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衝及：我是怎樣參加地下黨的
我是1948年春夏之交在複旦大學史地係（後改為曆史係）一年級讀書時參加處於地下狀態的中國共產黨的。那時是17歲，到現在已超過73年。
一、抗戰勝利後的思想劇變
要講我怎麽會參加中國共產黨，需要從我在抗戰勝利後的思想變化說起。
1945年秋，抗日戰爭勝利。我那時是上海複旦中學高中二年級學生，在同年級同學中年齡最小，還隻有14歲，對堅持八年的全民族抗戰終於取得最後勝利，見到國土重光，極度興奮，但政治上還十分幼稚。
因為長期生活在被稱為“孤島”和以後的淪陷區內，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在大後方的所作所為幾乎沒有什麽了解，加上年齡小，還把他們看作“國民政府”和“國軍”，對他們的到來感到親切和喜悅。
最早進入上海市區並到處張貼“安民告示”的，是原在上海周圍的“忠義救國軍”，記得司令叫阮清源，但他們不是正規軍，群眾口碑也不好，盡管他們耀武揚威，卻沒有多少人理睬。不久，國民黨政府派來上海的第三方麵軍司令長官湯恩伯到了。我在上海租界時期看到過湯恩伯在南口抗戰的報道，從未聽說過河南有“水旱蝗湯”四大災害的說法，因此，也趕到靜安寺街頭，同市民們一起歡迎他的車隊駛過，記得湯恩伯就站在一輛敞篷的吉普車上向兩邊行軍禮。不久，蔣介石也到了上海，在跑馬廳（現在的人民廣場加上人民公園的原址）召開大會，作了演講。自動去的市民總有幾萬人，亂哄哄的，沒有什麽秩序。他講的話我一句也聽不見，隻是遠遠看到他講話時不斷揮動戴白手套的手臂，留下一個印象。這兩次，我都是自發去的，並沒有人動員和組織。
但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民眾的巨大失望來得實在太快，也太強烈，完全出乎大家原來的意料之外。國民黨政府的政府官員、軍事機關、特務機關不顧一切地搜刮金子、車子、房子、女子、票子，被稱為“五子登科”。人們把這種“接收”稱為“劫收”。物價在勝利初的短時間內有過大幅下跌，卻迅速變為令人吃驚的瘋狂飛漲，民眾到了難以生存的地步。那時，中國共產黨的報紙、刊物在上海不能公開發行。我常讀的刊物，是原在上海的愛國民主人士唐弢、柯靈主編的《周報》和鄭振鐸主編的《民主》（稍後又有了黎澍主編的《文萃》）。《民主》在這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老百姓今日的心境，比起8月11日那時滿望著揩淚眼看太平的心境來，在短短不到三個月中間，也已經像有隔世之感了。何況老百姓今日的生活真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呢？”我當時很愛讀的著名記者陶菊隱的文章也寫道：“一幕緊接著一幕。上海市民不禁痛心疾首地問道：難道這就是天亮了嗎？”一個政府竟在那麽短時間內便失盡人心，實在是罕見的。
這時，另一個更加觸動億萬人心的敏感問題又深深刺痛著中國人。中華民族在一個多世紀以來受盡了外國列強的壓迫和侮辱，被稱為“劣等民族”。抗日戰爭勝利後，最初曾使人自豪地看到，上海街頭商店的大玻璃櫥窗裏，上麵用日光燈拚成“V”字（即勝利），下麵並列地擺著杜魯門（美國總統）、艾德禮（英國首相）、斯大林和蔣介石四人的照片。中國在世界上似乎已取得前所未有的地位，這是以往從來沒有見過的。中國人覺得終於可以抬起頭來了。可是，緊接著又看到美國人重新以征服者的姿態來到中國，耀武揚威地為所欲為，甚至任意殺害和汙辱中國同胞，這種強烈對比使每一個有愛國心的中國人立刻聯想到100多年來的民族恥辱和苦難，無法忍受。
那時，美國軍隊正大規模地運送國民黨軍隊到華北、東北，幫助他們打內戰。在上海，黃浦江上停著二三十艘美國軍艦，燈光四射，卻看不到中國軍艦。記得有一次我和同年級最親密的同學邱慎初、丁彬榮在外灘，望著黃浦江上那麽多美國軍艦。丁彬榮說：怎麽想個辦法用炸藥炸沉它幾艘。這雖是年輕人一種十分幼稚的表達，但也反映出當時人們那種難以壓抑的憤慨心情。
複旦大學校門口的翔殷路這時也被改用美國將軍的名字，叫魏德邁路。解放後才又改為邯鄲路。這樣把活躍在中國的外國軍人名字作為中國路名，實在罕見。
上海市區內還常常看到美國水兵摟著中國姑娘坐著吉普車在馬路上橫衝直撞，那時有一個稱號叫“吉普女郎”。據國民黨官方統計，從1945年9月12日到1946年1月10日的120天內，就發生吉普車禍495次，死傷244人。我在上海武康大樓東側熟悉的報攤上買到一期裝幀得像一本小冊子的半公開的《文萃叢刊》，書名叫《臧大咬子傳》，講的是上海的三輪車夫臧大咬子因為向美國兵索取應付的車資而被美軍打死，國民黨政府卻公然聲稱無權審理這起案件。這樣的慘案層出不窮，不斷刺痛著每個愛國者的心。1946年聖誕節前夜，在北平更發生美國海軍陸戰隊兩名水手在東單廣場強奸北京大學女學生的暴行，而國民黨中央社消息中竟稱受害者“似非良家婦女”。這哪裏還稱得上是一個剛剛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獨立國家？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怎麽還能夠默默忍受？
再看看經濟狀況，當時民族工商業大量倒閉，已是氣息奄奄，而商店中和地攤上卻擺滿美軍的剩餘物資和商品，如被稱為“玻璃絲襪”的尼龍長筒絲襪、“克寧”奶粉、“台爾蒙”水果罐頭等。
看了這些，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在1946年底會發生席卷全國的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在1948年夏又發生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這樣全國規模的抗議運動。
更刺痛人們心的，是國內的政治局勢。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期待能製止內戰再度發生，社會安定，從事和平建設。青年學生希望的是學好知識和本事，參加國家建設。已經進行了八年的全民族抗日戰爭剛剛結束，付出了那樣慘重的代價，如果又發生全麵內戰，怎麽得了？因為日本投降得那麽快，國民黨當局對發動全麵內戰還沒有作好準備，因此有過停止國內軍事衝突協定的簽訂，有過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使人民一度燃起過一線希望。
但國民黨當局發動全麵內戰的決心已經下定。1945年12月在雲南昆明製造了一二一慘案。國民黨軍警衝入西南聯大等學府，用手榴彈等殺害反對內戰的愛國學生四人。1946年7月，國民黨軍警又在昆明相繼暗殺李公樸、聞一多兩位堅決反對內戰的愛國教授。聞一多在悼念李公樸的會議上作了一篇講話。他說：“這幾天，大家曉得，在昆明出現了曆史上最卑劣、最無恥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麽罪？竟遭此毒手，他隻不過用筆寫寫文章，用嘴說說話，而他所寫的，所說的，都無非是一個沒有失掉良心的中國人的話！”“今天，這裏有沒有特務！你站出來，是好漢的站出來！你出來講！憑什麽要殺死李先生？”“我們不怕死，我們有犧牲的精神，我們隨時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聞一多在講完這段話後，走出門，就被國民黨當局的軍警開槍暗殺了。
讀聞一多這段話，凡是有良心的中國人，誰能夠抑製得住而不熱血沸騰？相隔70多年了，我至今對講話的重要段落仍能背誦得出來。當時和我住在同一間學生宿舍的同學、複旦中學地下黨支部書記何誌禹後來告訴我：他看到我枕邊放著紀念聞一多、李公樸的書，就注意接近我，引導我參加反會考運動和反饑餓、反內戰運動。本來，我是個性格溫和的高中生。這以後，就一步步變了。
早些時候，在抗戰勝利前我也看過斯諾的《西行漫記》，是精裝的，底頁有一幅紅軍長征的地圖，還有不少照片。抗戰勝利這年冬天，我在武康大樓旁報攤上還買過一本陳伯達的《竊國大盜袁世凱》。但那時我都是把它們當成我喜歡讀的曆史書來看的，並不懂得它們的政治意義，對中國共產黨還談不上有多少深切的了解。
不能不說明，當時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一些報刊上還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公開言論和活動的報道，這樣的報道還不少。
李聞慘案發生後，周恩來就在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談話，提出強烈控訴。周恩來反對獨裁和內戰、主張和平民主的言論也常見於報端。周恩來的凜然正氣和合情合理的懇切剖析，深深地打動了國民黨統治區許多人的心。人們正是從周恩來身上初步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國共談判破裂，周恩來離開上海時，英文《字林西報》在報道中刊登了周恩來和有關人士的大幅照片。我特地去買了一份。英文的報道我還看不懂，但它的紙張很好，照片很清晰，可以留作紀念。和周恩來同機回延安的李維漢在日記中寫道：“國共談判破裂了，但我黨滿載人心歸去。”
這時，中國共產黨出版的報紙書刊我們已無法看到，但幾個還未被封的進步書店（如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其實也同地下黨有密切關係）出版的讀物還能讀到。記得第一本對我影響最大的書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艾思奇以那樣生動明白的筆墨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因為是在十五六歲時認真讀了幾遍，頭腦裏種的種子特別深，對一生都有影響。我平時去得多的是生活書店和新知書店，買來讀的有生活書店的“青年自學叢書”（如胡繩的《辯證法唯物論入門》、華崗的《社會發展史綱》等），新知書店的“新知叢書”（如薛暮橋的《農村經濟底基本知識》、許滌新的《現代中國經濟教程》、翦伯讚的《曆史哲學教程》等）。鄒韜奮在這時仍出版的書，我幾乎全都看了。給我印象特別深的是他的《經曆》《患難餘生記》《抗戰以來》《對反民主的抗爭》那幾本書。他對國民黨當局的揭露鋒利、真實、一針見血，給我的印象極深，也大大增加了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鄒韜奮在我們這一代青年中的影響實在大。在我周圍的同學中，愛讀鄒韜奮著作的同學很多，也許大大超過今天人們的想象。讀了這些書，覺得眼前展開了以前沒有接觸過的另一個世界，這確實十分重要，盡管那時還沒有真正讀懂。
