒有任何一個紅衛兵受到法律的追究。所以，對於僅僅是批鬥這些學者、專家、“臭知識分子”，而還不是活活將他們打死，在這些紅衛兵眼裏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當時，這些紅衛兵的暴行令我震驚。我以為，他們隨意抽打人還不過是表現了他們“紅色血統”的驕狂和以“革命”外衣包裝的殘暴本性而已；但是，用錘子敲斷一個鋼琴家的手指，和在大庭廣眾批鬥學者、專家，侮辱他們，在男的頭上戴廢紙簍做的高帽再淋上墨汁，將女的頭發剃成陰陽頭，這種做法卻暴露出了他們本性的另一麵，即狹隘善妒和陰毒狠辣。因為，對於一個鋼琴家或者小提琴家來說，手指就是他們的生命；對於大多數抱有“士可殺而不可辱”傳統的知識分子，侮辱他們的人生尊嚴甚至比直接剝奪他們的生命更令他們痛苦。這些紅衛兵是深知這一點的。所以他們之所以這樣做，說穿了就是發泄他們心中的不平：我得不到的，也絕不讓你得到；我達不到你這樣的成就，我就徹底把你毀掉！我不知道這些“小將”這樣做是否都是因為背後有“長胡子的人”教唆的結果，但我深信每個人的所作所為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線的。有什麽樣的底線，就會有什麽樣的言行。一個人的品行高貴還是低賤，是光明正大還是陰險齷齪，決定於個人的道德修養而不是出身成份！至於有人將思想還未成熟的青少年專往邪惡道路上引，那更是惡毒、無恥之尤！

到了那年八月，隨著“崇毛熱”的溫度越升越高，“毛主席語錄歌”開始出現。《毛主席語錄》上的好多條語錄被人譜了曲成為了歌。雖然這些歌幾乎無例外地不“優美動聽”，倒與“鬼哭狼嚎”差不多，但潮流如此，為了標榜自己擁護毛主席，擁護文化大革命，大家也隻得照唱如儀。那時最流行的“語錄歌”要算《下定決心》和《造反有理》這兩首。《造反有理》歌最流行的時間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紅衛兵出現以後至一九六七年的上半年，歌詞據說出自毛澤東早年的一段話。其辭曰：“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在那段時間中，紅衛兵和學生們先是唱著這歌去揪鬥他們的老師和“牛鬼蛇神”，去“破四舊”和抄家，接著又唱著這樣的歌去造各地“走資派”的反。《下定決心》歌則從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一直流行到一九六八年。特別在六七、六八年兩派群眾組織之間大武鬥時最流行。武鬥時，發動攻擊的一方往往先整隊朗誦一段毛澤東的語錄，諸如“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然後齊聲高唱《下定決心》歌。唱了幾遍以後，歌聲變為節奏短促的朗誦聲：“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當朗誦聲變得越來越急促時，猶如搭了箭的弓弦越拉越開，領隊的高喊一聲“衝啊！”箭被迅速射出，攻擊者們就舉著鐵棍、長矛一窩蜂地衝上前去。這是我親眼見到的一次武鬥情景。文革後期我參加“學大寨工作隊”，據一個老家在蘇州的工作隊同事告訴我，她見到她家鄉一次中學生武鬥，是一批學生去攻擊另一批據守在一棟大樓裏的學生，發起攻擊時也是這個樣子的。攻擊的學生抱著炸藥包要炸大樓；樓上的學生就用槍射擊，當場死了好多人。

提起文革武鬥，那時許多地方都用上了真槍、真炮，比起我們縣的武鬥要厲害得多。但即使這樣，我們縣在曆次武鬥中也死了二十多人。所以那些用真槍真炮武鬥的地方，我想死傷必然更多。一九六七年十月，我為躲避本地區武鬥去安徽馬鞍山二姐家住了一個多月。一次免費搭二姐公司廠車到南京去玩，途中見到路邊田野裏一長排飄著白色紙幡的新墳。我數了一下，有六十多座。再開過一段路，又是一長串幾十個新墳。同車者告訴我，這是南京最近一次大武鬥死去的人。因為是不同派，死者分兩處埋葬。現在有些年輕人不是不知道文革武鬥，就是以為這武鬥與小孩子玩家家一樣，不會來真的。其實那時候參加武鬥的人，真的是要有一份“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的思想準備的。所以那時我雖不讚成武鬥，害拍自己被卷入武鬥，但對參加武鬥的人卻不敢藐視。不管怎麽說，他們都比我勇敢。當年武鬥時兩派都說自已是“為了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可我始終懷疑那些因武鬥而犧牲了的人，死得值得不值得？因為你說是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死的，但毛主席不認賬，中共也不認賬。固然，毛澤東曾說過“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說過“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這樣的話，甚至在一九六七年七月武鬥激烈時還有過發槍給左派的打算，江青因此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可是當“武漢兵變”發生後，毛澤東的態度就起了一百八十度轉彎。他出人意料地嚴懲了剛被捧為“英雄”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以及關鋒、戚本禹；要求兩派群眾組織立即停止武鬥“大聯合”，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厲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他指責兩派武鬥都是由於“派性”作怪，要求兩派都要“鬥私、批修”。當年，許多地方的兩派群眾組織都為自己一派的武鬥死者建了“烈士陵園”。然而文革結束後這些陵園就被當局統統鏟平了。十多年前看報道，好像重慶有一個公墓中還存有“烈士陵園”的一角，但從照片看已荒蕪不堪。至於到了現在還在不在，因為不見有人提起，我就不清楚了。

