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出國的慣例是，必須要乘國航，或者至少部分航程是國航，即所謂“肥水不留外人田”。而當時那些頭頭出去，偏偏又喜歡外航，原因無非也就是為了“開洋葷”。同時為了多去幾個地方看看，行程中就有意多設了幾個停留地，這樣一來，行程就變得很複雜。那時好像還沒有北京直航美國的航班，所以我們一行要先乘國航飛香港，再從香港轉乘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班機飛舊金山，然後轉美國的環球航空（TWA）飛紐約，最後由紐約再飛到Harris公司所在地羅切斯特。中間在紐約停留了大約一個白天。以現在的眼光看，這實在是一趟辛苦之旅。不過當時還年輕，又是第一次出國，一直被新鮮勁兒撐著。想來這麽遠的路程，倒幾次飛機似乎也是應該的。無論怎樣，這也比我在國內出差時在火車上一站就是幾個小時的情況好多了。所以倒也沒覺得辛苦。
一九九一年，北京機場還隻有一個八十年代初建成的一號航站樓。以現在的眼光看，這個航站樓又小又舊，甚至有些土氣，可在當年，它可是承載了剛剛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中國人對現代化的所有想象與渴望。機場休息廳牆上的一幅傣族女子沐浴的壁畫，曾在當時的國人中引起了軒然大波。那副壁畫完成後先是展示在眾目睽睽之下，然後在輿論的壓力下又被偷偷地蓋上，到後來又露出來，折騰了個不亦樂乎。單單是那個兩個衛星廳的設計，就被眾多專家拿出來，好好誇讚了一番，說這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可以停更多的飛機，又巧妙地將國際和國內的航班分開，雲雲。讓我等眾生好生感慨：原來飛機還可以轉著圈停。而當我們真正過了一道道的檢查，最後坐在這個衛星廳裏時卻發現，它遠不像想象中的那樣高大雄偉，甚至還感到有些低矮局促。隻是隔著玻璃看到外麵停著的飛機舷窗幾乎觸手可及，感到很是新奇。
由北京飛香港隻需要三個多小時，目的地是香港的啟德機場。啟德機場三麵臨水，跑道盡頭就是高樓林立的市區。飛機不斷下降，好像是要掉到海裏。當飛機準備著陸時，飛機兩側出現了很多高樓，感覺好像是在樓群裏飛。後來才知道，香港啟德機場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對飛行員的技術有極高的要求，進近機場時不能用儀表飛行，隻能目視手動控製，當時的香港啟德機場是世界上最危險難飛的機場之一。
我們在香港停留了幾個小時，等待轉飛機。利用這段時間，我迫不及待地在機場裏轉了一圈，因為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踏出國門，看到了“外麵”是什麽樣的。走在候機樓裏，感覺這裏又小又矮，到處都是擠擠插插的，擁擠不堪。這種情況顯然為港英當局後來修建新機場提供了有利的借口，此事在當時正在進行的中英香港交接的談判中造成了渲染大波，雙方為此爭論不休，打了好幾年。這是後話了。
飛紐約的航班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在機艙門口看到了新航的空姐，一個個又矮又小，身著類似傣族女子桶裙式的帶條紋的空姐服裝，感覺很是新奇。一路的飛行，這些空姐服務很是周到，對各類不同要求幾乎是有求必應。這在當時國內無論是火車還是民航都從未見過。因為是第一次乘國際航班，我還以為國際航班的服務都是如此，到後來飛機坐的多了就明白了，航空公司的服務水平真是可以有天地之分。在此之後很久我才知道，新加坡航空在世界民航業中一直名列翹楚，服務水準為行業公認，難怪會有如此深刻的印象。