1947年四五月間發生的反會考運動，是我第一次實際投入由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那時，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在4月中旬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發布一道通令，規定高中畢業班學生在通過本校畢業考試後，還要參加全國統一會考，考試內容包括高中三年內全部課程，需要會考合格，才算高中畢業，它的目的是把高中畢業班學生束縛在會考的準備上，沒有時間和精力卷入方興未艾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中去。結果卻適得其反，猶如火上澆油，激起高中畢業班學生的強烈反對。上海市委中學工作委員會研究後認為反會考鬥爭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而鬥爭的發展又必然觸及下一步將要發動的搶救教育危機運動，決定放手領導。5月3日，上海幾十所中學學生聯合成立“反對會考聯合會”。地下黨在聯合會中設立黨組織，由中學委員會委員錢李仁（解放後曾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人民日報社社長）領導。複旦中學在何誌禹等帶領下，也宣布罷課抗議，並且集中到教室裏製作旗幟和標語，準備上街遊行，大家的心情十分興奮。教育部被迫宣布取消本屆會考，運動取得了勝利，這給了我很大鼓勵。
緊接著，就掀起席卷全國的五二〇運動，也就是反饑餓、反內戰運動。在5月20日那天，以在南京的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學生為主，還有上海、杭州、蘇州等地學生代表，共6000多人，在南京舉行“反饑餓”“反內戰”“搶救教育危機”的聯合大遊行，向國民黨政府請願。當遊行隊伍到達珠江路口時，遭到國民黨軍警的阻攔，軍警以鐵棍（當時稱為“狼牙棒”）毒打和消防水龍猛衝，當場毆傷流血141人，重傷15人，逮捕23人。
複旦中學和交通大學都在上海市區西側的華山路上，極為鄰近。交大的同學到複旦中學高年級各教室講演，詳細敘述南京珠江路血案的經過。同學們極為憤慨，在何誌禹等帶領下，全校宣布罷課，並且派代表去見複旦老校長李登輝。他是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的基督徒，一生都獻給複旦的教育事業和學校建設，有著很高的威信，這時就住在複旦中學對麵。代表們回來轉述老校長的話：“國家搞成這個樣子，你們學生不出來講話，誰來講？即便沒有交大的同學來，你自己也應該講！”我深深為這位老人感動。這些話隔了70多年，我還是記得很清楚。
複旦中學和交大離得那麽近，步行十幾分鍾就到交大，我又是在校的住讀生，交大的學生運動十分熱烈，那一段時間我幾乎天天到交大去看。從4月初起，交大便開展了護校運動。那時政府拒不解決學校的嚴重經濟危機，強令交大停辦航海、輪機兩科，並表示交大的校名也可以更改，交大師生便決定在5月13日集體赴南京請願。政府停止火車的駛行，交大有鐵道管理等係，學生就自己駕駛火車到真如車站附近。因前麵很長一段鐵軌被拆、軍警又架設機槍布防，根據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才撤回學校。這些事件也給我很大刺激。還有一次，交大同學們請李平心教授來校在體育館演講，軍警衝入校內，武裝包圍體育館。同學們手挽著手高唱《團結就是力量》。雙方相持很久，軍警才撤走。我始終坐在現場，這對自己又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江澤民同誌那時是交大四年級學生、地下黨員。我後來同他也講起過這件事。
不久，暑假到了。我從複旦中學畢業，開始報考大學。那時大學招生是各自出題考試、各自錄取的。我考了三所大學（北大、複旦、金陵）的曆史係和一所大學（東吳）的化工係。其中，北大沒有錄取，其他三個錄取了。報曆史係，因為我從小就愛好讀曆史。我的母校複旦中學後來送給我一份初中各課成績單的複印件。上麵記著：我初一時10歲，英文在補考後才及格，其他課成績大體上是中等，隻有曆史得了98分。為什麽也報化工係，因為正如那時一句流行話“畢業即失業”，怕讀了曆史係，畢業後找不到職業；而化工是當年民族工業中發展得比較快的，如橡膠、製藥等廠，畢業後較易找到工作。
記得我在複旦考作文時，是在子彬院（解放後改名300號）101號大教室。作文題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說》。在複旦中學時，老師規定的作文都是要用文言寫的，所以在中學畢業前沒有寫過白話文的文章。監考的老師是周穀城教授，那年49歲，穿了一套白西裝，在考場裏走來走去看大家作文。以後我在複旦讀書時常到他家去。上世紀80年代時有一次見到他們，周師母（李冰伯先生）還笑著說：“我們看你長大的。”我說：“我也可以講句老話，我見到周先生時，他比我現在還年輕。”
大學那時很難考。複旦史地係是16個考生取1個，共取15人；新聞係更難考，是40個考生取1個。
錄取是分別發榜的，登在報上，自己去看，分為錄取和備取兩種，錄取的不去就由備取的補上。我先看到金陵大學的通告，曆史係隻錄取7人，備取5人。其他學校還沒有發榜，就先進了金大（章開沅同誌也在金大曆史係讀書，比我高一年級）。到南京第一天，先到五二〇慘案發生的珠江路口憑吊，接著參加了新生入學周，注冊聽課。所以我前些年寫過一篇文章《我也是南大校友》，登在南大校刊上。在金大讀了一個星期後，複旦發榜，也錄取了。我家在上海，就從金陵大學退學，回上海進了複旦大學史地係。那時是16歲。四年級同學張靖琳（地下黨員）看到我的學生證，笑著說：“真是個小孩子。”這也不奇怪，抗戰期間許多同學經過多年流浪折騰才上大學，年齡會比較大。我同年級同學一共15人，有的同班同學比我大5歲。
北大曆史係沒有錄取。如果考上了，就和寧可同誌同年級，比戴逸同誌低一年級。前些年，北大請我做曆史係兼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曆史係開了個全係同學的會，係主任牛大勇教授講了我許多好話。我接著說：“有句老話，不能隻講‘過五關，斬六將’，還要講‘走麥城’。我是報考過北大曆史係的，沒有考取；而在座各位同學，都是考北大曆史係被錄取的，比我高明。”
二、進入複旦大學
複旦在抗戰時期的經曆很特殊，分為兩部分：大部分師生遷到內地，曾在江西、貴州，再到重慶北碚的夏壩，後來改為國立，由吳南軒、章益先後任校長；另一部分遷入日本當時還沒有控製的上海公共租界內，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租界後，仍稱私立複旦大學，後來稱複旦大學上海補習部，仍由留在上海的老校長李登輝主持，不由日本人管理。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元老於右任、邵力子等和校長章益都是李校長的學生，講了話，所以兩部分宣布合並，完全承認上海部分學生的學曆，沒有區別。重慶部分在1946年秋遷回上海江灣原址，並從這年起在上海招生。那時，學生有學號，上海部分的學號以S領頭，重慶部分以Y領頭，1946年統一招生入學的以A領頭。我在1947年入學，學號是B64。
抗戰勝利後，上海共有四所國立大學：交大、複旦、同濟、暨南。交大的地下黨和進步力量最強。同濟學生的進步力量最初也很強，但校方很反動。複旦是雙方力量都強，鬥爭十分激烈，但進步力量不斷上升。暨南從校方到學生中，反動勢力都很猖獗，但也有黨組織和一定進步力量。
進入複旦大學時，我很興奮，因為複旦在學生運動中一直站在前列。入學後卻發現複旦的學生運動當時正處在低潮中，政治空氣相當沉悶。
這年暑假中，校方宣布免去張誌讓教授的法學院院長職務、周穀城教授的史地係主任職務，還解聘了洪深、顧仲彝、馬宗融等一批進步教授。五二〇運動中最活躍的學生領袖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開除，有的被迫撤離。還有四個被捕的同學（孟慶遠、葛嬙月、張希文、李槐奎）沒有釋放，被囚禁在曹園。一進校門，左邊的學生自治會門上貼著封條，不能再進行任何活動，讓人看了就覺得傷心。所有教室下課後就上鎖，防止學生在裏麵開會。
學校的訓導處分課外活動組、生活管理組兩個組，都由特務控製。舉一件我下一年暑假親身遇到的事作為例子：那時我們油印了一份簡單介紹各係科情況的材料，供來報考的學生在選擇誌願時參考。當我發完後走到登輝堂（現改名相輝堂）北麵比較冷僻的地方，後麵有人悄悄跟過來，突然用手插到我褲袋裏。我回頭一看，是訓導處課外活動組的人員，名叫史遜。平時我們還得稱他為“先生”（即老師），竟做出這樣的事情來。我質問他幹什麽？他竟回答：“我看看你褲袋裝的是什麽？”材料已經發完，他自然一無所獲。生活管理組的訓導員不定期地在晚上到學生宿舍裏查房，有時還發現他們躲在室外偷聽室內的談話。
這是我原來沒有想到的。因此，剛進複旦後有一段不算長的時間，心情很苦悶。
經過5月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的風暴洗禮，又讀了一些書，我已強烈向往中國共產黨。但是人海茫茫，周圍有誰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在哪裏？我一無所知。當時那種沉悶的空氣中，我能夠做什麽？
當時能做的隻有兩件事：
一件還是埋頭讀書。因為我是學曆史的，讀了範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上冊（隻講到義和團事件）。讀了感到耳目一新。後一種書出得晚一些，印的作者署名是“武波”，當時不知道他是誰，覺得很陌生。解放後才清楚：“武”是文武的“武”，“波”是波瀾的“波”，武波就是文瀾。連這樣的學術著作也已不便用真名出版，可見那時當局的政治控製已更嚴厲。我以前常讀的《周報》《民主》《文萃》等刊物都已相繼被封。有進步色彩的《文匯報》《新民晚報》《聯合晚報》，也已在這年5月被封。那時看得多的刊物是《時與文》（因為它的發行人程博洪是程潛的兒子，才能出版）和《觀察》，其中除時事評論外，還常有各地學生運動的詳細報道，起著刺激人心的作用。不久也被封了。
