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間記憶裏的牛蔭冠
第一次聽說牛蔭冠這個人，是在上世紀 80 年代初上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同學們都來自本省各縣，沒事的時候互相吹牛，本地的名人高幹自然是誇耀的談資，好在山西這塊古老的土地，南北或有差異，各地分布不均，卻從來不乏這樣的資源。
牛蔭冠是山西省興縣人，興縣的同學提及他的時候，他剛從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主任的位置上退下來，不久，又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員會委員。在我們那個不知天高地厚也顯然十分幼稚的小話語圈子裏，官至正部級，竟然算不得什麽人物，好在興縣小老鄉並不在意他的官大官小，在他那裏，牛蔭冠不是一個具體的人，而是一樁本地的奇聞。
興縣同學說，在土改的時候，作為共產黨幹部的牛蔭冠，居然殘忍地用鐵絲穿進他老爹的鼻子裏遊街示眾。其結果是，老爹被侮辱折磨而死，牛蔭冠本人則從此再沒有回過家鄉。
他的父親牛友蘭先生，是入過《毛選》，和李鼎銘、劉少白齊名的抗戰開明紳士。莫說牛蔭冠，就是對牛友蘭先生，包括我們的興縣同學也不甚了了，但是那樣高的政治規格，足以構成持久記憶的全部理由。一個是著名的開名紳士，一個是大義滅親的中共高幹，這種奇妙的父子關係也實在是太離奇了，很快，幾個家夥和興縣同學達成一致的共識：牛冠蔭這個人盡管身居高位，但一定不是一個好人。
後來陸陸續續又聽到有人說起牛冠蔭在 1947 年土改時期的這段曆史往事，知道這段曆史往事的人，範圍之廣，人數之多，讓我這個沒有多少見識的後生小子感到非常吃驚。言者莫不輕蔑憤怒，聞者莫不震驚唏噓，盡管大家談論起來並不是針對牛蔭冠這個具體的人，也就是說，並不單單把這當作個人的曆史汙點和劣跡來談論，聽得多了，也不由得替那時仍然健在、尚在高位的牛蔭冠捏一把汗，眾口能鑠金，夠他喝一壺。
隨著公眾對政治運動理解和認識的改變，牛蔭冠這個人由沉澱在民間記憶裏的一個日常倫理道德評判的符號，逐漸演變為政治運動的典型人物浮出水麵。 2001 年 8 月 24 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智效民先生的長文《開明紳士劉少白》，談到開明紳士劉少白在 1947 年晉綏邊區土改運動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時候，順帶提及牛蔭冠的這段曆史“劣跡”：
牛友蘭的兒子牛蔭冠原本是清華大學的學生，“一二 . 九”運動後回山西擔任犧牲救國同盟會常委並負責總會的日常工作，晉西事變後又擔任晉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 ( 主任是續範亭 ) ，到土改的時候，不知是出於無奈還是天良喪盡，作為工作組組長的他居然坐在主席台上，讓自己的老父親跪在台下接受群眾的批鬥。更殘忍的是，批鬥結束後，他還用鐵絲穿了父親的鼻子 ( 穿牛鼻 ) 遊街示眾…… ( 參見《籬槿堂自敘》第 157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 。
一位將自己的兒子送到革命陣營、並且對這個陣營作出巨大貢獻的開明紳士，就這樣在受盡折磨和汙辱後死於非命。
