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吸取“匈牙利事件”“教訓”，主動設計了一個“引蛇出洞”的圈套，要求知識分子向黨提意見，然後發動反“右派”鬥爭，把大批敢於向黨提意見的知識分子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解決了這個“隱患”以後，毛澤東意氣風發，難得地出國親自去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這個會上，他發表了著名的“東風壓倒西風”論；揚言不怕核子戰爭，說中國有六億人，死了一半還有一半。因為赫魯曉夫說他們蘇聯要在十五年內在各種重要產品產量上趕上並超過美國，於是毛澤東不甘自弱，也誇下海口，說中國要在十五年內趕上並超過英國。於是毛澤東人還未回國，《人民日報》已經奉命開始鼓吹“大躍進”。為了給“大躍進”加一把火，毛澤東又在黨內發動反對保守思想的反“右傾”鬥爭。結果兩個“右”一反，就反出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運動。
當年，為了鼓吹“大躍進”，中共推出了不少歌曲予以配合。有一首《戴花要戴大紅花》的歌最流行，電台廣播裏唱，開大會表決心、“打擂台”爭放“高產衛星”時也唱。其歌詞是：“戴花要戴大紅花，騎馬要騎千裏馬，唱歌要唱躍進歌，聽話要聽黨的話！”四句口號式語言簡潔明了，易學易唱，一時間無論男女老幼幾乎都能開口就唱。關於這首歌，我也查了一下網上資料，發現現在歌詞也被改了，“唱歌要唱躍進歌”，被改成了“唱歌要唱革命歌”，把“躍進”兩個最關鍵的字去掉了，真是不知所謂。因為這樣一改就改掉了這首歌的時代特征。文化大革命以後，“毛式革命”被人唾棄，人民公社也被解散了，“大躍進”成了中共頭頂上的“癩疤”，所以極力想掩蓋掉它。但這是掩蓋不了的。因為僅僅改一首歌的歌詞是不行的。“躍進歌”不但五八年有，五九年也有。那時我讀的學校是半工半讀的農業中學，學校不設音樂課，但老師卻特地教了這首歌。這首歌的歌名叫什麽我已記不得，但至今還記得這首歌的曲調，而且記得歌詞開頭的兩句是：“一九五九年呀，更是個躍進年呀！…….”事實上，中共不僅在一九五九年鼓吹“繼續躍進”，到六〇年仍在鼓吹“躍進”。隻不過五九年這首“躍進歌”很短命，大約到五九年夏天以後就沒人唱它了。因為我們家鄉的大饑荒在那時開始了。人都吃不飽，誰還有心情繼續唱“躍進”歌？
一九五八年，除了鼓吹“大躍進”的歌十分流行，還有兩類歌也非常流行，一類是鼓吹社會主義的和“三麵紅旗”，包括歌頌人民公社的；還有一類是歌頌毛澤東的。先說前一類歌。這類比較有代表性的如《社會主義好》、《公社是棵常青藤》等。尤其這首《社會主義好》，雖然是口號式的歌，不好聽，但因為“政治正確”竟成了那個時代的“最強音”。五八年九月我們家鄉成立人民公社以後，很快又成立了公社有線廣播站。每天早上五點鍾開播，用的開播曲就是它。以後直到文革開始開播曲才改為《東方紅》。在我們上海地區，有一首用滬語唱的歌《老太婆看見六樣機》也很流行。其辭曰：“老太婆活到六十幾，從來也隻看見老婆雞。人民公社實在好呀，親眼看到六樣機：拖拉機來抽水機，插秧機來軋稻機，電動機來電話機，隻隻機器本事大（發音如“杜”）呀，啊蓮呀，啊蓮呀，啊蓮花落呀，那個蓮呀蓮子花花落，哎呀哎哎喲。” 由於歌詞腔調引人發笑，在我記憶中也留有深刻印象。據說過去跑街賣唱的有一支曲子叫《蓮花落》，我不知這首歌是否就是用了這《蓮花落》的曲子配了新詞創作的。
至於歌頌毛澤東的歌，當時最流行的莫過於《毛主席來到咱農莊》、《毛主席是咱社裏人》等。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還出現了專為毛澤東詩詞譜曲的歌曲《蝶戀花·答李淑一》、《沁園春·雪》、《憶秦娥·婁山關》和《菩薩蠻·黃鶴樓》。這都是時任沈陽音樂學院院長李劫夫的傑作。在此之後，歌頌毛澤東的歌曲就漸漸多起來了，如《瀏陽河》（一九五九年）、《毛主席派人來》（一九六〇年）、《挑擔茶葉上北京》（一九六〇年）。對這種現象我以為可看作稍後出現的“崇毛熱”的先兆。
