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船離滬轉進台灣
五月的風，夾帶著黃浦江的潮澀氣味，吹進了上海的街巷。
上海變成一處荒涼的城墟，幾乎所有商店都關了門。有辦法的人，早在四月二十日共軍渡江之後，便紛紛渡海逃亡了；沒辦法的人，隻能緊閉門戶，躲在晦暗悶熱的屋內，以空洞的眼神望向窗扉縫隙透射進來的微光。
五月十六日，毛人鳳來找我談話，他明白指出，共軍渡江迄今已近一個月了，上海苦撐了二十多日，近日內即將棄守。
蔣介石下野，毛人鳳忽然成為他身邊最寵信的人。當蔣介石由奉化親抵上海指揮車隊時，毛人鳳更是時刻隨侍在側，非常忙碌。因此，他的談話非常簡短，並且有幾分專斷的味道。
“局勢這樣亂，我隻能告訴你要撤，卻不能妥善照顧你們的行動細節。”說著，毛人鳳吩咐隨從扛了好幾個麻袋進來，裏麵裝滿全新的銀圓券，大概有五、六十億元。當時最沒有價值的東西，就是這些每張麵額高達五十萬的銀圓券，往往幾個人吃一餐飯，就得用上一麻袋的錢。有時候，飯館甚至隻收金條，就算有再多的錢，也派不上用場。毛人鳳當然也很清楚這種情形，他給我們銀圓券，與其說是協助我們撤退，倒不如說那是一個上司忙碌中仍不忘關懷部屬的一種表現。
他在離去前，語帶玄機地交代我說：“如果你覺得銀圓券沒用處，就善用你們的槍彈吧！”
這一次，由我負責帶領逃亡的人，包括年初從北平南下的九十餘人、保密局上海稽察處幹員及其家眷共兩百餘人，因此，我們需要一艘大船。但黃浦江麵的船影變少了，而且都是些小船。
正當我與李漢一坐在江岸碼頭石欄上發愁之際，一艘現代化（在當時而言）的大型漁船從東麵海口緩緩駛近。它在水麵悠然行進，似乎並不理會上海的戰事。當它靠得更近時，我清楚地看出船身上的幾個英文字——洛杉磯號遠洋漁船。原來，它是美國援華計畫中所贈送的一艘設備新穎的漁船。不幸當它辛辛苦苦橫越太平洋，初抵上海，就被我們看上了。
“真是一艘好船。”李漢一以讚賞的語氣側著臉對我說。
“是呀，這些好心的美國人對中國的第一印象竟然是強盜橫行……。”
當天晚上，我帶領一百多名幹員，每人攜帶卡賓、左輪各一把強行登上泊於深水碼頭邊的洛杉磯號。出麵交涉的美籍船長，是一名滿臉落腮鬍的棕發大漢，大約五十多歲，即使麵對我們的武器和蠻橫的態度，他仍灑脫地叼著煙鬥，不卑不亢地與我們交涉。
“看你們行動起來很有紀律，絕對不是普通的強盜。”他說話時臉上總保持自在的笑容。
“你說得對，我們不是強盜，我們是國民黨的情報人員，但是，今天晚上我們非常需要這艘船。” 在當時，我的英語能力還不足以與美國人交談，這些話隻能由上海稽察處一名略通英語的幹員代為轉達。
“你們既然是國民黨，這艘洛杉磯號就交給你們好了，隻是，你們應該填寫一張單據給我，好讓我上了岸，能夠找到你們的政府補辦交接手續。”
“我來寫。” 說著，我拿出筆來，在船長交給我的一張英文表格上寫著：茲因任務需要，接收美國援華漁船洛杉磯號一艘，國防部保密局北平站上校特勤組長穀正文，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二十一時於上海黃浦江深水碼頭。
於是，我們擁有了洛杉磯號和冰藏在冷凍庫裏的大螃蟹。
看見這一箱一箱的鮮肥美食，一名上海稽查處的幹員不禁興奮地叫著：“很久沒有嚐到海鮮的滋味了，這回，一定要吃個過癮！”
“總不能老是吃螃蟹吧！”我說，然後派命這名上海老饕：“毛局長要我們在江上待命，因此，我們需要充分的糧食，找來半個月兩百人分白米的這件任務就交給你來辦。”
他聽著，搔搔平短的頭發，默默地下船去執行他的任務。當然，征取白米、食油和燃料，也隻能依靠卡賓槍和左輪。
依照毛人鳳的指示，我們把船暫泊在黃埔江心待命。這時，我看見劉金梅靜靜坐在裝滿銀圓券的大麻袋上，表情十分機警。
“都逃難了，還像個守財奴的樣子。”我走到他的跟前，故意調侃他。
“這裏有幾十億銀圓哩！”
“到了台灣，恐怕隻是一堆廢紙。”
劉金梅聽了，若有所思，沒有搭腔。
“來吧！” 我說：“何不趁著這個機會，做一件瀟灑的事。”
“什麽事呢？”劉金梅不解地問。
我沒有回答，逕自將麻袋打開，拿出一疊銀圓券，奮力將它擲向空中。銀圓券散開後，一張一張地，在空中輕盈飄蕩，然後灑落在江麵上。
劉金梅會意地笑了，他也跟著我，把一疊一疊的銀圓券擲向空中。這時，幾名好事的組員也走過來幫忙，頃刻間，空中、水麵都飄滿了紙鈔，那景致很壯觀、很優美，但也彌漫著一股令人感傷的氣氛。
五月二十一日，船上的電報終於收到毛人鳳下達轉進台灣的命令。
別了，上海，別了，中國。
我站在舷上，回望著逐漸渺遠的上海市景和它的倒影。由於行船的速度遠較飛機緩慢，容易使人深深沉陷在告別家園的複雜情緒之中。當出海的汽笛響起，許多人竟不禁默默地落下兩行眼淚。
抵台首度掌握肅諜契機
第三天早上十點鍾，洛杉磯號緩緩駛入基隆港。泊定後，首先映人眼簾的是三艘小販的舟子，像賽舟一般向我們爭先劃來。
“香蕉！”
“鳳梨！”
這幾個小販頭戴竹笠，吆喝起來勁道十足，在這次難民潮中，他們大概發了一點小財。
若是台灣又被攻陷，這一點小錢又有什麽用？想著，腦海裏不禁湧現那漂滿五十億銀圓券的黃浦江麵的景象，這時我笑了。到了三十八歲，我想，因感覺人生無常而微微一笑，算得上是一種正常的反應。
登岸後，走入緊臨碼頭的基隆市區，我感覺已經很久很久不曾呼吸到這種毫無戰火味道的空氣了。我開著隨船運來的一輛美製吉普車，以漫遊的心情駛向台北，沿途，兩麵矮丘綿亙，路上車輛稀少，悶熱的六月山風從擋風玻璃的大破洞吹襲在我身上（這輛吉普車是逃難前兩天在上海街上找來的，擋風玻璃雖然被打破了一個大洞，但引擎性能還算良好），我這個北方人一時不能適應，除了頭腦覺得昏昏沉沉之外，全身更是汗水淋漓。
不過夏天雖熱，算一算，至今我也在台灣度過四十四個夏天了。
抵達台北火車站時，其他搭火車的組員、家眷已經在站前廣場等候許久。我們在西門町共包租了中台、山葉兩家旅社，才勉強擠下兩百多人。
第一夜，由於悶熱和擁擠，大部分的人都失眠了。
第二天早上，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出現在我的房門外。
“穀組長，久仰了。” 他說：“我聽白世維（原任北平市警局副局長，當時則擔任高雄市警察局長）提起過，抓匪諜屬你最有辦法。” 然後，他又不著邊際地胡亂寒暄起來，他的話很多，但大抵流於虛誇。
由於過盛的熱情、交淺言深和言辭虛誇的態度，這一位將來在肅清共諜的工作上可能關係密切的新同僚，給我的第一印象相當失敗。
林頂立住在西門町成都路、康定路口，他的家看來活像一艘軍艦。據說，這棟造型奇特的建築，原是日據時代海軍情報部官舍。至於林頂立如何成為這棟房子的主人，我並不清楚。
第二天，我依約抵達林頂立家中，一進門，客廳裏已經滿滿一桌子酒菜等在那兒了。這個人講話誇張，連桌上的酒菜也顯得過於排場，不過才兩個人（我和林頂立兩人用餐），桌上卻擺了十幾道菜餚。
林頂立的肚子並不大，不過，他喝酒卻很海量，看他麵不改色地往肚子裏灌酒，我真懷疑那麽多酒精和水分，到底裝在他身體的哪個部位？總之，開席不到三十分鍾，他已經喝了三瓶特級清酒。
對於愛吹牛皮的人，酒精最能助興，所以，此時林頂立的嘴巴。就像連珠炮一樣，停不下來。這一頓飯，繞著生蚵與男人性能力的話題上吃了三個多鍾頭。最後，我覺得再這麽瞎扯下去，恐怕到天亮也談不出什麽正經事，因此，我不得不在他眉飛色舞的時候，掃興地把他的話題截斷。
“台灣站目前有什麽肅清匪諜的計劃沒有？”
