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原女秘書楊剛為何自殺？
王友群博客 ｜2023-09-26
1957年10月7日晨，楊剛被人發現死於她在北京煤渣胡同的宿舍內。她是服過量安眠藥而死，年僅52歲。
此時，楊剛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此前，她曾是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辦公室主任秘書，是周處理國際事務和對外宣傳的得力助手之一。
楊剛為什麽自殺？
一，因病說。
她的美國好友費正清持這種說法。
1955年，她不幸遭遇一場車禍，造成嚴重的腦震蕩。醫治後，仍有後遺症，經常頭痛難忍，無法正常工作。她不得不請病假，到廣東從化、杭州療養，但療效不佳。
費正清分析說：“她發現她的大腦遭受的損壞如此嚴重，再也不能做有用的工作了。她自殺了。”
但是，據她在報社的同事講，她自殺前，出席會議、撰稿、處理稿件等，都算正常。這說明病情幹擾並不大。
二，丟本說。
毛澤東的大秘胡喬木持此說。
胡喬木在《楊剛文集》的序中寫道：“1957年10月，她偶然遺失了一個筆記本。盡管沒有受過任何責怪，而且許多人都曾勸解她務必不要為此著急，她仍然感到十分緊張（這無疑跟當時的十分緊張的政治空氣有關），竟在10月7日在精神極不正常的情況下不幸離開了人間。”
胡喬木的記憶有錯，楊剛丟筆記本，不是發生在1957年10月，而是發生在1950年10月。
1950年10月，作為周恩來的秘書，楊剛丟了一個重要的筆記本，裏麵有一些黨的機密。為此，她向周恩來請求處分。周說，筆記本不會丟到遠處，會找到的。原來，撿到筆記本的人已把它交給周。
當時，周並沒有處分她。她在周的身邊一直工作到1953年。
1953年，朝鮮停戰協議簽署後，楊剛在周身邊的工作告一段落，她被調到中宣部國際宣傳任處長。1955年，調到《人民日報》當副總編輯。
楊剛丟筆記本的事發生7年前，雖然是一個錯誤，但並沒有對她造成太大的影響。
三，理想破滅說。
中國作家傅國湧持這種說法。
回顧楊剛的人生旅程，這個說法或許更可靠一些。
為什麽？
因為楊剛加入中共、投身革命、拚命奮鬥，都是基於她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
為此，她背棄了她的家庭。
楊剛，原名楊季徽，祖籍湖北沔陽，1905年，出生於江西萍鄉一個官宦之家。
她的父親楊會康，曆任武昌守備、江西道台、鄂省政務廳長、湖廣漕運使、湖北省代省長，還是一個古籍字畫瓷器收藏家。母親則是大地主家的千金小姐。
她自幼在家塾誦習古籍；中學上的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南昌葆靈女中；大學上的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大學----燕京大學。
在燕大讀書時，她和當時許多熱血青年一樣，受激進思想影響，加入中共，走上革命道路。
然而，正是中共，在北伐戰爭期間，鼓動農民燒了她的家，分了她家的田產，還監禁了她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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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她跟丈夫分道揚鑣。
大學畢業不久，她嫁給北京大學經濟係學生鄭侃，婚後生育一女。但日後，她與丈夫因人生理念不同而常爭執。
有一天，他們又吵起來了。
她說：“我未能做一個好妻子和好母親。但我有什麽辦法呢？因為時代賦予我的使命，不允許我做一個舊式的賢妻良母，更不允許我做一個依附於男人的平庸女人”。
她丈夫說：“當初，我也追求革命真理，探索人生道路，我敬佩你的革命精神。但你不能在家裏也總想著革命，而不把丈夫、孩子放在心上。我請問：這樣的革命給我帶來什麽好處？”
一番爭吵後，她與丈夫各奔東西。
為此，她舍棄了自己的婚姻。
與丈夫分開後，她一直單身。有一年，在香港，她采訪中華抗敵文藝家協會香港分會主席許地山之後，許地山夫人想給她當紅娘。
她說：“我隻能先感謝夫人的好意了。夫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對愛情是深有體會的。愛是雙向的，隻有互相真誠的愛，才是人類最聖潔的精神生活，如果勉強湊合在一起，就會使夫妻關係變成庸俗的情欲夥伴。我現在寧願孤獨地生活，也不願與不稱心的男人勉強湊合。”
一直至去世，她都沒有再婚。
為此，她與唯一的女兒長期分離。
女兒鄭光迪三歲時，被她寄養友人、美國女教授包貴思家。之後，她把幼小的女兒送到延安。女兒上中學時，她在美國；女兒上大學時，她在上海；女兒去蘇聯留學時，她在北京；她自殺時，女兒仍在蘇聯。
為此，她一直為黨的事業燃燒著自己。
1928年秘密加入中共後，她是北方“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
1933年春，她在上海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結識了替中共做宣傳的美國左翼作家史沫特萊。這年秋，她回到北平，協助一名美國記者編譯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活的中國》。這個美國記者就是後來寫出為中共唱讚歌的《西行漫記》的埃德加-斯諾。
1937年，她在《大公報》當記者，後隨報社南遷香港，接替蕭乾主編《大公報》副刊，讓這個小小的副刊“環上甲胄，披上戰袍”，成為“一隻號筒”，“一隻掛著紅綢子對著太陽高唱的號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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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她輾轉到達重慶，繼續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其才華得到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賞識。周指示她以編輯、記者身份，與美國駐華使館人員和美國記者聯係。在此期間，她結識了美國駐華使館新聞處主任費正清。
1944～1948年，她成為《大公報》駐美國特派記者。根據中共的指示，她寫了大量揭露美國資本主義問題的通訊。
她還在美國報界、文藝界和研究遠東問題的專家學者之間奔走呼號，反對美國在經濟上、軍事上支持中華民國，爭取美國對中共的同情。
