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文·科特勒一生取得了很多成就。

科特勒1940年出生於蒙特利爾， 1999年至2015年擔任議會議員，曾任加拿大司法部長和總檢察長，現任加拿大保存大屠殺紀念和打擊反猶太主義特使。

然而，即使在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中，有一個似乎在科特勒和媒體、政治家、學者和其他崇拜他的人中脫穎而出：他被認為是納爾遜·曼德拉的律師。

幾十年來，科特勒一直因這一壯舉而受到稱讚。我可以找到他所有的 官方傳記，包括他的政府背景 。事實上，現任政府領導人賈斯汀·特魯多總理甚至早在2013年作為自由黨領袖就做出了放棄參加曼德拉科特勒葬禮的加拿大代表團席位的決定。

媒體也參與了長達數十年的掌聲，在加拿大新聞流數據庫中搜索提及曼德拉和科特勒的文章，產生了 320 多條結果。其中包括標題為“一位不知疲倦的正義追求者，前部長科特勒挑戰普京”的文章（《國家郵報》，2022 年 10 月）；“流行病和退休都不能減緩歐文·科特勒爭取人權的鬥爭”（《環球郵報》，2020 年 10 月）；“對於即將退休的議員歐文·科特勒來說，人權鬥爭比政治鬥爭更持久”（加拿大出版社，2015 年 6 月）。國際媒體也重複了這一說法，路透社 2015 年的一篇文章標題為“前曼德拉律師加入為委內瑞拉被監禁的活動人士辯護”，將科特勒稱為“幫助捍衛納爾遜·曼德拉的人權律師”。2014 年，《國家郵報》專欄作家約翰·艾維森甚至聲稱科特勒在 1990 年南非監獄釋放曼德拉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

毫無疑問，科特勒的這一成就為何會贏得各界人士的讚揚。當我第一次聽到它時，它確實引起了我的注意。然而，仍然存在一個問題：這是真的嗎？科特勒真的是曼德拉的律師嗎？不幸的是，加拿大主流媒體或政客似乎對這個問題沒有任何興趣，甚至坦率地說，幾乎所有其他媒體都沒有興趣。這真是可惜，因為答案遠沒有他們描述的那麽簡單。

我決定更深入地研究這個問題，作為我正在整理的關於科特勒政治遺產的兩篇文章的一部分——這一遺產是去年年底首映的一部紀錄片的主題。

首先，讓我們看看科特勒對事件的描述，在他講述這個故事的幾十年裏，這個版本基本上保持一致。我將在本節中引用科特勒在 2018 年發表的一篇關於曼德拉的Medium 文章，因為它是相對較新的文章，而且完全是他自己的話。

在本文發表之前，我通過電子郵件聯係了 Cotler，其中包含 12 個問題的清單以及我的發現的簡短摘要。科特勒回複並重申了 Medium 文章中的大部分內容，幾乎沒有添加任何內容。我在本文末尾附上了他的完整答複，並將指出他未能回答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與整篇文章相關。我要在這裏指出，科特勒說，“我沒有興趣誇大自己在這項工作中的作用，也沒有這樣做的記錄”，並且他“為這項工作感到自豪”。

科特勒在他的 Medium 文章中寫道，1981 年，他作為反種族隔離代表團的一員前往南非，做客座演講、演講並會見了鬥爭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科特勒提到，這份名單中包括幾位曾參與反種族隔離案件和/或直接與曼德拉合作的南非律師，即以色列·梅塞爾斯 (Israel Maisels)、阿瑟·查斯卡爾森 (Arthur Chaskalson) 和喬治·比佐斯 (George Bizos)。科特勒聲稱，這次旅行引發了“與梅塞爾斯的友誼”、與查斯卡爾森的“終生友誼”以及“[他和比索斯]作為‘反種族隔離鬥爭中的同誌’之間的紐帶。”

科特勒說，他在這次旅行中多次會見了梅塞爾斯，並且“被梅塞爾斯邀請成為曼德拉的加拿大法律顧問”。正如梅塞爾斯所說，“我們在南非為曼德拉擁有一支優秀的法律辯護團隊。我們需要的是有人在南非境外為曼德拉辯護。”

