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胡鑫宇案子連日在網上熱議並發酵，引發了器官移植的猜測與譴責熱浪。一些與此有關的往事慢慢浮出腦海，記錄下來與讀者分享。
這事發生很有年頭了，記得是我1988 年赴美之前約年餘的事兒，那時我在中國南方的一所頗有曆史的省級醫院工作。當時的醫院和各單位一樣，要給員工們分配住房，我們醫院在市中心，房源特別緊，單身的、資曆淺的、剛成家的和家眷在外地的都分不到房子，但可以申請單間無廚房多人合住，即所謂的集體宿舍。我分到了辦公室樓下的一間小宿舍，與其他三個也隻是午休和倒夜班的的女孩子合住。隔壁還有二間猜測是類似的情況，一間是三個內科和兒科的女醫生合住，另一間是外科關醫生獨住。這個關醫生當時三十出頭，大概是家裏有親戚在當時的家鄉公社當幹部，就把他推薦送去醫學院念書了，是文革中所謂的新生事物工農兵學員，所以文化基礎很差，文革時醫學院隻有三年學製，沒有考試，實習也吊兒郎當，基本上沒學到當醫生的本事。自己也不大爭氣，開頭幾年，由於業務上很差又無從下手鑽研，人又長得五大三粗，不像醫生像屠夫，理個小平頭，細眯眼，大肉鼻又滿臉橫肉的。據說起初科裏一些醫術精湛的文革前畢業的老醫生都比較嫌棄他，上手術台隻讓他拉鉤和觀察。不過他脾氣很好，又有些堅韌不服輸的農家子弟勁頭，不顧常被群嘲，上班出全勤，笨鳥先飛慢慢學，十幾年下來，也成了普通外科三流的一把刀，能夠獨立切闌尾、開甲狀腺和淺表皮膚各種腫物了。說起來我和他並無業務上的交集，雖然算是鄰居，但我在先生單位另有住處，隻是每天午休前後，倒夜班時或去食堂打飯吃飯時能見到他。另外我們不是住正規的宿舍, 隻在走廓盡頭有幾個水龍頭和盥洗盆，經常會在洗碗時遇見交談幾句。慢慢對他有些了解後，我覺得他雖是外科大夫，但也是一個悲劇人物，一個計劃生育的受害者。緣於他在老家早己結婚，妻子是一個小學教師，已育一女。不知是沒過硬的門路，還是省城小學嫌棄山區教師的素質，老婆總是調動不來，隻好二地分居了十幾年。
過一段日子關醫生突然被全院關注了，原來他老婆是獨女，嶽父老腦筋想讓女兒多生一個孩子，給娘家頂門立戶。於是關醫生回去探親時妻子懷上二胎了。聽說是老家有小人寫舉報信給醫院黨委，這還了得，八十年代的計劃生育嚴酷無人性，“一人超生，全村結紮”，“流下來打下來就是不能生下來”這樣恐怖的口號到處都是。院黨委嚇壞了，再三做關醫生思想工作，並且說他要是超生，不但醫院要被計生辦罰款，還要成省衛生廳的壞典型被降級，妻子若不人流，馬上開除他，走人了就跟本院無關了。關醫生思來想去，就是舍不得省城名院外科大夫的名利地位，隻好做通妻子和嶽家的思想工作，含淚答應了院方的方案。次日院方組織了婦產科人流小組，由醫務科主任帶隊，浩浩蕩蕩去到他的家鄉，把個六七個月的男嬰活活地引產下來了。慘絕人寰呀！聽說妻子哭得死去活來半個月沒下地。作為補償，院方主動給關妻辦了調動，在醫院托兒所當老師。夫妻得以團聚的代價太大了 ！我見過關妻，長相一般，瘦弱委屈沉默寡言，也是，誰能真正忘卻和饒恕這殺子之恨？有一陣子沒見到關醫生了，隻是偶爾看到關妻出來洗碗和洗衣物。有一天我問她：“關醫生出差了嗎”，回答說“病了，去住院了！” 漸漸地，發生在關醫生身上的另一件匪夷所思慘無人道的事情悄悄地在醫院裏傳開了。
原來在八十年代中期，醫院裏要趕超國內人體器官移植手術，成立了肝腎移植專家小組，由外科頂級醫師們組成，當然輪不到關醫生。當時已經成功用新鮮遺體捐贈的肝腎做過幾例，但是排斥比較大，手術後問題較多，不算很成功。院方派了幾個號稱“肝腎一把刀”的外科醫生去北京上海的大醫院進修活體器官移植，據說已經到了技術上胸有成竹的階段，醫院也盼望能在省內放活體器官移植成功的衛星。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適的及時的供體。有一個需要肝移植的O型血病人已經住院等待很久了，但就是找不到供體。當時國內用死囚器官是官方默許合法的。於是院方與省內監獄設了熱線電話，隨時隨地掌握死囚執行死刑的時間點。這一天機會來了，有一個O型血的死囚明天要上刑場被槍決。據說這個死囚是個高大俊朗的現役軍人，還是個參謀之類的小軍官，因為英俊又靈活，被派到大軍區首長身邊工作，一來二去出入首長家裏頻繁，竟與首長家的如花女兒惺惺相惜墮入愛河，進而珠胎暗結，可是他出身農家，門不當戶不對，思忖首長斷不能同意把女兒嫁給他，又怕事發被炒魷魚複員回山區，就出了下策想給千金打胎，可能買錯了藥，千金竟大出血撒手人寰一屍兩命！