期間，1945～1947年，她入哈佛大學拉德克利夫女子學院，進修文藝。
1948年11月，她奉中共之命回國。在香港，她利用擔任《大公報》社評委員的便利，全力做《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和總編輯王芸生的工作，促成曾經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辦報宗旨的《大公報》，轉向反對國民黨，擁護共產黨。
她從香港北上，到達西柏坡後，受到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接見。
1949年初，她奉命把天津《大公報》改造成中共的《進步日報》，並擔任副總編、黨委書記。
1949年5月，她奉命南下，任上海《大公報》的軍代表，把這份報紙也改造成中共傳聲筒。
1950年，她奉調進京，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秘書。不久，調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主任秘書。
據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冷西回憶：“在朝鮮停戰談判三年間，她每天晚飯後即去總理值班室上班，通宵達旦，12小時連續作業，出色地完成周總理交付的工作任務，成為總理在處理外事上的非常得力的助手。”
但是，從1955年她調到《人民日報》，到1957年，她親曆了毛發動的一個又一個整人的政治運動。
特別是1957年毛發動的反右派運動中，許多著名的報人、作家、藝術家，包括她的朋友，領導，同事，一個接一個被打倒，全國上下，人人自危。
她心中的希望之火漸漸熄滅。
上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有三大女記者----彭子岡、浦熙修、楊剛。
到1957年，彭子岡、浦熙修都被打成右派。
她不得不在批判彭子岡的會上發言，揭批她當年在《大公報》的同事，跟她一起出生入死的中共地下黨員彭子岡。
到1957年，她的燕京同學、多年的摯友蕭乾，也被打成右派。
抗戰前，她請蕭乾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從此，《大公報》成為發表和轉載中共根據地文藝作品最多的三家報刊之一。
1949年，蕭乾已接到英國劍橋大學的聘書。在是否回國的問題上正猶豫不決時，她力勸蕭乾回國，為“新中國”效力。
現如今，蕭乾僅僅因為響應黨的號召講了幾句真話，竟被打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壞人之列。
她自殺的前一天，作為《人民日報》“反右領導小組”的第三把手，不得不寫一篇批判蕭乾的文章。
她的文章將在第二天見報。當晚，編輯葉遙負責校對她的文章。過了深夜23點，快校完時，她敲門而入，對葉遙煩躁地說：“沒意思，沒意思，不要發表了。”
她自殺前兩天，她被安排到文聯禮堂參加批鬥丁玲、馮雪峰、艾青等8人的大會。
她挨著丁玲坐著。當時，丁玲拿著手絹，不停地擦眼淚。她則表情諳然，呆若木雞。
當時任中國作協黨總支書記的黎辛後來回憶說：“我和（中組部長）安子文談到楊剛自殺時，安子文曾經問過我：‘這天開會有誰知道？’我說，我們五人小組知道。安子文又問：‘還有誰知道？’我說：‘中宣部部長和副部長知道。’我又說：‘部長陸定一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副總理，他不會幹這個事。’安子文忽然大聲說：‘那就是周揚，肯定是周揚通知楊剛的，他可能想擴大戰果。’”
周揚是時任中宣部副部長，毛在文藝界整人最凶的打手之一。反右運動中，過去反對過他的，對他不大尊重的，包括不一定是不尊重的人，統統都被他打下去了。作家韋君宜在她的《思痛錄》中寫道，七整八整，文藝界就剩下他（指周揚）一個“正確”的了！
周揚點名要楊剛參加批鬥丁玲等人的會，讓楊剛不寒而栗。
黎子文寫道：“那種場麵，使楊剛感到她可能也要像丁玲那樣被批鬥，所以自殺了。”
1957年6月9日，標誌反右運動開始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麽？》發表的第二天，楊剛以“金銀花”的筆名，在《人民日報》副刊上，發表《請讓我也說幾句氣憤的話吧》，這是她生前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她寫道：
“弟兄們，我想起那些年我們一起做的夢，不論人家怎樣想，幾萬萬人的夢想，會是很大的吧；那時候，美國人和地主官僚資本的鞭子抽得我們滿地滾嗬，我們的苦惱有天那麽大，我的夢也有天那麽大；天上飛著大紅旗子，天幃和煙囪交頸擁抱，繞著我們的紅旗呼呼地，呼呼地，噴出我們強烈的詩篇----鋼鐵的火焰和煙雲；我們全站起來了，抬出了紫豔豔的晨曦，還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做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洪流把人們載送到永遠，永遠。雖然我們吵架，爭工分，爭豬食，反對官僚主義……可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社會主義。弟兄們，我們一起做過夢，又一起把夢變成了生活。難道這一切都錯了嗎？難道我們做夢也做錯了嗎？”
“難道我們做夢也做錯了嗎？”這壓抑已久、從心底迸發出的驚天一問，或許正代表了她拋棄個人的一切為共產主義奮鬥的理想破滅。
結語
作為一個把一切都獻給黨的忠誠女兒，楊剛曾經誠心誠意地相信：中共是“一個為自由和尊嚴（幾千年來他們從未得到過的自由和尊嚴）而進行鬥爭的偉大民族的化身”。
但是，中共建政後的曆次政治運動，特別是眼前的反右派運動，讓她百思不得其解。美好的理想和殘酷的現實的對比實在太強烈了。
毛澤東先是號召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幫黨整風，特別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當那些赤誠的知識分子把心底話說出來了之後，卻一批又一批，在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右派分子，被批倒批臭。
幾十年來，她苦苦追尋的自由在哪裏？尊嚴又在哪裏？
理想原是鏡中花，一生奮鬥全白搭。
楊剛絕望了，隻好一死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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