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雲：有關公安部長李震自殺原因的另一說法（二）

來源: 綠珊瑚於 2023-07-30 05:31:14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22108 bytes)

華國鋒仍然給出李震自殺的結論

華國鋒親自到李震自殺現場察看。現場並沒有像劉湘屏所說的那樣遭到破壞，裏麵很狹小，進去就是台階，李震走到裏麵，又走回來，到管子那裏吃了安眠藥，然後上吊自殺。現場沒有第二個人的腳印，他殺是不可能的。

周恩來指示請吳階平（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負責屍檢，並指示從北京、廣州等地公安局調法醫專家來。10月30日至31日，在吳階平主持下，調來一批著名專科醫生和法醫。11月8日夜，周恩來和劉湘屏、吳階平等人談話。11月9日淩晨3點，吳階平、林鈞才等簽署給中央的書麵報告，排除李震死於他殺。在屍檢報告上簽名的有：劉漢臣（北京市公安局）、吳階平（中國醫學科學院）、李延吉（上海市公安局法醫）、陳仲芝（廣東省公安局法醫）、吳聲屯（天津市公安局法醫）、韓木林（北京市公安局法醫）、趙海波（公安部法醫）、李伯齡（公安部法醫）、朱燕（北京藥品生物製品檢驗所檢驗師）、張孝騫（首都醫院內科醫生）、陳敏章（首都醫院內科醫生）、王直中（首都醫院耳鼻喉科醫生）、韓宗琦（北京醫院口腔科醫生）、馬正中（北京醫院病理科醫生）、林鈞才（北京醫院）、吳蔚然（北京醫院）、董炳琨（北京醫院）。與此同時，北京、天津、上海和廣東的省、市公安局派出技術人員，檢驗現場痕跡。1974年2月2日，上報中央《關於李震死亡案件現場痕跡物證檢驗工作情況報告》，也排除他殺。

11月11日，正在中央讀書班學習的祝家耀（第十屆中央委員、與王洪文造反起家）、楊貴（第十屆中央候補委員）被任命為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他們與施義之等人都認定李震是被人殺害，甚至一口咬定被於桑、劉複之等謀害。王洪文也堅持說李震被階級敵人謀害，要追查凶手，他通過祝家耀、徐海濤之口說：“能定他殺就定他殺。定不了他殺，就拖它三五年。否則，公安部右的勢力又該活躍了。”

王洪文的態度，是江青、毛澤東的態度嗎？

施義之回憶：“11月17日，楊貴、祝家耀、徐海濤到公安部參加核心小組工作。中央決定楊、祝、徐參加破案組……

決定我也參加破案組的工作，由祝家耀分管政治部，負責內部發動群眾。不久，徐海濤被調走。”

３月３日，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廳召集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劉湘屏開會，由華國鋒匯報。劉湘屏雖堅持自己的意見，但拿不出“他殺”的證據。

關於李震案情，毛澤東沒有表態。但他聽取周恩來匯報後，讓周恩來轉交給華國鋒一本蔡東藩（1877-1945）的《明史通俗演義》，特意叫華國鋒看其中的三大疑案。

毛澤東讓華國鋒看明代三大疑案是何用意

1973年12月初，華國鋒召開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參加的破案小組會議。會上華國鋒傳達毛澤東的話：“為什麽要殺人呢？要調查研究。”也就是說，在眾多法醫專家拿出排除他殺的結論後，毛澤東仍堅持他殺。華國鋒在會上說：毛主席要我們讀《明史通俗演義》第80到82回，講的是明末宮廷關於接班人爭鬥的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

萬曆43（1615）年5月30日，瘋漢張差手持木棒闖入太子宮，亂打皇太子朱常洛，最終被捕獲處死，史稱梃擊案。朝廷爭論不一，有說張差瘋癲，有說是陷害太子的陰謀。案情牽涉試圖讓兒子登基的鄭貴妃，萬曆皇帝極力調解，迫使皇太子改變“必有主使”，“此事隻在張差身上結局足矣”，“不許波及無辜人”，糊塗了結。

萬曆48（1620）年7月21日，萬曆皇帝病亡，挺過梃擊案的太子朱常洛繼位，改年號泰昌。8月初一泰昌帝登基大典，“衝粹無病容”。然而登基才10天，皇帝突然一病不起。禦醫要給他服用以鉛為主、以參茸為副的“紅丸”仙丹。大臣們多數不同意，而皇帝執意服用一丸。“暖潤舒暢，思進飲膳，”又再進一丸，次日（9月初一）淩晨駕崩。短短一個月，萬曆、泰昌兩帝相繼而亡，眾人議論鄭貴妃有意加害。但紅丸案仍像梃擊案一樣草草收場，沒有追究。