林頂立聽我突然這麽問，兩隻瞪大的眼睛好像觸了電一般木木地凝視著我，許久，才恢複先前的靈活，然後，他以篤定的口吻說：“彭副司令（即彭孟緝，時任保安副司令）認為台灣沒有共產黨，我的看法和他一樣。”
就這麽一句話，便答得我心灰意冷，我頓時覺悟到，將來在台的肅諜任務，隻能靠自己了。於是趁著林頂立打了一個哈欠，我趕緊抓住機會說：“感謝林站長的招待，我看你也累了，早點休息吧！” 至今我還記得當時告辭的情形，我想，以落荒而逃來形容那種狼狽樣，一點也不誇張。
翌日起，林頂立便帶著我，從基隆一路往南拜會到屏東。
高雄站站長黃昭明，他早期曾是老東擔任農民講習所所長時代的學生。依我日後共事的經驗，我覺得他的能力要比其他組負責人如桃園黃朝君、台中林文凱來得幹練一些。
我私底下曾大略分析過，黃昭明日後在協助我肅清共諜的任務上表現之所以較其他人出色，除了他本身曾經參與共產黨之外，他的人際關係和他的知人善任都是極為重要的因素。
民國三十八年七月，毛人鳳隨同蔣介石前往重慶視察，這是蔣介石最後一次踏上中國大陸土地。一個星期後，他們冒著共軍猛烈的砲火，搭機飛返台北。
“西南也保不住了。” 毛人鳳返回台北第二天，到西寧北路特勤組辦公室來找我，他一臉憂戚地說：“大好河山，如今隻剩台灣一隅……。”
然後，他以國民黨情報單位最高負責人的身分，約略分析國共情報鬥爭的勝負優劣，他說：“自戴先生遇難之後，除了在北平一地破了幾個大案之外，其他地方，對付匪諜，全都一籌莫展。你對付共產黨最有經驗，因而，台灣能否保得住，除了依賴海峽屏障外，肅清匪諜的工作也很重要，你要負的責任很大。”
毛人鳳如此抬舉，使我不知如何搭腔。
[圖片]
保密局局長毛人鳳
不過，我認為，毛人鳳的話，確有幾分道理。依我初抵台灣時陪同林頂立拜會全省各組的經驗看來，如果不能由我主導肅諜工作，光靠請客吃飯上酒家這種土方法，日後的肅諜工作終歸還是要失敗的。因此，聽了毛人鳳的勉勵，我的臉上並未展露出他所預期的喜色。
“你對我的話有什麽意見就直說，如果說得有道理，我會支持你。”
“毛局長的分析，大體上是很有道理。” 我說：“可是，我恐怕負不了這個責任。”
“你不想負責任嗎？難道氣餒了？”
“不是不想，對共產黨的鬥爭我是不會氣餒的，隻是，我不敢苟同局內大部分同僚的做事方法，正如以前在大陸上不敢苟同許多其他同僚的做事方法一樣。”
“那麽，你的意思呢？”
“如果，無法改變局內同僚的做事態度，肅諜工作恐怕就無法避免失敗的命運，既然知道會失敗，倒不如就此撒手，何必再做無謂的掙紮。”
“你原本並非是個消沉的人吧？”
“我不是消沉，隻是接受現實。反過來說，其實要守住台灣，比守住大陸簡單多了，如果你願意支持我主導肅諜工作，我想我有把握抓到大部分匪諜，並使那些沒有抓到的匪諜起不了作用。”
毛人鳳若有所思地點頭，然後淡淡地說：“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會考慮。”
十天後，毛人鳳突然匆匆忙忙趕到我的辦公室，那時，因為我到基隆河圓山中山橋下垂釣，並未交代行蹤，以至讓毛人鳳在辦公室裏坐立不安地等了一個多小時。當我於中午十二點多回到辦公室時，毛人鳳又急又氣，劈頭訓斥我說：“再晚一個小時回來，就要被槍斃了。”
“怎麽回事？”
“你去哪裏？也不留個話，差點誤事了。”
“什麽事這樣緊急呢？”
毛人鳳說：“總裁（蔣介石當時仍未正式複行視事，故以國民黨總裁頭街稱呼）非常震怒，找我們開會。”
“什麽時候？”
“下午一點。”
原來，政府遷台之前，台灣島內的肅諜工作主要由保安副司令彭孟緝負責，民國三十八年初蔣介石曾召見彭孟緝，詢問有關共諜在台活動情形。
“共產黨在台灣的活動不成氣候。” 彭孟緝篤定地說。
可是，到了七月中旬，有人把一分共產黨的宣傳刊物《光明報》呈交給省主席陳誠，證明了共產黨在台的秘密活動極為活躍。當陳誠帶著這分極盡嘲弄國民黨之能事的公開刊物麵報蔣介石時，蔣介石頓時氣得青筋暴露，大罵彭孟緝不中用，隨即下令召集當時三大情治機關——保安司令部、保密局、調查局負責人及負責偵緝共諜的重要幹部，於次日午後一點鍾前往士林官邸開會。
由於我在軍職上隻是一名上校，因此，抵達官邸後，隻能坐在大會客室的藤椅上靜候會議的結果。
三點鍾，陳誠、毛人鳳、彭孟緝和季原溥（調查局長）從會議室走出來，每一個人都神色凝重，不發一語。無疑地，事態非常嚴重了。
車子穿梭在中山北路翠綠楓樹的葉蔭下，我和毛人鳳一同坐在後座。我告訴毛人鳳說，高雄組長黃昭明手下一名小組長林建魂，頗瞭解滲透的奧妙，前一次我到高雄的時候，他正準備滲透進入煉油廠的工會裏麵。林建魂曾說：“依我的判斷，煉油廠工會是共產黨一處重要的活動據點。”
“林建魂大概已經滲透進去了。” 我說：“或許從他身上可以得到一點《光明報》的線索。”
毛人鳳對我的工作一向並不細究枝節，因此並未質疑我南下高雄的必要性。“到會計室拿兩千塊，要南下，就快一點吧！”
那時候，國家真的很窮，保密局是一個中央級的情報單位，但是當我前往提款時，竟然聽到這麽一句話：「這裏隻有八百元。」
結果，我隻能提領五百元出差。
這一次南下，雖並未立即得到關於《光明報》的具體線索，可是卻意外掌握到了台共高雄支部的重要線索。日後，高雄地區許多共諜案，大抵都是循這條線索抽絲剝繭一一破獲的，在這些案子裏頭，林建魂幫了我很大的忙。
當我從高雄返回台北，我的同僚牛樹坤、張西林知道我身上出差費尚未用完，因此起哄要我請客。我們在中華路一家北平飯館點了幾道好菜，結果卻無緣享受這頓飯菜。
“你去高雄的時候，警備隊抓到四名持有《光明報》的台大學生。” 上菜前，牛樹坤說。
“什麽？結果呢？”
“四個都說報紙是在路上撿的，被傅斯年（台大校長）保回去了。”
“走吧！”我起身走向停在外麵的吉普車。
“去哪？”
“去台大抓人，這案子一定破的。”
《光明報》事件
約談四名台大學生的過程之前，我必須預先表明當時我對台共分子的態度。
“在台灣，真正了解共產主義的人很少，年輕人加入共產黨，往往隻是一種盲目熱情的產物。” 這是我依據自己的經驗所做的一個假設，而假如這個假設成立的話，我就有把握將未來的敵人一一變成朋友。化敵為友，是我在國共情報戰場最常使用的一個方法，我甚至認為，它是情報工作上唯一的一條遊戲規則。
當四名學生知道還要再度被約談，反應都是一樣的：“我不是說過，報紙是撿到的嘛！”
“撿到的？去哪裏撿？”
“校（台大）外馬路上。”
“路上就有得撿，那麽帶我去撿一份怎樣？”
四名學生聽了這句話，一時之間都說不出話來，隻得無奈地坐上我們的偵防車。回到延平南路一三三號新辦公處，學生們變得比較鎮定，也許，他們在車上已經想好應付的辦法了。
當時我並未采用隔離偵訊，因為我認為他們隻是四根雞毛，無須急於筆錄犯罪口供，然後將他們移送邀功；相反地，我甚至想替他們脫罪，如何順利破案而又同時保護這些年輕人不受傷害，便成為我所麵臨的最重要課題。我明白告訴他們：“假如我們是朋友，我想我很清楚如何幫朋友忙，說明白一點，我有把握讓各位度過這一次災難。”
“穀先生的話說得嚴重了，撿到一分敵人的宣傳刊物不應該算是一種災難吧？”率先答話的學生叫做戴傳李，在四名學生中，他的資格似乎比較深，從一開始，三名學生的眼神便經常不自主瞟向他的身上。
我簡單翻閱了一下他的資料，知道他是台大法學院學生，台北市人，二十四歲。接著，我決定采取聊天的方式進行偵訊，這種方法至少可以模糊敵我意識，運氣好的話，還可以從對方無意間流露出來的某些話題切入，掌握住重要線索。
