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德輝：被槍殺的長沙大儒
本刊記者 劉念國／整理
葉德輝（1864—1927），字煥彬，號直山，又號郋園。祖籍蘇州吳縣，因幼年隨父至湖南，遂注籍為長沙人。清光緒十八年（1892），他考中二甲第九十五名進士，旋授吏部主事；同榜進士中有不少近代名人，如蔡元培、張元濟、趙熙、趙啟霖、蔣廷黻等。在吏部供職不過兩年，他便告假歸裏，自此不再出仕。
但是，不做官好辦，事親養家，日常經濟問題如何解決？葉德輝早有盤算。其父本是商人，在當時長沙的黃金地段——坡子街， 擁有一間旺鋪叫做“葉公和”醬園，一向生意興隆。及至葉德輝衣錦回鄉，且不說利用自己的身份去做官商勾結、牟取暴利的事，至少能避開一般商人經常遇到的無妄之災，以保證家族生意的“可持續性發展”。當然，葉德輝之棄官從商，即在西風漸染的清末，也是一樁“另類”的事情。
傳統中國士大夫或不諱言利，其上者講經世濟民之學，為國謀利；其下者，則不免營私舞弊，追逐一己之利。但是，不論上等下等，一般而言，都恥言商業，更不必說親自參與商業經營。這自然是受了重農賤商傳統影響的結果。葉德輝則不信這一套。據其弟子的記敘，他非但不恥言商業，甚至“恥言高尚，以為高尚乃無用之別名”。在那個時代，什麽是“高尚”呢？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才是“高尚”；書讀得好，能中進士入翰林，居恒一卷在手，暇則弄月吟風，不親俗務，口不言錢，這才是“高尚”。葉德輝竟以此為恥，可見他的特立獨行，可見他的思想開放。但是，他並不以商業盈利為人生目標。對他來說，擁有豐厚收入的最大好處，在於可以專心治學、不為他累。以學術為誌業，聊適我心；不以學術為職業，借敷我口。
那麽，葉德輝的學術水平又如何呢？傳統學問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評價學人，大皆看他的經學造詣如何。然而清代學風不同於前代，學者喜治小學（音韻、訓詁、文字之學），於是，評價某人的學術，多看他在小學上的成就。葉德輝在小學方麵的著作，有《說文讀若字考》、《六書古微》等書。近代學者楊樹達是葉德輝的弟子，評價乃師著述，僅許以“編摩之久，用力之勤”８個字，讚揚他的勤奮，卻避而不談他的成就；另一位學者張舜徽（葉德輝的同鄉後進），不必為尊者諱，遂直言葉德輝“於群經、小學所造均淺，雖有述造，未足名家”。
楊、張是近代以來屈指可數的小學大師，評價如此，葉德輝的正統學問水平可想而知，不算高明。然而，話又說回來，畢竟清代經學、小學的成就太大，任何人要出類拔萃，絕非易易。葉德輝不能在這個領域出人頭地，實在不必遺憾。何況，他自有一門學問，驚世駭俗，堪稱一代之冠，這就是他的版本目錄之學。
他的《書林清話》、《書林餘話》、《觀古堂書目》及《郋園讀書誌》，在當時是版本目錄之學的名著，在今日則已成為學林的經典。
除了總結經驗供後人借鑒，他還樂於刻書，善於刻書，這在書籍流通遠不如今日方便的傳統中國，更是一樁大功德。因此，他自讚“海內誦其著述”，不是虛言。
至於自讚“遐荒識其姓名”，說的是葉德輝與日本學者的交往。清末，日本人來華訪學之風甚盛，到了湖南，非見不可的人有３位——王闓運、王先謙及葉德輝。三人中，葉德輝年最少，風頭最勁，試看他與諸橋轍次的筆談，可見一斑。諸橋氏恭維他，說：“湖南是清末學者之淵叢，若曾文正公、王闓運、王先謙諸先生，概觀之於曆代儒林傳中，不易多得。而今皆凋謝（時為1920年，曾與二王皆已死）。此間獨有先生之學深識高，固是湖南學界之幸，抑亦中國學界之幸也。”
對此，葉德輝欣然領受，還儼然把自己當作價重雞林、名播東海的白居易。然白居易猶有不及葉德輝之處，那就是葉德輝不僅有在外的名聲，還有異國的徒弟。