2003 年，姚錦女士編著的《姚依林百夕談》出版，該書記錄了乃兄姚依林晚年對自己一生政治人生的總結，談到 1947 年親自參加的一次土地改革會議，裏麵涉及到牛蔭冠：
此會甚‘左’。會上支持農民對地主挖浮財，沒收工商業，人身消滅。當時農民仇恨地主，往往一來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厲害。如搭個‘坐蔣台’，讓地主站上去，下邊拆台，把地主摔下來。晉綏行政委員會主任、共產黨員牛蔭冠的父親是晉西北興縣首富、大地主兼工商業主，在縣城有四萬白洋買賣。他因是開明紳士，曾捐款一萬元抗戰，成為邊區參議會議員。土改到來後，他被鬥，用繩牽鼻，讓他的兒子牛蔭冠拉著遊街，牛蔭冠不敢不劃清界線。
二、牛氏父子
牛氏是山西省興縣赫赫有名的旺族，牛氏家族所在的興縣蔡家崖作為中共晉綏邊區行政軍事指揮機關所在地而聲名遠播。牛蔭冠同輩兄弟姊妹共有二十多人，在太原、北京等地就讀大學的就有十五六人，這樣一個大家族，不僅在交通閉塞、文化落後的晉西北地區顯得鶴立雞群，就是放在山西省這樣一個文化積澱深厚的大省份裏考察，也算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大家族了。
牛蔭冠和他父親牛友蘭先生在人生經曆上有許多奇妙的相似之處。
父子倆都是從貧窮落後的呂梁山區走出來，到北京求學，又都沒有將書讀完。牛友蘭先生早年求學於京師大學堂， 1909 年因病輟學，時年 24 歲；牛蔭冠於 1933 年考入清華大學，剛入學時學的是機電工程，後來因為參加中共地下黨工作繁重，改學經濟， 1936 年隻差半年沒有拿到畢業證，回到山西參加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工作，時年也是 24 歲。
牛友蘭先生回鄉後最光彩最為後人紀念的事情有兩件，一件是一生致力於興學辦學，在家鄉興辦新式教育。 1925 年，辦起了晉西北現代意義第一所初級中學－－興縣中學。一件是 1937 年抗日軍興，八路軍開赴興縣開辟抗日根據地，當時後勤供給十分困難，牛友蘭出資提供了一個團的裝備，並主動將自家的院落讓出來給八路軍做司令部，同時，牛友蘭聽從牛蔭冠的勸說，捐資 2.3 萬元（銀元）興辦興縣農業銀行，又籌金 1 萬多元，開辦產銷合作社，生產毛巾、襪子、裹腿等，供應部隊。
1942 年 5 月，牛友蘭擔任團長，帶領晉西北士紳參觀團赴延安學習，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和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熱烈歡迎。延安《解放日報》對他興學育人，舉辦實業，支援抗戰，送子參軍等事跡作了專題報道，給予高度的評價。同年 10 月，當選為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參議員。
牛蔭冠一生中有兩個輝煌的時期，一是犧牲救國同盟會期間，一是上世紀 50 年代中期擔任沈陽 112 廠廠長兼黨委書記期間，這兩個時期恰好是牛蔭冠的青年和壯年，精力充沛，正是幹事情的好時候。
24 歲的牛蔭冠，是當時清華左派學生社團的領袖人物，組織和參加過“一二 . 九”學生運動，其時已經開始參加中共地下黨的實際工作。 1936 年，中共北方局考慮到牛蔭冠是山西人，熟悉山西上層社會的情況，特地委派他回山西協助薄一波作山西上層的統戰工作。