“在台灣，能夠考上台大，很優秀。” 我藉著「台灣大學」個話題探知戴傳李的家庭背景，他來自台北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母親是實實在在的小生意人。他有一個妹妹從小被送入蔣渭水家中當養女，叫做蔣碧玉，另外，還有一個妹妹戴芷芳在基隆中學合作社當僱員。
“你們都看些什麽書？看不看共產主義的東西？”
“不看，看那有什麽好。”
“年輕人不應該心存偏見，我倒認為各位應該找幾本馬克斯或者恩格斯的重要著作來看看。”
四名學生都把我當做三流的偵訊人員，以為我要用這幾句話來套他們。不過，他們卻不明白，自己將麵臨一次長達十多小時的無邊漫談。
“各位不看馬克斯，那麽，平常都看些什麽書？”
戴傳李表示，他最愛讀施耐庵的《水遊傳》。這時候，我突然靈機一動，把早年在中央政治學校從法學教授薩孟武那裏聽來的一則有關《水滸傳》的分析拿出來活用。
“你記得《水滸傳》第十六回的回目嗎？” 我明知一般人讀章回小說，不可能熟記回目，因此，我故意這樣問，隻是想讓對方陷入一種頭腦空白的狀態。當一個人頭腦空白的次數越多，那麽他的警覺與機智便會相對地減少。
戴傳李很費力地記憶著，但最後終於放棄了，他說：“想不起來。”
於是我說：“《水滸傳》第十六回：楊誌押解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所講的就是一種很典型的社會現象，而這種社會現象，在故事發生的時代——宋朝；在作者生活的時代——元末；乃至於現代，幾乎都不曾改變過……。”
正當我想切入重點的時候，坐在我正前方的法學院學生許遠東忽然放了一個大響屁，然後雙手抱肚，臉色極為難看。
另一名法學院同學吳振祥替他求情說：“許遠東感染痢疾，能不能讓他休息休息？”
此時，我已將心理攻勢的焦點擺在戴傳李身上，因此，並不介意許遠東病遁。
我說：“青麵獸楊誌是一個有才藝而且為人正派的青年，算得上是一個社會中的優秀人物，但他就是沒有辦法出頭；智多星吳用學問很好，點子也多，遺憾的是，這個文弱的知識分子一直沒有足夠力量去執行他心裏的點子，頂多隻能開個學館，教教學生。然後是赤發鬼劉唐，這個人消息非常靈通，同樣地，他也無法獨力劫取十萬金銀。但是，這些『沒有用的人』，一旦結合在一起，竟成為一股令官方十分頭痛的力量……。”從講起《水遊傳》之後，一直到深夜十二點多，我們都沒有再談到任何有關《光明報》或者共產黨的事。
十二點半，服用抗生素後，許遠東又被送回偵訊室，他的精神顯然已經恢複。
經過六、七個鍾頭的漫談，學生們的戒心已經鬆懈下來，顯然地，我終於可以切入主題了。
“我不清楚各位是隸屬於共產黨哪個支部，不過，我倒很明白，各位僅僅是楊誌、吳用、劉唐罷了。” 在毫無預示的情況下，我用非常肯定的語氣，指出四名學生皆是共產黨員。
除了許遠東的表情比較凝重外，戴傳李、王明德和吳振祥都同時流露出頗有同感的笑容。
我的漫談攻勢發生效果了，接下來，我便可以大大方方打開天窗說亮話，我跟學生們講述當年對共產主義由熱情轉為失望的過程，然後說：“各位都是優秀青年，在人道上我無權主宰你們的生與死，但以法律而言，我不得不提出警告，諸位目前確實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地位，我看隻有你們自己能夠幫助自己了。”
這時候，已經淩晨五點鍾了。
“你給我一個可以信賴的印象，這點和前一次那批政府特務（指警備部）給我的印象很不一樣。” 戴傳李說著，同時向王明德、吳振祥瞅看了一下，在得到他們認可的眼神之後又說：“我們並不想死！”
“隻要你告訴我《光明報》是怎麽來的，我自有主張。” 我告訴戴傳李等人，我將從筆錄著手，讓四人不受重罪：“我不敢說你們可以完全無事，但頂多隻是交付感訓，兩、三個月的日子並不會太難過。”
“好。”戴傳李說：“不過，你也要幫忙我妹妹戴芷芳脫罪。因為，《光明報》就是她拿給我的。”
經過戴傳李的自白後，我大致明白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本身就是一名資深共產黨員，他擔任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書記，並在該中學裏安插了許多隨國府撤退來台的共產黨員擔任教師，如羅卓才、張奕明，此外還積極在校內外吸收成員。而《光明報》便是基隆市工委會的宣傳刊物。
我依照承諾，在筆錄上將戴傳李等人加上了“涉世未深，誤信共黨宣傳，經約談後幡然悔悟，態度誠懇，並提供具體線索協助破案” 數筆，俾使四人逃過這次災難。
第二天，八月十四日下午，我到局本部報告偵辦成果：“四名學生已經招供，明天淩晨行動，明天一早就可宣告破案了。”
“聽說你把四名台大學生釋放掉。” 坐在毛人鳳右前方的副局長潘其武說話時，故意以他濃重的福州腔譏諷我自作主張：“不合適，這樣做不合適哪！”
毛人鳳並不理會他，而為我打氣說：“別叫這隻大公雞給逃掉。”
淩晨三點五十分，天色黑鴉鴉一片，我親率三個行動小組荷槍實彈衝進基隆中學，第一小組由我帶隊，直搗校長宿舍逮捕鍾浩東；張西林和牛樹坤分別帶領第二、第三小組搜查印製《光明報》的器材及其他共產黨宣傳資料。
二十分鍾後，我將鍾浩東太太蔣碧玉帶到印報器材前麵，鍾太太眼見大勢已去，並未進行反抗與辯駁，隻是淡淡地說：“這次我們輸了，我想我是難逃一死，不過，能夠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台灣流第一滴血，我會瞑目的。”
經過三天三夜的偵訊，我們一共先後逮捕了四十四名共諜及涉案分子。其中共有鍾浩東、羅卓才、張奕明等七人被依“蒐集軍政情報，開展兵運工作，俾便於匪軍來犯時陣前策應，協助登陸”之叛亂罪名處以死刑，其餘三十六人則分別被處十五年、五年、一年及交付感訓的判決。
令我頗感安慰的是，戴傳李兄妹及其他三名台大學生僅被處以交付感訓最輕的處分，而且並未入獄。
“捉放曹”計誘捕台共副書記陳澤民
蔣介石太興奮了。整個《光明報》事件從開會到偵破，才不過一個多禮拜。這是政府遷台後，國共首次鬥爭，國民黨勝利了，而且一舉瓦解了基隆市工作委員會。
總裁大悅，毛人鳳不但臉上有光，當他從官邸報告回來的時候，雙手還抱了三十萬獎金（民國三十八年的三十萬，數目大得可以叫人兩眼發直）。其中，十萬是破案獎金，二十萬則是保密局遷台後第一筆經費。提到這二十萬經費，我必須簡單說明一下民國三十八年一至八月保密局的尷尬處境。
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下野，三天後，原保密局即被代總統李宗仁依法解編，另由徐誌道成立一個為數七十五人的小型保密局。不過，除了少數人拿了編遣費回家自謀生路之外，大約有三幹名同僚並不願離開原工作單位，於是，我們就變成了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地下保密局。由於正式官印已經由毛人鳳交接給徐誌道，而辦公又不能沒有官印，我們到上海之後，便買了一塊舊銅，找了一名刻印師傅仿刻了一枚官印。這枚假印，一直沿用到三十九年蔣介石複行視事後，才取得了合法性。而在這段地下化期間，政府根本沒有編列預算，因此，從二月至八月整整半年期間，我們三千多人沒有薪水，每個月僅由會計室依同僚的家眷數分發適量的白米及少量的黃豆，每日三餐，就這樣白米飯配醃黃豆過下來了。有了二十萬工作經費，同僚們才終於又有薪水可領。
