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先講一講我所接觸的王洪文，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亂的時候認識的，具體日子是一九六六 年十二月十八日。開始接觸王洪文，感覺到他是一個複員軍人的形象，他喜歡穿軍裝，那時是冬天，棉的綠軍裝已經洗得發白了，戴了一頂翻上去的海虎絨帽子，前麵佩一個毛澤東像章，他一口東北普通話，上海話說起來不靈光，偶而能說出一兩句，但一般都說東北普通話，還帶有很重的鼻音，他說他是吉林省長春市郊區的人，他一九三五年出生，比我小兩歲，童年比較苦，家裏又種地，又放豬，東北的豬要放養的，要人趕，還要放馬。
他小學沒念完，文化不是很高。小時候在吉林到處流浪，他說解放前有段時間在東北看到“老毛子”(東北人稱蘇聯人為“老毛子”，看到他們到一個餃子攤上買餃子，沒東西盛，就把帽子拿下來，叫人家把餃子往帽子裏裝，我們隻能在旁邊看，解放以後，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歲的王洪文在東北參軍，他老是說，我跟你們，特別是跟你老徐，不是一路的。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緊緊地抓住我的手說“老徐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是放豬的，我是放牛的，你是知識分子。”他是酒後吐真言，因為他心裏老是感到與我不是一路人。
王洪文參軍後在浙江湖州二十七軍軍部裏當通訊員，所以他當時跟原二十七軍軍長，內蒙軍區司令尤太忠很熟，尤太忠看見他就喊“小王，小王“。後來，隨二十七軍到朝鮮去抗美援朝，先當警衛員，後來又當通訊員。這個人膽子很大，他說他當通訊員的時候，到前線去送信，炮火運天，跑得累了，就拉兩個死人墊在屁股下麵坐著，休息一會兒，然後再往前趕路。他參加過抗美援朝，是有點兒資格的，但在部隊裏什麽也得不到提拔，回國後，部隊成立軍樂隊，他要求去，被批準了。我問他做什麽?他說吹黑管。
我現在看遍王洪文所有的傳記，都沒有這方麵的記載。我說你吹黑管，怎麽吹的?因為覺得他對音樂沒什麽特殊愛好，他說我也不懂什麽樂譜，反正在裏麵瞎吹吹;那時解放軍戴船帽，他一天到晚吊兒郎當地把帽子扔來扔去。在軍樂隊裏，他得到一個副排級的待遇，後來就從軍樂隊吹黑管的位置上複員。他在部隊裏入黨，由於沒有什麽大的培養前途，所以複員到國棉十七廠當了保全工，他告訴我，當時人家都叫他們“小加油”，因為要在各個紡車上加油。
王洪文那時住在廠裏的集體宿舍裏，我問他禮拜天是怎麽過的?他說：“啊喲，無聊，過禮拜天，我經常到市裏來玩。”當時住在楊樹浦的人把上海市中心叫“市裏”的。“回廠的時候買六瓶啤酒，左麵胳肢窩夾兩瓶，右麵胳肢窩夾兩瓶、手裏再拿兩瓶，拿好六瓶啤酒後，從外灘搭六路有軌電車，―麵乘車，—麵喝啤酒，電車‘框當’、‘框當’開到楊樹浦，六瓶啤酒統統喝光。”他後來的酗酒與這種習慣有關係。當時一個青工住在廠裏，星期天就那麽無聊地過。王洪文在廠裏的工資一直比較低，後來調到保衛科才提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才六十八塊錢，他用錢很厲害，沒積蓄也沒有房子，要找對象很困難。
五十年代末期，王洪文認識了崔根娣。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廠托兒所的保育員，是臨時工，但她的家庭條件比王洪文好，她從小被一對老工人夫婦領養，養父養母在定海路橋有一間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覺得崔根娣條件不錯，追求了她以後就結婚了。婚後有一個女兒，兩個兒子。
文革開始後，王洪文在廠裏貼了四淸工作隊和黨委的大字報，成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與他的接觸過程中，感到他一方麵批判別人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等級觀念，但是他自己又追求這些東西。剛開始穿舊棉軍裝，後來一奪權，就開始排場起來，一身一身地換新軍裝，都是向部隊裏去要來的，他還向部隊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口袋上有蓋的代表幹部身份的長大衣，頂在肩膀上麵。
他對於哪一級幹部可以住什麽房子，用什麽車，非常注意。開始說是因為安全問題，從定海路搬出來，換了幾個地方。但後來他就開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就搬過三個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裏，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層樓的公寓，每一層樓有兩套住房，一套是辦公室，一套作為居住用，一套裏有兩室兩廳，過去是給市委常委住的。
