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抗美援朝”運動是全國一等一的大政治運動，隻有“土地改革運動”的規模可與之相比。在我們家鄉，“土改”幾乎是與“抗美援朝”同時進行的。有一首歌大多是在鬥爭地主、開公審大會時唱的，用的是我們蘇南地區的方言，因此很有地方特色。歌詞曰：“大家看一看呀那哈，大家想一想呀那哈：地主，搭仔農民，到底是啥人養活仔啥人那哈？嘸沒吾伲來種田，天佬（上）勿會落白米，半夜睏，五更起 …… ”可惜這首歌我現在已經記不全了。當年土改運動具體怎樣進行的我年紀還小不太清楚；但鬥地主，開公審大會槍斃地主的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時公審大會好像隔不多久就會召開一次。我們鄉的公審大會都是在鎮上顏安中學操場上召開的。這是鎮上最大的一片空地，可以容納一、二千人。開會時，操場南邊會用粗毛竹和木板搭起一個半人高的台，台正麵上方拉一條紅布橫幅，寫幾個“公審大會”之類的大字。台上並排放二三張學校的課桌，桌子後麵有二三條長凳，坐幾個幹部模樣的人，可能還有準備在台上控訴的人。台四周插了好多麵紅旗。台下第一排則是幾個被綁著公審的地主，由背槍的民兵押著。另外會場四周也有背槍的民兵巡邏。大會開始時，有人指揮大家反複地唱這首歌，然後有人講話，接著大會進入控訴階段，台下的地主常常被拉到台上示眾。每次開會結束，總是要槍斃一個、二個人，罪名是“惡霸地主”。據說那時候槍斃人，不必要收集罪證和以法律量刑、報上級批準那套程序，隻要鄉裏幾個主要幹部商量好了，大家點了頭，通報一下上級就可以殺人了。那時我對看開公審大會的“熱鬧”很起勁，也常跑去看。但對槍斃人的場麵很害怕，往往到大會快結束要槍斃人前，就先偷偷溜回家了。不過，我雖沒有親眼看過殺人，我們學校一些年紀較大的學生卻常常會在學校裏起勁地談論最新一次殺人的細節，讓我補充了沒敢親見的場麵。據他們說，有一次槍斃人，行刑的人開了一槍，犯人中彈撲倒在地，行刑人以為他死了，施施然走上前去察看，不料犯人突然又爬起來向前飛奔，行刑人一時之間不知所措，呆呆地站著不動，等了一會才醒悟過來，趕緊拉槍栓追上去瞄準再補了一槍，才把犯人打死。又聽他們說：行刑的人對怎樣殺人也有研究，如果要將犯人的屍體打得很可怕，就會事先將子彈尖放在鞋底磨幾下，這樣會將犯人身體打出一個大窟窿來。有一次他們用這樣的子彈打犯人的腦袋，將犯人的天靈蓋也打爆飛到半空，腦漿四濺。這些血淋林的殺人場麵，常聽得我膽顫心驚。
沒收地主的土地，槍斃地主，罪名是“剝削”。中共說地主出租土地收取租米是不勞而獲，是“寄生蟲”；而窮人之所以窮，都是被地主“剝削”窮的。當時我們鄉裏不知是誰編了一首打油詩，以長工身份控訴被地主“剝削”後的窮困。我記得其中幾句：“前世勿修，投（投胎）在泖口（我們鄉一個在泖河邊的大村莊）。吃了上頓，沒有下頓。夜裏睏覺，破瓦爿當枕頭。豆腐幹大小被頭，蓋了上頭，沒有下頭，蓋了中間，沒有兩頭……。”長久以來，我也一直認為地主出租土地以收租米為生，這就是剝削，就是罪惡。可是等我稍大一些，特別是一九五六年父親去了香港後，父親購買的建設公債每年對號碼兌現的事由我來做以後，一次我突然想到公債有利息，還有人們存款在銀行也有利息，這利息不也是不勞而獲的嗎？與地主出租土地收租有什麽本質不同呢？為什麽這樣的“剝削”政府就允許，還要動員人們儲蓄將錢存到國家開設的銀行去，說多少錢存一年可得多少利息，多存錢可以支援國家建設，而地主出租土地收取租米的“剝削”就不能允許，是罪惡，非但要沒收他們的土地財產，甚至要槍斃他們？其中的道理誰能解釋得清嗎？過了若幹年，我三姐結了婚，她的公婆當年都是從天津鄉下農村到上海做工的童工出身，是所謂“響噹噹”的“無產階級”。一次聽我三姐夫的父親說，他們當年從天津鄉下來上海做童工，都是兩手空空身無分文的。但省吃儉用，過了幾年就積了一點錢。再幾年成家時，正好有營造公司集資買地蓋房子，他們也買了一個單位，就是現在住的這二樓二底的簡易樓房。多年來生兒育女，一家人生活雖說不上富裕，但也不致凍餓。有幾個一起來的同鄉，因為好吃懶做或染上了毒癮、賭癮，結果到“解放”也是光棍一條。由此我明白了中共宣傳的所謂“剝削”，內中也有很大的虛假成分。一個人窮，原因很多，不能都把它推給“剝削”。那個訴說睡覺被頭太小、用破瓦當枕頭的長工，我想大概率不會是個勤勞節儉的人。那時我也已經參加工作幾年了，經常和農村中的基層幹部打交道，發覺有不少所謂的“土改幹部”，以前其實是農村中的“二流子”，甚至是地痞、流氓，就因為他們出身貧苦，鬥地主積極，被中共看中吸收入黨，成了中共的基層幹部。