由北京到紐約，中間經過了幾次轉機，檢查，再登機。因為飛的是不同航空公司的航班，中間又有停留，所帶行李就要取出來，再送進去，麻煩的很。在美國也因此第一次體驗到了美式的“小費”文化。在美國紐約，我們離開機場到市區轉了一圈，回來再進機場準備轉乘下一班航班。剛在機場出發大廳門口下車，就見在路邊有幾個櫃台，幾個黑人兄弟穿著不知是哪兒的製服，在接受旅客的行李，然後送到裏麵的航空公司的櫃台。我理所當然地就認為是裏麵的航空公司為了方便旅客，把服務送到了路邊，於是不假思索，就張羅著把我們的行李都交給了他們，並給他們看了我們的機票。這幾個哥們挺痛快，麻利兒地把行李裝車，然後一個領頭的向我伸出手像是要什麽東西，我一下沒反應過來，於是他又向我晃了晃另一隻手裏攥著的一把鈔票，我才明白，這是要錢了。這就真讓我犯了難。錢是有，可那時口袋裏的錢都是有數的，原本還打算從每天為數不多的零用錢裏省下幾個給家裏買點什麽，在這兒給他算怎麽回事？但現在明擺著已經用了人家，不掏錢顯然不行了，於是我狠狠心掏出兩張一元的美鈔遞給他。不想那個哥們看到隻有這麽點兒，嘴裏一個勁兒的“No, no, …”，顯然這和他的期望值相差太遠。他看著那兩張鈔票，咧著嘴連連搖頭。他看看我，遲疑了一下，最後擺了擺手，好像是狠了狠心地說：“OK, I will do it”。於是轉過頭讓把行李運走，也沒再拿我給的那兩張票子。當時我感到很慶幸，好賴總算對付過去了。但事後想起來，一直覺得很過意不去。那幾位哥們在哪裏不是盡義務，而是在靠賣力氣掙錢。對像我這樣吝嗇的人，本可以置之不理的。可他到底還是幫了我們。不知是不是他也看出，我們這幾個可能比他更在乎口袋裏的那幾張票子，於是動了免費提供一次幫助的念頭。在那之後的很多年，每當要付小費的時候，我總不禁要想起這個黑人哥們。想來我現在也算有能力不再糾結口袋裏的錢還有多少了，如果真能再碰到他，我真應該大大方方地多拿出幾張票子謝謝他的幫助。
在紐約我們為了轉機要等整整一個白天，同行的港商安排了一輛車，帶我們到了市區逛了一圈。我們單位的經理是這次考察團的團長。正巧他的外甥也在紐約，知道他到此，特地趕來和他見麵，並同車陪了他一天。在這一天的車上，聽他談起來他在這裏的經曆，讓我們這些第一次出國的人知道了當時像他這樣的華人在美國的境況。
據說他們來到美國是經過一個什麽“培訓”項目來此的，所走的都是官方渠道。他們一直以為他們在這裏的工作和待遇是有保證的。不想，來了後剛剛幹了幾個月，就被告知，他們的工作沒了，要他們離開。他們據理力爭，說當初他們來是經過了“組織安排”的，不能這樣隨便就讓他們走。可得到的回答是：我們不知道什麽“安排”，也沒有義務安排你們以後的工作，後麵的事情要你們自己負責。到底是國內的“組織”騙了他們，還是這裏的美國人騙了他們，已經無從知曉，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沒人管了，今後的一切要靠自己了。於是這群人自謀出路，各自幹起了不同的營生。九十年代初，能出國的人都是頂著一腦袋光環。走的時候意氣風發，指望一年兩載回來，能鍍層亮色，再賺上一筆。這個意外瞬間把他們從雲端打入了凡塵。那個時期通過這種渠道來的人撇開身份問題不說，無論是在語言能力還是在專業方麵都無法和在此前後來的留學生們相比，所以根本不存在進入美國各個行業公司成為白領的可能，而隻能混跡於華人圈子。
辛苦是肯定的，心裏落差也是肯定的，但掙到手裏的美金每一張都是自己的也是肯定的。
整整一個白天，他和他的舅舅聊了一路，我們也聽了一路。開始，聽了他的遭遇，非常同情他，心想，既然如此辛苦，何必硬著頭皮堅持，回家算了。但他對此顯然並不認同。不但他沒準備回去，同來的人都沒有這個打算。盡管他們每個人都對現狀不滿，但每個人也都對以後充滿了希望。中國人不怕吃苦，隻要能看到希望，今天的艱難都不算什麽，更何況，他們的生活狀態雖然和當地人沒法比，可比當時國內的情況還是要好多了。
當年歐洲的移民來到美洲，在這裏安家立業。這片土地幾乎提供了無盡的可能，因而被稱為“機遇之地”。而對於八九十年代的中國人而言，這裏無疑也是一片“新大陸”。新的機遇對任何人都是一種致命的誘惑，身在其中的人都會感同身受。
傍晚，我們回到機場。團長的外甥堅持一定要請舅舅在機場餐廳吃頓飯。我在休息區遠遠地可以看見他們。餐桌上的燈光昏黃黯淡，兩個人一直在聊，但麵前餐盤裏的東西似乎都沒怎麽動。
團長後來談起此事。他說其實他當時一點兒也不餓，可外甥似乎覺得今天不花這個錢心裏實在過不去，他也就隨了他的願。也許外甥覺得在麵對舅舅帶隊的一團人麵前，在一個並不便宜的餐廳請他吃頓飯，多少也算是對自己能力的一點兒證明吧。
晚上，我們乘此行的最後一趟航班，由紐約出發。一個多小時後，到了紐約州位於安大略湖南岸的一座城市，羅切斯特。這裏是我們此行的第一個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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