毛人鳳拿到錢，第一件事就是到延平南路來找我，他把錢攤在桌子上說：“總裁當我麵誇獎你，他說你辦得很漂亮。” 然後，他問我要多少獎金？
我沒正麵回答，隻表示，如果把錢留在局裏，有助於日後辦案，我甚至不要獎金。
“這樣吧，給你兩萬，你自己決定留多少錢我不管，但要記得讓一同辦案的組員服氣。”
這一次協同辦案的組員，連同我在內共有九人，我自己分得三千，其餘八人各得兩幹，所餘一千元則充作組內基金，用以改善組員夥食。
記得在偵訊鍾浩東的時候，他曾經問我一句話：“老鄭怎麽樣？” 這句無心的話，立刻引起我的興趣，我直覺他的層級一定比鍾浩東更高，鍾浩東是縣市級委員會的負責人，那麽，老鄭可能就是省級的負責人。
“老鄭？老鄭是誰我不知道。” 我告訴鍾浩東我是個老實人。
“哦！原來你還不知道，那我們就不談了。”
我覺得鍾浩東倒天真得可愛，於是我笑著說：“你不談，我可要談呢！”
不過，鍾浩東到死都沒有說出老鄭究竟是誰。這點我倒是不急，因為我認為，從別人的口中，一樣可以探出老鄭的線索。就在鍾浩東案偵訊到一半時，高雄組長黃昭明來電話了。他說，林建魂滲透進入共產黨高雄市工作委員會，並在一次秘密會議之後，捉到此一工委會的工運負責人李汾。
他說：“這個人抵死就是不肯合作，你比較有經驗，快來想想辦法。”
“他現在在哪裏？”
黃昭明說：“火車站前苗圃一輛公賣局的車子裏。”
這天深夜，我見到了李汾。這名四十多歲的男子，體形相當壯碩，短襯衫底下裸著一雙結實有力的臂膀，看來是一名典型的刻苦工人。他的額上，有著三道深刻的皺紋，兩頰間的法令紋並不對稱，下唇由於經常噘蓋上唇，顯得特別厚大，整個臉上的輪廓，予人一種極為愁苦的印象。然而，從他飄忽不定的眼神，總又覺得他實非一個有思想的人。於是，在我心裏，我假設他是一個專注於利益的人。
初時，他是沉默的。不過，經過我以客觀情勢分析他的利害關係之後，他開始說話了：“什麽？你說我承認自己是共產黨並不會有事？你自己能相信這笑話嗎？”
“你少聽了一句話，你不但要承認，而且要跟我們合作。”
李汾對合作兩個字頗感興趣，他那原本被愁眉緊壓得瞇成一線的雙眼，頓時光亮了起來。他表示，既然我曾經是共產黨員，又為什麽要背棄它？他問我：“它現在是得勢的政權，台灣終究會被解放。”
“我了解你的心情。”
“不，你怎麽了解？我沒房產、沒地產，每日在鐵工廠上工，以後怎麽辦呢？難道叫孩子們還要跟我一樣做一輩子苦力，沒出息？我看共產不錯，日子好過一些。”李汾說著共產，不知不覺興奮起來。在他的腦子裏所謂的共產，大概就是把有錢人如陳啟川、辜振甫、林挺生的財產拿來充公均分吧！
由於他的思想天真得過分，我並未與他進一步討論思想方麵的問題。我隻是威脅他基隆市工委會已經破了，我們得到許多寶貴的線索，依我的經驗，台灣共產黨並不會存在太久。
“或許在你們破壞台共之前，台灣就已解放了。”
“如果你這麽想，也許就活不過下個月了！” 我的話雖然是威脅性的，但也並不誇張：“畢竟你現在在我手中。” 我們的談話就此打住了，我認為李汾嘴裏雖還堅持共產黨日內解放台灣的論調，但心裏已經妥協了，於是我把他釋放了。
黃昭明對我的作法頗不以為然，他擔心我會功虧一簣，抹煞了他所立下的功勞。
“抓一個李汾幹嘛？將整個高雄工委會瓦解掉才過癮。”
“你把他放走，不要說高雄工委會，就連李汾都沒了。”
“別急，釣魚要有耐心。”
“那我們該怎麽辦？”
“等吧！” 我因此暫時在黃昭明家中住下，等待李汾回來報告好消息。可是，一個月過去了。李汾就是沒出現，黃昭明越來越沒信心，總是一肚子牢騷。
沒想到，我剛一回到台北，黃昭明就又來電話了，他說李汾回來了，要我趕緊南下。“大魚快上鈎了。” 在電話中，他的語氣相當興奮。
我於是又匆匆趕搭火車前往高雄。李汾說，十月三十一日有一個重要會議，他的上級約他當晚七點鍾在高雄市農會門前會合。
十月三十一日，我、黃昭明、李新明、李汾與高雄組另外一名幹員先行前往農會附近埋伏。農會前有一棵大芒果樹，我靈機一動，指派李新明躲在樹上，然後叫李汾在樹下徘徊等待。
大約一個小時後，一名四十二、三歲的男子出現了，他機警地走向李汾。這時，李新明從樹上跳下來，正好騎在中年男子的脖子上，我們立刻上前協助將他製伏。
“你把我出賣了。”他麵向李汾淡淡地說了一句，然後就不再說話了。
他，就是高雄市工作委員會負責人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副書記陳澤民。
守株待冤逮捕台共頭子蔡孝乾
案子辦得越多，我便對我的犯人越來越客氣了。但是，黃昭明則不以為然，以前他沒辦過什麽大案子，得失心太重，因此，陳澤民就逮之後，他幾乎樂昏了頭。在台灣站各組之中，我之所以對高雄組及其負責人黃昭明有較高的評價，便是這個人在個性上有其可愛之處。以這一次討論如何偵訊陳澤民的個案而言，他有自己的意見，但同時也能虛心接納別人的看法。他聽完我的“上賓計劃”後，隻是莞爾地說：“還是你說得對，我實在太著急了。”
他依照我的計劃，將自己二太太的房間騰出，讓陳澤民住下。
陳澤民住進黃家的第一天，受到兩位黃太太待以上賓之禮，似乎有點受寵若驚。在第二天接受偵訊的時候，這位身形高挑削瘦的男子用溫文儒雅的語氣表示，他原以為失風之後，一定會慘遭嚴酷刑罰，因此，已預先想好了一套巧妙的供詞，既可以免除皮肉之苦，還可以減輕自己的罪責。他說：“結果，卻這樣享受。”
“打你做什麽？” 我告訴他，消滅台灣共產黨並不需要打人，甚至殺人。
“你的想法有點奇怪，做情報好像在遊戲。”
“隻要能完成任務，態度何妨輕鬆一點。”
我們閑扯了一個多小時，才正式談到台共的主題。陳澤民態度很坦率，不過，他的供詞，大致上隻是他自己參加共產黨及如何奉派潛入台灣活動的過程，對於他所領導的組織和他的上級，他總是小心地閃避過去。
“你不想講自己以外的事，我也不會逼問你。”我說，語氣極為誠懇。
陳澤民半信半疑地笑了笑。
“當然，我還是有辦法讓你說出來我要的線索。”
“這話矛盾了。”
“不矛盾，我隻是問，但不會逼問，因此，你可以回答一些不致讓你良心不安的問題。” 於是，我拿出在農會前逮捕陳澤民時從他身上搜出的那本記事簿，問他上麵所載有關“老鄭”的問題。老鄭這個名字，鍾浩東提過一次，如今又出現在陳澤民的記事本上。我推想，他一定是台共組織中數一數二的角色。
不過陳澤民到底還是不肯詳談這位神祕人物，他隻說，見過老鄭幾回麵，對他最深刻的印象是有雙精明的眼睛。
自毛人鳳從官邸領回了三十萬獎金後，許多撤退後賦閑在台灣各地的保密局同僚，認為特勤組有錢可賺，紛紛請謂過來“協助”。於是，當我打高雄押解陳澤民返回台北時，突然發現我的單位多了十幾個人。“一群兵油子（意指軍中的老油條）！” 我心裏想，依我的經驗，在北平時代，真正能夠幫上大忙的人，大都是我親自吸收的。因此，我對人事處隨隨便便往特勤組塞人的做法很不以為然。
“這些人幫不上忙還不打緊，我深怕他們誤事。”我向毛人鳳抗議。
“如果依你的意思，你會怎麽樣？”
“我一定采用本地人。” 我說，隨政府來台灣的人對台灣的一切皆感陌生，一點關係也沒有，執行任務遠不如台灣本地人來得順手。
毛人鳳沉吟了半晌，點點頭說：“好吧，我讓林頂立派幾個人給你。”
過兩天，林頂立帶著五、六個人到我辦公室來，他說這幾個人都很忠心，很講義氣的。
但是，當我聽到這些話時，心裏忍不住竊笑，因為林頂立帶來的人，一個比一個老，較年輕的少說也有四十歲，年紀較大的都有五十多歲了。忽然，我諧謔的個性作祟起來，脫口而出說：“林站長，能否請你閉上眼睛？”
“幹什麽?”
