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與中共挑戰的兩名北大學生之死
作者： 林輝
大字報在北大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因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名正是毛澤東欽定的。劉奇弟此舉顯然就是在公開向毛挑戰，他非凡的勇氣和膽量可想而知。1961年，劉奇弟因疾病加凍餓，死在了小號裏。冤死時還不到30歲。張錫錕等人則被打成右派，送去北京團和農場勞教。1977年，張錫錕被當局以“企圖組織逃脫”的罪名槍斃，其遺體由其妹妹領走，掩埋在四川盆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據說，在臨刑前，被五花大綁的他立而不跪，還踢傷了劊子手的下身。
1956年，匈牙利爆發了知識份子要求改變共產黨的領導並擺脫蘇聯控製的抗議遊行，之後，蘇聯在中共的支持下出兵對其進行了血腥鎮壓，造成了2萬多人死亡。此時，與匈牙利遠隔萬裏的中國也正在醞釀著一場針對知識份子的運動。時任中共最高黨魁的毛澤東因為此前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政策，引起了國人特別是知識份子的不滿，為了匈牙利事件不再中國上演，毛決心消滅不滿情緒，特別要將那些具有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徹底消聲。
在經過了一番籌劃後，毛和中共以“引蛇出洞”的方式誘使眾多知識份子“大鳴大放”。不少天真的知識份子相信了中共，而將心中對中共的不滿一一道出。在掌握了大量的證據後，毛對知識份子下手了。1957年6月，“反右”運動正式開始，被定為右派集團的有22,071個，右傾集團17,433個，反黨集團4,127個；定為右派分子的3,178,470人，列為中右的1,437,562人。他們的命運極其悲慘，不少人更是與親人陰陽永隔。這其中就包括北大的800多名右派，這中間至少有8名學生右派遇害，本文說的就是當中的兩名學生。
公開向毛挑戰的劉奇弟慘死於“小號”
一個是北大物理係四年級學生劉奇弟。據北大校友、同為“右派”的陳奉孝回憶，來自湖南的劉奇弟不僅在專業學習上優秀，愛好讀外國文學名著而且擅長作曲、指揮並能拉一手優美動聽的小提琴，是一個多才多藝之人。1955年，在“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中，他因為替胡風鳴不平而被打成了反革命，在學校被隔離審查並受到管製，曾被人綁在窗櫺上。
1956年，經甄別後“平反”，劉奇弟繼續在校讀書。但從此他的心情比較壓抑，在學生宿舍經常拉《牧羊姑娘》、《塞外組曲》等哀怨的曲調。
1957年反右前，劉奇弟在北大大飯廳的南門貼了一張大字報“胡風絕不是反革命——為胡風招幡”，並附了一副對聯“鐵窗鎖賢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號”（因為當時謠傳胡風已死在天津監獄裏）。他在大字報中說，當局以胡風和友人的通信作為定罪依據是“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毫無法律根據。它把閑人聊天，侯寶林說相聲的邏輯搬進了法庭。”
大字報在北大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因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名正是毛澤東欽定的。劉奇弟此舉顯然就是在公開向毛挑戰，他非凡的勇氣和膽量可想而知。他說：“怕什麽？我已經被打成過一次反革命了。根據報紙上公布的材料，胡風根本構不成反革命罪。”他認為，四九年後胡風是第一個寫長詩來熱烈歌頌中共的人，“這樣的人能是反革命嗎？絕不可能，胡風已經死了，他是屈死的。每個有良心的人，難道不應該為他鳴怨嗎？”
另據陳奉孝說，劉奇弟在貼這張大字報之前，就意識到會有坐牢和殺頭的危險，但他還是毅然決然做了，結果不難預料。他在係裏和全校遭到了猛烈的批鬥和圍攻，甚至被毆打。連續的批鬥和折磨使他的肺病發作，不斷地咳血。
隨著“反右”運動的日益激烈，劉奇弟被逮捕，並被判刑15年。他先在北京團河農場勞改，之後被押送到黑龍江省密山縣興凱湖勞改農場勞改。