對我思想影響更大的是讀了華崗所著《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史》上、下兩冊，實際上就是近代中國革命史。這是以前出版、由別的同學借給我看的，使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曆史有了比較係統的了解。
除自己看書外，還和貼鄰宿舍的合作係一年級同學李正開、汪巽人組織讀書會，讀蘇聯學者羅森塔爾著、李正文譯的《唯物辯證法》，每讀完一章就集體討論一次，還要將個人的讀書筆記交換著看，最後總是由李正開作總結。這比過去對理論的認識自然加深了一步。李正文是老資格的秘密地下黨員，當時的公開身份是大夏大學教授，又是半公開的“大教聯”負責人。上海一解放當了上海軍管會高教處副處長，做接管複旦的軍代表，後麵還要說到。李正開是地下黨員，他當時給我的印象是社會經驗豐富，談吐老練，能拿主意。我很佩服他。讀書會這種方式，當時很普遍。它不僅是一起讀書，有時也一起談論時局。
另一件事是在進步的同學中串門子，深交了一些好友，主要是兩批：一批是我在複旦中學時可以無話不談的同學邱慎初，還有何誌禹，當時都進入複旦大學土木工程係一年級讀書。我常到邱慎初宿舍中去聊天。土木工程係高年級同學也常去聊天，其中有朱乘中，也是地下黨員，我同他也相熟了。另一批是當年新入校的一年級同學，因為處境相似，又都是思想比較進步的，共同組織了一個相互聯絡感情的團體，叫“新生社”。這個團體，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來去隨便，也沒有指定什麽負責人，隻是常常組織一些集體活動，臨時一叫就來了。經常參加活動的有五六十人，大體是經過選擇的積極分子，其中數理係的王其健、土木係的何誌禹、新聞係的程極明、外文係的張瑛華和廖國芳等，都是新入學的地下黨員，當然彼此並不知道。還有化學係的汪鋆、張曼維，新聞係的梁增壽、武振平、孫錫鈞、陳方樹，農藝係的周久釗，教育係的林蒲添、朱其昌，經濟係的鍾在璞等，都是在那裏熟識的，不久都入了黨。史地係的董旭華、韓伯英、高有為等也常參加活動。新生社的活動，一開始並沒有明顯的政治色彩，隻是組織了兩次到廣肇山莊遠足，還多次組織在一起唱新民歌和跳集體舞等。參加的都是十分活躍的年輕人，政治態度也接近，彼此感情十分融洽，能夠相互影響，有什麽事，容易一呼百應。一年多後，大多數都參加了黨，至少一直是積極分子，在學校中成為一支很活躍的新生力量。
回頭想想，當時複旦黨組織的工作部署相當高明。這時新學年剛開始。學生中的黨員、群眾領袖、積極分子大批因被捕、被開除、過分暴露而撤離以及四年級學生畢業離校而大大減少。一年級同學剛入校，彼此還不熟悉。蔣介石在這年7月4日發布所謂“戡亂總動員令”，國民黨當局加強控製。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沉不住氣，急於提出政治性很強的主張和要求，開展規模大的集中活動，不僅無法成功，還會造成很大損失。在這種不利情況下，還是要沉著隱蔽，勤於交友，耐心地發現積極分子，爭取中間分子，團結並教育他們，到條件成熟時，一旦有事便能一呼百應，鬥爭從分散到集中，掀起新的高潮。以後的事實，充分證明這樣做是正確的。
三、沉悶空氣的衝破
由於國民黨當局的種種倒行逆施，國家的情況越來越壞，絕大多數學生本人和家庭的經濟生活江河日下，同學中的不滿日益增長。入學後兩個多月，一件突發事件，使長時間積壓的憤怒爆發了，那就是於子三事件。
於子三是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他不是共產黨員，但為人正直，得到同學們信任。學生自治會副主席穀超豪（以後是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著名數學家）是地下黨員。國民黨當局完全無理地逮捕於子三，並且在1947年10月29日宣稱於子三在獄中用玻璃片割斷喉管自殺，這自然是當局下毒手殺害的。浙江大學校長、氣象學權威竺可楨到獄中看到於子三慘死的遺體就暈過去了。這件慘案自然極大地激怒了全國學生。中共上海市學委通過處於秘密狀態的上海學聯發表抗議書，號召各校同學罷課抗議。
複旦黨組織怎樣組織這次罷課？這件事在報上沒有公布。他們先找來聖約翰大學新聞係辦的鉛印的《約翰新聞》，在校內多處張貼，上麵不僅有於子三被殺害的詳細報道，還刊登了於子三的遺像。這件事立刻廣泛傳開，激起同學們極大憤怒。然後，由黨員和積極分子在同學中廣泛傳布。那時，有些同學在當局高壓下比較害怕，組織抗議集會或衝出校門去遊行集會的條件都不具備。因此，黨組織決定采取突然行動：通知平時有往來的同學中的積極分子，聽到子彬院旁連續急切地敲響平時宣布上下課的大鍾，就集中到子彬院旁去，宣布罷課。第二天，也就是11月11日上午，由經濟係同學陳友蓮、史地係二年級同學李承達（地下黨員，和我也很熟悉。後改名李元明，解放後曾留學蘇聯，以後在中央黨校工作）等接連敲響了大鍾。事先通知的或沒有通知的同學們大約有300多人一下擁到大鍾旁，宣布罷課。一些新聞係同學把上一天準備好的抗議的大字報貼出來。我看到訓導處課外活動組組長梁紹文也趕來，但他們事先沒有準備，一時不知所措。集合起來的同學繞大草坪遊行一周，便解散了。傍晚，校方開除了陳友蓮、李承達等九人，還給新聞係女同學唐慧娜等八人記大過兩次。
這次突擊式的行動，規模有限，也帶來一些損失。但從大局來看，采取的行動是有節製的，而且衝破了原來校園中的沉寂局麵，為下一步更大規模的救饑救寒運動打下了基礎。
這個事件對我產生的影響很大。一則看到國民黨政府用狠毒的手段秘密殺害學生，還要說他是自殺，這樣的政府實在太野蠻太無恥了，深深感到不能再對它有任何希望，必須把它打倒。二則親眼看到能有幾百人的隊伍在校園內遊行示威，而當局無法阻擋，從而感受到集體的力量、群眾的力量，並且從許多跡象中已隱隱感到這是在地下黨領導下發動的。從此，我的生活便起了極大變化，把我深深熱愛的曆史專業學習放在一邊，也不計個人的利害得失，全身心投入黨所領導的反美反蔣鬥爭。
在12月22日的日記中，我記下當晚在史地係同學會議上一場爭論中的發言：“我們研究曆史的主要目的無疑是希望能從曆史的趨勢中看出中國現在將往何處去，……我們不應該把曆史和現實可以一刀分開。”這段發言，很能反映出我當時思想上的變化。
這年12月開始的救饑救寒運動，是地下黨領導的有著更廣泛群眾性的運動。它看起來沒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卻進一步衝破白色恐怖的控製，促成學校中群眾運動的再次高漲。
1947年冬天，上海氣候特別寒冷。進入12月氣溫驟降，下起雪來，路上結了冰。但街頭上躺著許多因內戰而逃難到上海的難民。他們衣衫襤褸，身無長物。不少人凍餓而死，屍橫街衢。就在複旦所在的魏德邁路（今邯鄲路）轉彎處屋簷下就有一具雪蓋著的屍體，不久就被收屍車收走了。據官方統計，12月上旬凍死街頭的有400人，中旬凍死街頭的有500人，收屍機構已難於應付。當時流行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中有歌曲唱道：“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高樓飲美酒，幾家流落在街道。”同學中家庭清寒、靠公費生存的占很大數量。這首歌到處唱起來，就覺得格外心酸。
救饑救寒運動是由同濟大學首先發動的。首先是由同濟學生的基督教團契自發地在校內開展寒衣勸募。那時同濟大學地下黨總支書記是喬石。總支研究、決定支持這一正義行動，並發動全校同學參加。12月19日，同濟大學同學成立勸募寒衣委員會，首先出動到街頭勸募。
救饑救寒，誰也難以公開站出來反對，連青年軍聯誼會等也貼出布告，要進行勸募。12月24日，校內大多數同學成立了“國立複旦大學十六係科十九社團聯合勸募寒衣大隊”，有1000多人參加（三青團方麵稱為第一大隊，但隻有幾十人參加）。第二大隊先在校內勸募。12月26日，就分成小組到市區去勸募。同學們手持三角小旗，胸佩統一的救饑救寒紙徽，在大街小巷奔走。還記得募捐時唱了首歌：“募寒衣，請捐助，要募寒衣千萬數，寒衣捐給難民穿，難民冬天沒有衣服。”“一件寒衣一條命，請把你的寒衣捐出來。”勸募時，遇到一些富有人很冷漠，但許多市民看到我們不是他們不信任的“官方”人員、而是大學生們來勸募，就慷慨捐助。我在日記中寫道：“有一家老板送了十件新的棉背心，還有捐到三打新襪。”“回來時遇見別隊同學，又聽到了兩個令人感動的故事：他們捐到一個老太太，親自把身上的棉襖脫下來，還要脫第二件，他們不好意思再要了。還有一家人家也很苦的，母親上去找了些衣服出來，小孩子哭了，母親隻好勸他說：‘我買新的給你，我買新的給你。’這是多動人的圖畫啊！”
勸募後，還分小組到難民居住區調查，根據他們的實際情況發給領物憑證。我在日記中記錄了到南市難民區調查的情況：“那麵的難民真太苦了。他們怎麽住？就在地上挖了一個洞，上麵用兩根竹撐起了幾張席子，爬進去頭會碰到頂。裏麵一無長物，睡在泥上，至多鋪些稻草。年輕的人出去討飯，女人把一件衣服都沒有的孩子擁在胸前。這種樣子，真難怪前幾天每天會凍死一兩百人啊。尤其奇怪，我真有些弄不懂，一下雨，他們的住所是如何的不堪設想啊！”
隔一兩天，再到難民區的預設地點，按調查時簽發的領物憑證分發衣物，又看到和聽到許多悲慘的事情。
這項活動從1947年12月21日至1948年1月6日，共17天。對許多同學來說，實在是一次深刻的社會教育，看到許多以前沒有見到過的底層社會的黑暗麵，深深感到這樣的社會非根本改造不可，從而顯著地提高了政治覺悟。這種感受，是在房間裏“坐而論道”無法獲得的。
在學校內，久被封閉的學生自治會辦公室重新打開，作為勸募大隊的辦公地點；進步同學掌握的各係科學會（沒有包括進步力量未占多數的政治、經濟兩係的係會，隻能用政治科學研究會和經濟科學研究會署名）和多數社團對救饑救寒的組織工作進行得有條不紊，得到眾所公認；同學們（包括許多原來處於中間狀態的同學）在十多天工作的相處中感情融洽，需要時可以共同行動。學校中政治氛圍發生重大變化，許多以前難以做到的事現在有可能做到了。
緊接著，又發生了“九龍城事件”。在1898年租借九龍地區99年的條約中，英國是無權拆毀九龍城的。1948年1月5日，英方卻悍然拆毀九龍城和不少民居，居民無家可歸，還發生流血慘劇。國民黨當局本來同英國政府之間存在著矛盾，又想借此轉移民眾對美國的強烈不滿，因此提出“反英護權”，企圖把不滿和鬥爭轉移並局限在“反英”上。