後來，薄一波推薦牛蔭冠擔任山西犧盟會總負責人，負責犧盟會的日常工作。 1939 年 12 月，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對山西犧盟會和山西新軍中共產黨勢力產生了顧忌，牛蔭冠作為犧盟會的總負責人，理所當然被列入暗殺的黑名單。他帶領總會機關幹部躲過閻錫山的暗殺，渡過黃河，繞道陝北，最後回到興縣晉綏根據地。
牛蔭冠回到興縣之後，迅速被委以重任， 1940 年 2 月，晉西北行政公署成立，牛蔭冠被選舉為行署副主任（主任為國民黨元老、愛國將領續範亭），兼任行署黨組書記， 1942 年，被推舉為晉綏邊區臨時參議會副議長，兼晉綏邊局貿易局長。
他之所以被委以如此重任，與他是本地人，熟悉本地的情況，同時也考慮到他家族在晉綏地區的影響有關係，但更主要的還是他在犧盟會期間所積累的經驗與聲望所致。
1955 年，牛蔭冠由江西省副主席調任沈陽 112 廠擔任廠長，迎來了他人生的第二個高潮。他在擔任廠長期間，幹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中國第一架噴氣式殲擊機就是在他的主持下開發研製成功的。這是讓牛蔭冠最為自豪的一件事。
1958 年，毛澤東來到 112 廠視察，這是牛蔭冠與毛澤東第一次見麵，毛澤東聽說他是牛蔭冠，馬上就想起來，就問他：你是山西人吧。當時已經 47 歲的牛蔭冠心裏湧動著怎樣的幸福波濤，不難想象。
牛蔭冠父子兩代人都對政治保持著高度的熱情，他們的思想背景可能不同，但是家族士大夫積極入世教育的影響在他們兩代人身上是顯而易見的。
牛友蘭在當地老百姓的記憶裏，平易近人，言談舉止一副儒雅作派，沒有任何惡習，居家克勤克儉；據牛蔭冠的友人回憶，牛蔭冠本人不抽煙不喝酒，甚至連茶都不喝，對部屬的生活要求也非常嚴格，甚至不允許部屬穿著比較時髦的衣服，在友人的記憶裏，牛蔭冠是一個簡樸而近於刻板的人。他們的個人品質無疑是從傳統儒學教育裏熏陶出來的。
牛友蘭於 1947 年 9 月 29 日含冤去世，終年 63 歲。遲至 1989 年夏，中共興縣委員會為他平昭雪。
牛蔭冠於 1992 年 5 月 10 日在北京因病去世，終年 80 歲。去世後第三天，按照其生前的級別，《人民日報》報道了他去世的消息。
三、“鬥牛大會”的前前後後
再回過頭來說 1947 年“鬥牛大會”牛蔭冠鬥爭牛友蘭事件。
牛蔭冠的清華同學鄭天翔於 1947 年 11 月由綏蒙回到興縣，在晉綏分局黨校見到了牛蔭冠，其時，牛友蘭已經死去一個多月，牛蔭冠被撤銷一切職務在晉綏分局黨校接受審查。鄭天翔回憶說：
關於牛蔭冠同誌的那個傳說，究竟是怎麽回事，我隻能裝在心裏，不能打聽。但是，關於牛蔭冠同誌和牛蔭冠“拉死他老子”，似乎是黨校裏的一個熱門話題。我的接觸麵非常小，也不斷地聽說在一個規模很大的鬥地主的大會上，經強逼之下，牛蔭冠拉著被人用鐵絲穿著鼻子的他的父親牛友蘭往前走。不久牛友蘭被鬥死了。聽說，這叫“鬥牛大會”，那時在黨校的同學參加了。有人說，他親眼看見牛蔭冠神情嚴肅；有人說，一點表情也沒有；還有人說，牛蔭冠真不容易！又說，牛蔭冠開完鬥爭大會就回黨校了，還像往常一樣。
1947 年 11 月，晉綏老區的土地改革在“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貧雇農要怎麽辦就怎麽辦”的號召和鼓動之下，各村紛紛成立的農會臨時委員會正在取代各級行政基層組織行使僅力，亂打亂殺之火由地主、富農那裏漫延到基層政權幹部那裏。《晉綏日報》 1947 年 11 月 27 日發表了《為純潔黨的組織而鬥爭》的社論，更是火上澆油，伴隨著國共兩黨全麵拉開的國內戰爭的隆隆炮聲，晉綏地區的土改政治運動一片混亂，烏煙瘴氣。