王洪文住進公寓後，看見前麵有一排兩層樓的花園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獨立的院子，種著果樹，很考究。這些房子過去是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張春橋等住的，後來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裏。
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麵小洋房裏去住了。住了小洋房以後，他又不滿足，一套不夠，弄了兩套。當了中央副主席後，盡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來住，他又感到住在那裏不夠氣派，又搬到一幢獨立的三層樓洋房。那個洋房很考究，位於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從榮昌路獨立進出，二樓有秘密房間，看是一麵穿衣鏡，打開是一個暗道，從暗道走進去，裏麵有幾間秘密房間，這說明隨著地位的上升，他對物質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
一九七五年，他索性連康平路院子裏的大洋房也不願意住了，回到上海，搬進東湖路七號，即現在東湖路、淮海路口轉角的一個大院子，進麵有遊泳池、網球場。住下後不久，他又讓市委招待處寫了一份報告，要把東湖電影院劃進去，歸他個人看電影享用。當時我感到這個要求太過分了，一麵毛主席講要限製資產階級法權，一麵他又在不斷地擴大自己的資產階級法權。我找了一個理由，對馬天水說東湖電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在上海有很長的曆史，圈進去是不是妥當?因為我提了意見，這事情才擱下來了。
王洪文還很喜歡玩汽車，他在上海有六輛車，還不包括保衛他的用車;一輛是三排座的大紅旗高級小轎車，車裏有恒溫設備，駕駛座和後座之間有塊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輛是西德的奔馳，他日常用的;一輛是上海牌轎車，下基層時裝裝樣子的;一輛是伏特加，一輛是北京吉普，這兩輛車是幫他拿信件或運東西時用的，有時打獵也用北京吉普;他還搞了一輛特製的防彈轎車，玻璃是幾英寸厚的防彈玻璃，車身是防爆鋼板，非常重，他們把車開到靶場，用機槍、、步槍打，用手榴彈炸，都打不穿。他到北京去，就把這輛防彈轎車鎖在車庫裏，從北京回上海後又用。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歡喝酒。當時地方上比較嚴格，即使在賓館，喝酒也要自已掏錢的，怎麽辦呢?他經常到部隊去，專門找部隊的軍長、師長，副司令喝，今天找這個，明天找那個，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林彪事件以後，王洪文被任命為上海警備區政委，到杭州去處理有關案件，變得更加趾高氣揚，整天處在各種宴請的包圍之中，貪杯嗜飲，變本加厲，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隻見他一天四頓酒，連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時人喝得糊裏胡塗，舌頭大大的，說話也不清楚，等他淸醒的時候，就熱衷於外出打獵，當時寫作組的王知常，作為他的隨員跟去杭州，幫他整理項目材料，跟了兩個月，眼看王洪文的這等表演，心中存氣，私底下寫了一首打油詩：
上海都督西湖遊，
下馬且飲洗塵酒。
商賓良朋歡騰座，
揮拳舞觥夜作晝。
深山獵兔驅快車，
大江射雁泛輕舟。
胡塗官司君休問，
上車莫忘雞和狗。
到北京以後，由於工資沒有增加，上海市委辦公室主任張敬標經馬天水批準，每個季度給王洪文送幾百塊錢，那時已經算很多了。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拿了幾箱白沙酒送給他，這算是白喝的，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錢，結果他想出一個辦法，到人民大會堂去買剩下的國宴酒。當時，國宴結束後，把瓶中剩下的幹淨的茅台酒並在一起，重新裝瓶後內部供應，一，兩塊錢一瓶，很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兩次的去買那種酒，買了許多，人家知道後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聞生對他就很有意見：“沒門。他要到我們這裏來占什麽便宜，沒門。”
二、王洪文和他的德國狼狗
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在1976年被判決為“四人幫”集團成員，被逮捕關押於上海市監獄。出獄後寫了文革回憶錄《十年一夢》，披露曠古奇聞：王洪文得勢時，他的狗享受上海市委特供待遇，王洪文一被捕，其狗馬上任人宰割。
