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21日深夜，李震在公安部機關大院地下熱力管道溝內自殺身亡，年僅59歲。
李震的自殺，驚動了毛澤東、周恩來。周恩來說：“李震是個好同誌，他不可能自殺，一定是他殺。”
於桑、劉複之偵查後得出李震自殺的結論，卻因此被關押。眾多法醫專家簽名的屍檢報告仍是自殺，但還是遲遲下不了結論。李震性格內向，身處高位更趨寡言，他自殺的原因始終成謎。1977年中央批準公安部關於“李震畏罪自殺”的結論，不僅不能蓋棺論定，反而以妄加的“畏罪”之罪，導致謎上加謎。
2023年1月30日，在李震自殺半個世紀後，周根龍（正軍職離休幹部、海軍政治部副主任）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筆者有幸看到周根龍的回憶錄《我的記憶我無權帶走》上下冊（自印本）。原來李震自殺前一個月，曾奉命赴山東棗莊調查一攻擊中央領導人的匿名信案。調查回來後，李震對周根龍說：“某某（江青）好狠呀！要打我為反革命……”
筆者認為，調查棗莊冤案，就是從精神上壓垮李震的最後一根稻草。
李震等一批軍隊幹部到公安部任職
1966年8月，公安部機關文化大革命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宣布，狄飛（公安部12局局長）為反革命分子，徐子榮（公安部常務副部長、中共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為右派分子，劉複之（公安部副部長）、淩雲（公安部副部長）、尹肇之（公安部政治部主任）等人是徐子榮為首的“反黨宗派集團”和“羅瑞卿地下公安部的主要成員”，會後停職檢查，與公安部一批局級幹部相繼被批鬥。公安部許多幹部被打成叛徒、特務、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副部長徐子榮、楊奇清、汪金祥、淩雲、嚴佑民和一批正副局長被關進監獄。
周恩來向陳錫聯（沈陽軍區司令員）提出，選調一些優秀幹部到北京任職。
1966年9月，李震被任命為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有說是謝富治把李震要到公安部的，也不是不可能。抗戰時期李震和謝富治同在太行地區，與劉湘屏也相當熟悉，死前幾天李震還到過劉湘屏家。
李震鐵麵無私，到公安部任職連秘書都沒有帶，是光杆司令一個。他還規定部隊幹部到公安部任職不升遷。李震掌管公安部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同時兼管中央專案組第三辦公室。文化大革命中的公安部是一個爛攤子，李震實事求是、注重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受到周恩來的讚賞，但似乎並沒有得到毛澤東的認可。
毛澤東一向重視公安部，第一任公安部長羅瑞卿就是他點的名。1959年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上將軍銜的謝富治接任公安部長。1969年4月，公安部領導小組７名成員中，謝富治、汪東興、李震當選第九屆中央委員。謝富治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東興是候補委員，此後他們很少過問公安部，公安部的日常工作由李震主持。1970年6月，謝富治因癌症住院。據說周恩來向毛澤東推薦李震接任，毛澤東則提議曾山（內務部部長）。李震簡曆中有清華大學肄業生的記載，說明他是當時高級將領中少有的知識分子，而毛澤東對知識分子並不感興趣，以下事實可以佐證。
中央專案組居然把李震排除在外
1970年9月12日，毛澤東圈閱周恩來、康生前一天的報告。報告提到政治局會議除專題報告外，議了下列幾個問題。一、陳伯達案專案組由康生、李德生、周恩來三人負責，具體工作由王良恩、楊德中、李鑫三人處理。……
1971年9月21日，毛澤東閱周恩來擬同意汪東興關於成立林彪、陳伯達專門小組的報告，批示“同意”。報告說在中央政治局下設一林、陳專案工作小組，掌握和整理全部案件材料，分類摘要呈送主席和政治局同誌審閱。這個工作小組以紀登奎為主、汪東興為副，領導進行工作。
10月3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文件[71]62號《中共中央通知》下發。中央專案組由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吳德（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忠（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組成。在專案組領導下，設立工作機構，由紀登奎、汪東興兩同誌負責進行日常工作。
1972年3月26日，謝富治病逝。4月16日曾山病逝。李震出任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組長、部革命委員會主任。他參與了中央專案組審理林彪案的工作，甚至親自審理了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卻沒有進入中央專案組，這不是很奇怪嗎？如果說李震的少將資曆不夠，李德生、汪東興、吳忠不也同為少將嗎？更何況李德生是軍級幹部，而李震是大軍區一級幹部……