“鬥牛”事件，不過是晉綏地區土改政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牛蔭冠“拉死他老子”如此有悖常情常理的事件怎麽說都是人們不可思議不可想象的。這一事件無疑給正在恐慌中度日的基層幹部帶來了更大的恐慌，再加上牛蔭冠本人的地位和影響，隻會使本來恐慌的氣氛變得更加恐懼。
鄭天翔描述的正是這種恐慌加劇的情景，大家將牛蔭冠視為異類也在情理之中，此時的牛蔭冠處在被動、孤立與被懷疑的境地。他那時候是被當作“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已分子”撤職進黨校接受審查的。事實上，鬥爭牛友蘭，在土改政治運動一開始就被組織者策劃好的一個項目。
1947 年 9 月 18 日，也就是距離牛友蘭被鬥棄世的前 11 天，蔡家崖村召開農民大會，當時的晉綏分局書記、軍區政委李井泉到會講話。他說：
要徹底平分土地，就先要鬥倒地主階級，過去地主是壓坍了些，不是我們農民把他們壓坍。大家提出要鬥爭牛友蘭，我也成，牛家過去剝削壓迫過這裏的農民，並且還剝削過全興縣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農民派代表來參加，並且要很好的準備，因為牛蔭冠四二年問他拿出地契做調查研究，牛友蘭不願意拿出來。聽說劉家梁有個惡霸，老百姓怕得很，我提議大家要幫忙，鬥爭他。要把地主徹底鬥坍，大家不要顧慮，共產黨一定給你們撐腰。很多地主和公家人有關係，地主利用公家人、退伍軍人給他撐腰，最近李家灣鬥一個地主，他女婿是司令部副官處一個會計，要副官處寫信給農民取回寄放他嶽父家的東西，我們認為這做得不對，東西不能交回。以後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軍人，誰要包庇地主，你們都可以鬥爭他。
李的講話已經很明白。當天，牛蔭冠作為邊區臨時參議會副議長、邊區貿易局局長坐在台上。李井泉作為晉綏邊區的黨政最高領導，借人說事，敲山震虎，針對性非常之強。這番講話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李的話音剛落，牛蔭冠隨即首當其衝受到衝擊。《晉綏日報》以《群眾要求盡速開會，鬥爭大地主牛友蘭》為小標題報道了當日的情景。
到會群眾一致認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徹底鬥倒地主。比如該村大地主牛友蘭還沒鬥倒，群眾要求最近就開鬥牛大會。在場旁聽的牛蔭冠同誌為了擁護群眾這一要求，起來向群眾檢討自己過去的立場沒有站對。
他向群眾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後，我還幫助牛友蘭開紡織廠，今天我已認識了這些嚴重錯誤。”接著他向群眾表示要決心改正錯誤，並要求群眾審查他，看他夠不夠一個共產黨員。後來石塄子村貧農郭增玉、劉寶則等都對牛家地主剝削壓迫他們作了沉痛控訴。
貧農劉寶則並質問牛蔭冠：“你當八路軍，好處咱沒啦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零年以後你家變賣了土地，把銀錢都保存起來。”有些群眾接著說：“看他以後的事實表現罷。”至此，大會入討論問題，蔡家崖溫柱子提議：“我們要選能代表農民意見的代表，成立行政村農會，領導我們鬥地主，分土地，審查幹部……”
