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返協議規定，戰俘所屬國家可派兩類人員進入戰俘區。
一類人是“解釋代表”，他們要與逐一被帶進“解釋帳篷”的戰俘見麵，進行“解釋”工作，讓他們選擇是否要回國。如果戰俘表示願意，就會被立即帶走，遣送回國。而如果表示“不願意”，就要允許其返回戰俘營。
另一類人是“觀察代表”，任務是觀察現場情況，戰俘動態，解釋後的處理，也要觀察解釋代表的工作是否有漏洞，將各類情況上報。
時任中國外交部政策委員會副會長兼國際新聞局局長，以誌願軍談判代表團“指導員”身份坐鎮現場的喬冠華在給作準備工作的代表們做報告時說，兩萬多戰俘裏的剩餘部分，隻要解除特務統治，采用個別解決的辦法，就“可以爭取大批回來”。對不願意回來的人“要在政治上作交代”。
而在準備聽取解釋的戰俘方麵卻是另一番情景。根據誌願軍觀察代表了解到的情況，戰俘們“發動群眾想辦法”來討論“如何對付解釋代表”。發了一個一百八十天的表（顯然是台灣方麵的傑作），過一天，劃一天。想出對抗的方法是，用集體解釋代替個別解釋，你解釋，我就唱歌，打球。在個別解釋時“提出很多反動問題”質問解釋代表。有的甚至暗藏刀片類的凶器對代表行凶。
這樣一來，解釋代表和戰俘之間的關係從應有的合作依賴的關係變成了一種幾乎是敵視和敵對的關係。
解釋工作於九月初開始後，在代表們提供的報告裏，一方麵有每天有多少戰俘未經解釋就跑到中朝代表一方，要求遣返回家。另一方麵也有為數眾多的戰俘在解釋的場區內采取敵視的態度，拒絕聽取解釋，喧囂，挑釁，甚至對代表實施暴力行為。代表團各級領導在各種會議中提到這類問題時，有很多內容是關於：戰俘在聽取解釋時無理取鬧怎麽辦？被幹擾地無法說話講不下去怎麽辦？戰俘拒不出席見麵怎麽辦？戰俘如果在現場使用暴力，甚至騷亂，暴動怎麽辦？
麵對這樣的情況，誌願軍方麵一方麵在內部給代表們打氣，要求排除幹擾，不要泄氣。另一方麵向執行對戰俘執行拘留任務的中立國提出要求，對進行破壞的特務分子使用武力，但遭到中立國的拒絕。瑞士和瑞典表示，如果要使用武力，他們將退出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印度則表示，如果因為使用武力出現傷亡，將造成世界輿論，事情會不好辦。
進入十月下旬，誌願軍代表團的會議報告內容明顯體現出，對解釋工作的前景已經有了不同的估計。一是指出“爭取大批戰俘回來”的認識是“不正確的”。因為先後已經經過兩次解釋，能回來的已經都回來了，剩下的都是“特務分子”，“解放成分或和台灣有關係的”，還有的是“新成分，受革命教育不如反革命教育時間長”。二是針對代表團內部的失望泄氣情緒，提出要大家堅持，不要泄氣。可以看出，到這時的解釋工作重點，已經從能爭取多少戰俘回來轉變為如何能正常維持這個進程。不得不說，到了這個階段，解釋工作已經基本淪為成了一個“明知不可為，卻要不得不為”的麵子工程。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朝方麵致函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指出因為聯合國軍方麵放任各種特務分子在戰俘中的各種鼓動和威脅行為，至使多數戰俘拒絕出席解釋會麵，未能對其進行解釋工作。同時用於解釋的場地修建拖延也造成有效的解釋時間不足，因此應將解釋結束時間順延，達到規定的九十天。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金日成彭德懷聯名致函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指出聯合國軍方麵對解釋工作未能順利進行應負主要責任，而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未能有效地履行職責也是有責任的。信中要求，中立國遣返會員會應該對戰俘實行隔離以打散特務組織，消除所有特務分子，恢複解釋工作，並補足九十天的解釋時間。