移宮案發生在泰昌皇帝病逝當天。乾清宮搶奪太子，皇帝寵妃李選侍被迫移宮。朱由校即位，稱天啟元年。此案成為派係鬥爭代名詞。

其實隻要深究，三大疑案都不是疑案。

李震自殺的結論板上釘釘，毛澤東為什麽還要華國鋒看明末三大疑案呢？這三大疑案都是接班人之爭，文化大革命也是解決接班人的問題。問題不在於劉少奇是不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林彪是不是要謀害毛主席，叛逃蘇聯，而在於毛要廢黜他們。把李震案定為疑案最好。顯然這就是毛澤東的態度。

1977年李震自殺結論的剖析

1974年1月，華國鋒向周恩來匯報李震自殺的結論，建議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華國鋒真是老實人，他怎麽沒有理解毛澤東讓他看明末三大疑案的目的呢？1月10日下午，周恩來約華國鋒、吳德、吳忠和破案組成員談話。華國鋒建議既然李震死與於桑無關，應解除審查。祝家耀、徐海濤（總政治部保衛部副部長）反對，他們一唱一和：“就說李震不是他們殺的，但他們也有‘算舊賬’的錯誤，不能放他們出來！”

經周恩來同意，於桑還是被“解放”了。劉複之則被關押15個月，1975年1月才獲得“解放”，但仍遭批判，粉碎“四人幫”後才停止。

華國鋒堅持中央的指示必須執行，公安部核心小組隻好決定分兩步傳達，先講李震案存在他殺與自殺兩種可能，然後再講是自殺。楊貴在公安部幹部大會上，傳達了破案組的結論，李震是自殺。

華國鋒向周恩來匯報，李震就是自殺，也應為他作“自殺，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３月３日晚，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廳召集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劉湘屏開會，由華國鋒匯報。這時距案發已過去5個月，劉湘屏和公安部一些人仍不同意自殺的說法。雖然她拿不出“他殺”的證據，但仍堅持李震被逼而死，因此李震自殺，“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被擱置。

1977年3月，公安部黨組向中央遞交關於李震“畏罪自殺”結論的報告。“據事後查證，李震確有自殺取死之因。1970年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他與林彪黨羽劉豐（武漢軍區政治委員）曾秘密串聯，進行反黨活動。劉豐被捕審查後，他又篡改了劉豐的供詞，掩蓋自己的罪行。在這之前，他還參與陳伯達、吳法憲製造‘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冤案，誣陷許多中央領導人和一大批黨、政、軍負責幹部。1973年9月，他去山東省查破一個與該案相似的案件，知道中共中央對冤案製造者處理很嚴，因而畏罪思想壓力很大。同年10月，中共中央追查陳伯達交代的一份材料，他因為這份材料被壓在自己的手裏感到很害怕。由於罪孽深重，他畏罪自殺不足為奇。”

中央批準了關於李震“畏罪自殺”的結論。

這個結論給出李震自殺的三大原因都是謬論。1.劉豐始終是人民內部矛盾，什麽反黨“串聯”“篡改”都係欲加之罪。2.“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案明明是由陳伯達、吳法憲負責查證，李震隻是具體辦案，怎麽竟成了“冤案製造者”呢？3.李震不可能扣押陳伯達的交代材料，何來“畏罪”？

李震查破的山東案件內容不詳。既然它與“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案“相似”，那讓我們看一看該案是一個怎樣的冤案。

“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案

目前筆者僅查到吳法憲、張雲生的回憶，有些細小差別，互為補充。

吳法憲說：1967年10月8日晚，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郵箱，發現油印傳單，署名“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

張雲生說是匿名信，傳單和匿名信在本質上沒有不同。在發現時間上也不一樣，吳法憲說10月，張雲生說1967年初夏，這個時間差有半年左右。當然這些都無關緊要。

張雲生回憶：正當文化大革命形勢變得越來越令人憂慮的時候，傳來了一種與正式文件、報刊的論調完全不同的聲音。不過，這不是公開的呐喊，不是自發的辯論，而是采用了一種極其特殊的方式——匿名印發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致全黨的公開信》。當時它被認定反革命匿名信，由公安機關下大力偵緝，據說終於破獲了。