“想像五、六個拄著手杖的老頭子，賣命追逐一個年輕人的可笑模樣。” 為了不得罪其他人，這句話，我是靠著林頂立耳邊講的。
林頂立開始時有點生氣，稍後便大笑起來。他搖搖頭說：“拗不過你，你自己到我的站裏來選吧！”
我一共選了三個人：張清杉、陳阿土和翁連旺。
張清杉，台北縣淡水鎮人，當時隻有二十歲，是一個很有精神、反應很快的小夥子，在後來的各項任務中，他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陳阿土和翁連旺年紀稍長，表現雖不若張清杉那麽出色，不過，客觀說起來，他們的成績也是令人滿意的。
莊西是另一位對我非常有幫助的人，他原本是保安司令部審訊室上校主任，頗有才氣，能力也強，對台灣的共產黨有著深入的研究，但是，他卻好喝酒，往往幾杯黃湯下肚，說話就沒遮攔了。有一回，也不知道是受了什麽刺激，他把自己灌得醉醺醺的，然後在保安處辦公室喧鬧起來，在他叫嚷的話裏頭有一句：“再這樣打混下去，共產黨來了大家隻好一起跳海囉！”
保安處科長李葆初很不高興，向上麵打小報告，說莊西思想消極、毀謗領袖。在當時，後麵四個字的罪名可大可小，如果蔣介石知道了，心裏不高興，一句話就可以把他槍斃了。
當我物色本地組員的時候，莊西正好囚禁在特勤組辦公室後麵的看守所。我已經忘記是為了什麽，突然靈機一動，認為看守所裏的犯人也許會有可用之才，於是我到看守所，把凡是懂得國、台語的人找來談話。就在這個時候，莊西的學問及對共產黨的認識留給我極為深刻的印象，我決定把他選調到自己組內工作。
在我大量起用本地人重組特勤組之後，在偵訊時，莊西的表現非常專業，他能以典雅的台語與犯人溝通，以娟秀的書法筆錄口供，然後再以清晰的國語中肯地向我報告偵訊的內容。所以，很快地，他成為我問案時最重要的助手。
在我物色人才重組特勤組的同時，對陳澤民的偵訊並未中斷。從他的口中，我又聽到了老鄭這個名字，並且套出了他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號的住處。這時候，已經十一月中旬了，當天晚上，我帶著張清杉（曾於民國五十一年率一突擊小組企圖滲入大陸，不聿失風被捕，在大陸遭受十三年的牢役）、翁連旺等人埋伏在泉州街老鄭住處四周，等候老鄭入甕。但直到東方天際現出一線曙光，老鄭還是沒有回來。
“看樣子，今天老鄭是不會來了。”我說，心裏卻反倒輕鬆。
“這個地點正確嗎？” 翁連旺問我。
對於這個地址，我很有把握，至少我認為，它是老鄭在台北許多藏身地點的一個，不知道哪一天，他一定會回來。因此，我決定派一個人長期埋伏在泉州街二十六號。
“我來！” 張清杉興致勃勃地說。
我本來也是屬意於他，因此，交給他一把手槍和一腰帶子彈，並交代他：“盡量少出門，如果必要外出，一定要選在深夜無人的時候。”
張清杉是一個聰明的小夥子，在當時，一般住家房裏隻有一盞燈，人們要在哪裏活動便提著燈走到那間房裏。因此，張清杉進駐泉州街二十六號的時候，便把燈擺在身旁，一旦有人進屋摸黑找燈的時候。便可輕易將他捉住。
十一月過去了，老鄭依舊杳無蹤影。十二月，張清杉仍無所獲。
三十九年一月一日深夜，張清杉正要入睡，忽然聽到某種細碎的聲音，然後，有人從後院開門。張清杉默不作聲，悄悄走到客廳的桌邊，躲在桌子底下。
敲門的人機警地從後院繞到前門，開門進屋後，又非常謹慎地把門扣上。他摸黑走到桌前，把燈打開。就在這個同時，張清杉從桌子底下冒了出來，拿著手槍對準來人的腦袋。
“我等你好久呀！” 張清杉笑著說。
這個神秘男子化名叫做老鄭，本名蔡孝乾他是台灣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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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
房裏突然光亮起來，蔡孝乾瞇著雙眼，勉強開口問張清杉：“你等我幹什麽？”
張清杉仍舊保持幽默的口吻反問：“那你躲著我幹什麽？這麽久都沒回來。” 說著，他示意蔡孝乾舉起雙手，然後用預先準備好的手銬將他銬上。
當時，蔡孝乾是一個相當自負的中年男子，在他心裏，總認為中國共產黨很快就會將奄奄一息的國民黨趕入海中，而在解放台灣的任務上，居功最大的，無疑地便將是蔡孝乾本人。他一直無法相信自己竟會落入國民黨手中這件事。
張清杉逮捕蔡孝乾的時候，我正在川端橋（即今之光複橋）下釣魚。這時，發生了一件很巧的事，也就是在蔡孝乾被逮捕的同時，我釣到了一條大魚。
“穀組長，張清杉回來了！” 正當我為了沒有夠大的簍子放置大鯉魚而發愁的時候，我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由於前一次釣魚未報備行蹤，以致於蔣介石召集開會險些誤事，這次我已經事先交代過：“在川端橋下釣魚，如無要事，切勿打擾。” 聽到“張清杉回來了” 這幾個字，我的心髒猛跳了幾下，喃喃唸著：“難道老鄭這條大鯉魚真上鉤了？”
回到延平南路，第一眼看到老鄭，竟意外地非常眼熟。當然，他的臉孔對我而言是陌生的，隻是，從他渾身上下所散發出來長征老幹部特有的傲慢，我在一一五師期間看過太多了。老鄭見到我，用輕微的台灣國語向我抗議我們的逮捕行動不合法。這是我所見過第一個參加長征的台灣人。
“沒想到你參加過長征。”
“你怎麽知道我參加過長征？”
我明白告訴他，他身上那股傲氣，便是長征幹部的特殊標記。他看看自己的裝扮——筆挺的高級西服，搭配著一條花色鮮明的領帶，他對自己的儀表感到非常滿意。這時，他把雙手伸平，皺著眉頭說：“我不習慣被人銬著手銬說話。”
我向張清杉要了鑰匙親自為老鄭解銬，並與他聊起長征往事。我並不期望這種友誼攻勢很快就能收買蔡孝乾。因為我瞭解，他和台大四名學生不同，他的黨齡很深，黨性很強，在我找出他的真正弱點之前，友誼攻勢的效果是有限的。不過，我並不心急，隻要他——我直覺他若不是台共的頭號領導人，至少也是領導人的左右副手 ——在我手中，肅清共諜的工作很快就會結束了。
一個人說話是不是誠懇，從他的雙眼大致上可以看得出來。而蔡孝乾落網後的最初幾天，應訊雖然大方，但是眼神卻閃爍不定，所說的內容大抵不著邊際，這點，我暫時不與他計較。從第一眼印象，我便假定他很注重物質生活，這種人，如果能充分滿足他的物質慾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個時候，他什麽話都會說。
我認為，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於樂觀，以致行跡過於暴露之外，它的領導人蔡孝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致命傷。假如當初共產黨派來台灣領導地下活動的人有幾分周恩來或羅榮桓的才氣，那麽，曆史的演變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蔡孝乾使計脫逃
大約就在蔡孝乾落網的同時，高雄組也展開了大規模的搜捕行動，黃昭明硬是要我親自帶隊幫忙。在南下之前，我特別交代牛樹坤，要好好款待蔡孝乾，不可急於探查線索。
從用李汾釣到陳澤民之後，黃昭明對我的釣魚術頗為折服，他將許多抓來的人說了一頓教，然後又把他們放走，試圖用這些人釣到更多大魚。不過可能是因為他說的話並不得體，以致不但沒法釣到大魚，連放出去的餌也一個個地不見了。為此，他很懊惱：“為什麽你能夠說得動李汾，叫他心甘情願為你釣上陳澤民，而我卻不能？”
“你了解自己放出去的每一個人的弱點嗎？”
“是啊，我不了解，所以，現在該怎麽辦？”
“你為什麽擺著好餌不用呢？” 我說：“你忘了陳澤民的妻子。”