他比較欣賞的日本弟子有兩個。一是得了他“曲學”真傳的鹽穀溫，其人在中國著名，最通俗的事跡就是陳西瀅指控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整大本地剽竊”了鹽穀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當然，據學者考證，這並非事實。另一位，是得了他“小學”真傳的鬆崎鶴雄，其人在日軍侵華時參與保護江南“嘉業堂”藏書，有功於華夏。此外，他主辦《遼東詩壇》，刊載葉德輝之死的真相，澄清流俗謠傳，亦可謂有功於師門。其他與葉德輝交往頻繁的學者，則有永井久一郎、白岩龍平、竹添光鴻、鹽穀時敏（鹽穀溫之父）、島田瀚、後藤朝太郎等日本文化名人。
葉德輝既有這麽多的日籍友人、徒弟，可想而知，他對日本這個國家極有好感。然而，終身沒去過日本的他，對這個國家的想象、理解，又是如何發生的呢？也許，從葉德輝寫於民國3年的一句詩，能探得一些消息。詩贈日本人山田飲江，雲：“南苑風光皆逆旅，東京物望若神仙。”“南苑”，指民國首都北京，在葉德輝的筆下，首都竟是“逆旅”（旅舍），那麽，套句俗詞兒，他的“精神家園”又在何處？對句即是答案——日本。他何以對日本推崇若是呢？首先，日本於甲午一役戰勝清國，國人對這個“蕞爾小邦”不得不刮目相看，葉德輝不能例外。10年後，日本又戰勝俄國，這是世界近代史上黃種人首次打敗白種人，對所有中國人來說，又是一個大震撼，葉德輝亦不能例外。其次，日本維新，成效卓著，但仍保留帝製，這對自覺“喪國”（取消帝製）、“亡天下”（民國代清）的葉德輝來說，更是一個震撼。原來，辛亥革命並不具有天然合法性，帝製與現代化並非格格不入。第三，他在國內接觸的日本人及日租界景物，無不令他觸景生情，恍然古典中國。
此外，葉德輝對日本的觀感，還可用近代交通史、學術史的研究成果作背書。（1898—1910這10年，被學者稱為近代中日交往的“黃金十年”）。革命黨幾乎以日本為反清大本營；保皇黨也寄蹤東瀛，受到庇護；國內新舊各派，皆能從鄰邦的改革實踐中獲取營養。因此，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中國讀書人，對當時“扮演了持久的建設性而非侵略的角色”的日本，多少都抱有好感。葉德輝不能超越時代，對日本人青眼有加，又何怪乎？
國人皆欲殺
但是，正因處身吊詭多變的時代，兼具天生孤往的性情，“天子呼來不上船”、“剩有文章驚海外”（葉德輝謂日本“無不知有鄙人者”）的葉德輝，才會屢屢麵對“國人皆欲殺”的人生險境，以至最終喪命於“國人”之手。
葉德輝曾寫詩自況，雲：“九死關頭來去慣，一生箕口是非多。”所謂“箕口”，用他弟子的話說，就是“欲言則言，欲行則行，不知趨時，亦不知避謗”；用張之洞的評語，則是“葉某不莊”——葉德輝對這條評語很滿意，喜曰：“此一字榮褒真可謂之知己。吾非不端，又非不正，平時每與講學論事，雜以詼諧，其為不莊甚矣，豈非吾一生定評哉。”
曾經親接葉德輝風采的同鄉後輩胡耐安，寫過一段生動的文字，有助於吾人了解葉德輝的“不莊”，其辭曰：“（葉德輝）身幹修偉，滿臉麻斑。語言詼諧，有些話用長沙方言說來，更足令人遐思而神往。難得的是他興之所至，便盡量地絕不保留地無忌諱地快意地說，不拘忌於說話的場合，聽話的是何許人，調門兒又高，繪影繪聲，洵稱大膽。”正是因為“興之所至，便絕不保留地無忌諱地快意地說”，葉德輝才惹出不少“是非”，才往鬼門關上“來去”徘徊。
戊戌變法時期，湖南是全國推行製度改革最迅猛的省份，也是新、舊兩派以政見相爭最為激烈的省份。葉德輝作為舊派領袖，其名載諸曆史教科書，即在此時。然通常所說的新舊之爭，總認為舊派在地方上則官紳勾結，與朝廷則互通情報，上下並舉，合力“絞殺”新興勢力。其實，若以湖南為例，平情而論，則知舊派如葉德輝之徒，當時實在是進退維穀，苦苦支持。