在討論他被要求為曼德拉做什麽時，科特勒在這裏使用了一個重要的限定詞：成為他的“加拿大律師”。對科特勒與曼德拉關係的描述中經常（盡管並非總是）缺少這一限定詞，許多人（包括科特勒後來在他的媒體文章中）隻是將他描述為曼德拉的律師或其某種變體。

當然，任何有理智的人都應該問的下一個問題是加拿大律師在這裏到底是什麽意思？是加拿大的律師在南非為曼德拉而戰嗎？是代表曼德拉在加拿大打官司的律師嗎？在這種情況下，兩者都不是。正如科特勒暗示的那樣，律師在南非對他沒有用處。此外，曼德拉在加拿大沒有麵臨任何形式的指控（盡管政府確實禁止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在沒有簽證的情況下進入該國），因此科特勒在這裏沒有進行個人法律鬥爭。

那麽，成為曼德拉的加拿大顧問意味著什麽？科特勒是這樣描述他的所作所為的（分為兩部分）：“回到加拿大後，我加強了對反種族隔離鬥爭的參與，包括參與公開發起的一項重大反種族隔離倡議，譴責南非政府“通過法律”，加拿大教會理事會、加拿大勞工大會、加拿大世界聯邦主義者和國際特赦組織等都參與其中。其中一些團體不願明確提及曼德拉的案件和原因，以免他當時與恐怖主義的聯係阻礙了發射。但我以曼德拉律師的身份專門參與了此次發布。”

這裏有幾點需要注意。首先，科特勒在 1981 年前往南非，據說他被邀請擔任曼德拉的加拿大顧問，而他在這裏描述的事件發生在 1986 年 3 月。這是一個重大差距。還值得注意的是，據我所知，加拿大媒體第一次提到科特勒是曼德拉的加拿大顧問是在 1985 年。我問他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是什麽。他的回答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其次，我隻找到了兩篇有關當時事件的文章，其中提到了科特勒的名字。他們都沒有將他描述為曼德拉的律師，而隻是將他描述為“人權律師”或“民權律師”。雖然新聞文章似乎確實表明科特勒是在活動中發言的至少三人之一，但有人還指出，他隻是將參加競選活動的“數百名加拿大知名人士”之一。

以下是科特勒描述的作為曼德拉“加拿大顧問”所做的第二部分：“我在 20 世紀 80 年代的參與還包括成為種族隔離罪行調查委員會的成員，遊說對南非的製裁由[布萊恩]莫羅尼政府領導的種族隔離政府；在議會、校園和外交領域倡導曼德拉的案件和事業；倡導曼德拉與拉烏爾·瓦倫堡一起成為加拿大榮譽公民；參與南非種族隔離大學的撤資運動；並與加拿大的約翰·哈克（John Harker）和南非最高法院法官阿爾比·薩克斯（Albie Sachs）等人一起致力於製定南非憲法和權利法案”

馬爾羅尼於 1984 年才成為總理，南非政府指出，他帶頭的競選活動始於 1985 年（與科特勒 1981 年的訪問相隔四年）。科特勒在他的媒體文章中沒有提及有關該角色的任何具體細節，他甚至沒有聲稱他在說服莫羅尼對南非實施製裁方麵發揮了作用。Mulroney 2007 年的回憶錄在 1,100 多頁中甚至一次也沒有提到科特勒，其中包括多個章節完全聚焦於南非和製裁鬥爭。曼德拉直到2001年才成為榮譽公民。

與此同時，南非現行憲法於 1997 年生效，而之前的臨時憲法於 1993 年生效，遠遠超出了 20 世紀 80 年代，並且是在曼德拉出獄之後。至於薩克斯，我搜索了他撰寫的多 本書和演講，並介紹了他在製定南非憲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科特勒在其中都沒有被提及。科特勒在這裏提到的其他項目，例如參與撤資運動，是成千上萬其他人參與的項目，雖然當然值得稱讚和重要，但絕不是獨一無二的，也不依賴於他作為曼德拉律師的所謂身份。

我問科特勒是否曾為曼德拉做過任何實際的法律工作。他的回答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科特勒是這樣描述他的努力的。現在讓我們看看它們的重要性，以及其他人如何描述它們。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點，我搜索了以下五本關於曼德拉的傳記（其中兩本是官方傳記）的電子版、三本曼德拉的書，以及三名與曼德拉關係密切的人物所著的四本書，其中兩本是曼德拉的法律團隊成員：