文革時期的流行歌曲，還有一首不得不要提一下，那就是《抬頭望見北鬥星》。這是文革前拍攝的《東方紅》電影中《長征組歌》中的一首。一九六七年“二月鎮反”發生後，在全國的造反派中十分流行。造反派為什麽要唱這首歌呢？因為這首歌的歌詞頗切合當時造反派的心情和處境。那年二、三月間，中共各地軍隊（主要是地方武裝部），以貫徹執行毛澤東批準的中央軍委文件《八條》為理由，在公、檢、法部門和保守派群眾組織配合下，對造反派組織大肆鎮壓。全國除上海“工總司”等極少數幾個組織外，幾乎所有造反組織的骨幹都以“反革命”罪被抓進監獄，組織被勒令解散。造反派們在嚴重的政治恐怖下，吉凶莫測、前路茫茫，心情十分憋屈，就常常聚在一起大唱此歌，藉以抒發悲情愁懷，寄望毛澤東的搭救。在那時，被整的造反派總覺得這是堅持資反路線的黨內、軍內走資派聯合起來搞的鬼，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是對“一月革命”的反攻倒算；而毛澤東是被蒙蔽的。但文革後我看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傳》，說毛澤東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就有鎮壓造反派中反革命分子的念頭。當時國務院副總理、毛澤東井岡山時期的老部下譚震林對毛說，造反派中混有好多反革命分子，想趁機報複共產黨，毛深以為然。所以稍後軍委這個《八條》，也隻是投毛之所好而已。此後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運動，主要矛頭都是指向造反派的，證明毛澤東始終對造反派抱有戒心。所以，鎮壓造反派原本就是毛澤東的本意。然而造反派卻把他當作救星，聚在一起高唱“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豈不太可悲、可笑了！

本來，全國造反派遭到這次鎮壓以後不會再有東山再起的機會。然而造反派都被鎮壓了，毛澤東的文革沒有社會基層力量的支持也進行不下去了。因為那些保守派本來就是反對“整走資派”的，而毛澤東發動文革最大的目的就是整肅黨內“走資派”。這樣，毛澤東不得不改變初衷，從新將造反派扶植起來。經過不知怎樣的一番策略調整後，到了四月頭中央軍委又頒布了一個《軍委十條》。《軍委十條》並不承認《八條》鎮壓造反派錯了，隻是說了“不準隨意捕人”，“不準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將被捕的造反派釋放，被勒令解散的組織重新恢複。然而即使做了這樣的補救措施，造反派元氣已經大傷，再也恢複不到“一月革命”時的盛況。而經過這樣一番波折，保守派的力量不僅站穩了腳跟還得到了很大發展。尤其在農村地區，保守派的力量占絕對優勢。而且，他們繼續得到軍隊和地方黨政當權派暗中的支持。因此到那年五月，保守派開始發動農民進城武鬥，試圖用“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徹底打垮造反派。許多地方軍區公然出動軍隊配合保守派圍剿造反派。於是武鬥迅速升溫。武鬥的武器從長矛大刀迅速發展到步槍、機槍，甚至坦克、大炮，隻差飛機沒有用上，真正的成了一場內戰。說實在的，當時造反派的生死真的掌握在毛澤東的一念之間。造反派都希望毛澤東繼續支持他們。因此之故，在一九六七年、六八年那個武鬥最激烈的年月，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成立了文藝小分隊宣傳自己的立場，爭取群眾的支持。而文藝演出的重頭就是歌頌毛澤東。

大約在一九六八年前後，由江青主持的京劇改革開始“大放異彩”，其中京劇《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龍江頌》、《海港》、《杜鵑山》、《奇襲白虎團》，以及芭蕾舞劇《白毛女》、《紅色娘子軍》、鋼琴伴唱《紅燈記》等“革命樣板戲”的劇本開始陸續定稿並公開演出。那時候的文革新歌大多歌詞粗劣，曲調難聽，缺少音樂的美感，而且千遍一律不是歌頌毛澤東就是歌頌解放軍。相比之下，有些京劇樣板戲的唱段倒更動聽一些。因此一時之間京劇大行其道，不少過去對京劇聽不懂，不愛聽的人，此時也愛聽甚至學唱某些唱段。 特別是《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中的一些唱段，很多人都會唱上幾段。京劇誕生以來已有一百多年，號稱“國劇”，但事實上之前普及的麵一直很有限，隻有到了文革時期，京劇才得到了空前的大普及。唐代黃巢曾寫過一首詩，其中有一句“我花開後百花殺”，我看借用在這個京劇樣板戲上倒也蠻貼切。文革中所有劇種、劇目都禁止演出，唯有這京劇樣板戲“一花獨放”。