上海地下黨決定抓住“反英”的合法性，提出“搶救民族危機、抗議九龍暴行”的口號，把領導權轉移到手裏。1月17日下午，全市學生2.5萬多人集中在外灘英國總領事館外廣場上示威抗議。我同複旦1000多名同學參加了，這次示威運動第一次有青年軍複員學生參加。示威同學推交通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吳振東和同濟大學救饑救寒運動負責人何長城等四人為代表，進入英國總領事館，遞交抗議書。進去後很久沒有出來，又傳聞四個代表被扣留了，群情更加激憤，除了原來的口號外，又喊出“奴才外交要反對”的口號，將矛頭直接指向國民黨當局。直到四個代表出來後，示威隊伍才浩浩蕩蕩地沿著南京路遊行到南京路西藏路口解散。
為什麽英國能這樣欺負中國人？同學們感到就是因為國民黨政府實行的是屈辱的奴才外交。當隊伍轉到南京路上遊行時，群情激昂，還用“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曲調唱起“奴才外交，要反對；反動政府，要垮台”的歌來。我在遊行隊伍裏，很幼稚，也很興奮。跟著唱，覺得能在南京路上高唱“反動政府要垮台”，十分解氣。這種情景，至今曆曆如在眼前。有些同學還用柏油把呼喊的口號寫在外灘和南京路的大樓牆上，那是很難擦去的。這種自發行動是過激的，不僅暴露自己，而且容易換來軍警的武裝鎮壓。但國民黨當局事前並無準備，最激烈的口號是在從外灘轉到南京路遊行時喊出和唱出來的，遊行隊伍走到南京路西藏路口就解散了，時間不長，他們也分不清誰在唱誰在寫，所以難以立刻動手，但強烈的反應很快就來了。
國民黨當局的矛頭集中指向這段時間內領頭的同濟大學學生。1月14日，同濟校方已宣布開除救饑救寒運動負責人何長城和上海學生自治會負責人杜受百兩人。開除何長城的理由竟是勸募寒衣運動中“毀壞公物，藐視師長”。接著，又開除學生九人。21日，同濟學生宣布無限期罷課，仍無結果。學生就宣布在29日去南京請願。兩個決定，現在看來是過激的，不僅在實際上無法做到，而且必將遭到國民黨當局有準備的殘酷鎮壓，但當時同學中這種感情已難以抑製。這是一個教訓。
那時寒假已經開始，留校的同學較少，我還在校。複旦離其美路（現名四平路）的同濟大學工學院和理學院十分近。預先接到同濟同學的通知，就有500多人（大多是學生運動中的骨幹和積極分子）在清晨四人一排地列隊從國權路南行到達同濟門外的其美路上。當時同濟周圍還都是農田。其美路上有軍警嚴密把守，但還有各校1000多人陸續繞道經田野趕來。同濟工、理兩院同學也有1000多人突破包圍，衝出校門，集中到其美路。
國民黨當局這次下了狠心，作了充分準備，預先調集了8000名軍警，聽說還有從徐州調來的。在其美路上分成五道防線：第一層是馬隊，第二層是架了機槍的保安團武裝軍警，第三層是號稱“飛行堡壘”的摩托車隊和鐵甲車。當時好多人有個說法，叫作“八千對三千”。學生隊伍根本無法衝過去，一直集中在路上，由複旦新聞係同學司徒漢（解放後成為上海樂團很有名的指揮）指揮著同學們唱《團結就是力量》等歌曲，學生隊伍中歌唱聲和口號聲此起彼伏，同學們和軍警相對峙。
近中午時，國民黨當局的上海市長吳國楨、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上海警察局長俞叔平來到現場，號稱和同學們“談判”。這種“談判”當然不會有什麽結果，隻是國民黨當局在拖延時間，進一步調動力量，準備下手。
從國民黨當局方麵來說，狠心早已下定，動手的時間已到。下午三時多，吳國楨站在一個木箱上宣布：不允許進市區示威，不許前進。接著，馬隊突然向密集在路上的隊伍衝過來，騎警們揮舞馬刀亂砍。我認識的同學有被馬刀砍傷的，有被馬踢傷的，受傷的有100多人。我熟識的政治係二年級同學張渝民（複旦地下黨總支委員、解放後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秘書長）被馬蹄踏傷，送入醫院治療。同學們從其美路向同濟大學後退，有些同學跌倒在路旁的水溝裏。吳國楨在混亂中也跌倒了。我熟識的土木係同學朱承中（地下黨員）把他拉起來，並且阻止憤怒的同學打他。
我們退到同濟校內的人，聚集在校內禮堂裏，舉行抗議晚會，舞台正中隻有一個鮮紅的字：“血”。會上有講話，也演出抗議節目。1月下旬是冬天，天很快就暗下來，人數占絕對優勢的武裝軍警團團包圍並進入學校，開始在宿舍中搜捕學生。同濟大學地下黨總支書記喬石也在馬隊衝擊時被踩傷，躺在宿舍中，由於同學掩護，國民黨軍警又不認識他，被放過了。
到10時左右，禮堂裏台上正演出一場諷刺性的活報劇時，突然一個穿著軍裝的人走上台來，宣布學生“毆打”了市長吳國楨，並且要求交出同濟學生中的幾個負責人。有同學對我說：“這是警備司令宣鐵吾。”也不知道是不是。同學們立刻手挽著手，高唱“團結就是力量”。這時，禮堂兩側的大門一下敞開，衝進許多武裝軍警，用木棍槍柄亂打，把同學們押出禮堂，分堆坐在門外的廣場水泥地上。
在這個寒冬深夜，在每一堆坐著的同學周圍，就是一圈武裝軍警，用帶著閃亮刺刀的步槍對著我們，還吼著不許講話。我當時頭腦裏閃過的念頭：“這不就像電影裏看到的‘鬼子進村’嗎？”女同學最可憐，在寒風中凍得發抖，要小便也不許離開。忽然聽到禮堂三樓窗口有人對著廣場高叫：“同學們，不要灰心。”大家都聽到了。三個警察立刻衝上樓去，把他拖下來毒打。後來聽說那是位同濟大學的同學。
到了深夜兩三點光景，國民黨當局通知各校校長來“認領”學生。複旦大學校長章益也來了。軍警要學生們排成單人長隊伍，經廣場側門走出廣場，但還在校園內。各人要交出學生證或校徽作為身份的憑證。側門口，除軍警外還有蒙著麵的特務，按他們的指認抓人。複旦被捕的有24人（至少有5個女同學），其中大多是我認識或熟悉的。
複旦離同濟最近，四五百個複旦同學由武裝軍警拿著帶刺刀的槍步行押送回校。同學們從早晨到深夜，沒有吃過飯，也沒有喝過水。在押送過程中不能講話。前前後後，相繼都哼出沒有唱出歌詞的曲調。但大家都熟悉，那就是：“跌倒算什麽，我們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生要站著生，死要站著死。天快亮，更黑暗，路難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跌倒算什麽，我們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
押送的軍警們不知道學生哼的歌詞是什麽，隻要你不唱出來，他們也不幹預。70多年了，這個曲調，這些歌詞，仍能在我耳邊響起。
因為這次事件，校方給我記大過處分。
四、入黨前後
寒假很快過去，新學期開始了。校方加強了高壓。但憤怒化為深思，思想上的變化變得更加深沉。
對我來說，在新學期開始後這段時間內，引起我思想進一步變化最明顯的，大概是兩件事。
一是開始讀到一些傳來的中國共產黨文件，特別是毛澤東同誌的著作。
這以前，我雖然也讀過不少馬克思主義書籍，但基本上是理論著作，多少是為了增加自己的知識，提高分析問題的能力。這當然需要，但顯然不夠。此時在進步同學的幫助下，能讀到一些秘密流傳的黨的文件，雖然不多，卻是直接讀到了黨對中國現實社會生活的種種分析和主張。那時複旦隻有一個特殊地方，是新聞係主任陳望道主持的新聞館，許多進步同學在那裏。因為他們對我已有了信任，就拿給我看黨在香港繼續出版的《群眾》周刊，那是經過偽裝的，有的封麵上的刊名是《茶亭雜話》。至於毛澤東同誌著作和重要文件，通常是油印流傳的。許多同學的宿舍是過去日軍占領時蓋的很矮的兩層小房子，那時叫淞莊，現在叫第六宿舍。拿到這種材料時，因為要細看，不看時便放在宿舍兩層間廁所的抽水箱頂上，看完了就繼續傳走。放在這個地方有好處：樓上住了六人，樓下住了四人，材料萬一被訓導員發現，誰都可以推說不知道是哪個人放在那裏的，也很難有證據可查。
當時讀到的毛澤東著作，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篇：
一篇是《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篇文章，在今天有的人看來，似乎已是耳熟能詳。但當時給我的感覺卻是極大的震動。以前，對國民黨和舊社會看到的還是一件又一件不顧國家民族命運、專製黑暗令人深惡痛絕的具體行為，對共產黨基本上也隻是感到它是正義的、正在創造一種新社會、使人充滿希望的黨。這些還隻是《實踐論》中所說“認識的感性階段”。讀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就不同了：對中國的社會、各種社會力量、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等等，說得井井有條，一目了然，並且說到了根本。這種觸電似的感覺，也許是今天一切都已了然的人不易想象和體會得到的。
另一篇是毛澤東在1947年12月所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這篇報告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濟綱領、政治綱領、軍事原則等都作了係統而明確的闡述，這些都極重要。而給我印象最強烈的是對形勢的分析。那時候，在國民黨統治區，進步報刊大體都已被封禁，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在一般老百姓中幾乎無人讀、無人信。我們每天勉強看的隻有《大公報》。給人們的印象，是國民黨軍隊正在不斷向解放區圍攻，解放軍的處境似乎還很困難，使人多少有些擔心。但這個報告一開始就響亮地宣布：“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是一個曆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盡管我們對局勢發展的具體情況了解還不多，但報告最後的“曙光就在前麵，我們應當努力”這12個字給了我極大的鼓舞。記得當時我常用這12個字勉勵周圍可信任的同學，以至直到今天這12個字在我頭腦裏仍留下無法忘卻的記憶。
這些是我在思想上的重大進步。
在組織結構上，當時地下黨采取了一個重要措施：在各係成立秘密的“核心小組”。拿史地係來說，共七個人：四年級的張靖琳，三年級的呂明倫、傅道慧，二年級的陶承先、關鬱南，一年級的卓家瑋和我。其中，張靖琳、呂明倫、卓家瑋三人是地下黨員，也是史地係的全部黨員，又分屬不同係統；而其他四人，到這年冬天都已先後入黨。
“核心小組”的工作大體上有以下幾項：一、傳達上級指示（當然不能說是黨的指示，隻能說是“上海學聯”的指示）；二、分析係內情況，特別是各種類型群眾的思想情況；三、布置下一步工作和工作中要注意的問題。