“土改”運動將地主的土地無償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但我們不是農民的城鎮居民居然也能從中分到了一點好處。那就是政府舉行的賤賣“勝利果實”大會。“勝利果實”是指從地主家中沒收來的衣服、家具等生活用品。政府將此類物品集中了以低價賣給大眾。這種做法與周立波在《暴風驟雨》中描寫的東北地區的土改有所不同，倒與文革中政府通過供銷合作商店出賣抄家物資的做法相似。記得當時我與我父親也去出賣“勝利果實”的場地參觀過，最後花一元錢買了一張矮凳一樣的小方桌，是用很好的硬木做的，買來供我們小孩吃飯寫作業用。還有一隻銅絲繞成的罩子，不知原來是做什麽用途的，因為便宜，記得好像隻有五角錢，也順手買了。這個罩子我們曾經用來做養小雞的罩子，也做過放在煤球爐上麵烘衣服的烘籠。到一九五八年“大煉鋼”時才被國家作為“廢銅爛鐵”收購了去。
在“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運動的同時，中共還發動了一個“鎮壓反革命”運動。這三個運動當時統稱“三大運動”。也許是鎮壓反革命運動是一個十分恐怖、十分血腥的運動，不適宜大肆宣揚，因此記憶中中共好像沒有用歌曲來作宣傳。但是，我對這個運動我還是有印象的。當時三不時召開的“公審大會”，除了槍斃“惡霸地主”，也槍斃“反革命”分子。當時我們鎮上有幾個在國民黨時期擔任過鎮長之類職務的都被槍斃了，還有幾個商會的頭頭，如一個姓張的，一個姓龔的，也是以“反革命”罪槍斃的。文革後我見到毛澤東當時做的批示，各地槍斃人以及槍斃的數字都是他分配下去的。槍斃人不是按其罪行，而是按當時當地的政治需要。在他的筆下，人的生命不過是一個百分比的數字。
當年，除了“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是中共歌曲宣傳的重點，還有一個重點就是中蘇友誼，強調共產主義陣營團結的重要性。記得那時有一首歌叫做《全世界人民心一條》，歌詞是：“勝利的旗幟嘩啦啦的飄，千萬人的呼聲地動山搖，斯大林——毛澤東，毛澤東——斯大林，像太——陽——在天空照。紅旗在前麵飄，全世界人民路一條，爭取人民民主，爭取持久和平，全世界人民——心一條！ ”這首歌與“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一樣，也是我最初會唱的幾首歌之一。在寫本篇回憶的時候，我上網查了一下有關資料，發現現在的歌詞和原來的歌詞有所不同。原來的歌詞我記得是“斯大林——毛澤東，毛澤東——斯大林”，現在被改成了“毛澤東——斯大林，毛澤東——斯大林”。這是不對的。在當年蘇聯是中國的“老大哥”，斯大林是全世界共產黨的領袖，所以即使在中國，斯大林的威望和政治地位也要比毛澤東高，怎麽可能歌詞中兩次都把毛澤東放在斯大林前麵！
那時侯上街遊行，大多要抬領袖的畫像走在隊伍的最前麵。凡隻抬中共領袖像的，則毛澤東、朱德兩個像並排，或毛前朱後；若是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像也抬出來的話，則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在前，毛澤東排在最後。如果隻抬斯大林、毛澤東兩個人像的，則斯大林在前，毛澤東在後。這樣的次序，沒有人敢搞錯。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去世，三月九日莫斯科舉行葬禮，中國城鄉都特地臨時安裝高音喇叭實況轉播葬禮情況，北京動員了六十萬人舉行追悼會，其隆重程度堪稱空前。猶記得那天下午剛好有一對新人到鄉政府去登記結婚，我們一群小孩子適逢放學在街上遇見，便跟著去鄉政府看熱鬧。等到這對新人登記完畢，剛走出鄉政府大門僅幾步，突然街上的高音喇叭響起來了，萬裏之外的莫斯科斯大林的葬禮正進行到默哀三分鍾。此前，中共早就通知老百姓，斯大林下葬時中國老百姓也必須默哀三分鍾。所以這對新人和陪同的大人們聽到喇叭聲都立即原地站定低頭致哀。