陳澤民落網後，我曾帶著他到後火車站五塊厝的住宅搜查。當我看到他的妻子和她身邊三個稚齡的孩子，心裏就有了底，我想為了丈夫，她一定會到處奔波求助，而她所走動的對象，大抵就是高雄地區的共產黨員，因此，我告訴黃昭明：“派人跟蹤陳澤民的太太，準有抓不完的人。” 我肯定隻要循著陳澤民妻子這條線索，黃昭明和高雄組就有能力逮捕大部分高雄地區的重要共產黨員。
沒想到，我在高雄停留還不到一個禮拜，台北就出事了。有一天深夜十點三十分，張清杉打電話給我，他用沮喪的語調說：“老鄭跑了。” 這個消息未免太不可思議了，在我的單位裏，竟然會發生要犯脫逃的事。
張清杉說，事情發生的過程是這樣的：
午餐時，蔡孝乾拒吃局裏為他從中華路買來的水餃大餐（就當時的生活水準而言，中華路的水餃是昂貴的美食），他說吃膩了，想改吃西餐。他說：“要延平北路波麗露的牛排。”
負責照顧蔡孝乾的牛樹坤不免光火起來，但因我臨下高雄之前特別交代過要滿足蔡孝乾的物質要求，他隻好忍著氣到延平北路買牛排。
飽餐一頓之後，蔡孝乾在牛樹坤耳邊偷偷地說：“想著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瘋了，為了感謝你的午餐，我有一條線索送給你，它會讓你升大官。” 這話把牛樹坤搔得心裏癢癢的。蔡孝乾繼續說，他所參加的各級會議，全都透過一名姓施的連絡人，隻要把這個連絡人抓起來，台灣共產黨就全在掌握之中（直到蔡孝乾脫逃，保密局裏尚無人知道他就是台共領導人。因此，當他提到施姓連絡人的時候，的確具有很大的說服力）。蔡孝乾說，這個連絡人在博愛路電信總局任職。
“我們要怎麽抓他？”
“帶我到電信總局，我當場指認。”
於是，牛樹坤把這件事告訴張西林，並另外帶了三名幹員領著蔡孝乾一同前往電信總局。
一進門，蔡孝乾便鄭重其事地說：“為了避免打草驚蛇，你們暫時和我保持一段距離，當我在哪裏停下，我麵前的那個人就是連絡人。” 然後一個人獨自走向櫃台。他沿著櫃台走著走著，卻一直沒有停下。當他走到櫃台另外一端的時候，忽然拔腿快跑，從電信總局側門奪門而出。
牛樹坤和張西林知道受騙了，在後麵緊追。當他們追出側門的時候，隻見張清杉揪著蔡孝乾的衣襟說：“蔡先生，你要去哪裏？” 原來，張清杉不放心牛樹坤私自把蔡孝乾帶出保密局，悄悄尾隨，並埋伏在側門外麵。
蔡孝乾脫逃失風後，一臉悻然，淡淡地表示，他所要指認的人沒來上班，他怕受到責備，因此，突然興起從側門逃跑的念頭。他的說詞相當動人，牛樹坤和張西林都相信他。然後，他又擠出非常愧疚的表情說，施姓連絡人雖未上班，但他知道住處，晚上到那裏去抓，就有如探囊取物。
“他住在哪裏？”
“武昌街。”
晚上九點整，牛樹坤、張西林瞞著張清杉，又帶著蔡孝乾前往武昌街逮捕施姓連絡人。當時武昌街仍有許多日據時代的木材廠，環境頗為複雜。蔡孝乾沿著木材廠一間一間指認，每指認一間便說：“快到了。” 終於，他逮到牛樹坤和張西林一個不留神，趁機衝入一間黑漆漆的木材廠。牛樹坤、張西林追入木材廠之後，蔡孝乾已然杳無蹤影了。
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現出共諜原形
毛人鳳將我找到中山北路家中麵談。他叼著煙，半晌不說話，隻是偶爾搖一搖頭。大約過了二十分鍾，他才拿份文件叫我看。這文件的內容是說，國防部保密局上校特勤組長穀正文督導不周，致使台共重要負責人老鄭落網後再度脫逃，記兩大過以資懲戒。我看了這內容，不免苦笑起來。
“怎麽，被記過了還笑得出來！” 毛人鳳消遣我。
我沒有答腔，外表緘默，腦子裏卻不停轉著。我在想，事情發生的時候，我人在高雄，再怎麽說，這兩個大過也輪不到我的頭上。毛人鳳又點燃一根煙，同時也遞給我一根。這時，他突然用非常柔和的浙江話說：“這樣吧，把這兩個大過擺在我這裏，會不會往上呈，就看我的耐性有多久，或者，你把老鄭捉回籠的速度有多快。”
在保密局發生內鬥之後，我一直認為毛人鳳是一個手段酷辣的人，他的心也必定是冷的。但是在聽他說了這幾句話之後，我心裏竟產生了一股溫暖的感覺。在這一刻，毛人鳳的心算是厚道的。蔡孝乾脫逃之後，組裏的人大都顯得緊張兮兮，牛樹坤和張西林更是悶悶不樂，像犯了錯的小孩，故意躲著我。
在我，卻不把蔡孝乾這件事看得太嚴重，我甚至相反地認為：“跑了倒好。”
最洩氣的要屬張清杉了，他對這句話也最有意見。在他聽來，這句話隻是不經心的安慰辭令，相當刺耳。因而，他向我抗議：“我在泉州街二十六號埋伏了近兩個月，日裏不敢出門，夜裏不敢熟睡，好不容易把老鄭逮到，組長您怎麽說跑了倒好？”
我分析了蔡孝乾脫逃後三項對我們有利的因素給張清杉聽，以表明白己的話是經過考慮才出口的。
首先，蔡孝乾很早便到大陸，並曾參與長征，在延安生活多年，直到中日戰爭結束後第二年才回到台灣；因此，他雖生於台灣，但在台灣除了黨的關係之外，社會關係並不深厚，這一次脫逃，他一定會選比較可靠的黨的關係藏匿。
其次，因為不到半年，基隆工委會、高雄工委會相繼被瓦解，最後甚至連自己都莫名其妙地被一個年輕小夥子逮住，逃亡時，他的內心必定沒有安全感，時時擔心被出賣，所以他不會在一個地方藏匿太久。“就像在沙灘上，老鄭每走一步，必將留下足跡。”
第三，火車、公路局汽車蔡孝乾都不敢搭乘，因此，他的逃亡藏身地點隻限於台北附近。至於航空跟海運的管製更加嚴格，短時間內，他絕不可能潛逃出境。
大約過了一個禮拜，毛人鳳又找我去談話。他說，蔡孝乾落網時，公事包裏的記事本上有許多名單，其中有一名“吳次長”。根據他的研判，此人便是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吳石出身保定軍官學校，與陳誠算是前後期同學，另外，他與參謀總長周至柔的關係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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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中將參謀次長吳石
午夜十二時整，我們開著吉普車和偵防車抵達新生南路吳石宅外。
“你們是哪裏來的？” 吳石在睡夢中醒來，來不及穿戴整齊，隻著睡衣向著我們一行人問。
“國防部技術總隊（國防部一個直屬的專業單位，政府遷台前，這個單位負責爆破上海市許多無法搬遷的工業廠房）。” 由於我還沒有辦法肯定吳石的共產黨身分，不願貿然暴露真實身分，因此靈機一動，把惡名昭彰的技術總隊（隊長杜長城曾利用職務之便訛詐了上海許多企業家的钜款）的名號抬出來。我告訴吳石說：“有人說你是共產黨。”
“胡說！” 吳石表示，如果隨便一個人告了密，就可以任意騷擾被控告者的生活，那麽天下豈不就要大亂了。
他是一個頭腦相當冷靜的人，因此，我決定不要和他在道理上爭，隻是示意組員徹底搜查，一陣翻箱倒櫃之後，卻沒有半點斬獲。我心裏不免歎服，假如吳石確是共諜，則他處理事情的細心程度，是我所見過共諜當中的佼佼者。這時，我和站在一邊的吳太太眼神不經意地交會，我想，那四目交接的時間不會超過半秒鍾，也正是因為她那心虛的眼神，引起了我對她的興趣。我告訴吳石：“能不能請吳太太跟我們一起到隊上走一趟？”
“這是什麽話，不可以。” 由於我們搜不出個所以然來，吳石的態度頓時轉為強硬。
我不得不想出一套謬論用以說服吳石，我說：“既然有人檢舉，我隻好帶隊搜查，如今既無結果，按道理吳次長實在是冤枉的，必然無事；隻是，辦案有辦案的程序，我們還得做個筆錄，過程才算完整。可是吳次長您是中華民國的中將次長，在沒有任何確切證據的情況下找您去做筆錄實在說不過去……。”
吳石考慮了很久，一直沒有答覆，吸完一根煙，他索性在客廳裏踱起步來。他技巧地將步子滑向客廳左邊角落一張小桌子旁邊，借著背影的掩飾，悄悄地從桌上拿起一件小東西。然後，他說：“我先上個廁所。”
由於他取物的小動作稍嫌笨拙，引起我的組員李漢一懷疑。因此，李漢一便尾隨他前往厠所，並趁著吳石即將吞服安眠藥自殺之際，將他製伏。經由這一段小小的插曲，我原奉忐忑不安的心情終於底定下來。“吳石確實是一名共產黨員。” 我心裏竊自歡喜。