這種“核心小組”實際上成為擴大的黨小組，比原來靠很少幾個黨員分別做工作要有力得多。現在不少人一講地下黨，很容易想成是做秘密的情報工作。其實，做情報工作的是少數人，絕大多數黨員做的主要是群眾工作，首先是做各種類型群眾的思想工作，在此基礎上組織各種群眾性活動（當然，到上海解放前夕，對本地區的重要情況進行調查，為接管作準備，那是要很多人做的）。對參加“核心小組”的非黨員積極分子來說，也是從個人自發行動到有嚴密組織地工作，是很實際的訓練。
把這兩條綜合起來看：思想提高和組織訓練確實為自己從黨外積極分子成長為一個共產黨員作了準備。
寒假後新學期開學，不久就接近這年4月了。學校中的政治氣氛和力量對比同我們入學時相較已發生巨大變化。進步學生在“迎接紅五月”的口號下，組織了一係列規模不很大的活動，包括：組織同學到杭州集體春遊，聯絡彼此間的感情，並到於子三墓前致祭；為爭取增加公費生名額，部分同學絕食、在校內遊行，並到校長辦公室外靜坐請願，最後以部分貧困同學改為師範生而享受免費待遇結束；因國民黨當局派人到國權路茶館搜查正在那裏聚談的新聞係同學楊貴昌（解放後在山東大學教哲學）而宣布罷課一天；在5月4日，到交大參加上海學生舉辦的“五四”晚會等。最後集中起來形成“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大規模運動，這在下麵還要講到。
國民黨當局在複旦已難控製局麵。有時在校門裏側貼出一些由三青團、青年軍聯誼會、蘇北同鄉會、新血輪社等署名的反對進步學生運動的大字報。記得有一次還刷出“警告複旦的土共們”的大標語。所謂“土共”，是指複旦地下黨。那時國民黨報紙上常把分散在地方上的中共遊擊隊稱為“土共”，但他們根本不知道複旦的地下黨在哪裏。
五、我入黨的特殊經曆
要說我入黨的經過，先得簡單地講一下當時複旦大學地下黨組織的情況。
複旦大學創建於1905年，一直有著愛國主義和民主思想的傳統。長期主持學校工作的是李登輝，他原是華僑，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複旦建校後四個多月就擔任總教習，1913年任校長。他作風和治校開明，往往其他大學中因政治原因而被開除的學生，他都吸納進複旦來（包括後來的校長章益在內），因此受到師生們的普遍尊敬。五四運動開始後十多天，5月15日，上海學生聯合會成立，擔任會長的便是複旦學生何葆仁。複旦大學的黨組織成立於1925年。據1926年7月的統計，共有黨員19人。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這年7月複旦仍有黨員7人。以後，在極端艱難的環境下，在複旦，黨所領導的愛國學生運動一直前赴後繼地進行著。
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後，複旦因地處江灣，被日軍占領。學校和黨組織都分成兩部分：重慶和上海。
一部分內遷大後方的師生員工幾經輾轉，經江西和貴州，抵達重慶北碚的夏壩，後改為國立大學。皖南事變後，在國民黨當局嚴重白色恐怖下，黨組織處境極為困難。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在國民黨統治區“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采取了多種鞏固黨、隱蔽黨的措施，如縮小黨的機構、建立互不知道的平行組織、停止發展黨員等。
為了滿足一些先進青年對組織起來的強烈要求，1943年秋，在中共南方局青委領導下建立一個名為“據點”的組織。它的成員不全是原來的共產黨員。它既非黨的組織，也非定型的群眾組織；既沒有名稱，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又沒有一定的章程、綱領和定期的會議製度。但是它遵守秘密工作原則，“據點”之間不發生橫的來往；它的成員也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有領導、有組織聯係的活動，但國民黨特務看不見、抓不著。“據點”這個名稱是周恩來同誌定的。這是在極端嚴酷的白色恐怖條件下，為著巧妙掩護黨組織、隱蔽聚集革命力量和推進革命鬥爭所采用的極為特殊而有效的辦法。
另一部分滯留上海的師生員工（包括李登輝校長在內），遷入上海租界內，幾經搬遷，後到公共租界的赫德路（後改名常德路）上課。當時有學生410人、教員44人，其中黨員12人，黨支部由中共上海地下黨學委領導。抗戰期間，先後有共產黨員49名。1944年7月，由中共中央華中局城工部任命張李為上海市學委書記、吳學謙等為委員，市學委所屬國立大學區委書記是複旦大學社會係學生費瑛（解放後曾任青年團上海市委組織部長，“文革”前任上海戲劇學院黨委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後，重慶部分師生員工在1946年8月才陸續抵達上海。由於情況複雜，兩部分的黨組織沒有立刻合並，到1947年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時依然如此。但雙方已相互了解，形成默契，在抗議美軍暴行和反饑餓、反內戰等運動中不分彼此、密切配合，形成實際上的統一體。這樣，建立統一的黨組織已具備條件。
上海部分的黨組織在日本投降時有黨員11名，1946年發展到39名，1947年夏季加上新入校的黨員已有52名。他們中，土木工程係的黨員最多。
1947年5月，中共南方局青年組決定在重慶遷往上海的黨員中建立黨支部，由史地係四年級學生金本富任支部書記，共有黨員14人。他們中，新聞係的黨員最多。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所轄上海市委學委決定將上海和重慶兩部分的黨組織合並，建立中共複旦大學總支委員會。市學委副書記吳學謙代表學委宣布：大學區委書記費瑛為總支書記，金本富（不久因畢業離校，“文革”後曾任武漢市教育局長）為總支副書記，張渝民（原上海係統）、李漢煌（原重慶係統，解放後首任青年團上海市委秘書長，不久病故）為總支委員。
這正是我剛在複旦大學入學的時候。
我參加中國共產黨有兩次，但不是因為脫黨或失去關係後重新入黨，而是黨的兩個不同係統的組織幾乎同時來發展我入黨。
這兩次入黨都在1948年春夏之交，相隔大約一個月。第一次是四五月間，來發展我的是複旦史地係一年級的同班女同學卓家瑋，她是屬於南京市委上海聯絡站係統的。第二次是五六月間，來發展我的是我在複旦中學讀書時關係最密切的同學、當時在複旦大學土木工程係一年級學習的邱慎初，他是屬於上海市委係統的。
卓家瑋那時剛從南京的中央大學實驗中學畢業，在南京入黨，1947年秋考入複旦大學史地係，她黨的關係還在南京市委上海聯絡站。因為一起參加學校中接連不斷的學生運動，她對我的政治觀點和表現都很清楚。
她來發展我入黨的方式很巧妙：因為在我還沒有成為共產黨員前，她不能先在一個非黨員麵前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所以在早一些時間就先跟我說：“我們是不是一起盡力去找共產黨？如果你找到了，你就告訴我。如果我找到了，我就告訴你。”這樣，她是以一個非黨員的口氣對我說的，並沒有暴露她的黨員身份。我當然表示十分讚成。
過了一些時間，她忽然對我說：“有人要我們兩人入黨，你看我們要不要參加？”這個辦法確實很好：如果我表現得有些猶豫，她可以立刻說：我們還是不要去參加吧。這樣，她還是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如果我的反應十分積極，那就可以進一步談了。我當然沒有一絲猶豫，立刻表示讚同。她就說他們要我們各寫一份自傳，把自己過去的經曆、社會關係、思想變化的過程、對共產黨的認識、為什麽要入黨等寫清楚。當我寫自傳的時候，她裝作也在寫自傳。
我這份自傳寫得十分詳細，對自己經曆中遇到過的事情都寫得很清楚。
自傳交去後，她告訴我，組織已經批準了。星期日，會有人到你家來，說是她介紹的，那就是來接關係的。到了那天，果然有一個戴眼鏡的男同誌來我家。他大約比我大六七歲，在那時看起來比我年長得多，說是姓何，是卓家瑋要他找我的。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看來不是複旦的同學。我也不好問他的名字和情況。他先問問我的情況，然後說，以後他會定期到我家來的，現階段主要是幫助我學習。
我當時興奮的是可以入黨了，至於這一天究竟是幾月幾日，我當時沒有查。而在當時嚴酷的白色恐怖下，地下黨對這類事絕不會有任何文字記錄留存下來，那是紀律所不容許的，隻能在解放後憑當事人的記憶來說，有時還需要有當事人證明。我在幾十年後曾對賀崇寅（即“老何”）說過大概是1948年5月。以後，當時地下黨聯係卓家瑋的程極明（新聞係一年級同學，解放前夕擔任複旦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解放後曾任國際學聯書記處書記、世界經濟研究會副會長）說是4月。總之，說1948年四五月間一個星期天，那是不會錯的。
說來也巧。就在同“老何”接上關係後沒有多久，邱慎初來找我。他是1948年3月由何誌禹介紹入黨的，入黨還不久，對黨的規矩還不太懂，我們的關係又太密切，所以沒有繞什麽圈子，就直截了當地對我說：黨組織已經決定發展你入黨了，你趕快寫自傳。我對黨的規矩也沒有怎麽懂，同他又太熟，相互間完全信任，就告訴他我已經入黨了。他大吃一驚，問我是誰介紹的，我說是卓家瑋。隔幾天，邱慎初很緊張地告訴我：組織上說，黨內沒有這個人。再多的情況，他也說不出來。我一下就慌了，急忙問他：那怎麽辦呢？他說不要緊，你再寫一份自傳給我。這樣，我就寫了第二份自傳。
6月5日，邱慎初告訴我：組織上已經批準你入黨了，會有人來同你接關係，暗號是送你一本書。翻開來，書上第一頁蓋有邱慎初的圖章，那就是。
為什麽這天的月日我都記得？並不是當時就記住了，隻是因為我清楚地記得是“反美扶日”大遊行那天的早晨。那次大遊行的日期上海各報上都登載了，所以一查就查到了。
到邱慎初所講的那一天，有人按照暗號到宿舍裏找到我。這次來的人我認識，是新聞係二年級的同學江濃（台灣人，他以後說過自己是台灣的第一批中國共產黨黨員，到複旦來讀書，是為了便於熟悉大陸的情況），我前幾天剛見過。談的中間，我問他原來我加入的那個組織是怎麽回事。他說：“大約是托派（那時候，對自稱是共產黨員而查下來黨組織內又沒有這個人，往往就認為是托派），不過不要緊，組織上對你是了解的。”我很著急，問他這事以後怎麽辦？他說：“你繼續保持同他們的關係，注意進一步觀察。”
這些情況，“老何”根本不知道。他仍過一段時間就約好到我家裏來，主要是給我分析當時的政治形勢，幫助我學習黨的方針政策，並沒有安排我在複旦的行動任務。這種關係保持了三個月，我“觀察”來“觀察”去，始終沒有發現有什麽不正常的地方。有一次，我憋不住了，在學習中直截了當地問他：托派是怎麽回事？他分析了一番。我覺得他講的也很正確。這下，我就更糊塗了。