  1. (1984)我的靈魂的一部分與他同行– 溫妮·曼德拉
  1. (1986)納爾遜·曼德拉：人與運動– 瑪麗·本森
  1. (1990)高於希望：納爾遜·曼德拉傳記– 法蒂瑪·米爾
  1. (1994)漫漫自由之路– 納爾遜·曼德拉
  1. (1997)納爾遜·曼德拉：傳記– 馬丁·梅雷迪思
  1. (1998)沒有人可以責怪？在南非追求正義——喬治·比索斯
  1. (1998)法律生活– Israel Maisels
  1. (1999)曼德拉：授權傳記– 安東尼·薩姆森
  1. (2006)曼德拉：關鍵的人生– 湯姆·洛奇
  1. (2006)自由奧德賽– 喬治·比索斯
  1. (2010)與我自己的對話– 納爾遜·曼德拉
  1. (2018)納爾遜·曼德拉的監獄信件– 納爾遜·曼德拉

這些書總共有近 6,000 頁，可能超過 150 萬字。然而，“歐文·科特勒”這個名字並沒有出現在其中的任何一本中。曼德拉的非官方傳記作者、官方傳記作者、妻子或律師，或者曼德拉本人，似乎都沒有發現科特勒相關或重要到足以在這些書中的任何一處點名。與此同時，本文前麵提到的至少一位律師（Maisels、Chaskalson 和 Bizos）在列出的每一本書中都有名字，其中三人的名字各占一半。請記住，《國家郵報》的一位專欄作家聲稱科特勒在幫助曼德拉出獄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問科特勒為什麽他認為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這些書中的任何一本中。我還問他是否認為專欄作家的說法準確。他的回答沒有解決這兩個問題。

讓我們更進一步看一下曼德拉獲釋後在加拿大發表的演講。

1990 年，曼德拉在加拿大議會發表講話，科特勒表示，他是歡迎他的“眾多人之一”。科特勒告訴我，曼德拉發表演講時他“在場”，而且他還“出席了為他舉行的國宴”。曼德拉的演講中沒有提到科特勒的名字，甚至在他感謝廣大加拿大人在反種族隔離鬥爭中所做努力的部分中也沒有提到。

1998年，曼德拉再次在議會發表講話，並在各種活動中發表了 另外四次 演講。科特勒指出，他“有幸在議會聆聽”曼德拉的講話。這些演講再一次沒有提到科特勒。

2001 年，曼德拉被加拿大授予榮譽公民身份，科特勒寫道，這是他長期以來一直在努力實現的目標。值此之際，科特勒寫道：“我很榮幸當時能就曼德拉對加拿大、加拿大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曆史貢獻發表講話。” 當我第一次讀到這篇文章時，我以為科特勒在儀式上發表了講話。但當我搜索他在文章中包含的演講部分時，我發現這是當年6月議會的一次討論，而科特勒隻是對此發表講話的11名議員之一。實際的儀式於十一月舉行。科特勒在曼德拉的演講中再次沒有被提及，考慮到他在獲得曼德拉榮譽公民身份方麵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現在是一名國會議員的事實，這似乎特別奇怪。科特勒在總理讓·克雷蒂安的演講中也沒有被提及，在我通過加拿大新聞流數據庫找到的有關該事件的任何印刷新聞報道中也沒有提到科特勒。

我問科特勒，為什麽他認為這些演講中沒有提及他的名字或署名。我還問科特勒是否曾私下見過曼德拉，如果有，他能否描述一下這次會麵的情況？他的回答沒有直接解決這兩個問題。

讓我們快進一點。我提到過，自從科特勒開始講述他與曼德拉的故事以來，他所講述的故事基本上保持一致。不過，在2014 年《外交官》雜誌的采訪中，出現了一個有趣的變化。這是摘錄：