“好吧！”吳石被李漢一帶回客廳之後，終於勉強答應讓我們將他的妻子帶走。
看看手表，已經淩晨三點鍾，我親自駕駛吉普車沿著新生南路左轉仁愛路在台北沉靜的寒夜中奔馳。吳太太坐在我吉普車的右後方，另外還載著一名吳石派遣跟從的副官。車子在市區裏繞了很久，沒有人知道我心裏在想什麽，我們的目的地在哪裏？我把車子停在北一女中貴陽街方向的門口，然後回頭向後麵的偵防車高喊：
“到了！下車。”
偵防車後門打開了，陸續跳下來兩名組員，接著，吳石派來的副官也跳下車。
我立刻踩滿油門，向前疾駛，駕駛偵防車的是李漢一，他與我一起工作了很久，兩人間默契很深，一見到我加油駛離，也不管已經跳下的兩名組員，便開著偵防車緊跟在我後麵。被放下的兩名組員有點莫名其妙，在路上叫嚷著，吳石的副官則在後麵奮跑直追。我終於將副官甩掉了，坐在旁邊的吳太太似乎看出了我的詭計，一臉無奈。
我把吳太太帶到南京東路家中，這時大約是淩晨五點鍾，我叫我太太起床陪吳太太聊天，然後派一名組員到對麵巷口買燒餅油條，飽餐一頓，才開始與吳太太談話。她是一個相當沉著的女人，從我們進入吳宅搜查直到此刻，幾乎都不說話。
“次長夫人，難道你不認得我了？” 我告訴她，在南京，當吳石擔任國防部史政局局長的時候，我是他底下一名科員：“我姓穀，到過府上幾次，我能夠升上校，都是次長幫的忙。” 我把這些話說得很誠懇，不明究裏的人一定會相信我的話。
這時，吳太太才開口說：“怎麽我都沒印象。”
我繼續把戲往下演：“現在這事很嚴重，我很替次長擔心，想想，他是一名軍人，如果他與共產黨有任何關係，老先生（指蔣介石）絕對不會原諒他，現在，就隻有你能救得了次長了。”
吳太太原本故意裝作無精打采的雙眼忽然瞪大起來．她說了第二句話：“很久沒有見到那個人來了，你說我該怎麽辦？”
有了這句話，我的任務即已完成九成，我慫恿她：“你不具軍人身分，不如你來擔一點責任，就說與次長接頭的共產黨是來找你的遠房親戚，然後，我在筆錄上寫得技巧一點，也算是報答次長的一種方式。”
吳太太點頭說：“一切拜託你了。”
當天一早，我打電話給毛人鳳，告訴他：“今天就可以抓人，罪證確鑿。”
毛人鳳好奇地問我究竟是怎麽回事。我把偵辦過程向他說明了一遍，他頓了一下，然後笑著說：“好厲害，以後可得小心防著你囉！” 毛人鳳平素是不喜歡開玩笑的。我與他相處多年，這是第一遭，也是最後一次調侃我。
經過兩天的等待，吳石卻未如預期有所活動。第二天晚上十點鍾，我開始采取逮捕行動。當吳石再度見到我時，態度仍相當強硬。“你又來做什麽？” 他說，一副階級比我高的神氣。
“奉命傳你去談話。”
“我是國家堂堂的國防部參謀次長，你們怎麽可以隨隨便便就來抓人。”
“是傳，而不是抓人。”
吳石仍不放棄掙紮，他說：“不管你們是什麽單位來的人，我要見總長（周至柔）。”
“要見總長可以，我們陪你去，何況，你要見他，他還不一定要見你。”
吳石到這時候，才開始有些緊張起來，他故意用憤怒來掩飾內心的不安。“放肆！” 他叫罵著，然後搖了電話到周至柔家：“請接總長。”
周至柔拒聽電話，吳石的臉色霎時變得慘白，他用顫抖的右手輕輕將話筒掛上，沉默不語，直到進入訊問室之後，也一直保持緘默。
到這個地步，我對他如何參加共產黨、潛伏期間所負責的主要任務已不再感到興趣，這些工作，我認為交給莊西去做就已足夠。在這個時候，我所關心的卻是吳石的生死，我記得在訊問室裏所說的第一句話是：“你是高級將領，我認為你會被槍斃。”
“我知道。” 吳石垮著臉說，他的目光一直注視著乒乓球桌一處脫漆的角落。
“那麽，接下來就是看你自己怎麽善後了。” 我告訴他，能否減輕刑責，逃過一死，必須靠他自己。
“靠我？我能有什麽辦法？” 他說這話時，精神已完全崩潰。
“這件事總裁還不知道，不如你寫一分自白書。或許能以自首的方式減輕處分。”
吳石擡起原已伏在桌上的頭，感歎一聲說：“唉！算了，就這樣吧！” 於是，他寫了一分自白書，為了讓上麵看出“自首”的誠意，他主動供出了許多線索。從字裏行間我很明顯看出他在求生的壓力下所表現出來的真誠，那種態度，使人忍不住也想幫一點忙。因此，我建議他在自白書的最後最好這樣署名：犯員吳石寫於新生南路自寓。
依照他的自白書，我們在一日之內又抓來了十多個人。其中，他曾提到他的主要任務是蒐集國軍的作戰情報，然後將它交給他的領導人（即蔡孝乾），而他的作戰情報，大都由科長黃德美那裏取得，因此，黃德美這三個字特別引起我的興趣。
吳石寫完自白書的第三天中午，用過餐後，我到訊問室走了一趟（後來抓來的人，都交由莊西和張西林問取筆錄），我看到十來個人麵向牆壁，或坐、或蹲、或立等待偵訊。其中，有一名穿著整齊軍服，別著上校領章的中年男子，雙手貼著牆麵站在那裏哀歎。
“你叫什麽名字，是不是因為吳石的案子來的？” 我拍拍他的肩膀問。
“我叫黃德美，就是因為吳次長（他仍習慣這樣稱呼）的關係被抓的。”
“你就是黃德美？來，到我的辦公室。” 我將他領到辦公室，問他，為什麽要把資料交給吳石？
黃德美聽我這一問，突然歇斯底裏起來，他說：“我早知道會有今天，我就知道，所以，我也留了一手。噢，對了，你問我為什麽要把資料交給他是不是？那有什麽辦法，他是上司，他下條子給我……” 說著，他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張紙條：“哪，就是為了這條子，還好我把它留在身邊。” 那確實是吳石的字跡。
“你知道吳石是匪諜嗎？”
“我怎麽會知道？”
依我的經驗，我認為黃德美是無辜的，他的表現頗像老實人，因此，我把話題轉開，與他閑聊起來，從而知道他是印尼華僑，家境非常富裕，中日戰爭晚期，為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特別從印尼前往重慶從軍，是一個很有愛國熱情的人。在部隊裏，辦事也很用心，因此一路遷升上校，並在國防部擔任機密要職。
對他有了這些印象之後，簡單做完筆錄，我就把他釋放了。臨走時，我特別囑咐他：“那張字條是你的護身符，千萬要收好。”
除了黃德美之外，其他因吳石線索被捕的人如朱諶之、陳寶倉、聶曦，經調查偵訊，大都有明確罪證，經移送軍法審判後，計有六人被處死刑。調查告一段落之後，毛人鳳寫了兩份專案匯報，一分呈交蔣介石，一分給周至柔。由於全案由我主導，因此報告寫完之後，毛人鳳先拿給我看，以便增刪不妥之處。
可是，第二天他又把我找了去，這時，他的臉色卻很難看。他說：“早上總裁找我去官邸狠狠地訓了一頓。”
“我不理解，抓到吳石他應該會高興才對呀！”
毛人鳳苦笑表示，一切都是因為我把黃德美釋放了，因此蔣介石責問他說：“大陸會丟，都是你們這些人對敵人太寬容，那個辦案的人是誰？敵我不分，私縱匪諜，黃德美還是要抓，那個人也一並處分。”
“這下子我恐怕也要被殺頭了。” 我說。
“不要擔心，老人家說氣話，氣消了就好。”
我的殺頭浩劫，不久也就不了了之，倒是黃德美並沒有我這麽幸運，因為蔣介石在報告上批示把黃德美重新抓回來治罪，因此，他很快又被人手銬加腳鐐地送進看守所裏。
四個月後，有一天早上，我忽然看見黃德美在我特勤組門外徘徊。我派了一個衛兵把他請到辦公室。“聽說你又被抓了一次，怎麽又出來了？” 我問。
“我來就是為了向你表達謝意，因為軍法官看了你們的筆錄，仍舊把我無罪釋放。”
“那可恭喜啦！”
黃德美雖然撿回一條命，但他原來的工作早已有人頂替，又因他與共諜案有關，別的單位也都不敢要他，於是，他失業了。他說：“我回國是為了報効祖國，沒想到弄到這樣的結果，唉！不如回印尼吧！”
過了許久，國防部在大直成立一所外語訓練班，用以加強國軍將領的外語能力，我參加了夜間班的第一班。第一天開課的時候，我發現蔣經國也是奉班的同學，不過，更讓我吃驚的是，我還看到了黃德美，他竟然是這個訓練班的班主任，領上別著少將的星章。