1973年8月，李震當選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但沒有進入第十屆中央政治局，而他的前任謝富治是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說：“李震死在黨的十大後，四屆人大前，你們要想的深一點、遠一點。”周恩來清楚毛澤東對李震的態度。江青要把李震打成反革命，顯然不是隨口一說，背後還有不為人知的秘密。
李震自殺與公安部“算舊賬”無關
1969年初，公安部以機構改革為名，由1200人減至100人左右，除留下40個造反派成員外，包括副部長於桑、劉複之連同家屬在內，都被下放到黑龍江筆架山農場和湖北沙洋農場（五七戰校）勞動。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於桑、劉複之等下放幹部陸續返回公安部。
公安部多次召開核心小組會議和擴大會議，聽取幹部群眾對這幾年工作的意見。於桑（公安部核心小組副組長、革委會副主任）首先表示對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方法有意見，主要是“砸爛公檢法”，下放五七戰校，黨的優良傳統被破壞，社會治安方麵發案率高，破案率低等。為此，李震有檢討，和公安部“批林整風”情況簡報上報國務院。紀登奎說：“別的簡報我不看，你公安部長檢討的簡報我不能不看。你們公安部發生了‘算舊賬’的苗頭，帶了一個不好的頭……對各省、市公安廳、局會有影響的。”
公安部“算舊賬”（反對文化大革命）和反“算舊賬”（擁護文化大革命）的爭論，在很長一段時期成了公安部核心小組的矛盾焦點。李震在核心小組傳達過紀登奎對他的批評。一部分人認為於桑、劉複之帶頭“算舊賬”，而另一部分幹部則不同意紀登奎的批評。周恩來指示，統一思想後報告國務院。
因為文化大革命不允許有任何否定，這個報告拖了很長時間定不了稿，最終流產。有人說，李震自殺是因為公安部“算舊賬”與反“算舊賬”的矛盾始終無法解決，劉複之否認。他說：李震比於桑和我大一歲，社會經驗很豐富。“算舊賬”的爭論發生在1972年11月，與李震自殺相隔將近一年，因此它不會促使李震自殺。
但是，劉複之總感覺到李震精神很緊張，他講了兩件事。
葉劍英請一位高級民主人士吃飯、看電影，劉傳新（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負責人）派人盯梢，不知怎麽傳了出去。葉帥辦公室給公安部打電話，說葉帥請的客人有什麽問題嗎？李震很緊張，讓劉複之查問，原來是北京市公安局搞錯了。當時有規定，坐吉姆車以上的人不能盯梢，文化大革命中規矩都被破壞了。李震、劉複之親自上葉帥家道歉。葉帥哈哈一笑，說是個誤會，不必介意了。葉帥沒有在意，而且是下麵人陰差陽錯幹的，但李震依然很緊張。回來的路上，他對劉複之說：“唉呀，要掉腦袋。”劉複之說：“不至於吧，沒有那麽嚴重。”
還有一次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每人桌上放了一張紙、一支筆。李震當時不知在想些什麽，信手在白紙上亂塗亂畫。服務人員感到很奇怪，問怎麽回事。劉複之打圓場，說他神經緊張，沒什麽事。
1973年9月，李震奉命到山東棗莊調查匿名信案。這時距離李震自殺還有一個月的時間。這之後就發生了周根龍所說李震和他的深談。
李震突然失蹤，公安部大院大搜查
10月20日晚，李震召集核心小組開會。因意見不一，於桑同曾威（公安部革委會副主任，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組副組長，原北京軍區工程兵政委，1955年少將）拍桌子吵起來，會開不下去了，決定下星期一接著開。
10月21日是星期日，施義之（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原21軍政治委員）回憶：我因發低燒牙疼躺在家中，白天李震來看我。他心情很沉重，說：“你看昨晚又吵起來了。”我勸道：“意見不一吵幾句沒有關係，隻要你不吵就行了。”坐了一會李震就走了。
這時，李震自殺已經進入倒計時。
10月22日，公安部核心小組繼續開會，李震缺席，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李震家人說：昨晚李震在家中接到一個電話，說去開會就走了。李震半夜被叫到國務院開會是常有的事，可是並沒有查出誰打的電話，門崗反映李震沒有走出公安部大院。
施義之回憶：“10月22日，我去北京醫院看牙，11多鍾我從醫院回來，徑直到五號樓（核心小組開會地點），看見於桑、曾威、劉複之、黃慶熙、劉湘屏（住公安部院內）、張其瑞等人都聚在五號樓門前，氣氛很緊張。在人群裏還有李震秘書鄭愛萍和其他幹部。他們告訴我已到處找過，五號樓地下管道內也找了，沒有。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呆站在那裏，似乎有不祥的預感。”“組織人再去找，包括全院子的地下管道內都要找。結果兩位工人在大院東南角的一個地下管道口內發現了李震的屍體。工人出來時，劉湘屏回家正路過，劉馬上叫人通知我們。得到通知以後，我和於桑、曾威、劉複之、黃慶熙一同趕到那裏。劉湘屏要於桑、曾威下去看看，關照不要動，不要破壞現場。他二人上來後告訴我們，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裏，脖頸勒有繩子，吊在管道上。”