張雲生在林辦看過這封公開信，一共三份，來自不同的渠道，都是有關單位為了發動群眾破案而複製的。信的內容如此深刻而尖銳，以至十幾年後他仍記憶猶新。公開信首先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偉大的黨，在幾十年的革命鬥爭中，為中國以及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建立了光輝的業績，它肯定了黨在50年代以前的路線是正確的，八大製定的路線也是正確的。但不幸的是，自八大以後，特別是進入60年代以後，黨的路線逐漸偏離了正確的軌道。它著重指出當前進行的文化大革命，與它的革命詞藻相反，實際上是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經濟上、文化上對黨和國家的全麵破壞。時間越長，它所造成的惡果越加嚴重。所以造成當前這種不幸的局麵，主要是由於一小撮陰謀家、野心家興風作浪的結果。匿名信點出陳伯達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個野心家。一天不把這些壞蛋清除掉，黨和國家就一天不得安寧。為什麽這夥自封的“左派”如此猖狂？這是因為有在黨內身居高位的人為他們撐腰鼓氣。他點了林彪，也點了毛澤東。說林彪在過去革命戰爭中立過卓越的功勳，但是如今卻充當了這幫“左派”小醜的不光彩的領袖。林彪是掌握槍杆子的，不是他助紂為虐，事情不會糟到今天這樣可悲的地步。又說作為黨的主席的毛澤東同誌也不能辭其咎。毛澤東同誌以他偉大的革命實踐，在黨和人民當中享有盛譽是當之無愧的，但是他的性格中也有不堪效仿的一麵，他過分注重個人權力，遇事多疑，而且反複無常，往往從一個極端跳向另一個極端。一個領袖如果有了這些弱點，不能自製，不可能不給他領導的人民造成災難性後果。公開信唯一讚揚的是周恩來，說現在的局勢所以還有一線可以挽回的希望，隻是因為有日夜操勞的總理在苦撐大局。沒有他，就更不堪設想了。它向全黨呼籲，要為挽救黨的正確路線、挽救黨和國家的前途而鬥爭。它接著提出一些綱領性的主張，要求全黨支持。最後，相信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們是不乏自己的真正的領袖的。不過，這位能夠收拾目前亂局的領袖人物，必定是與這場浩劫並無牽連的人，是黨和人民的大多數所真正信賴的人。

張雲生給林彪講後，林彪不為所動，一言不發。不久，葉群把這封公開信要去，說她和林彪都要“再看看”，林彪少有的“再看看”，說明匿名信對他也打中要害了。

以後林彪與江青鬥爭與這封匿名信不無關係。

10月9日，周恩來拿到這份傳單後說：“這張傳單很重要，一定要組織破案。”當晚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傳閱，一時無人發言。江青也沒有說話。陳伯達說：“這很像二月逆流的口氣，內容也和二月逆流差不多。”這和張雲生的看法一樣，張雲生也認為匿名信老練而掌握分寸的語言，不像出自一個年輕人之手。它的文字流暢而層次分明，邏輯性強，說明它很可能出自某位大秀才的手筆。而它揭露的一些事實，有的是隻有高層人物才了解的內情，因此它有可能是受到某高級幹部暗中指點的作品。會議沒有對傳單定性，商定交毛澤東決定。

10月10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118廳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傳單問題。毛澤東詳細詢問了傳單的情況，陳伯達說：“這樣的傳單一般人是寫不出來的，隻有高級領導人的秘書，例如鄧小平的秘書才能寫出來。”毛澤東決不允許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說：“恩來，你負責組織專案組去破這個案，一定要破案。”當晚，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研究落實毛澤東指示。他當場指定陳伯達負責此案，同時指定謝富治、吳法憲參加。

10月11日晚，陳伯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專案組會議。他說：“這個案子主要由謝富治和公安部的同誌負責，我和法憲就不插手具體工作了。”謝富治說：“我是義不容辭。”公安部分析，認為在北京作案的可能性比較大，首先把北京作為破案重點。同時注意北京周邊幾個地方。一個月過去，沒有進展。周恩來急了，傳單在外交部街被發現，又隻說了他一個人的好話，讚揚他苦撐大局，局勢才有一線可能挽回的希望。在批評和批判很多人後，對周恩來一人的讚揚非常顯眼。公安部某人說這個“非常委員會”有一個“寶塔型的組織”，涉及朱德、陳毅等人。周恩來批評陳伯達：“你為什麽不開會呀？這份材料究竟是真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著破案的情況，你們怎麽這樣對待毛主席交給的任務呢？”

這時，天津市公安局報告，對原稿筆跡和作案工具鑒定，找到作案者了。陳伯達立即要天津市革委會和天津市公安局來人匯報。作案者是一個工人，從書寫、油印、到將80份傳單分別投入外交部街附近的郵筒，始終是他一人所為。陳伯達不相信，說：“一個工人能寫出這樣的傳單嗎？一定有後台，要往上追，追到誰就是誰。傳單上說，有一個人可以出來收拾殘局，這個人究竟是誰？你們應當挖一挖嘛。”解學恭（天津市革委會主任）問：“你們認為這個人是誰呢？”謝富治說：“還不是劉鄧司令部的人。”吳法憲說：“你們要說清楚，不說清楚，人家搞不明白。”他又對解學恭說：“陳伯達的意思是要你們查一下，有沒有劉鄧家裏的工作人員插手，當然要實事求是。”過一段時間，陳伯達召開第三次破案會議，沒有發現其他問題。吳法憲和謝富治認為再這樣查下去意思不大，周恩來說：“也許就是這樣吧。”以後再未追查。