從決定“鬥牛”到“牽牛鼻子”遊街的九天時間裏，牛蔭冠顯然要承受比牛友蘭本人更大更為複雜的壓力。在決定鬥爭牛友蘭之前，分局政委李井泉曾找牛蔭冠談話：“蔡家崖的群眾要求召開鬥牛大會，你要和牛友蘭劃清界限，積極參加土地改革運動……”。
這番話要比 18 日在農民大會上的講話更直白，更明確。牛蔭冠作出了怎樣的反映，現在已經不得而知，參照 18 日蔡家崖村農民大會上他的表態，此時的牛蔭冠肯定不會說出那樣一番照本宣科式的話了，他心理的複雜和沉重從當時的形勢就可以想見一二。
在同一月的 16 日，牛蔭冠的老上級，著名愛國將領續範亭在興縣逝世，毛澤東從黃河西岸專門發來唁電。 9 月 26 日，續範亭公祭大會在臨縣都督村舉行，公祭大會還沿襲著傳統的祭奠儀式，禮敬如儀。
當吳玉章、林伯渠和賀龍分別在大會上沉痛地發表悼念續範亭的講話時，本來有資格參加公祭大會的牛蔭冠正神色凝重地接過別人塞在他手中的鐵絲。繩索的盡頭，是鼓勵他進入革命陣營的老父親，老父親的佝僂著身軀被五花大綁，但綁不住背後天大的冤屈。
據說，在 26 日的“鬥牛”大會上，牛蔭冠也坐在大會主席台上，結果有人將他推到站著的地主那邊。農會主席說：這是咱自家人，怎麽放到那一邊，讓他和農民坐在一起。
據中共山西省興縣委員會為紀念牛蔭冠寫的《家鄉人民深切懷牛蔭冠》一文：牛蔭冠牽著牛友蘭的鼻子開步走的時候，會場上像啞了一樣出現了短暫的寂靜，父子倆沒走多遠，群眾中有人打報不平，當場打牛友蘭的手銬和腳鏈搗掉，大會在一片混亂中不得不宣告結束。
這就是民間記憶裏牛蔭冠“拉死他老子”的前後背景，也許是因為事件本身過於慘烈而不忍下筆，也許是為尊者諱而不便記述，以致後來的各種記載都非常模糊，濾去情緒化的激憤成份，從現存的各種版本中都不能夠確切地知道其中的細節和來龍去脈，這樣一個對民間社會震蕩極大的事件，在記述中就這樣被模模糊糊地傳來傳去。
就這個問題，筆者曾經訪問過當時任《晉綏日報》編輯兼記者、著名作家胡正先生。胡老對這件事情有著非常深刻的記憶，同時對發生在晉綏軍區駐地眼皮子底下的這一惡劣事件有著很明確的看法。
那一天，胡老作為《晉綏日報》的記者，被派到蔡家崖鬥爭牛友蘭大會現場采訪，上午九點多，晉綏分局書記李井泉到達現場巡視大會準備情況。大會開始之前，主持鬥爭的貧雇農骨幹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窯洞裏，商量大會進行的程序一類事情，牛蔭冠也被圍在中間。
胡老隨李井泉進去之後，李井泉即對牛蔭冠說，你要和牛友蘭劃清界限。這種口氣與 9 月 16 日的講話一脈相承，並無相左的地方。李井泉巡視完之後就離開了會場，但是他的夫人和秘書留了下來，在主席台那裏監督大會的進行情況。
牛友蘭和一群被鬥的地主、富農和一些“壞幹部”跪在會場前麵，他們跪的地方都均勻地撒著料炭。鬥爭到高潮，要押著一群鬥爭對象遊街，當時一些人將牛友蘭按倒在地，把一根鐵絲穿進牛友蘭的鼻孔裏頭，並說：牛蔭冠，過來，牽著老牛遊街。
牛蔭冠也沒有辦法，就過去把鐵絲牽在手裏。當時有一個細節許多資料沒有披露，就是牛蔭冠剛把鐵絲牽在手裏，鐵絲就把鼻翼下麵的脆骨拉斷了，頓時鮮血直流，會場上的人都很震驚，以為是牛蔭冠給用力扯斷的。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其後關於牛蔭冠七七八八的說法，而且這種說法在大會結束後當即就沸沸揚揚傳開了。