八九月間，國民黨特種刑事法庭在各地對進步學生進行大逮捕，我受到傳訊和通緝，根據黨組織要求藏匿起來。江濃找我談話時，我問他：那個組織怎麽辦？他說：“甩了吧。”我就沒有同“老何”聯係。
上海一解放，我回到學校。遇到正擔任上海學聯組織部長的程極明，我們也是極熟的朋友。他是1946年在南京入黨的，組織關係到1949年初才從南京市委係統轉到上海市委係統。他問我：大逮捕後你到哪裏去了？組織上本來準備送你到解放區去，可是找不到你了。我就把前麵所說的那些情況詳細地同他講了一遍。他告訴我那個組織是南京市委上海聯絡站，同上海市委的黨組織不發生橫的聯係。“老何”的名字叫賀崇寅，是聯絡站負責人，直接受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領導，現在是上海總工會秘書處處長，並且陪我去看望了一次賀崇寅。不久，他又告訴我：卓家瑋在建國後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類似的情況，當時我還聽說過不少。組織上曾告訴我：化學係有個同學鄭某（名字忘了，隻記得是個單名）是“托派”。但解放初我曾在上海市委見過他。更離奇的是：江濃告訴我，和他同在新聞係二年級的兩個同學楊本駒和吳友被一個自稱共產黨員的政治係同學吳懷書送到解放區去了，但吳懷書並不是黨員。他講了後很傷感地說：“他們兩個現在可能都關在國民黨的集中營裏了。”實際上，楊本駒順利地到解放區後長期在新華社工作，改名為袁木（後曾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以後，我同他一起起草文件時，曾問他：“你到解放區去，是不是吳懷書介紹的？”他說：“是的。”可見原來對吳懷書的懷疑也是完全錯誤的，同時可見地下黨當時所處環境多麽複雜。
把話再說回來：為什麽南京市委要在上海設立這樣一個聯絡站？
上世紀90年代，賀崇寅到北京來，給我打電話要我去看他，說他住的地方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由喜貴安排的，他這次來北京是來看望江澤民同誌的。去後，我就問他上麵提到的那個問題。他說：那是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同誌在1947年4月布置給他的任務。解放後，他寫過一份材料講到陳修良布置這項工作時所講的話，並說記下的這段話經陳修良看過。
陳修良同誌當時說：“南京有不少黨員因各種關係不得不撤退到上海，其中有的是為了政治避難，有的是已經考取了大學或就業，等等。這些黨員本來都可以轉給上海黨組織的，但由於政治環境十分險惡，由南京轉來的黨員中有的麵目已經暴露，留在南京很危險，轉到上海，也恐牽連上海黨組織。因此經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決定，暫時不把這些南京黨員的組織關係轉到上海，單獨建立一個聯絡站，仍由南京市委領導。這個聯絡站的任務是保存實力，而不是開展群眾工作，這一點你要特別注意。組織生活的內容主要是學習形勢和理論。”後來她又補充說明：這些黨員“隻能以一個積極分子的麵目出現參加一些群眾性的活動，不可暴露身份，隨便發生橫的關係。”
這樣，我才明白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也才了解為什麽“老何”每次來都隻是幫助我學習形勢和理論，從來不談具體工作。有一次我向江澤民同誌談起賀崇寅，說我本來隻知道他叫“老何”，江澤民同誌說：我那時隻知道他叫老徐。
複旦的地下黨組織係統還有不少，都沒有發生橫的關係。單以我所知道的再舉幾個例子：
蘇南軍區在複旦也有個組織。農學院的女同學夏佩榮（解放後在農業部工作）後來告訴我：她就是這個係統的地下黨員，曾要發展上海市委係統在農學院同學中的黨員袁識先“入黨”。上海的黨組織也要袁識先參加進去“觀察”，參加後就由夏佩榮聯係。上海解放前夜，蘇南軍區地下黨這部分組織同上海市委係統的組織合並，袁識先入黨比夏佩榮早，年齡也大，就由他聯係夏佩榮。夏佩榮解放後告訴我：“本來是我領導袁識先的，一下就變成袁識先領導我了。”
蘇南還有個茅山工委也到複旦發展組織。1948年10月決定成立上海總支，由我也認識的新聞係同學羅我白任總支書記。在複旦大學也建立支部，由曾朝棣任複旦支部書記，在複旦發展黨員。我熟悉的新聞係同學陳方樹、練福和就是由他們發展入黨的。上海解放後，這部分黨員大體上都到蘇南地區去工作了。
史地係二年級同學陳金燦後來告訴我：他是福建根據地的組織發展入黨的。解放後去福建工作。改革開放後，曾擔任中共福建省委辦公廳主任（也可能是副主任）。
據說，上海局外縣工委、浙東臨委、蘇中和淮南根據地黨組織也曾在複旦發展黨員，互不打通關係。對他們的情況，我完全不清楚了。情況如此複雜，彼此間絕不打通橫的關係，有時甚至會發生誤會，如程極明組織召開一些會時，上海係統的黨組織還特地派人進去觀察他們所談的內容，準備應對。
為什麽要采取這樣特殊而又複雜的做法？因為國民黨當局特務機關實行白色恐怖的手段既凶狠又狡猾，以往有過不少血的教訓：一處黨組織被破壞，往往牽連一片，犧牲許多優秀的同誌。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特務破壞各地黨組織活動的手段更加周密和毒辣。中共中央在1941年5月接連發出《關於大後方黨組織工作的指示》和《關於隱蔽和撤退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力量的指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連續開會，要求各級黨從組織形式到工作方法實行完全的轉變：各地方黨組織同公開機關脫離聯係，縮小各級領導機構，建立平行支部，實行單線聯係，各組織之間不發生橫的關係，嚴格秘密工作製度等。這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遭國民黨特務機關破壞，省委書記被捕。8月23日，周恩來致電由南方局領導的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書記方方：堅決建立自下而上的平行組織；黨員轉地方不接關係，仍由原地原人聯係。
中共黨組織在國民黨區域遭受的一次最大破壞是發生在1942年的“南委事件”。這年5月，南委派遣到江西檢查工作的組織部長郭潛不遵守嚴格規定而被捕，並很快叛變，帶領特務逮捕正在南委駐地曲江的廖承誌和南委副書記張文彬、粵北省委書記李大林、廣西省工委副書記蘇蔓等。南方局立刻決定：南委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一律暫時停止活動，防止事件繼續擴大。不久又決定南委領導取消，原有工作在南方局直接領導下重新得到發展，並采取了更嚴格的防護措施。
由於周恩來先後主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京局規定並堅持靈活多樣的活動方式和極端嚴格的紀律，整個解放戰爭期間，上海的學生運動蓬勃開展而黨組織從來沒有遭受過一次破壞，這樣巨大的成功來自以鮮血代價換來的沉痛教訓。
再講講我第一次黨的組織生活和入黨不久後的反美扶日運動。
我經曆的南京市委聯絡站活動，隻是賀崇寅對我的單線聯係，沒有第三人在場。而上海市委係統發展我入黨後，江濃就通知我到複旦以北不遠的葉家花園（正式名稱是澄衷療養院）開黨小組會。到的一共四個人。那裏人很少，坐在草地上就像聊天那樣，並不引人注意。四個人中，除江濃和我外，都是史地係我極熟的人：呂明倫、陶承先。陶承先（後改名陶牧，解放後長期在廣東辦報）是史地學會會長，平時我們常在一起，這次和我同時入黨，可以說意料之中。呂明倫卻使我吃驚，因為他就和我住在一間學生宿舍內，四個人朝夕相處。他年歲比我們大，在我眼中已顯蒼老。對他的政治態度，我當然了解，但他平時講話很少，從沒聽到他長篇大論地發過議論，不料他早是共產黨員了。
會上主要是江濃講話，除講形勢和黨內紀律外，主要是正在展開的“反美扶日”運動。
“反美扶日”是一個簡稱，比較完整地說就是反對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複活。那時離抗日戰爭勝利才兩年多，創痛猶存，這個問題一提出，人們舊仇新恨一齊湧上心頭，有極廣泛的群眾基礎。運動一步一步展開，有條不紊，計劃周密，得到廣泛社會階層的支持。國民黨當局一時也不便立刻公開阻撓。
史地係在這次運動中走在前頭。3月31日，史地學會舉辦晚會，請日本問題專家李純青來作題為《複興中的日本》的講演，列舉事實，揭發美國正在扶植日本軍國主義複活。接著又請孟憲章教授來作《日本問題》的講演。
合作係同學出了十多版的大幅剪報，分門別類地用報刊資料揭發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的具體事實，還有漫畫，很有刺激力，在學校裏引起很大轟動。
4月1日，“繆斯社”等三團體在登輝堂演出《黃河大合唱》。由新聞係同學司徒漢指揮。他的指揮充滿激情，整個大合唱產生巨大的感染力。在學校裏演出後，又開著卡車先後到交通大學和聖約翰大學演出，也引起強烈反響。這兩次外出演出，我都隨著去了。
那時也有一些說法：你們是學生，首先應該好好讀書，不要去搞那麽多活動。周穀城教授講了一句話，我至今難忘。他說：“你們第一是中國人，第二才是學生。”這話很能打動同學們的心。
5月4日，全市1.5萬名學生在交大民主廣場舉行篝火晚會，也請孟憲章教授做“反美扶日”的主題報告，會上宣布成立“上海市學生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搶救民族危機聯合會”。我也去參加了。5月30日起，複旦的反美扶日運動走向高潮。5月30日是個星期日，這天400多名複旦同學組成30多個小隊，到南市和上海美專、立信會計學校等進行宣傳和演出，收到良好效果。
當晚，在校內舉行五卅晚會，主題自然是反美扶日。本來安排在子彬院101大教室開。由於去的人太多，坐不下，臨時湧到登輝堂舉行（平時不經校方批準，學生是決不能到那裏開會的）。這次參加會議的教授很多，有張誌讓、陳望道、周穀城、潘震亞、章靳以、方令孺、張孟聞等。張誌讓教授第一個發言，還有好幾個教授講了話。這在以前不曾有過。
第二天開始，校內舉行“反美扶日周”，圍繞這個中心，每天有一個主題，如：“回憶日”“通訊日”“歌詠日”“展覽日”。這大概是模仿抗戰初武漢時期政治部第三廳的做法，顯得很有聲勢和吸引力。
