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時在Glaxo做北區銷售，主要是跑天津市的幾家大醫院。
說起藥品回扣，大家現在深惡痛絕，這個壞頭，其實就是Glaxo，Pfizer幾家跨國公司從國外帶進來的。八十年代的時候，國內企業還比較土，但是已經開始動起了腦筋。那時藥品還是統購統銷，但是工廠已經開始承包，收入和銷量掛鉤。為了打開銷量，藥廠們絞盡腦汁，采用了各種辦法。一個常用的招數就是在包裝上做手腳，現在聽起來可能天方夜譚，那時藥品包裝有高壓鍋的，有電飯煲的，總之就是讓各地的采購人員和藥房人員能得到好處，因為直接給錢給禮品那時還是禁忌的。
但是跨國公司進來後就不一樣了，他們把國外的醫藥代表製度帶進來，直接把銷售做進了科室，這個就是本土企業遙不可及了。記得那個時候我們的銷售經費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經理掌握，一部分是按比例直接掌握由醫藥代表用在醫生頭上。我們的藥比較貴，我那時負責的幾個產品，抗生素複達欣一針是300多塊，一天要一千多；抗嘔吐藥zofran一針也是三百多，九十年代初期老百姓工資還比較低，這個就是天價了。我那時經費大概是3-5塊一針，按現在的標準比較低了，但是那時國產藥特別是北方國營廠的藥大都沒有回扣，醫生在有可能的情況下就會用我們的藥，畢竟一個病人用上了一天十幾塊錢就到手，不算一個小數字了。我們經理掌握的經費，主要是用於會議和活動。那些三甲大醫院的主任，除了利更要名，有了名才有更大的利。我跑的中國醫科院（協和）血液病研究所，是我們一個大客戶。那個時候醫生架子還不大，我記得第一次跟著經理去醫院就見了院士。不過他們的胃口就不是一般醫生可以比的，我記得第一個月我跑的骨髓移植科主任，一個日本回來的年輕博士就要我讚助他開一個全國性會議，他那時剛上位想提升學術地位，開口就要我們出一萬塊，當然不止我們一家了。這種事我做不了主，最後是經理出麵讚助。沒辦法，他們是我們的大客戶，移植病人有錢，他們醫院一年就用我們幾百萬的藥。
有人說，這麽貴為什麽還有人用，因為這些進口貴藥那時還沒有替代品或是有替代品但是醫生還不認可。如果是後者，回扣對幫助國內替代品的推廣就起了大作用了。最先反應過來有樣學樣的就是廣東和浙江的一些藥廠。我記得做了一段時間，我的一個產品Zofran就碰到了勁敵，浙江的一個小藥廠，也搞出來了，但是療效可能比我們差點意思。但是浙江的廠膽子大政策也活，他們賣的價格是我們1/3，但是回扣給十幾塊一針，一下就把我們打趴了。這個回扣在藥品方麵還是小的，在國產醫療器械比如支架，骨科器械方麵起的作用就更大了。也就是在這些回扣的狂轟濫炸之下，當然也伴隨著技術的發展，國產藥品突飛猛進，逐漸填補了很多進口藥的空白。到今天中國醫藥工業已經成了世界最重要的供應鏈，這裏麵回扣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當然卸磨殺驢是自然規律，現在醫療已經成了壓在老百姓頭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國家要想可持續發展，必定要在這方麵有所作為，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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