在黑龍江勞改期間，因為他拒不認罪，多次被吊起來拷打，後來就瘋了，被塞進了像狗洞子一樣的小號裏。據曾呆過小號的人介紹，小號寬八十公分，高一米，長一米五左右，人根本站不起來，躺著也伸不直腿。地上鋪的是二十公分厚的稻草，寒冬中根本無法抵禦寒冷。被關在小號中的人，不僅身上要帶著鐐銬，而且一天隻給很少的苞米麵稀粥喝。在這樣的環境中，身體瘦弱的劉奇弟是無法捱過去的。
1961年，劉奇弟因疾病加凍餓，死在了小號裏。冤死時還不到30歲。而大難不死的陳奉孝此後多次在睡夢中夢見劉奇弟被打得滿臉是血，二個打手拖著他往小號裏塞，他一邊喊一邊掙紮。
預言中共倒台的張錫錕被槍決
另一個遇害的是當年北大化學係三年級、來自四川的學生張錫錕。據同在北大讀書的校友陳奉孝回憶，他和張錫錕是在“反右”運動中認識的。當時陳奉孝和北大一些為追求真理、不畏權勢的學生組織成立了社團“百花學社”，並創辦了壁報以及其後的刊物《廣場》。張錫錕後來也加入其中。
早在“百花學社”成立前，張錫錕就曾寫過幾張很有影響的大字報，一個題目是“製度問題”。在文章中，張錫錕明確指出：“三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根源在於製度……製度是人訂的。而每個人都有其局限性、兩麵性……無產階級專政體現在製度上。製度並非神聖不可侵犯。除此而外，他還提到了等額選舉的不合理性、在民主集中製下集中過多的弊端以及人人在憲法麵前應該一律平等，等等。這樣的內容顯然無法為中共容納。
另外兩張大字報的題目分別是“衛道者邏輯大綱”和“人性的呼喚”。前者把當年的教條主義者刻畫得入木三分，比如“黨的錯誤是個別情況，對他的批評是反對全黨；民主自由是黨的恩賜，再要索取便是煽動鬧事；歌頌奉迎是一等品德，揭發錯誤就是否定一切；盲目服從就是否定一切；萬事保密是警惕性高，若加思考就是立場不穩；政治必修是製度原則，若加考慮就是反對馬列；國家製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責就是陰謀造反；政治等級是統治杠杆，取消等級就是製造混亂……”
後者則鞭撻了階級性對人性的摧殘，鞭撻了官僚主義對人身的無形的迫害，點出了中共泯滅人性的根源所在，並呼籲人們“不要再出賣良心，不要再屠殺自己的兄弟。回到人性中來”。據說，當年看過張錫錕寫的大字報的人，都十分欽佩他。
在張錫錕加入“百花學社”後，陳奉孝對其印象頗佳，認為他“敦厚踏實，樸實誠懇，忠厚熱情，沉默寡言，從不愛出風頭，是個非常值得信賴的人”。反右後期，“百花學社”被迫宣布解散，印《廣場》的紙張和稿件也被當時的《工人日報》出版社扣押。為了抗爭，“百花學社”的成員不少人將自己的衣物賣掉，買了部手推式油印機和少量的大白紙，在陳的宿舍裏刻蠟版油印，連續幹了四個晝夜。這其中就包括張錫錕。
隨著“反右”的日趨激烈，“百花學社”和成員的命運也可預見。對此，張錫錕如此說道：“形勢的發展看來對我們越來越不利，對我們來說，最後的結局可能是悲劇性的。不過任何政治運動總會有人做出犧牲，隻要我們做到問心無愧就行了。”他喜歡背誦英國詩人拜倫的一首詩：“愛我的，我致以歎息；恨我的，我致以微笑；無論頭上有怎樣的天空，我準備承受任何風暴！”
1958年，作為組織者的陳奉孝被捕，而張錫錕等人則被打成右派，送去北京團和農場勞教。1969年林彪下達命令，走資派、四類分子、右派都被送出北京，疏散到外地。勞教分子遣送回老家，交給群眾專政。張錫錕因此被遣送到四川北部的一個勞改農場，繼續勞教。
失去自由十多年的張錫錕，不堪忍受無休止的勞教生活，試圖組織反抗，逃離勞改農場，但都沒有成功。在一次越獄失敗後，他曾向獄方直言：“從我當學生被劃成右派起，就知道你們共產黨一貫是騙人的，以後也一定會因此而倒台。”
1977年，張錫錕被當局以“企圖組織逃脫”的罪名槍斃，其遺體由其妹妹領走，掩埋在四川盆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據說，在臨刑前，被五花大綁的他立而不跪，還踢傷了劊子手的下身。
結語
根據陳奉孝的記述，早已結婚的張錫錕死後，其妻子不得不改嫁，兩人唯一的女兒隨了母親的姓。因作為直係親屬的女兒沒有提出洗刷冤案的要求，張錫錕的冤案至今沒有昭雪。然而，他當年對中共一針見血地透視，對中共倒台的預言，時至今日依然擲地有聲。
至於劉奇弟的冤案究竟如何處理的，甚少有人知道，似乎是不了了之，但這筆血債卻不會被忘記，總有一天要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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