首先，舊派絕不敢公然反對改革。因為變法之詔由皇帝頒布，地方官紳俱有奉遵執行的責任與義務。紫禁城裏或有表裏不一的政治暗戰，但是，千裏之外的士紳，何能了然於心？如此，舊派若公然反對，就是欺君犯上，其罪甚大，微臣萬萬不敢也。其次，舊派的力量不足以阻撓改革。須知當時主持變法的是湖南巡撫，襄助變法的是名滿天下的精英分子（梁啟超、黃遵憲等），他們有行政權力，有輿論陣地（報紙與學堂、學會）。舊派有什麽呢？幾支筆，幾張嘴而已。他們聯名上書，巡撫置之不理；他們編寫《翼教叢編》，銷路與影響都不足抗衡康、梁師徒的著述；亂說亂動太招人厭，舊派還不免遭受政治上的傾軋，甚或有性命之虞——梁啟超即嚐試請皇帝降旨，殺了王先謙與葉德輝；事雖不行，但可想見，其時做一個舊派並非多麽愉快的事。而更加深入研究當時情勢，還可發現，舊派並不反對“真正的”西學，並不全盤抵製改革，他們真正反對的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康（有為）學”，以及新政其名、漁利其實的資源分配方式。
經曆兩次鴉片戰爭、一次中日戰爭的慘敗，若說傳統士大夫還不懂得“船堅炮利”的好處，那是侮辱他們的智商。由此，若說當時確有一批士大夫，雖然自居保守，但亟欲探求西方列強臻於富強之奧妙，絕非信口亂道。甚至，素常認他是頑固已極反動已極，但在中西文化、政治的比較上，他的見識或還高於新派。譬如，葉德輝對“保（孔子）教”問題，發言即較康有為中肯。康氏主張變法而不忘“保教”，眾所周知。
葉德輝則說：“孔不必悲，教不必保。忠信篤敬，可以達於殊方；魑魅魍魎，可以消於白晝。漢製雖改而不改，民權不伸而得伸，由亂世而升平而太平。”不怕說改製，不諱言民權，對傳統充滿自信，姑不論其說之確否，至少看得出他的開通。至於具體的中外交接、工商合作，葉德輝所持立場簡直比新派還新。譬如，以新派自居也被公認為新派的熊希齡，曾連續數年不斷舉報葉德輝串合外國人，偷賣中國礦產，意欲置之死地，其實，葉德輝不過應邀為一宗中奧合作開礦的合同作公證而已。此外，對於比要求變法的新派更為激進的革命黨，葉德輝的態度更是迥異於尋常所說的保守黨、頑固派。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唐才常發動武昌起義失敗，隨後，湖廣總督張之洞電促湖南巡撫俞廉三在本省搜捕黨徒，葉德輝即向俞氏進言，說，“此輩書生無非受人誘惑”，“何忍出於窮搜”？並出據保釋了不少黨人。如此義舉，簡直可稱之為“革命的同路人”。
如上所述，清廷未亡之時，葉德輝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意見，或與政府不盡一致，集中體現於戊戌前後的言行。但在他自己看來，這是謀國的孤忠，問心無愧；而自政府各級代表看來，他並未逾越效忠帝製、遵信儒家的範圍，是“人民內部矛盾”，不必動用暴力解決他的問題。及至民國肇造，葉德輝的不合時宜、好作讜論就有點危險了。
民國元年10月，開國元勳黃興回到故鄉，湖南都督譚延闓為了向他表示敬意，將長沙坡子街口的德潤門更名為黃興門，將坡子街更名為黃興街。聽到這個消息，葉德輝很生氣。他在感情上對前朝或曰對君主製極為留戀。他無力阻止中華民國的成立，但是，“吾輩雖居草莽，豈無故國之思”？紀年不用民國年號，穿戴不用“胡服”（中山裝、西裝之類），交往不用新式禮節；這是他寄托“故國之思”的惟一辦法。在這個相對封閉的“符號體係”內，他可以維持舊日的生活方式，以“遺民”自居，聊盡餘生。他人可以尊稱黃興為開國偉人，葉德輝不妨認他為“亂臣賊子”，隻要不以思想、言論定罪，雙方盡可相安無事。如今，卻要將故國舊稱“以一時一人之名義，輕相改署”，無疑傷害了他的感情。更叫葉德輝著惱的是，他家的住宅、店鋪就在坡子街上，一旦改名為黃興街，那麽，他的日常生活就不得不被“黃興”及其代表的中華民國所侵擾，原本勉強達成的遺民與新國家之間互不幹涉的微妙平衡就此被打破。是可忍，孰不可忍，葉德輝很生氣。