對此我們學校老師也有囑咐，但我當時竟忘了，及至看到大人們突然站定了不走於是也不敢動，和其他孩子照他們的樣子也低頭默哀，然後才記起今天是舉行“斯大林爺爺葬禮”的大日子。在那時，連我們小孩也知道，斯大林是比毛澤東地位更高的領袖，全世界共產黨都要聽他的話。因此，斯大林死了在中國就有如死了“太上皇”。而《全世界人民心一條》這首歌原來的歌詞，第一句將斯大林放在毛澤東前，第二句放在後，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已經照顧到了中國人對本國領袖的感情。反而改動後的歌詞除了不符合當時實際，在聲調音節上也不順。
寫到這裏，我剛好看到一本張澤石著的《我的朝鮮戰爭》，可為旁證。朝鮮戰爭中，張澤石作為中國人民誌願軍戰俘被拘禁在南韓巨濟島戰俘營。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那天，他從美軍《星條報》上看到斯大林去世的報道。消息傳開，第二天戰俘營中中朝戰俘們在地下黨組織的指揮下，集體開了一個追悼會，還唱了朝文的《斯大林元帥》之歌。其歌詞有這樣的文字：“人類的太陽，照耀千秋，斯大林元帥……”管理戰俘營的美軍上尉托雷不理解為什麽中國人、朝鮮人對蘇聯人的斯大林如此尊敬。張澤石告訴他：“斯大林首先是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象征，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代表。”從朝文的《斯大林元帥》的歌詞、還有張澤石回答美軍的話，我們可以想見當時斯大林在共產國家的地位有多崇高，即使在中國或北朝鮮，斯大林的地位也是高過毛澤東、金日成的。
大約很多在這個年代之後出生的人並不知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曾經有一段時期，中共的國策是向蘇聯“一邊倒”的。什麽叫“一邊倒”呢？按我的理解，不僅僅是偏向或傾向，而是完全投向蘇聯懷抱，唯蘇聯為馬首是瞻。那時候中共公開的宣傳，說蘇聯是我們中國的“老大哥”，而實際的做法猶如中共的“老子”。斯大林是中國人的“太上皇”。任何一個蘇聯人來到中國也會高人一等。據說那時來中國幫助中國建設的蘇聯專家，有些其實是剛畢業的大學生，但在中國的技術人員麵前，無論他們發表什麽意見，領導都認為是對的，比中國的技術員高明，真有“放個屁也是香的”那種味道。總之，任何人不能說一句蘇聯不好的話。一九五七年有一些自以為是真話直說的知識分子，就是因為說了幾句對當年蘇聯紅軍在東北強奸婦女，把大量工廠、鐵路設備拆了運回蘇聯等話，被毛澤東這個“兒皇帝”打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所以，那時候在對待蘇聯問題上的政治風氣，與後來毛澤東跟蘇共反目後的情形是完全相反的。不要以為幾年後毛澤東反對“蘇修”了，《九評》中敢批判蘇共“老子黨”了，一些幹部也敢罵赫魯曉夫是“黑禿”了，就以為毛澤東是一貫堅持民族獨立，堅持各國共產黨一律平等的民族主義者。其實根本不是這樣的。在中共早期，中共僅僅是國際共產的一個支部，要接受國際共產的指導，也接受蘇聯的經濟援助。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間，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國中之國，名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行的貨幣上印的頭像不是中國人，而是蘇聯的列寧。一九三一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中共立即作出決議，要求全黨不是保衛中華，而是“武裝保衛蘇聯”。原因是從沙俄時代起 蘇聯在東北就有巨大利益。日本占領東北，排斥了蘇聯勢力，於是中共這個“兒子黨”就要跳出來叫嚷“保衛蘇聯”了。所以，請大家認真想一想：這樣的黨會是民族主義的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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