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下簡稱《決議》)稱之為“曆史的偉大轉折”；
指出:“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曆史時期。”連用兩個“挽救”，足見黨中央對此評價之高。
《決議》在這段評價之前，又特別指出:“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誌起了重要作用。”就是說，華、葉、李三人在這次鬥爭中，起了決定性的決策作用。
主席去世後，1976年9月治喪期間，大約是十幾號華國鋒、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和我(吳德自稱，下同)在國務院後邊的會議室裏討論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
我想華當時是在了解我們的態度，準備做粉碎“四人幫”的工作。後來華告訴我，他當時已經下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決心了。
9月11日華國鋒還對我說過，他還在11日找了汪東興商量此事，汪東興的態度很明確，表示了堅決支持華國鋒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
9月11日華國鋒借口身體不好，要到醫院去檢查，離開治喪的地方給李先念打了電話，說:“我到你那裏，隻談五分鍾。”李先念說:“你來吧，談多長時間都可以。”
華國鋒一進門就很緊張地說:“我可能已被跟蹤，不能多停留，說幾句話就走。現在‘四人幫’問題已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
“治喪期間”，應為9月11日，即毛主席逝世後的第三日。
這時的政治局麵是，毛主席生前親自安排的政治勢力——即以華國鋒為首的“實力派“(時任黨政軍大員)、以葉劍英、李先念為首的“元老派”和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互相較量，激烈拚搏之時。
毛主席晚年雖對“文革派”屢有訓誡，稱之為“四人幫”，要他們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但在另外的場合，毛主席又敦促政治局扶助他們。吳德在本書記下了毛的此一希望與指示:毛主席對政治局的同誌，尤其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當時是寄予了希望的。
我記得十大後不久，毛主席在遊泳池住處找我們談話，曾經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們。毛主席指著窗外菜地裏一些碧綠的蔬菜比喻說:就像培植它們的生長一樣。
毛主席希望“實力派”與“元老派”扶助“文革派”，他內定“文革派”為接班人的意願，已可不言而喻。事與願違，“文革派”以接班人自居，“實力派”與“元老派”反而成了阻攔他們順利接班的眼中釘。
毛主席一旦逝世，失去了約束，三派之間的平衡立刻就破裂了。“四人幫”發出了向江青表忠心，寫勸進信(即任黨中央主席)的信號。
吳德回憶錄寫道:“我們感到了緊張的氣氛。華國鋒同誌的處境很困難，工作不下去了。種種跡象使他認識到‘四人幫’篡黨奪權的行動已經是箭在弦上了，隻有及時采取措施加以製止，才能挽救危局。”
華國鋒於9月11日至13日，連續會見“實力派”的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吳德和“元老派”的李先念、葉劍英等人，通報並討論解決“四人幫”問題的緊迫性，顯示了他的智慧與膽識，自有其過人之處。這些“實力派”與“元老派”人物，雖分掌黨政軍大權，還是需要有一個領袖來下決定，發號令，然後付諸行動，方能取得成功。
這次粉碎“四人幫”鬥爭勝利，華國鋒居首功位置，是當之無愧的。毛主席晚年喜愛起用“厚重少文”的周勃型人才，以為可托付大事賴以安邦定國，華國鋒、吳德、許世友都在他重用之列，而華國鋒更被選為接班人。現在看來，至少在粉碎“四人幫”這件事上，他是選對了。
9月26日或27日晚上 華國鋒約李先念和我談話，交換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華國鋒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已經不可避免。
我表示支持華的意見和所下的決心。解決的辦法，一是抓起來，二是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用投票辦法解除他們擔任的職務。我偏重主張用開會的方法來解決。
華國鋒、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計了當時的情況，在會上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是要冒風險的，采取隔離審查的辦法才是上策。我們認為“四人幫”在群眾中是孤立的，在軍隊裏是沒有力量的。
我們還討論了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問題。我和李先念都同意華國鋒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決“四人幫”的提議。華國鋒和李先念都對我說過，通過這次討論後，華國鋒下了把“四人幫”抓起來進行隔離審查的最後決心。