說起一九五八年，那真是個瘋狂的年代。那時我剛就讀初中一年級，就趕上了“全民大煉鋼鐵運動”。這是五八年“大躍進”運動的一個重點。我還清楚記得：那年下半年，中共提出年內鋼鐵產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達到一千零七十萬噸。街上貼了許多宣傳標語“一天等於二十年”，“鋼鐵元帥要升帳”，“全民動員，大煉鋼鐵”等等。全國城鄉立即掀起一個全民大煉鋼的高潮。我們學校也建了幾座“小高爐”。這“小高爐”是怎麽建的呢？說來很可笑，就是拾一些舊磚，壘一個一公尺左右寬、差不多一人半高的圓錐形的東西作爐體，外麵用爛泥巴塗得不透氣。爐頂留一個一尺多寬的口子用以冒煙，底部一側開一個燒火添柴的爐口，大約一尺見方。爐體的底部則是用破的陶缸片，下麵墊幾塊磚做成的。爐體內一層隔一層放我們那裏出產的一種叫“狗屎鐵”的含鐵物質和敲碎的石灰石，好像還加一點煤塊，然後在爐底用木柴不停地燒。煉一爐鐵，需要連續燒幾天幾夜。這“小高爐”晚上添加柴火的工作都是由年紀較大的同學去做的，我們年齡較小同學的任務是白天去找青石即石灰石，並把它敲成小石子，還有就是找當柴火的木材。我們那裏沒有山，也沒有樹林，找木材比較難。但找不到木材“小高爐”就要熄火。於是我們就去砍路邊、河邊的小樹或樹枝，拆學校裏的桌椅和地板燒。我們學校原來是一所耶穌教堂，有很多長的木椅子，教堂的地板也是木板鋪的，都能拆了撬了來燒。反正為了“鋼鐵元帥升帳”，誰也不敢說這樣做不可以。這些“小高爐”大多建在鎮周邊的空地上、小河邊，或單位的院子內。因此一到晚上，小鎮四周就到處是紅彤彤的火光，連天上的星光也黯淡了。“小高爐”燒上幾天幾夜後停火，把爐體外殼扒掉，裏麵的狗屎鐵已燒結成“沙琪瑪”那樣的東西。這就算是煉成的鐵了。其實這根本不是鐵，一敲就粉碎了。但當時我們那裏的“小高爐”都是這個樣子，煉出來的鐵也一個樣子。大家將煉出來的東西放在籮筐裏抬著往公社送，還要寫大紅喜報，敲鑼打鼓地報喜。而公社幹部也一本正經地稱重量，登記簿冊上報。到年底，報紙上說已經勝利完成了一千零七十萬噸鋼鐵任務。隻不知道我們煉出來的東西是不是也計算在內。
一九五九年春天，與很多學校一樣，我們也種了一塊水稻試驗田。因為毛澤東說農業提高產量要抓住八個環節，即改良土壤、多施肥料、興修水利、推廣良種、深耕密植、防治病蟲害保護植物、改革工具、加強田間管理，被人歸納為“土、肥、水、種、密、保、工、管”八個字，稱為農業“八字憲法”。為了貫徹這“八字憲法”，很多地方劈山造田，大興水利。這些大工程我們當然做不到，於是就在深耕密植、多施肥料上下功夫。那年春夏之交正是插秧時節，老師帶領我們深耕土地。要耕多深呢？提出的口號是七市尺。這還不算最深的，因為報紙上刊登的先進事例，還有深耕一丈多的。揮舞十幾斤重的鐵鎝深翻土地，我們年紀小的學生根本體力不夠，好在有一批年紀較大的農村學生，但他們也翻不到七尺，大約翻到三、四尺左右，人站在低處已隻剩個頭和半截胸部在地麵了。我們那邊的地下水位高，翻到三四尺深，底下已成水坑，泥漿四濺，人人好像泥猴子一般。我們比較幼弱學生的任務是將前一段時間割草弄來的草肥丟到深坑裏，然後耙一層土下去，再丟一層草。結果將地表的熟土都填到了深處，生土卻翻到了麵上。而究竟施了多少肥下去，恐怕老師也沒有統計。至於插秧密植又要密到什麽程度呢？要求是一寸半間距乘一寸半行距。插秧我們年紀小的也能做，但一寸半乘一寸半的距離實際很難掌握，這樣的密度秧株與秧株已快碰到一起，可是老師的要求是隻能密不能稀，於是我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能插多密就插多密。到了秋天，稻棵已長得沒有行距間距。因為通風不良，施肥太多，稻稈都細細的、軟軟的，稻葉卻瘋漲，抽了穗不結籽。整片稻棵都呈灰白色，好像是受潮朽壞了的陳年稻草，倒伏在田中，顆粒無收，倒是賠掉了好幾十斤種子。當年的大躍進，大多都是這樣不符科學、不講成本的蠻幹。
當時政府還宣傳：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的金橋，“大躍進”一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的幸福生活，隻要大幹幾年，不久就可以實現。共產主義生活是個什麽樣子呢？中共給我們描繪的美景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點燈不用油，種田不用牛”。可憐無知的老百姓並不知道，一直被政府宣傳為“腐朽沒落”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人民早已過著“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生活了。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剛成立時，農村每個社隊都辦了食堂，實行過短暫一段時間“吃飯不用錢”的生活。政府宣傳說這也是共產主義生活的一個方麵，我們已經比蘇聯先一步進入了共產主義。因為可以暢開肚子吃，有些農民吃的肚子滾圓，割稻腰也彎不下，個別的連路也走不動。可惜這種吃飯不要錢的幸福生活僅僅過了二、三個月就停止了。不久“大躍進”的惡果顯現。我們那裏是到了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大饑荒才開始臨到我們小鎮人頭上的。人們都沉默了。人人關心的是吃，怎樣能盡量多吃一些，讓肚子餓得好過一些，不要被餓倒了甚至餓死了。在那段大饑荒的日子裏，除了每天早晨公社廣播站開播時照例要播一次《社會主義好》，我不記得那時還有什麽歌曲流行。人都快要餓死了，哪裏還有力氣精神唱歌？不知為何，那時公社廣播喇叭中倒是經常播放越劇《紅樓夢》的唱段，那段徐玉蘭唱的《寶玉哭靈》常常聽得人滿心淒涼。