又一起愛情悲歌人間慘劇！於是軍區首長盛怒之下為女報仇，帥哥軍官淪為死囚！老家父老恨其不爭讓家族蒙羞，提出不到執行槍決刑場不給收屍。這對醫院來說是絕好的機會。當即組織了一個活摘器官小組，但名醫都不想去做這傷天害理之事，於是就派關醫生當主刀，主任在旁指導，院方美名其曰讓他鍛練，幹好了可提為主治醫師。可憐的關醫生又一次違背良心委屈求全了。在死囚犯押解刑場之前幾個小時，全身大白的幾個外科醫生把監獄會議室當手術室，由關醫生主刀對死囚犯進行了活摘肝髒和雙腎的手術。為了移植的器官組織相容性好而排斥反應性發生率低，活摘小組決定不對患者全麻，隻在腹部局部麻醉，因為全程死刑犯神誌都淸醒，隻好把他綁在手術床上蒙上眼睛，但年輕力壯血氣方剛的死囚已經知道未日來臨，他也並未簽過捐贈器官同意書，於是意識清醒地罵不絕口，後來隻好把他的嘴巴堵上，還是拱動反抗。主刀的關醫院良心未泯，竟然大汗淋漓，執刀手不可控製地亂抖，自已也惡心想吐，無法準確地切除器官，中途隻好換了主任上台，才得以按時取下器官。回院之後，關醫生就開始精神恍惚，摘取器官慘狀不斷回放，終於他茶飯不思病倒了。院方雖然對他的術中表現不滿意，但還是給他積極治療，關醫生拒絕去精神病院，就在本院內科將養了一段時間。後來出院又回老家休息一段才恢複正常可以上台做手術。當然是一般小手術，活摘器官做移植的大手術再也不能沾邊了。
關醫生不敢活摘器官，但是醫院裏的活體移植還在進行，成功率不錯，據說是省裏最佳，國內小有名氣。1997年我回國到訪母院，外科主任提出想讓我聯係到美國醫院進修學習先進的肝腎移植技術，當時我在波士頓的哈佛醫學院附屬醫院工作，剛好外科主任炯欽斯是肝腎移植領域的全美頂尖專家，他常送手術前後的受體患者來做血管超聲多普勒，我正好最拿手這項極難的檢查，所以跟主任挺熟的。回美國後，我請求主任邀請兩位我的母院外科主任和一位病理科主任來進修。很快辦成了，邀請信上用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紅頭信箋，估計是夠牛，三人都順利拿到簽證，到迪肯尼斯醫院專門參觀學習肝腎移植術。美國的供體多是車禍喪生的健康年輕人，以及自願捐贈遺體器官的死者，可遇不可求，他們在近半年進修期間，一共才去手木室觀看了二十多台手術。國內來的外科主任跟我講過美國移植數量比國內少多了，而且供體都是遺體，而中國活體器官更容易取得，我當時問他是否仍是用死刑犯來摘取？他反問：“不然呢？” 顯然不願多談，想必這話題是令人難堪而不安的。
而後在2015年，迫於國際社會的譴責和壓力，中國政府出台了禁止用死刑犯器官作移植的規定，規定活體移植器官隻能在親人之間進行，並且也嚴禁摘取18歲以下青少年器官，建立了全國性公民捐贈器官係統。聽聞這個消息後，世界各地的人權組織和醫療界都感到欣慰。可是之後似乎是換湯不換藥。隻是政府授予死刑犯也是“公民”的稱號，那讓公民捐贈器官不是合理合法了嗎？由於利益實在太大，黑市買賣一個年輕健康的青年人身上的有用器官能達到幾百萬元人民幣，政府對買賣器官者懲治不力，幾乎到了默許的地步。又因等待移植的病患數量太多，靠自願捐贈遺體杯水車薪，其原因一是中國直至目前在領駕照時簽遺體和器官捐獻的動議還末實現。二是中國人傳統觀念“死後要全屍”，寧願火化掉也不願造福他人與社會。三是不少民眾自私冷漠愚昧，沒有慈悲為懷之心，不願意談論死亡和身後遺體處理更不願捐贈器官。綜上所述，導致供體稀少供不應求，以致於黑社會組織利欲熏心鋌而走險，買賣器官交易越來越猖狂，找不到自願捐贈或出賣器官的人，就出手綁架，無端失蹤青少年不斷增加。胡鑫宇案子是否如此悲慘結局有待澄清，但中國的器官移植的確是需要大力整改，嚴格執行2015年出台的規定，並且動員民眾移風易俗擴大自願捐贈群體，杜絕活體強摘器官，對罪犯處以極刑，這樣才能在全國乃至全世界人民麵前展現大國風範和公信力。類似關醫生的厄運才能終結。
2023年2月寫於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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