但沒等他發泄怒火，極有風度的黃興在湖南政府做出更名決定後不過一個月，便致函譚延闓，婉言謝絕將德潤門、坡子街改稱黃興名號。譚氏對此表示理解，隨後，兩處地名恢複了原稱。按說此事告結，不應再起波瀾，誰料葉德輝意猶未已，於次年寫了一篇《光複坡子街地名記》，沿街散發，對黃興進行激烈的人身攻擊。他在文中時而將黃興貶為“婦人女子”，時而將黃興擬為“雞公鴨婆”，他先做鋪墊，說蘇州城有個胥門，乃因吳人為了紀念伍子胥的冤死才如此命名，其事“不祥甚矣”。如今，“黃興年方強仕，富貴薰蒸，善頌善禱者固當急去之（謂黃興門之號）以助其長年，而乃不諳典故如此，餘何問焉”！這句話不啻詛咒，十分惡毒。然而，葉德輝並未因這分“口業”付出代價。這不是他的僥幸，而是黃興的寬厚有以致之；或者說，這是革命成功後的一段時間內，言論自由的權利受到保障。
不過，沒多久，葉德輝再次攻擊政府長官，差點殺身成仁，這回的苦主是湖南都督湯薌銘。湯氏繼譚延闓為都督，上任之後，一則大肆誅殺國民黨員，前任財政司長、警察局長、會計檢查院長等人，隻因掛了黨籍，被他一律槍決；一則紊亂財政，隨意更變幣製，導致商家紛紛倒閉。葉德輝見義勇為，為民伸冤，致函楊度，托其將湯氏劣跡轉告總統袁世凱。不巧的是，《亞細亞報》主編看到這封信，欣賞“其文之峭厲”，自作主張，為之刊布。湯氏大怒，乃於民國３年春間抓捕葉德輝，欲行殺害。葉德輝的朋友易培基聞信，立即告知黎元洪，請他出麵營救；隨後，徐世昌、徐樹錚、葉恭綽、李燮和等達官名流紛紛致電湖南，嚴誡湯薌銘，不要輕舉妄動；甚至，前此欲對葉德輝下殺手的熊希齡與梁啟超，也來聲援他。最終，托各路貴人之福，葉德輝逃過一劫。
身受兩槍，一中頭部，一中心部
然而，當北伐戰爭的槍聲打響，當北洋軍閥勢力即將消亡，當國共合作、團結工農的局麵逐漸形成，時局的發展終於超出了葉德輝能夠理解的程度，也超出了他的師友能夠控製的程度。
北伐軍進入湖南以前，國共合作下的農民運動已經迅速發動。毫無疑問，作為改造社會的重要力量，湖南農民協會在襄助革命、推行民主、改善民生等方麵，貢獻甚大。中國共產黨方麵的曆史著作對之推揚備至不足為奇，國民黨方麵的史學家也說：“北伐的勝利實賴革命的武力與民眾運動的結合。武力握於國民黨之手，民眾運動大都由中共領導。”蔣介石作為北伐軍總司令，於民國15年8月11日到達長沙，看到“一路民眾歡迎，農民協會組織最為整齊”，不由慨歎：“將來革命成功，湖南當推第一。”北伐軍控製湖南後，農民運動的發展就更令人驚歎了。但是，在追求平等、實現均權的過程中，農民協會輕於使用暴力的霹靂手段，不免令人遺憾。葉德輝之死，就是產生這份遺憾的一個因素。
民國16年4月11日，湖南省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根據《湖南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組織條例》第九條及《湖南省審判土豪劣紳暫行條例》第一條暨第二條，將他定性為“著名反動領袖及著名土豪劣紳”，判處死刑，並沒收其財產。
署名同意判決葉德輝死刑之委員，為吳鴻騫、馮天柱、謝覺齋（即謝覺哉）、戴述人和易禮容，符合規定。其中，吳鴻騫時任湖南省高等檢察廳廳長；馮天柱時任湖南省高級軍法官；戴述人、謝覺齋都是當時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監察委員；易禮容則是湖南農協負責人。
4月11日下午4點，葉德輝被押往長沙縣瀏陽門外識字嶺，明正典刑。據其子葉尚農稱，葉德輝“身受兩槍。一中頭部，一中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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