其實當時的情況並不是這樣，胡老說，他就站在跟前，看得清清楚楚。當牛蔭冠接過貧農團的人遞過來的鐵絲，牛友蘭也很吃驚，當然也很生氣，看著牛蔭冠就擺了擺頭，鼻翼下麵的骨頭相當的薄，也相當地脆，一下子就拉斷了。
“鬥牛”大會之後第三天，備受折磨、侮辱和摧殘的牛友蘭在家中絕食而死。當時牛蔭冠仍然在黨校，他父親去世之後有人告訴他，老人去世的時候，馬林在場，他對馬林說：你們的事業是正義的！
那一天，恰好是農曆的八月十五中秋節。月亮是什麽時候升起來的？牛蔭冠肯定不會在意。
四、一腔心事
顯然，牛蔭冠在那場政治運動中，同他的父親一樣也是一位受害者，罪名不同，身份不同，懲辦的手段當然也會不同，“牽牛鼻子”不過是鬥爭牛蔭冠的一種方式而已。
父子同台鬥爭，兒子充當凶器，一箭雙雕，用心險惡，用心良苦。在民間日常倫理中，亂倫和杵逆是公眾最不能容忍的兩種敗德行為，牛蔭冠在這樣的設計中，已經被逼到了道德的絕境。這種不近情理的鬥爭方式不僅有違日常倫理道德，就是在世界迫害史上也算是賅人聽聞的了。
後來的曆史按照人們的善良願望推進著。時間還是給人們了一個說法。先是晉綏地區土改運動“左”的傾向被中共中央製止並糾正，毛澤東聽說劉少白、牛友蘭被鬥的消息之後怒不可遏地批評李井泉：你們犯了大錯誤，劉少白、牛友蘭這樣的開明紳士是不該鬥的。咱們倆個，我在河西，你在河東，一河之隔，為什麽不聯係一下就自行決定了呢？
接著， 1948 年初，晉綏軍區司令員賀龍也表明了態度，他說：興縣土改中，在蔡家崖的“鬥牛大會”上，不應該讓牛蔭冠鬥爭他父親。晉綏分局機關、晉綏軍區司令部駐地在這裏，發生這樣的事情，實在是不應該的。李井泉同誌現在不在，他也會承認這個錯誤的。
誠然，當年參與組織和領導這場政治運動的人在後來都有可貴的反省， 1985 年，牛蔭冠在給弟弟牛旭光的信中說：他曾就父親牛友蘭事跡的文史資料寫信給李井泉，李回信說同意毛對他的批評，承認他有“左”錯誤，隻是不要將他的錯誤和康生、陳伯達在土改中的錯誤聯係起來。
但是，澄清的隻能是個人在組織意義上的事實真相，而作為曆史事件的承擔者，“鬥牛”事件幾乎糾纏了牛蔭冠一生。這是因為，一，在客觀上，他是親自處罰父親的行刑者，這有違日常生活倫理中的基本親情觀念；二，作為一個社會人，這個事件本身所造成的恐怖效應一直圍繞在他周圍。恐怖的直接後果是信任的危機，人們跟他打交道的時候很難不想起這件事情。
牛蔭冠一生的政治沉浮不能不受這一曆史事件的影響。
1949 年之後，牛蔭冠南下任江西省副主席，老朋友穆欣前去看望他，看到他落落寡歡的樣子，周圍的人跟他打交道也很謹慎，顯然還是那個“鬥牛大會”的陰魂不散。
耄耋之年的牛蔭冠有一次同家人看電視，是一部關於革命傳統教育片子，電視攝像鏡頭掃過那個叫做蔡家崖的小山村，掃過當年牛家大院的正庭、廂房、花園，孫子們當然知道，這是他們的老家。他們問爺爺：爺爺，這是你的家嗎？
這正是他的家。
在這裏，他的祖父牛錫瑗喜滋滋地聽到他來到這世界上的第一聲啼哭，在這裏，他受到父親嚴厲的管束和教育，他就是從這座院子裏一步一步走出去的，又是跋山涉水回到這裏，器宇軒昂一呼百應地在這座院子裏進進出出，和賀龍、關向應、林楓、續範亭一起辦公開會，也是在這裏，他牽著他的父親，一步一夯，挪動過的每一寸地麵都記載著深深的恥辱。
但是他隻輕輕地回了一句：這裏是毛主席的故居。
千鈞賅浪哪能消於一瞬？這一腔心思且說與誰？
在去世前的某一天晚上，牛蔭冠在睡夢中突然醒過來，驚出一身冷汗。他說：
他夢見了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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