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林先生
人類社會是由數以十億計的小人物組成的，每一個小人物的命運各有坎坷，都不太一樣，都是社會某一個側麵的反映，所有小人物合在一起，就構成了人類大社會。作家馮驥才曾經為我們大家介紹過文化大革命期間的100位小人物，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隻要看一看這100個人的不同的故事，就會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有個大概的了解。本人不才，文筆拙劣，平日靠計算機軟件開發謀生，是個碼農，寫不出妙筆橫生、引人入勝的精彩文章，隻好平鋪直敘地給大家講一個我身邊的小人物的故事。我相信，列位看官身邊大概沒有類似的人物。
因無法征求其本人意見，故文中主人公的名字是虛構的，但故事是真實的，都是我自己的耳聞目睹，沒有任何藝術加工。
林先生於1930年代出生於台灣，整個家族好幾代人都生活在台灣。日本統治台灣50年，台灣上層社會的人全都懂日語。林先生的母語是日語，不過他很有語言天才，普通話和台灣話都說的非常好，都是母語水平。林先生的家族是台灣的望族，不僅在台灣有許多企業，在浙江沿海的一個小島上也有生意。林家人常常往返於台灣和浙江，經營兩地的生意。
1949年國共戰爭，國軍失去了大陸，但在海軍空軍方麵，國軍仍然占有優勢。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大陸軍隊才逐漸在東南沿海一帶占了上風。1954和1955兩年，大陸軍隊陸續出兵占領了所有沿海島嶼，台灣方麵則隻剩下了台、澎、金、馬四處。1955年的一天，尚未結婚的林先生像往常一樣，隻身一人來到浙江的這個小島打理生意，抵達時天色已晚，他就先在一家旅館小住一夜。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就是那個晚上，徹底改變了他人生的軌跡！入夜以後，正當他安詳熟睡之時，守島國軍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全數退往台灣。一覺醒來，小島已為大陸軍隊完全占領，麵目全非。一片混亂之中，所有的交通和通信都斷絕了，林先生頓時失去了與台灣家人的一切聯係，成為了無家可歸、流離失所之人。由於在小島上無法生存，林先生幾經磨難，漂泊到了大陸，成為了一名大陸居民。又經曆了幾年常人難以想象的痛苦、孤獨和掙紮，五十年代末期，一貧如洗的林先生終於在陝西省西安市西郊的一家工廠找到了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從此定居，後與一位當地女子結婚成家，兩人辛苦打工，賴以度日。
陝西省距離日本很遠，日軍從來不曾占領過陝西，因此，在西安市境內能講出一口流利日語的隻不過有五、六個人。他們相互熟悉，並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個小圈子，隔三差五地要聚一下，用日語聊天，或問長問短，或談天說地。我們家就是他們主要的聚會場所，林先生精通日語，自然也成了我們家的常客。
我母親是東北人，西北大學外語係的日本語教師，不僅日語有母語水平，對日語語法的研究也頗有造詣，是他們小圈子裏公認的語法翹楚。在母親的熏陶下，我從小就似是而非地懂得一些日語語句。這個日語小圈子每次聚會時，我都會在一邊旁聽，努力學習日語口語和聽力，他們中的每一個人我都認識，全都是我學習日語的好老師，尤其是林先生。
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一場為時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象林先生這樣有“海外關係”的人當然要遭到批鬥，而且那莫須有的罪名，竟是可讓人九死一生的“台灣間諜”！
“你有什麽證據證明你不是台灣派來的間諜？世界上哪有那麽多的巧合，你剛來，駐島守軍就走了？這肯定是台灣間諜機構故意安排的！”
“蔣匪軍前腳走，你後腳到，這是誰安排的！？”
“老實交代，你是不是台灣派來的特務！？”
“抗拒從嚴，你都搞過那些破壞活動！？”
“密電碼藏在哪裏？毒藥、手槍藏在哪裏！？”
“交代你的後台和同夥！不交代就砸爛你的狗頭！”
隨後，造反派對林先生的人格侮辱、精神和肉體的折磨無所不用其極：批鬥會、“坐飛機”、戴高帽、下跪、剃光頭、挨耳光、五花大綁、遊街示眾、關押“牛棚”，這些盡人皆知的文革暴行，林先生無一幸免。