“[外交雜誌]：我的下一個問題實際上是指與您共事過的納爾遜·曼德拉和阿納托利·夏蘭斯基。還有很多其他的。哪場戰鬥最有價值？

[Cotler]：他們都很有收獲。對我來說，這些都是鼓舞人心的人物。當我離開時，總是會因參與鬥爭而受到啟發。當然，在夏蘭斯基案中，我的參與更加持續和深入，因為曼德拉至少在南非擁有一支出色的法律團隊。我確實是一個客串存在。”

我向科特勒詢問了這句話，他告訴我，他“毫無疑問地將我在南非的時光以及我為曼德拉所做的工作描述為‘客串存在’。”

第二年，時任南非駐委內瑞拉大使的話說（西班牙語翻譯）：“歐文·科特勒不是納爾遜·曼德拉的律師，也不以任何方式代表南非政府或人民。” 該聲明是在國際媒體報道科特勒在委內瑞拉的一位客戶由曼德拉的律師代表之後發表的。我問科特勒是否對大使的聲明提出異議。他的回答未能解決問題。

我在本文前麵說過，加拿大 Newsstream 數據庫中有超過 320 條結果同時提到了科特勒和曼德拉，第一個出現在 1985 年。按十年劃分的文章總數很有趣。

在 80 年代，當科特勒被認為是曼德拉法律團隊的一員並且釋放他的運動達到頂峰時，隻有 13 篇文章提到了這兩個人。20 世紀 90 年代，這一數字增加到 24 人。00 年代，這一數字躍升至 94 人。2010 年代，這一數字上升到 164 人。科特勒獲得的媒體報道比他在任期間代表曼德拉的次數要多得多。據說正在做這項工作。

您可能會注意到，本文的特色圖片是由 Passage 團隊成員整理的，其中包括科特勒和曼德拉。這樣做是因為我在穀歌圖片、政府檔案、報紙數據庫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兩人在一起的照片，包括科特勒自己的文章和社交媒體資料。這樣的照片存在嗎？我問科特勒，他的回答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您能找到一張，我會很樂意更新特色圖片（隻要該照片屬於公共領域）。

讓我們總結一下。

  1. 科特勒說，1981 年與法律團隊成員梅塞爾斯會麵時，他被邀請擔任曼德拉的“加拿大法律顧問”。我找不到一份關於上述會議或提議的報告不完全依賴科特勒或來自科特勒本人。梅塞爾斯的回憶錄中一次也沒有提到科特勒的名字。
  1. 當科特勒最準確地談到他的角色時，他指出他被要求擔任曼德拉的“加拿大法律顧問”。這是一個模糊的短語，似乎可以歸結為在加拿大為曼德拉辯護，而不是以正式身份擔任他的律師；
  1. 從科特勒說他被邀請擔任曼德拉的加拿大法律顧問到他出現在加拿大新聞流數據庫中並以該職位為名，以及他引用了以這一身份開展工作的例子，這之間有四年的差距；
  1. 科特勒對他為曼德拉所做的事情的描述沒有明顯提及實際的法律工作，並且主要包括宣傳工作——成千上萬的其他人也參與了這項工作；
  1. 曼德拉、曼德拉法律團隊成員、官方傳記作者和非官方傳記作者等人撰寫的 12 本書，共 6000 多頁，其中一次都沒有提到科特勒的名字；
  1. 曼德拉在加拿大的任何一次演講中都沒有提到科特勒（其中一次是在議會上發表的演講，其中包括科特勒）；
  1. 在科特勒據稱從事這項工作期間，很少有人提及他是曼德拉的律師，但在曼德拉獲釋後的幾十年裏，由於人們對他的信任，提及他擔任曼德拉律師的次數猛增。

當我開始研究科特勒時，我當然無意寫這篇文章。但問題不斷出現，我決定繼續解決，原因如下。

首先，我認為公眾應該了解他們近 40 年來一直向他們強加的主張的更多細節，而在這段時間裏媒體基本上未能向他們提供這些信息。媒體、政客和其他人士經常提到科特勒與曼德拉的關係，這顯然是討論的一部分，應該受到批判性的對待。

其次，科特勒利用他所謂的為曼德拉服務的時間，以及他與加拿大反種族隔離運動的聯係，達到了我認為危險的目的。

Michael Bueckert（曾為Passage撰稿，也是一本包含我的一章的書的聯合編輯）在 2020 年的博士論文中寫到了加拿大國內反對針對南非和南非的抵製、撤資和製裁 (BDS) 運動過去和現在的以色列。布克特概述了三個不同的群體，其中兩個在道德和邏輯上都是一致的，第三個則兩者都不一致。