張雲生說：數月之後，公安部向毛、林、中央文革報告，說案子破獲了，作案人是天津某中學教員，證據是從他家抄出作案用的油印機，字體鑒定無誤，而且他本人也供認不諱。此案了結了，這是真的嗎？張雲生始終懷疑。

吳法憲回憶作案人是工人，而張雲生回憶作案人是教員。

有關此案，後來由金春明、黃裕衝、常惠民編寫的《“文革”時期怪事怪語》中有《“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一則：

1967年10月8日，北京發生了一起署名為“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的傳單案。事後查清，作案者是天津市一個煤球廠的工人。他在淩晨來到北京市外交部街，將自己書寫、刻印的八十幾封油印傳單，分別投進了附近的郵筒。傳單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此案於同年11月20日在天津破獲。作案人供認：“從頭到尾，自始至終都是一個人幹的，沒有任何人參加。”經公安部門對原稿筆跡和作案工具的鑒定，也完全證實這一點。可是，陳伯達、謝富治卻硬說一個煤球工人無此本領，必有後台，而且授意專案人員要把它與中央領導人聯係在一起。就這樣用逼供信手段，製造了所謂“中國（馬列）共產黨”案。

1968年4月28日和8月19日，陳伯達、謝富治接見公安部領導小組成員趙登程等時，陳伯達說，破案“是起點”，“不是終點，老板在後台，後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幹不出來，不是僅僅一個人搞的，可能有一個組織。”謝富治也附和著說：“是起點，不是終點，”“根子就是劉鄧黑司令部的人。”12月6日，陳伯達指使專案人員“追後台”時又說：“要追窮寇嘛，……我看這裏麵有好幾層，說不定有十八層，不是一層兩層，也不是兩三層。”當年8月24日，趙登程（空軍某軍副軍長，時任公安部領導小組和核心小組成員，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三辦公室副主任）就製定了一個《對反革命“非常委員會”專案在京的作戰方案》。他們對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周慈敖刑訊逼供、誘供，要她交待“反黨集團”的後台。周慈敖在被逼無奈下，寫了二十幾個所謂“黑後台”的名單。辦案人員仍說交待得不徹底，沒有寫出“寶塔尖”。在他們的誘導威逼下，周慈敖胡謅出朱德等數十位中央和地方領導人的名字。林彪、江青一夥有了周慈敖的口供，欣喜若狂，認為寶塔尖找到了。於是又追逼道：“你們這個組織叫什麽名字？”“到底怎麽叫，好好想想。”周慈敖正不知如何作答時，審訊她的人有意當場議論：“你們這批反革命分子是鑽到黨裏麵來的修正主義分子”，“是一批披著馬列主義外衣的假馬克思主義分子”，“是黨裏麵的反黨小集團”。於是，周慈敖便揣摸著審訊人員的意圖，說了個“中國（馬列）共產黨”。辦案人員如獲至寶，立即上報。以朱德為首的“中國（馬列）共產黨”便算存在了。林彪、江青一夥誣陷這個“黨”裏通外國，“要搞政變”，無中生有地編造了朱德是“偽黨中央書記”，陳毅是“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李富春“是當總理的角色”，“常委”有：陳毅、李富春、徐向前、葉劍英、賀龍、廖承誌、楊成武等9人；“委員”有王震、肖華、餘立金、伍修權、王炳南等16人；1967年6月曾秘密召開了代表大會，蘇聯、蒙古等國首腦曾發來賀電；還成立了一個“領導叛亂班子”，叫“中共（馬列）起義行動委員會”，通過陳再道，首先奪取軍事要鎮武漢，並造謠說，朱德、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簽署了一份給蔣介石的電報，希望蔣介石配合，製止危險局勢的發展等。反革命活動的情節雖然編造出來，但過分離奇。陳伯達、謝富治等人始終未敢向毛澤東和黨中央正式報送。

1969年4月，被暗中誣陷的朱德、陳毅等領導人分別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後，由於形勢所迫，公安部隻得將這假案擱置。他們的誣陷陰謀沒有得逞。

1973年9月，又一個咒罵江青案在山東棗莊出現。李震被派調查此案。未見對此案的具體記載。不過，有一位與李震交往頗深的老友周根龍，在晚年的回憶中明確提出，棗莊一案是導致李震自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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