需要指出的是文革中雖然京劇樣板戲“一花獨放”，但也不是可以隨意亂放的。因為這些樣板戲的劇本都是由江青“欽定”的，更改一句台詞，一個動作，甚至一個道具都不允許。演出稍有不慎就會惹來殺身之禍。一九六八年五月，“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然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運動接踵而至。連續好幾年每年“五·一”、“十·一”節日之前，全國各地都要召開一次大的公判大會，殺一批人，判刑一批人，以示“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實際是社會不穩定，中共以殺人來恐嚇人民，不得妄動。有一次上海市一下就槍斃了五十多人。其中有一個叫談元泉的，是靜安區一個業餘京劇團演員。他在演出《智取威虎山》時扮演楊子榮，因為在“打虎上山”一場中擅自加了一句引人發笑的台詞，結果以“破壞樣板戲”罪名判了死刑。這固然是由於當時上海市革會的頭頭們為取悅江青而草菅人命；但同時也顯示了文革時期文藝界的“職業危險”程度。

不過，就在這嚴酷的政治寒冬，也有不怕死的文藝幼芽偷偷成長。我這裏指的主要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創作的《南京知青之歌》和一些地下小說。《南京知青之歌》說不上動聽，歌詞也說不上優美，但它傾訴了遠離家鄉、上山下鄉青年心中的苦悶，實際是對中共“上山下鄉”運動的抗議，在知青中流傳很廣。據說文革中全國先後有一千六百多萬知青上山下鄉。我相信在這一千六百萬知青中，不會唱這首歌的恐怕沒有多少。此外，有一些所謂的“反動歌曲”也仍在偷偷流傳。例如《花兒為什麽這樣紅》、《洪湖水，浪打浪》這些歌，因為曲調優美，文革前就廣為流行，很多人在無人時仍會忍不住偷偷地唱幾句。一九六八年夏天，那時我們縣的武鬥還沒有停止，單位革委會也還沒有成立，工作無人管。一天我和一個同事呆在集體宿舍中聊天。他比我要大十來歲，是一九四九年前的高中畢業生，妻子與我同鄉，因此他就認我為半個“老鄉”，平時也常在一起聊天。那天聊著聊著，他突然問我有沒有聽過《何日君再來》這首歌？我說我聽說過其名，好像“舊上海”時期很流行，但沒有真聽過歌。他看了我一眼，從本來斜靠著的床上起身走到房間門口向外張望了一下，然後把門小心地關上，過來對我輕輕說：“我唱給你聽。”於是他輕輕地唱了幾句。這是一首三十年代的老歌，周璿首唱，日藉女歌星李蘭香繼唱，日本侵華時流行於中國和日本，“解放”後早已被禁唱。當時他唱給我聽，我因不知道歌曲的創作背景，除了感覺曲調頗柔和優美，有一點“靡靡之音”的感覺，與當時的“革命歌曲” 風格完全不同，其他倒也覺察不出有何“反動”之處。不過我明白在這文革極左思潮泛濫的時候，唱這樣的歌是要冒很大政治風險的。因為經曆了這件事，我和這位同事以後也算是有點患難與共的知心之交了。誰承想十多年後鄧麗君的歌風靡大陸，由她重新翻唱的這首《何日君再來》竟然差不多家喻戶曉，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我這位同事前幾年已經作古，回想前塵，其音容笑貌仿佛猶在眼前。

一九七六年九月，讓人高呼“萬歲，萬萬歲”的毛澤東活了八十三歲去世了。十月，華國鋒、葉劍英等發動宮廷政變逮捕了江青、張春橋等“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了。中共說“粉碎‘四人幫’，全國人民獲得第二次解放”。在我而言，我在這第二次“解放”中確實也獲得了解放。一九七八年春我父親在香港去世，我趁機提出去香港奔喪的申請，結果被批準了。這在文革中是不可想象的。那時候有“海外關係”包括港、澳、台關係的人家，都屬公安局秘密監督的對象，都是特務嫌疑，等閑都不敢提出“出國”的申請。那年四月下旬，我乘火車離開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上海，經廣州到深圳，然後過海關，跨過人稱“奈何橋”的羅湖橋。從此，我脫離了中共的統治，開始我新的生活。

此後，進入我耳朵的是香港電視中和大街小巷錄音機喇叭中的粵語歌，大多是武俠劇中的插曲。大陸流行歌對我開始變得陌生起來。但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傳到香港來的、崔健的搖滾歌曲《一無所有》，那種如同老狼嚎叫一樣粗獷沙啞的吼聲，傾訴出大陸老百姓在中共統治下過了幾十年，仍然窮得一無所有那種憤怒而又無奈的心情，令我心靈震撼。我個人覺得，在我離開大陸幾十年中，除了這首《一無所有》，再也找不出比它更出色的歌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