李震口袋裏還有安眠藥。法醫解剖發現，李震服了30多片安眠藥，然後用繩子勒脖子，可見必死的決心。
周恩來立即告知葉劍英、李先念等人，並召開有關部門負責人緊急會議，研究破案問題。當晚，於桑從國務院回來召集核心小組開會，傳達周總理指示，“李震絕大可能是被害。” 周恩來秘書當晚曾給李震打過電話，李震還談笑風生，所以周恩來不相信李震自殺。於桑、吳忠、楊俊生（北京衛戍區政委）、楊德中（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政治委員）、劉傳新等人組成破案組。
施義之也認為李震不會自殺，也不應該自殺。不過，施義之說：李震在他的位置上負責的事情多，了解的事情深，自身的工作壓力和思想矛盾又極少透露，我對他的內心了解甚少。他死前，我看到他按中央要求處理幹部中對文化大革命的分歧意見及爭執進行不下去的困難處境，是很同情的。他死後我從感情出發最初無法接受“自殺”一說。
周恩來委托華國鋒負責李震案
1973年10月23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分析李震案情，並聽取有關偵破情況的匯報。周恩來對李震印象不錯，李震之死給他的壓力很大，他專門請來熟悉李震的陳錫聯。沈陽軍區的幹部說：中央要人，我們將最好的幹部送去，怎麽到了中央落了這樣的下場？江青在會上大叫李震之死是階級敵人謀殺，要追查凶手。會議研究決定，華國鋒負責破案，紀登奎、吳德協助，重大問題報政治局解決。同時在公安局內部進行整頓。會後，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匯報李震案情及政治局會議情況。
破案組人員幾經變化。10月22日，周恩來決定由於桑、吳忠、楊俊生、楊德中、劉傳新成立破案組。10月23日下午，周恩來指定破案組增加張其瑞、郭玉峰、田維新（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周恩來說，公安部核心小組要同心協力配合破案工作，主要是在部內發動群眾提供線索。
於桑組織技術人員，經過三天調查，結論是李震自殺。劉湘屏堅決不同意。她認為李震是“他人謀殺”，說於桑是老公安，卻明知故犯，破壞了現場，他和劉複之就是後台。
10月24日18點，毛澤東召集周恩來等政治局成員開會。21點，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繼續研究李震案情。周恩來說：“李部長是被害。我把陳錫聯同誌請來了，他很了解李震。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沒有自殺因素。李震死後，於桑、劉複之表現不好，破壞現場，幸災樂禍。公安部長被害，建國以來是沒有的，比譚甫仁案子還嚴重。……李震被害的教訓是他政治上軟，受到批評就知難而退，想回部隊。”
接著，周恩來要施義之匯報公安部“算舊賬”和反“算舊賬”兩種意見分歧的情況。施義之匯報時，紀登奎說：“李震就是軟，一軟就轉，一轉就死。”汪東興說：“他們（指於桑、劉複之）是反文化大革命、反黨中央、反毛主席的。”施義之匯報到“我感到公安部有一股落後勢力”時，江青插話說：“什麽落後勢力，是一股反動勢力。”施義之匯報核心小組內吵架後說：“我沒敢想於、劉會是謀害李震的後台。”江青說：“你們的思想還停留在吵架階段，於、劉不是後台，跳到前台來了。”“於、劉是轉移方向，向黨進攻。”
10月25日，周恩來決定破案組由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負責，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公安部核心小組負責人施義之、張其瑞（造反派、核心小組成員），劉湘屏、劉傳新及北京衛戍區副政委鄒平光參加，限期破案。
10月26日下午，於桑接到開會通知，剛走進人民大會堂，就被架走了。接著劉複之也被架走，美其名曰“被保護審查”。圍繞李震死亡原因，公安部展開了尖銳激烈的鬥爭。133人被審查，其中局級幹部29人，處級幹部31人。
10月27日，周恩來再次致信毛澤東，匯報李震案情。周恩來提到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時難以查清，北京氣氛緊張。中央政治局連續舉行會議分析案情後，判斷“他殺”的可能性大。報告經毛澤東圈閱，中央決定采取若幹特殊措施加以防範。 當晚7點，毛澤東再次召開會議，研究李震案情。
10月29日，王洪文到中央讀書班說：“公安部長李震死了，99%是被階級敵人謀殺的。公安部長被殺，古今中外罕見。”王洪文專門去公安部，發現李震上吊的繩子上打了一個結，就老講打結如何如何。李震上吊的繩子是從辦公室窗簾上剪下來的，他抓住大做文章。華國鋒後來談到王洪文，用了“實在幼稚”四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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