而中立國方麵卻對此有不同看法。瑞士瑞典方麵認為；因為政治信仰不同而反對共產主義，不能算是特務。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印度陸軍中將蒂瑪亞則說，特務太多了，沒辦法隔離。把他們都隔離開，以後都不出來聽解釋怎麽辦？我隻能通過那些特務代表對戰俘進行工作，除了他們沒有其他人可以說服餘下的戰俘。我能讓他們來個別聽解釋就已經是很大的成就了。如果你們堅持要遣返委員會使用武力，隻會帶來失敗。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則表示，堅決反對解釋工作順延，並表示，美國將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午夜，將所有尚未遣返的戰俘釋放，使之成為平民。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沒有接受中朝方麵的要求，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上午八點三十分將剩餘的中朝戰俘重新交還給聯合國軍方麵。中立國印度，瑞典和瑞士於二月十八日決定解散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中立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中朝方麵對此強烈反對，但無效。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解散，標誌著朝鮮戰爭停戰後，被列入“自願遣返”的戰俘遣返工作到此結束。在此期間的戰俘遣返工作有如下成果：
誌願軍軍方麵：“自願遣返”戰俘總數一萬四千七百零四人，經過解釋遣返回國的有四百四十人；有十二人決定去了印度；十七人死亡，逃跑或失蹤；一萬四千兩百三十五人決定返回聯合國軍的戰俘營，後來去了台灣。
人民軍方麵：“自願遣返”戰俘總數七千九百人，其中一百八十八人經過解釋返回北朝鮮，七十四人去了印度，三十四人死亡，逃跑或失蹤。七千六百零四人去了南朝鮮。
南朝鮮軍方麵：“自願遣返”戰俘總數三百三十五人，其中八人經過解釋回到南朝鮮，兩人去了印度，其餘返回北朝鮮。
美英方麵：二十三名美國人及一名英國戰俘中，有兩名美國人經過解釋回到美國，其餘選擇去了中國。
後記：
留在中國的美英戰俘大都被分配到了工廠或農場工作，並在當地成了家。其中一人在到達中國後不久去世。其餘絕大多數於五六十年代返回到了美國或英國。
霍華德-亞當斯（Howard Adams）和詹姆斯-喬治-維內利斯（James Geroge Veneris）是美英戰俘中的兩個在中國長期生活下來的。
霍華德-亞當斯在中國居住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但拒絕任何采訪。所以找不到任何有關信息。
詹姆斯-喬治-維內利斯被安排到了山東濟南的一家工廠，有一個中文名字叫“老溫”。一九六三年被批準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習。畢業後回到同一家工廠。他後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文革期間，他不出意外地被“特殊”對待。他被指控為“美國特務”，到中國來是“負有特殊使命”，被批鬥，關押，送去做苦工。文革後一九七七年進入山東大學任英語教授。他後來曾兩次訪問美國。二零零四年在中國去世，埋葬在山東。他在中國育有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他們在中國長大，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移居美國。
一九九六年，美國《紐約時報》援引剛剛解密的文件透露，美國國防部在朝鮮戰爭結束時就知道，有大約九百名的美國戰俘仍然被北朝鮮扣押，從未釋放。但美國國防部對此沒有證實，稱沒有明確證據表明仍然有美國人在違背自己意願的情況下被關押在北朝鮮。北朝鮮則聲明沒有扣押任何美國人。
被送到台灣的一萬多誌願軍戰俘，受到台灣官方民間的熱烈歡迎，並以“反共誌士”相稱。這些人的大多數被補充到國民黨軍隊裏，為當時將多兵少的台灣軍隊增添了難得的一股力量。但若幹年後，這些人年老體弱退出軍隊後，其經曆卻各有不同。經商從政的成功者有之，但也有很多人受累於文化和技能低下，隻能從事簡單工作，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成為“台灣老兵“這個特別族群的一部分。八十年代台灣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後，很多人也隨之回到大陸。他們自一九五三年以後的故事，也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知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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