6月5日，全市學生準備在外灘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複旦同學準備集合趕往外灘參加示威。集合人數有1800多人，先在校內繞大草坪周圍遊行，唱著歌，喊著口號，隊伍的首尾剛好銜接。這樣的規模過去在複旦從來沒有過。大家都很興奮。
對這次活動，國民黨當局下狠心作了充分準備來阻撓。隊伍正要出發，校門已經關閉並且上了鎖。同學們轉向校門東側的籃球場邊門出去，門外密聚的軍警已支起湯姆遜式衝鋒槍，還有裝甲車堵住大路。隊伍隻得掉頭從校園北麵的後門出去，繞道田野小路前進，將到大八寺時，國民黨軍警的馬隊已先趕到，堵住了前進的道路，嚷道：“今天不能進市區。”談判也沒有結果。雙方相持很久。同學們越來越憤怒，一部分同學已積壓了很長時間的憤怒，大聲叫道：“衝過去！”遊行主席團（實際上由地下黨主持）比較冷靜，看清衝過去必將造成流血慘劇，並且得到消息，交通大學的隊伍在1000多名武裝軍警嚴密包圍下已改為校內示威遊行，市區內各要道密布軍警，大多數學校的隊伍也沒有能到達外灘集合，便果斷決定將隊伍全部帶回學校。我一直在隊伍裏，有過以往的經驗教訓，明白這個決斷是完全正確的。
但隊伍也不能回到學校就解散了，那樣對士氣是不利的。所以回到校內後，大部分同學在新聞館前小廣場上集合，由遊行主席團講話，還由新聞係一年級同學演出活報劇，一個高個子（梁增壽）演美國人，一個矮而戴眼鏡的（武振平）演日本軍官，表演他們之間的相互勾結。活動結束後，隊伍才解散。同學們在這次行動中受到深刻教育，又避免了重大損失。周穀城教授也對同學說：“反對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是長期的鬥爭，不能認為遊行沒有成功，就是運動失敗。”
這時已近暑假。校方匆匆忙忙地結束本學期的課程，提前宣布放假。相當多同學回家。留校的人大大減少。我家在上海，也回去了。
六、受特刑庭通緝和迎來上海解放
國民黨當局看到學生運動蓬勃高漲的勢頭，自然不甘心。8月間，成立了特種刑事法庭（簡稱“特刑庭”），準備在各大城市對進步學生進行大規模迫害。
8月27日，特刑庭在上海攜帶特務提供的名單對28所大中學校進行搜捕。到複旦搜捕的名單中列有30多人，大體上都是出頭露麵多的人，裏麵有楊本駒（即袁木，時任係科聯合會會長，那時還沒有入黨）、陶承先、司徒漢，也有我。這份名單是油印的，各人名下都注明係別，所住學生宿舍房間和家庭地址，現在還保存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所藏國民黨政府檔案中。但複旦地下黨的負責幹部連一個也沒有在內，可見特務們對中國共產黨在學校裏的實際情況實在沒有多少了解，也說明黨組織從事秘密工作的經驗越來越豐富了。
假期中回了家的同學，特刑庭也按照名單上所列家庭地址搜捕。我在複旦中學另一個好朋友葉錦鏞，那時是暨南大學法律係一年級學生（解放後轉到複旦大學化學係就讀，後來成為高分子化學方麵的教授）。暨南大學在上海四所國立大學中是反動勢力最猖狂的一所。特務學生但家瑞在抗戰後期原是重慶複旦大學“學生”，因為毆打洪深教授引起教授罷教、使校方不得不將他開除，接著便轉到暨南大學，常常帶著手槍行動，反動氣焰極為囂張。葉錦鏞很有正義感（他並不是黨員）。同濟大學發動救饑救寒運動時他也貼一張大字報，呼籲暨南大學應該響應。沒隔幾天，他到複旦來看我和邱慎初時告訴我們他的遭遇：一天，但家瑞突然把他叫進一個房間，裏麵有十幾個人拿著鐵棍等著。但家瑞拿出手槍叫他跪下，說：“你不打聽打聽我姓但的是什麽人？暨南大學有你的天下？我現在一記耳光上來，要你落四顆牙齒，你就不準落兩個。我兩個手指就可以夾死你。知道嗎？以後青雲路（指暨南大學一年級學生宿舍區所在）有什麽事就找你負責！”這段對話是記在我當天日記裏的。大逮捕時，葉錦鏞也在名單上，那些人
到他家裏去找。他姐姐不知道他們是什麽人，就說葉錦鏞去報攤買報紙，很快就會回來。那些人等著。葉錦鏞一回來，就被捕了，直到1949年1月28日才釋放，整整關了五個月。
我為什麽在家沒有被捕？因為在這一年裏剛好搬了家，學校裏原來登記的家庭地址沒有改，所以他們沒有找到我。
在黨組織還沒有來得及同我聯係前，先有個同學匆匆地來我家告訴我：這次搜捕名單中有你（來校搜捕是公開的）。我立刻到一個親友家躲起來，再同江濃聯係。“文化大革命”中對我進行政治審查時，有一個問題是：在黨組織同你聯係前是什麽人先通知你的？大概覺得這裏有可疑之處。我憑印象說是數理係的同學王其健。隔不久，他們說：查過了，王其健當時去香港了，你說得不對。我再一想確實說得不對，因為後來聽說過暑假中他和陶承先等都到香港去參加黨所辦的學生運動經驗總結的學習班了。那麽是誰先通知我的？對這個人究竟是誰無論如何想不起來。當天彼此匆匆忙忙，隻簡單地說了幾句話他就走了。我急著想的是如何應對特刑庭的搜捕，沒有料到20年後審查時還要說清楚這個問題。好在他們對這個問題沒有揪住不放，也就過去了。改革開放後，有一次史地係比我高一年級、解放後隨南下服務團到福建工作的葉萬新來看我，我們不算相互很熟，他隨便地講起曾到過我家，我仍記不起來。他說：不是通知你特刑庭要抓你嗎？我立刻叫起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是你！”我又問：你怎麽會來通知我？他說特刑庭到學校來搜捕是公開的，是關鬱南（和他同年級同學，不久就入黨了）要我立刻來通知你的。這件事在我思想上才根本解決了。如果不是葉萬新在近40年後到北京相見和說起，我對這件事就永遠弄不清楚和說不明白了。
躲起來後，立刻遇到一個問題：同黨組織怎樣聯係？我不能到複旦去找江濃，他也不便到我所住的親友處找我，還不能讓家裏發現我同黨的關係。想來想去，想到了表兄潘德謙。他的祖母和我的祖母是親姐妹。我們從小就是親戚中關係最密切的。他比我大兩歲，政治傾向很好，和我一起讀過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書，還相互交換書看。他在所在的大公報上海辦事處主動做了許多宣傳黨的主張的工作，還自己辦了一個鉛印刊物。我對他十分了解，就托他帶封好的信給江濃，但沒有告訴他信的內容，也沒有告訴他我和江濃之間的關係。江濃有事寫了信也由他轉交給我，並且常同他談談，時間長了，覺得他不錯也可靠，就把他發展入黨。可見，外單位有人到複旦來發展黨員的，複旦也有把外單位的人發展入黨並將黨的關係留在複旦的。這種事在後來看來很奇怪，卻是事實。後來，潘德謙也因此受過審查，由當過複旦地下黨總支部書記的李漢煌（解放後曾任上海團市委秘書長）證明，才解決了。
那時，國民黨特刑庭對沒有捉到的人宣布通緝，罪名是“擾亂治安，危害民國”。這樣，我更得極其謹慎，不能自由行動。
當我避居起來時，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市委正有個重要決定：根據當時國統區的險惡環境和根據地的實際需要，要把大批較暴露的黨員和積極分子轉移到解放區去。計劃撤退的有2000人。但當時要組織這樣規模的撤退十分不易。到10月底、11月初才陸續撤退了約1000人，其中大學生占2/3。大撤退行動先後由吳康（時任市學委委員，解放後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和喬石負責。江濃約我從避居處出來，告訴我：現在需要撤退的人數量很大，你是上海土生土長的，可隱蔽的社會關係多，得要晚些，安排在後麵走。這一等，就等到這年11月。
在這三個月中，我一直處在等待組織隨時通知的焦急狀態中，不能隨便走出來，不能隨便見人，更談不上參加什麽活動。能做的事隻有讀書。印象最深的是反複地讀《整風文獻》，也就是延安整風時必須學習的27篇文件，那是老的版本。可以說收獲極大。對怎麽做一個共產黨員和黨內生活的原則有一個比較係統的基本認識，這是原來所缺乏的。此外，還看了一些理論書籍和文學作品。過去我不大看現代小說，這時認真讀了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等，有不少收獲。那時，學校裏的同學們正全力爭取迎接解放和護校的繁重工作，我倒是能有時間較係統地讀書。而在入黨和做了一段實際工作後，再讀這些書的感受和以前就有很大不同，而且後來時間又延長了，這為上海解放後重新回校投入新的工作，作了十分有益的準備。
11月上旬，淮海戰役開始，華東地區的局麵發生根本變化。不久，江濃又約我到外麵談了一次，告訴我不準備撤退到解放區去了，有兩個原因：一是淮海戰役爆發後，過長江的秘密交通已不那麽方便；二是凡是上海的幹部去解放區後，將來大體上仍得隨軍回上海，這是接管上海工作的需要，所以現在不必去了。
我本來以為不需要太久就可以回校。不料因為中央對南北戰役的全盤考慮、同李宗仁當局進行“和談”、渡江後在丹陽作解放上海後的充分準備等原因，這一等就又等了五個月。
這段時間內，我一直保持著同江濃的聯係。平時還是不從避居處走出去，繼續看書度日。有一件可笑的事情：我住的地方來過一個主人的朋友，他是廣東來的，不知道我的身份，講了許多廣東農村的情況。我覺得很真實，很有內容，就整理出來，寄給當時比較進步的雜誌《展望》。他們在12月18日發表，題目是《苦難重重的廣東農村》。說它可笑，因為它居然加了“廣東通訊”四個字，可能因為我寄去時沒有署名，也沒有寫地址。這卻成為我第一篇用白話文寫又正式發表的短文。
在這過程中間，曾兩次到故鄉青浦，住在表舅曹安中家。他的長子和兒媳在抗戰期間就參加了新四軍。小兒子曹天揚在複旦統計專修科學習，表現很好（以後知道，他在1948年冬天也入黨了，解放後在南京大學某個係當黨總支書記）。三女兒也很進步，很活躍。所以住在他那裏一段時間比較可靠。常來的進步青年，有夏熾陽、芮達權、金虺祥、曹錦雲等，都很熱情（夏熾陽解放不久就入黨，並且參加了海軍。不少人也參加了革命幹部學校）。曾在他們那裏看到毛澤東同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偽裝的封麵上印著葉聖陶著《文章講話》，那是對付國民黨當局愚蠢的檢查人員的。我沒有暴露自己是共產黨員和正被通緝，但經過長期孤獨的等待和唯一的讀書生活，在外縣的安全環境下，同他們無拘無束地一起活動，就像在複旦進步群眾團體“新生社”中那樣，心情十分愉快。這也反映出那時即便在青浦這樣不大的縣城，進步青年思想也已發生很大變化。
最後一段時間，因為校方並不知道我的家庭地址，又是個小人物，時間久了已不受注意，所以又回家住了不長時間。形勢的發展，使我越來越感到鼓舞。但時間一天天過去，心情十分焦急。有時聽到國民黨的“飛行堡壘”警車在不遠處街道上“嗚嗚”地駛過，還多少自然地引起一絲緊張情緒。我妹妹金再及正在複旦中學高二讀書，就常同她談政治形勢，還比較係統地給她講政治經濟學的常識，大約1949年三四月間，她也被複旦中學地下黨組織發展入黨了，那時才將近16歲。