南京軍區某領導送狗 討好王洪文
文革期間，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女）都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他們都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簡稱“康辦”）。1973年，王洪文當選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0年以後，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家屬住在上海康平路大院裏。上海市的工作一度交給王洪文主持，他便從公寓樓搬進了南麵的花園洋房裏，占用了兩套住宅，住宅的前麵，是一片較大的花園；住宅的後麵，有一條可以貫通全院的柏油小路，越過小路，橫穿草地，就可以到達姚文元家屬以及徐景賢家和王秀珍所住的公寓；而王洪文的左鄰右舍，則是張春橋和馬天水等人的家。
就在王洪文搬進花園洋房以後不久，南京軍區的一位領導送給他一條純種的德國狼狗。王洪文很疼愛它，一有空就把它抱在懷裏，給它取名叫“馬林”。王洪文有兩個兒子，當時正在念小學，王秀珍給他個起了兩個外號──“大呆瓜”和“小呆瓜”。毎天一放學，兩個“呆瓜”就牽著小狼狗馬林滿院子奔跑。半年過去了，一年過去了，這條狼狗迅速地長大起來，昂起了頭，足足有半人高，它長得越來越像一條狼，呲牙咧嘴，伸著血紅的舌頭，陰森可怕。
狼狗馬林長得快，食量也大了，一天得吃好幾斤牛肉。王洪文每月68元的工資，怎麽養得起？那就找個借口：狼狗既然是保衛王洪文的，它的供給關係就隸屬於市委警衛處。警衛處的頭頭為了巴結討好王洪文，每天就由穿軍裝的警衛員送牛肉等去王洪文家給“馬林”吃。
狼狗“馬林”大鬧“康辦”
“馬林”這條狼狗對於王洪文一家人，搖尾乞憐、俯首貼耳。可見了別的人，它卻凶相畢露，它總要衝上去威嚇一番。王洪文的住宅後麵，是市委機關和行政，後勤人員的工作室，這裏進進出出的一般幹部和工作人員不少，他們經常受到狼狗馬林的威脅，大家的心裏很惱火，可是誰都敢怒而不敢言。
每天上班、上學去的時候，或是下班，放學回家的路上，大院中的孩子們往往就和狼狗馬林“遭遇”上了。那條狼狗看見女孩子們好欺負，老遠的就狂叫著撲過來，直嚇得女孩子們尖聲嚎叫，四散奔逃；姚文元的女兒和徐景賢的女兒幾次被狼狗馬林嚇得哭了起來。
大院裏的工作人員和家屬們對王洪文家養一條惡犬都有意見。康平路辦公室也好，市委警衛處也好，多次聽到工作人員及家屬們對養狗的反映，但是因為王洪文不鬆口，那條狼狗就照樣在大院裏四處橫行。
直到有一天，差一點出事，才開始研究對狼狗馬林的處理問題。那一天早晨，姚文元的妻子金英拎了包準備去上班，剛步下樓梯，走出大門，狼狗馬林就突然從遠處惡狠狠朝她猛撲過來。金英猝不及防，她本來就有心髒病，經這樣一嚇，差一點昏過去……
凶惡的馬林這一次終於激起了眾怒，而且驚嚇的是姚文元的妻子，真要嚇壞了誰來擔當這個責任？院子裏的各家各戶都強烈要求市委警衛處趕快把狼狗送走，正好在這節骨眼上，王洪文要去北京，狗的主人走了，狗的靠山沒了，它就不能再肆意逞凶了。於是，大家開始出主意，給馬林安排一條出路：有人主張把狼狗送回部隊去，有人建議將它送給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作動物試驗，也有人在背後發牢騒，說不如把狼狗宰了倒可以享用一頓噴香肥美的狗肉。
市委書記向狗表示效忠
正當惡狗麵臨厄運的時候，上海市委書記王秀珍出來發布“指示”，讓把馬林“送給上海西郊公園，好好養起來供人參觀”，警衛處頭頭立即行動，派了專門的警衛員開了專車把馬林送到了西郊公園，毎天供應幾斤新鮮牛肉，還築了像模像樣的狗窩，讓狼狗在那裏過上了養尊處優的生活……
幾個月以後，王秀珍忽然提出：送到西郊公園去的狼狗馬林，不知道養得怎麽樣了，她要親自去看看，也好向王洪文有個交代。
選了個風和日麗的日子，王秀珍穿上她到阿爾巴尼亞訪問時做的一身毛料衣服，帶上王洪文的幾“小兄弟”，由警衛處頭頭陪同，開了幾輛轎車直馳西郊公園而去……
一場“探望”狼狗的活劇演完以後，王秀珍從西郊公園回來，用她那高八度的尖嗓子直嚷嚷：“徐景賢們到西郊公園去看過馬林了，那狗長得又肥又大，真神氣。它還認識徐景賢，可討人喜歡啦！”
遠在北京的王洪文，通過紅色保密電話得知了這樣的“喜訊”，高興地笑了。
王洪文被捕 “馬林”任人宰割
“打狗要看主人麵”，反過來的道理也是一樣：“敬狗為了孝主人”。
狼狗馬林在西郊公園一住幾年，誰也不敢動它一根毫毛。直到“四人幫”覆滅以後，動物園的飼養工人們怒不可遏，立即動手把它宰了，大啖了一頓狗肉，才算解了心頭之恨。
（ 注：本文節選自《十年一夢》，作者：徐景賢，曾擔任上海市主要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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