到一九六二、六三年，中共開始公開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有一首《我們走在大路上》和一首《高舉革命大旗》成為流行歌。那時人們還沒有完全從大饑荒中恢複元氣，精神上也多是萎靡不振的。大饑荒剛開始的一、二年，中共對何以會有大饑荒的原因不作任何解釋，但此時開腔了，說大饑荒是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造成的。中共還說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高舉馬、列主義大旗，堅持原則，開展與蘇共修正主義集團的鬥爭，展現了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風範。現在，堅持和發展馬列主義、堅持無產階級革命的重任，已經曆史地落在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身上。”這一番話又將不少頭腦簡單的人，特別是年輕人騙得激情澎湃，覺得“蘇修”真可惡，覺得我們有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真自豪，“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為了馬列主義大旗不倒，餓幾年肚子也值得，困難再大也不怕。而這兩首歌可說正是應運而生。《我們走在大路上》歌詞有三段，其第一段歌詞是：“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誌昂揚。毛主席領導革命隊伍，披荊斬棘奔向前方。向前進，向前進，革命氣勢不可阻擋！向前進，向前進，朝著勝利的方向！”《高舉革命大旗》的歌詞開頭幾句是“我們年輕人，有顆火熱的心，革命時代當尖兵。哪裏有困難，那裏有我們，赤膽忠心為人民。……”這些歌的歌詞慷慨激昂，曲調氣勢磅礴，確實很能激發人的豪情壯誌。不過當後來我知道一點大饑荒的真相後，從內心產生了厭惡和鄙視作者的情緒，覺得這種騙子實在太無恥了！
一九六四年，大陸音樂舞台上出現了兩組大型組歌，一個是《長征組歌》，一個是大型音樂舞蹈劇《東方紅》。《長征組歌》由時任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作詞，總政文工團和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譜曲，共有十首歌曲。《東方紅》全劇分八場，有歌曲三十九首，由總理周恩來親自導演。一九六五年拍成彩色電影在全國上映後，其中很多歌曲迅速成為流行曲。尤其男歌唱家胡鬆華演唱的《讚歌》，和西藏女歌唱家才旦卓瑪演唱的《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最得人喜歡。人們喜歡他們的歌倒不在歌詞，而是他們唱得實在好。特別是才旦卓瑪的嗓音，也許是來自空氣清新雪域高原的原故，清純嘹亮，得天獨厚，有一種特別的穿透力。而她唱歌所用的感情也似乎特別真摯。這也許與她的農奴出身有關。因此聽她唱歌與聽別的歌唱家唱歌，感覺就是不一樣。此後凡她唱的歌，幾乎首首受歡迎，首首成為流行熱歌。特別是《翻身農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給黨聽》、《在北京的金山上》、《遠飛的大雁》等，學唱的人特別多。這些歌歌詞的內容除了歌頌中共，大多是歌頌毛澤東的。其實《東方紅》全劇三十九首歌，幾乎都是頌揚毛澤東的。這對於當時正在形成的“崇毛熱”，無疑起了推波助瀾的重大作用。崇毛歌曲對大眾的感染力，要遠比幹巴巴的“語錄”強得多。在中共曆史上，劉少奇在中共“七大”開“崇毛”先河，到文革林彪將之推上最高峰。而期間周恩來對“崇毛”所起的作用卻往往被人忽視。然而我卻以為，他的作為雖不慍不火且十分低調，但潛移默化，攻心為上，起的作用實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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