5月初，人民解放軍已進攻上海，炮聲在市區內已能聽到。江濃通知我：指定時間到江蘇路、愚園路口的公共汽車站等候，有我認識的人同我接關係。我準時去，稍等一下，來的是我在複旦史地係同年級的同學朱光基。他告訴我：我的黨內關係已轉到新聞係高年級同學陳先明那裏，黨小組由我和朱光基、魏紹傑三人組成（朱光基解放後任華東師範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魏紹傑曾任北京市體委辦公室主任。朱光基、魏紹傑兩人都是我在複旦的同班同學，都在1948年底或1949年初入黨），要我立刻到魏紹傑住處集中。我沒有同家裏打招呼，直接住到指定地點去。家中便不知我的下落了。
當時，複旦大學已被國民黨當局強令解散，校園由國民黨軍隊占領。沒有地方住的外地同學安排在中一大樓集中居住。魏紹傑臨時住在他一個姓鄭的表哥處，那是一個國民黨軍隊的軍服廠裏。他表哥看來是個工人，衣服很舊很髒，住處就一間竹棚，裏麵隻有一張大的竹床，別的什麽都沒有。我們對他隻說是同學，因為學校被解散，臨時到他那裏住些天，其他都不說。
朱光基住在一所大樓屋頂上單獨一個小房間裏。陳先明（是一位可敬的老大姐，上海解放後就隨南下服務團到福建廈門工作了）就在那裏同我們開了一個會，說等解放軍進城後到指定地點參加人民保安隊和人民宣傳隊的工作，協助解放軍做接管工作。最重要的是為他們兩人舉行入黨宣誓儀式。我說：入黨的第一次組織生活會上，江濃沒有為我和陶承先安排入黨宣誓儀式，也許是葉家花園那個環境下不適宜這樣做。這次，我就和朱、魏兩人一起宣了誓。以後幾天，隻有複旦負責人民保安隊和人民宣傳隊的農學院同學周久釗騎著自行車匆匆忙忙來過我們所住的地方（我同他十分熟悉。抗戰期間他參加過遠征軍，進複旦讀書後參加了地下黨，改革開放後任沈陽農學院黨委書記），跟我們談了一下協助解放軍接管的工作，別的就沒有說什麽。
在上海活動不能沒有身份證。原來的身份證上有姓名，不能再用了。魏紹傑通過關係找來一份空白身份證，改個姓名，朱光基手很巧，用橡皮刻了一個公章，蓋在身份證的照片上，粗看可以亂真，需要時可以用來對付。但兵荒馬亂，後來也沒有使用過。
黨組織原來通知我們：上海一解放，立刻到北四川路（現改名為四川北路）的上海戲劇專科學校集合。那裏離我們所住的地方不遠。5月25日，解放軍解放了蘇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區，但蘇州河以北的市區還沒有解放。我和魏紹傑早上起來聽說上海已經解放，立刻興衝衝地趕往上海劇專去。還沒有到，遠遠望見劇專門口仍站著武裝的國民黨士兵，知道不對，立刻回身就走。如果貿然闖進去，也許就要成為“烈士”了。回身走的時候，周圍槍聲已響起來了。趕到住所，子彈已打到外麵牆上。
5月27日，國民黨餘留部隊起義，蘇州河以北的市區也宣告解放。我和魏紹傑又去上海劇專，裏麵已是部分地下黨的同誌集合在那裏，分配我們以人民保安隊和人民宣傳隊隊員的身份，協助解放軍接管。其實也沒有做多少事，主要是宣傳黨的城市政策，安定民心，沒幾天就撤回江灣的複旦原址去了。
在複旦被國民黨政府命令解散後，校園被國民黨軍隊占住，已是一片狼藉，肮髒不堪。同學們基本上沒有回校。地下黨總支便先在寒冰館（後稱500號）召開了一次全體地下黨員會師大會，並沒有其他人知道。
這是複旦地下黨員第一次集體相見，我認識其中一半以上的人。看到有哪些熟人是地下黨同誌，十分興奮。複旦的地下黨員在1948年底有100人，經過解放前夜的一次大發展，已經增加到199人。聽說交通大學的地下黨有200人，兩校地下黨員人數占上海市區地下黨員8665人的近1/20。
複旦的地下黨員絕大多數是學生；教師中隻有經濟係的張薰華、餘開祥兩位助教；工友中有戴德元、蕭訓林等兩三個人；教授中沒有地下黨員，那是為了保護他們，並且更便於發揮他們的作用。
這次會議由複旦黨總支書記袁冬林主持。他是農學院的學生。有個農學院參加會議的黨員大吃一驚地說：他不是我們係裏的落後群眾嗎？可見當時隱蔽工作做得相當好。黨總支委員還有沈貴吾（土木工程係）、江濃（新聞係）、王休娛（法律係）、陳長洲（合作係）、王其健（數理係）。不久袁冬林被調到區裏工作，由沈貴吾接任書記，江濃為副書記。
接著，學校中的大事是大量同學和地下黨員離校，參加革命工作。離校的方向有幾個：一是調往市、區各級機關，也有先經過青年幹部訓練班學習後分配到各機關工作的；二是參加南下服務團，到福建去，這部分人很多；三是參加西南服務團，到四川去；四是因各種原因離開的。
這樣，留下的地下黨員隻有40多人，黨的總支委員也全部離校，隻能改為支部，由政治係三年級的鄭蘭蓀（後繼張渝民擔任上海學聯主席，改革開放後任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擔任支部書記，支部委員有汪鋆（化學係）、黃千暉（法律係）、汪巽人（合作係）、張誌泉（土木係）、施宗仁（農學院）。中間有過些變動，到1950年夏鄭蘭蓀將調離學校前，書記還是他，副書記是黃千暉、俞繼澤（政治係）、鄭繼永（土木係）、施宗仁、周久釗（農學院）、鍾在璞（經濟係）、張薰華（經濟係教師）和我。
複旦，特別是文、法科的學生調離得太多。我原來所在史地係那個年級，除一個女同學外，全走了。不久，上海教育部門將暨南、同濟兩校的文、法學院師生並入複旦，加強了這方麵的力量。同濟大學文學院院長原是郭紹虞教授。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原是劉大傑教授。兩校學生中的黨員也調入了一些，如後來擔任第一任新聞學院院長的徐震就是這時從暨南大學調入的。
1949年那樣的大調動，我怎麽會留下來呢？黨組織本來通知我參加西南服務團，到四川去。我還動員了史地係幾個同學一起向西南服務團報了名。意外地，接替沈貴吾任黨總支書記的陳長洲突然通知我不要去西南了，而是留在學校裏。他沒有說理由，我一無所知。現在看來大概是已準備要我作為學生代表參加準備成立的複旦大學校務委員會，所以留下。
前幾年，有年輕人找我訪談，有一個問題是問我怎樣選擇留在學校裏。我說：你太不了解當時許多進步青年的思想狀態：隻要是革命的需要，是組織的決定，就毫不猶豫地照做。舉一個例子：1951年初抗美援朝開始後不久中央號召知識青年參加軍事幹部學校。複旦新聞係女同學吳誌蓮立刻報名並被批準了。她的父親吳蘊初是十分著名的大企業家，抗戰前發明了“天廚味精”來替代原來壟斷中國市場的日本“味之素”，這時正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當時不少報紙和畫報上登載一幅照片：她穿著解放軍軍裝站在穿著長袍坐著的父親背後。這件事很有名，但沒有人覺得奇怪。她以後一直工作得很好。前幾年相遇，她還告訴我：到部隊後，許多人好奇地來看看這位“大資本家的小姐”是怎麽來過部隊生活的。她說：其實自己很快就適應了。還說：最初不習慣的隻有兩件事：一件是集體洗澡，一件是上廁所時蹲茅坑。這在今天的同齡人恐怕難以想象。我對去西南還是留校，確實根本談不上有什麽考慮和選擇。隻是有一點狼狽：你動員別人報名去西南，結果自己怎麽不去了？複旦的黨組織那時還沒有公開，我又不能說這是黨組織的決定。
我就是這樣在複旦留下來的。以後兩三年的事再簡單地說幾句。
1949年7月間，經陳毅、粟裕簽署命令，我擔任了複旦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11月改為常務委員。校務委員會主任張誌讓教授已預定當中國第一任最高法院副院長（院長是沈鈞儒），隻是第二年曾到複旦來看了一次，待了幾天就回北京去了，沒有管過學校的事。校務委員會的工作始終是由擔任副主任的陳望道教授主持的，秘書長是胡曲園教授，教務長是周穀城教授。
複旦的黨組織是1950年1月10日公開的。黨員名單用大紅榜貼出，引起轟動，有各種議論。有人說：某人我早就看出他一定是一個黨員了。有的說：我覺得有幾個不行。有的說：我有什麽毛病，告訴我，如何爭取入黨。有的說：某某人很夠，怎麽不是黨員。有的說：你們以後要小心，一舉一動是代表黨的。總之，反應很熱烈。
這年，我當了複旦學生會主席。競選時還搬來外國的辦法：一位同學給我畫了一幅大的畫像，從登輝堂二樓掛到樓下；把我的考試成績單貼在校門口；我還在食堂裏站在桌子上發表過競選演說。這種辦法，不是我的主意，以後再也沒有重複過，實在滑稽。
這一年，我還在全校學生代表會議上被選為第二屆上海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青年界代表，直到1952年。複旦同學中的第一屆上海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是當時擔任學生自治會主席的朱承中。
1951年3月，我接著汪鋆當了複旦大學團委書記。還到北京參加過一期團中央學校工作部（部長是袁永熙）舉辦的高等學校團委書記學習班。記得清華的團委書記是滕藤，北大是胡啟立，燕京是阮銘。
1952年，在複旦是大變化的一年。
這年1月，華東文教委員會抽調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副校長李正文（也就是1949年上海軍管會接管複旦大學的軍代表）率領王零等華東革大幹部100多人到複旦大學工作。3月，成立複旦大學黨委，李正文為書記，王零為第一副書記，原任複旦黨總支書記的鄒劍秋（複旦地下黨員，因肺病休養多年，從新聞係畢業不久）為第二副書記，領導“三反”和思想改造工作。
8月，華東地區院係調整開始。複旦本有文、理、法、商、農五個學院。這時，將農學院遷往東北，成立沈陽農學院；法學院並入華東政法學院，商學院並入上海財經學院，而從浙大、交大、同濟、聖約翰、滬江、金陵等大學調入大批文、理學院的師生。浙大來的人最多，著名科學家蘇步青、陳建功、吳征鎧、談家楨、盧鶴紱、穀超豪等都是那次從浙大到複旦的。10月，政務院任命陳望道為複旦大學校長，李正文為副校長。教務長是蘇步青，政治輔導主任是王零。複旦在華東高等學校中的學術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從上海解放到1952年，中間有許多事情，但同本文的題目沒有直接關係，而且回憶已經寫得太長，就不再多說了。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中國史學會原會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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