按:這次華、李、吳三人會議，十分重要，做出了兩項決定:
一，對“四人幫”采取抓起來隔離審查的“上策”。
二，行動的時間，“愈早愈好”。更重要的是，作為這次行動的總指揮，華國鋒下了最後決心。為什麽說華的決心更重要呢？
想想看吧，如果華這次稍有遲疑，瞻前顧後，延誤了時機，讓“四人幫”打著毛澤東的旗號搶先奪權，那後果還堪設想嗎？
9月30日首都各界國慶座談會在天安門城樓舉行，由我主持，華國鋒講話。會後到國務院小禮堂看電影。看過電影後，華國鋒、李先念和我在小禮堂旁邊的小會議室又商談了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和可能發生的問題。
華國鋒、葉劍英找汪東興談過幾次，具體研究了解決“四人幫”的辦法。當時成立了兩個小班子，一個準備有關文件，由李鑫負責；
另一個負責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由汪東興親自從中辦和中央警衛團挑選五十多人，組成幾個行動小組，一個組負責抓一個人。
10月2日華國鋒到我的住處，就解決“四人幫”問題與我進一步商議。華國鋒要我深思:把“四人幫”抓起來後，全國黨政軍民會有什麽反應，應采取什麽政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決“四人幫”問題。
“四人幫”在北京市有什麽爪牙。我說有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也該隔離。華國鋒同意。10月2日，我還分別向倪誌福、丁國鈺打了招呼，明確告訴他們，中央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對他們隔離審查。
按:抓捕“四人幫”計劃，在華國鋒主持下，此時進入具體階段。以華國鋒為首，中央決策層已形成加上葉劍英、李先念、吳德共四人的領導核心。
9月30日至10月2日的四天內，四人間頻繁接觸，商議安排多項具體問題。吳德之所以成為核心之一，是由於他所處地位的重要性，因而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
他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衛戍區第一政委。華國鋒對他說:“首都不能亂，首都一亂，全國就有可能發生大問題。穩定首都的問題，由你負全責。”
此時部隊的調動問題，提上議程。上引一條紀事，說華國鋒、葉劍英找汪東興談過幾次，談的自然就是中央警衛團(即有名的8341部隊)的調動問題，這是聽汪東興指揮的。抓捕行動就是由中央警衛團執行的。
吳德在書中說:“在粉碎‘四人幫’的問題上，汪東興同誌是出了大力的。”所指即此。“四人幫”中的張春橋曾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王洪文則經營上海十萬民兵，作為禁衛軍。但他們調動不了中央的一兵一卒。這是導致他們最終覆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10月3日或4日我到華國鋒處商量事情時華國鋒提出，葉帥告訴他北京軍區在昌平有個坦克六師，張春橋的弟弟張秋橋常去那裏活動，葉帥對這個師的情況不放心。
我和華國鋒談完話，就去找了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向他談了中央解決“四人幫”的考慮和決心。吳忠向我保證說:北京的衛戍部隊有能力保衛首都安全，請中央放心。我立即向華國鋒作了匯報。華國鋒又親自與吳忠談了一次話。
華國鋒告訴我，他曾四次與陳錫聯在一起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我馬上就找到陳錫聯。陳錫聯說情況他已知道，隨即打電話，向吳忠交代:衛戍區部隊一切聽從吳德的指揮，並要吳忠立即到我的住處具體商量。
按:繼中央警衛團部隊調動問題的落實，華國鋒、葉劍英、吳德又落實了北京衛戍區和北京軍區部隊司令員的工作。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是被毛澤東稱作“吳(諧音無)忠有忠”而聞名的軍人。
那一次毛在火車上接見吳德、吳忠，聽了二人名字說:“吳德有德，吳忠有忠。”成為毛澤東涉字成趣的一段佳話，也說明對此文武二位部下的信任。
10月4日下午我兩次被華國鋒找到他的住處:第一次是我們再一次全麵地檢查、研究了準備工作是否就緒、解決問題的環節是否完善等問題。第二次是我們聽了汪東興匯報的具體行動方案，共同議定了中南海內外相互配合行動的措施。這是粉碎“四人幫”前的最後一次匯報了。
我們商定:一、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已議定的方案，抓“四人幫”由汪東興負責。二、對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的隔離審查，由我和北京衛戍區吳忠負責解決。三、中南海內如果出現了意料不到的問題，由我組織衛戍區的部隊支援。四、由北京衛戍區把人民日報社等以及清華、北大等單位，用內緊外鬆的方式戒備起來，要再檢查一遍落實的情況。華國鋒要求我守在電話機旁隨時與他保持聯係。
按:據上所記，10月4日下午至晚間，是抓捕行動開始前的最後一次準備工作，周密細致，一切就緒，隻待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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