第一類是那些反對對南非種族隔離製度采取行動的人，他們對以色列也持同樣的立場。以色列也許是最好的例子，它與南非種族隔離政權保持著聯係，而世界其他國家卻在切斷它們的聯係（科特勒似乎沒有太多提及這一點，至少在我審閱的他的工作和聲明中） 。

第二組是那些支持並參與針對南非的BDS，對以色列也采取同樣行動的人。布埃克特指出，這種立場在“早期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中很常見（而且在南非本身也廣為流行）”。

第三個也是唯一在邏輯和道德上不一致的群體，是那些支持 BDS 對抗南非但反對將該策略應用於以色列的人。這正是科特勒的落腳點，他有時利用自己在南非反種族隔離鬥爭中的所謂地位來樹立自己的專家地位，試圖抹黑正在進行的針對以色列的 BDS 運動。

例如，2019年6月，科特勒在康考迪亞大學的演講被抗議者打斷，抗議者譴責他對以色列的支持。科特勒回應道，除其他外，他說“在與真正的種族隔離政權南非作戰後，[與以色列]進行比較是有辱人格的。” 在這裏，我們看到科特勒直接利用他在 80 年代反對種族隔離的努力來試圖抹黑目前正在進行的反對種族隔離運動。當這些論點與他擔任曼德拉律師的說法聯係在一起時，對於那些不了解更多情況的人來說，它們會獲得更多可信度。

在我關於科特勒的係列的下一篇文章中，我將概述他幾十年來對以色列的強烈支持，這使他成為政府反猶太主義特使的一個糟糕選擇，但對於一個對國家不加批判地支持的政府來說，這是一個完美的選擇被描述為打擊反猶太主義的主要且唯一真正的方法。敬請關注。

以下是科特勒對我的問題清單的完整答複：

“謝謝你伸出援手，大衛。

作為一名人權律師和倡導者，我與良心犯合作了四十多年，通常與法學家、學者、議員和人權捍衛者團隊密切合作並參與宣傳。我無意誇大自己在這項工作中的作用，也沒有這樣做的記錄。

通過查看我的公共記錄，您會意識到，納爾遜·曼德拉在我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裏都是我的靈感源泉。1981 年，我訪問了南非，作為反種族隔離運動的嘉賓，我有幸在那裏建立了改變生活的關係，其中包括曼德拉法律團隊的成員，如阿瑟·查斯卡爾森 (Arthur Chaskalson)、喬治·比佐斯 (George Bizos) 和伊西·梅塞爾 (Issy Maisels)。梅塞爾斯曾領導納爾遜·曼德拉的法律辯護團隊，並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代表他參加曆史性審判，他邀請我成為曼德拉的加拿大律師。在此職位上，我與加拿大教會理事會、加拿大勞工大會、加拿大世界聯邦主義者等組織合作，在公開發起一項重大反種族隔離倡議時，代表曼德拉的案件和事業，在南非境外為曼德拉辯護。和國際特赦組織。我成為種族隔離罪行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倡導莫羅尼政府最終對南非種族隔離政府實施製裁，並與大學在撤資運動中密切合作。我為我作為大型曆史運動的一員所從事的這項工作感到自豪。我毫不猶豫地將我在南非的時光以及我為曼德拉所做的工作描述為“客串”。

1990 年納爾遜·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在加拿大議會發表演講、出席為他舉行的國宴以及他 1998 年和 2001 年訪問加拿大時，我都在場。2001 年他被授予加拿大榮譽公民身份時，我有幸發言在議會中表彰他對加拿大、加拿大人和人權界的貢獻，以及他對我個人的影響。總之，我的演講重點是他向我們所有人傳達的信息的持久力量——他反對種族主義和仇恨的鬥爭——以及他對人權和人類尊嚴、民主和自由、平等與和平的堅定信念。

我希望我的故事能夠幫助其他人，特別是加拿大人，了解他強大的遺產，並將繼續與尋求向這位偉大的世界公民學習的加拿大年輕人談論這一點。

最好的，

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