1971年，發生了溫都爾汗墜機事件，林彪命喪他鄉，文化大革命遂遭到黨內眾多高幹們的質疑，毛澤東在黨內威信驟降，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一派的影響力則趁機崛起，他們把中國的國門稍微打開了一點。當然，頭一批受益者自然大都是黨政高幹子女，不過，老百姓也有所得：終於可以與除台灣之外的國家、地區通信了。不過在那個時代，“裏通外國”仍然是重罪，“海外關係”仍然是汙點。那時，每一封通往國外的往返信件都要被國家的公安機關和地方的保衛部門開封查閱，與外國通信的人當然難免承擔政治風險。林先生就是中國第一批有勇氣與外國通信的平頭老百姓，1972年，他與他在日本的哥哥恢複了聯係，從那時開始，林氏家族的人才知道林先生並沒有死，而這時已經音信隔絕、天各一方了17個年頭！記得1973年初，我此生見到的第一張彩色相片，就是林先生的哥哥從日本給他寄來的，當時還為此訝異不已。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二十餘年來天天搞階級鬥爭，國家窮得蝸居在世界最末幾位，用林彪的話來說，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那時，海外的華僑們紛紛給國內的窮親友們寄些錢物方麵的小東小西。1973年，林先生的哥哥給他寄來一個電子計算器，然而，林先生並沒有收到計算器，卻收到了一封北京海關寄來的通知書：“為確保國家安全，你的計算器被海關沒收！”，通知書並且要求林先生必須告訴他哥哥“東西收到了”，同時還需要宣傳文化大革命“形勢一派大好”。林先生所在工廠的革命委員會保衛科也找到他，要求他必須服從海關的命令，聲言這是黨的要求。那時，林先生剛剛從受批鬥的牛棚出來不久，嚇得諾諾連聲，哪裏敢說半個“不”字？數日後，林先生來到我家吐露苦水，四十多歲的大男人，氣憤、痛苦得眼淚直流。自己受點屈辱沒關係，隻是害得哥哥也受到了連累和欺騙。當時我也親眼見到了北京海關的通知書，心裏暗自對海關咒了一句：“無恥！”。
1974年，我的一位朋友的父親去廣州開會，乘坐的是列車軟臥包廂，同室的人是一位廣州海關的黨委書記。雖說兩人是初次見麵，但在西安到廣州火車裏的兩天時間裏，兩人相談甚歡。書記炫耀他手上最新式的電子手表，坦言海關是最有油水的政府部門，經常有海外華僑寄來一些國內見不到的新鮮物品，海關有權依法沒收，並通知收件人禁言，之後，這些東西總會有辦法變成海關官員們的私人物品。開始時是人手一份，後來東西多了，就開始出手倒賣，反正進價是零，怎麽賣都能賺大錢。我朋友的父親也就順便在車廂裏從書記手中購買了一隻電子手表。
1973至1978年初，我在陝西省汽車一大隊當汽車修理工人五年，這五年時間可以說是"我的大學"，我每天都會盡最大的努力，在工作間隙學習日本語和數理化，這五年是我向林先生求教最多的五年，也是我的日語水平急速上升的五年。林先生的故事，我也是在那五年裏一點點地知道的。後來在1982年，我有幸考中了日本文部省的全額獎學金，得以赴日深造，完成碩士和博士課程，這當中我的日語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得益於我的恩師那些年對我的孜孜不倦的教誨。
1975年的一天，我借用大隊部電話，與林先生商量點私事，間或夾帶了幾句日語，沒想到遭到工廠保衛科的關注，他們專門派人來到我的工組調查我的情況：這個人平時表現如何？為什麽電話裏說外國話？對方是誰？有什麽背景和可疑之處？幸而工組師傅實事求是，大力幫忙，說我學過日語不假，但不過是個書呆子，隻懂看書和工作，別的什麽也不懂。最後保衛科給了我一個口頭警告：“今後不準在中國用日語說話，否則違法，後果自負！”。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受到的最直接、最露骨的威脅。
1976年是中國曆史上很重要的一年，那一年毛澤東去世，粉碎了“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胡耀邦等人陸續上台，他們否定了毛澤東的治國方針，使中國的麵貌大變，國門大開，到1970年代末期，中國的平頭老百姓們也終於可以出國了。林先生成為陝西省地區第一批獲得了中國護照的中國公民。在他哥哥的幫助下，他與僅有的幾位西安友人含淚告別，帶著二十多年痛苦和辛酸的回憶，移民日本，從此和我們大家失去了聯係，想必他是再也不打算回中國了。
(張又普初稿於201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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