在開課講話時，他也發現我了，每當我們四目相對的時候，便會互相微笑。“你不是要回印尼嗎？怎麽在這裏開班授課起來（黃德美英、法語都很在行）？而且，還升少將哩！” 下課後，我在班主任辦公室找到他，拍拍他的肩膀嘲弄他。
他說，臨回印尼之前，他寫了一封長信給蔣經國，表明願意繼續留下報効祖國，所以，蔣經國就讓他籌辦了一個外語訓練班。第二年，訓練班擴編為外語學校，國防部人事單位另外找了一位校長，黃德美又失業了。結果，他又寫了一封信給蔣經國，剛好，這個時候蔣經國正在籌組安全局，收到黃德美的信後，便把他延攬到自己底下擔任副局長。
安全局副局長為中將缺，於是黃德美又遷升一級，在領上別了兩顆星星。
台電總經理劉晉鈺共諜案
吳石案後，毛人鳳在蔣介石跟前真是紅透了頂，因此，在當年情治單位（保安司令部、保密局、調查局）互相傾軋中傷的環境之下，毛人鳳的地位卻非常穩固。毛人鳳心裏認為，他的地位乃是由我替他鞏固的。有一天，他把我找去談話。
“你現在的薪水是多少錢？”
“自從到台灣，一直沒有薪水，大家都一樣，隻是依家中人口配給白米黃豆。”
毛人鳳從他的抽屜裏取出一分公文唸著，其中最重要的幾個字是：“支發穀組長正文營養費每月八百元。”
毛人鳳的才氣雖遠不如戴笠，可是，這件事卻真正打動了我的心，我不是說自己貪財，而是我深感受到尊重。因為，當時保密局之內，隻有局長、副局長及各處處長支領固定薪水，而且除毛人鳳領取一千元之外，其他人薪資皆在六百元以下，我隻是第二處底下一名組長，竟得以領取全局第二高薪，內心的感動是無以名狀的。為了表達感激之情，我跟毛人鳳說，在蔡孝乾遺留的線索中，除了吳石之外，有一個人可以讓保密局再立下一件大功。
“什麽人？在軍隊裏嗎？” 在蔣介石心中，由於經驗使然，總疑心軍隊裏藏有許多共諜，毛人鳳在他跟前聽多了這種論調，不免也受到一些影響，因此，他大概很希望我所要提的人，最好跟軍隊有些關係。
不過，我卻搖搖頭說：“這個人是吳主席的同學，台灣電力公司總經理劉晉鈺。”
毛人鳳聽了這個名字，眼睛瞪得大大地，含在嘴裏的煙似乎忘了吐，許久才從兩個鼻孔緩緩噴出。“這是怎麽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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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總經理劉晉鈺
老鄭脫逃之前，在我偵訊時，曾大略提及劉晉鈺的活動情形。他說，劉晉鈺留在大陸的兩個孩子曾託他把一封家書轉交給父親。大概的內容是說，解放軍已經做好準備，偉大的共產黨即將解放台灣，黨中央希望劉晉鈺積極活動吸收在台的經濟、資源方麵的朋友，以便在解放後，為黨奠下良好的經濟基礎。毛人鳳聽著聽著，興奮得拍起桌麵叫好。過了半晌，他又一臉狐疑地問：“可有具體的證據？”
“沒有，但是如果他是匪諜，我會想辦法讓他承認。”
民國三十九年一月下旬，那一天整日陰雨，氣溫很低，街景顯得有些寂寥。我開著吉普車獨自前往和平東路台電總管理處。“我要見總經理。” 我向櫃台一名年輕的女辦事員說。她抬起頭仔細地朝我打量了一番，或許，我身上的藍色毛衣和藍色中山裝令她感到疑惑吧，她向我要名片。
“我沒有名片，不過，你可以向總經理報告說是一位鄭先生派我來的。”
大約過了三分鍾，一名高大壯碩的男子走到我跟前，輕輕地說：“跟我來。”
我跟著漢子走出大辦公室側門，穿過後院回廊，然後，走進一間小房間，從裏麵的布置看來是一間休息室，很顯然地，這是一次非公開性的會麵。房內書桌旁邊，坐著一名長得一派斯文的中年男子，看見我進來，他托托眼鏡，親手將剛泡好的茶水端給我。
“鄭先生要我帶一些重要的話給你。”
“是不是鄭祥輝（蔡孝乾的化名有四、五個，不過與他交往密切的共諜都稱呼他鄭輝祥）？”
“是的。” 我撒了一個大謊，能不能讓劉晉鈺就範，就看這些謊言了。我神色凝重地表示，最近風聲很緊，鄭先生不能外出活動，大部分待辦的事，都交給我負責傳達辦理。“鄭先生要你停止一切活動，燒掉相關文件，記住要馬上做。” 後麵一句話，我特別加重語氣。
“好，好。” 劉晉鈺很認真地說：“我是個小心的人，不會惹麻煩的。”
“成了，你是不是很小心我不曉得，不過，你這回未免太大意了。” 我心裏暗自竊笑，然後繼續把戲往下演。我故意吊著眼，裝作沉思的模樣說：“日後有什麽要緊的事要怎麽同你連絡呢？電話安全嗎？”
“我不知道電話安不安全，不過，小心點總是好，這樣吧，如果有什麽口信，還是麻煩你再走一趟。” 我點點頭，準備離去，這時，劉晉釭忽然問我一個問題：“需不需要錢呢？”
乍聽這句話，我原以為這是他們組織的一句暗語，我該如何答覆呢? “要。” 我靈機一動，研判與其客套地拒絕不如大方地接受，這場戲演起來才會更為逼真。
劉晉鈺從抽屜裏拿出一疊十元的紙鈔，總計一千塊錢，他仔細地將他們包在電力公司的公務信封裏麵。我演戲的興致一時還收斂不起來，臨走前故意把信封留下，把厚厚的一百張紙鈔藏到中山裝的內袋裏說：“我看不要用信封，免得留下痕跡。” 劉晉釭目送我離開，那雙眼神似乎頗為佩服我謹慎的態度。
“走吧，大家到西門町吃沙茶牛肉。” 回到組裏，我高聲吆喝著。
所有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著我，莊西更是忍不住好奇地問：“大哥，你不是到台電去抓人嗎？怎麽人沒抓到倒發財了？”
“天氣冷，一邊吃一邊說吧！” 在一月的寒天裏，熱騰騰麻辣辣的沙茶牛肉煞是過癮，當眾人聽到劉晉鈺坦承擔任共諜，還好意提供一千塊錢“加菜金”時，每個人都笑翻了身。
晚上九點鍾，毛人鳳打電話給我，垂詢進度。
“劉晉鈺已經承認了。” 我用最平淡的語氣說話，如此一來，毛人鳳的聲音便相對顯得緊張過度了。
“那麽，還不趕緊抓人？”
“別急，你知道我在進入北平站工作之前是做什麽的？”
“你在一一五師。”
“然後呢？”
“演戲。”
“這就對了，我向劉晉鈺演了一出好戲，戲癮還沒過足呢！” 我告訴毛人鳳，人終究是要抓的，不過，如果慢兩天抓，讓劉晉鈺多坐立不安兩天，這戲才有意思。
毛人鳳歎口氣，直罵我不按牌理出牌。
三天後，天氣晴朗，是一個抓人的好日子。我派了五名組員騎著三輪車，故意在台電總管理處附近繞行。下午五點鍾，劉晉鈺下班出來，三個人把他拉上三輪車。
劉晉鈺乍見到我的那一刹那，兩隻眼睛頓時變得渙散無神，交雜著詫異、恐懼、激動與怨恨的情緒使他暈眩起來，他的身子還算硬朗，否則大概會昏厥在地上。
“對不起，我騙了你，我並不是共產黨的連絡人。相反地，我是一個國民黨的上校，我的工作是什麽呢？就是專門找共產黨的麻煩。”
“這裏是什麽地方？”
“國防部保密局。”
“你怎麽知道老鄭呢？就因為這個名字，我對你毫無半點防備。” 他的情緒開始統一為怨恨，並用這種口吻問我。
“我當然認識自己的囚犯。” 我騙他蔡孝乾還在保密局的牢裏關著。我知道，在這個時候告訴他前番的拜訪隻是一出戲，對他而言，似乎有點殘忍，因此，我忍下一名導演向演員解說劇情的那股衝動。“劉先生，我認為，與其內心充滿憤恨，不如收理一下心情，好好考慮考慮我的建議。”
“你說話時，總是那麽鄭重誠懇，我如何判斷你是不是像上次那樣演戲？”
“你最好相信我這一次說的是真話。”
省主席吳國楨關說共諜案
劉晉鈺提供的線索，皆不足以據之破獲其他大案。不過，這在此一事件中，有一位當時任職於省政府財政廳的陳姓股長卻弄得政壇上風風雨雨，非常熱鬧。當時，我派幹員李秉謙到財政廳抓人。
“請問陳××股長是哪一位？” 李秉謙到了財政廳，隨便找了一個人問。不巧，他詢問的那人正是劉晉鈺供出的逮捕對象，此人相當機警，他看到一個陌生的臉孔，表情嚴正地探問自己的事，於是用手指著另外一位陳股長，然後便尿遁了。
李秉謙走到另一位陳股長麵前問：“你就是陳股長嗎？” 對方點點頭，繼續整理手上的公文。“那麽，恐怕得麻煩你到我們局裏走一趟。”
這位被錯抓的陳股長矢口否認他與劉晉鈺有任何關係。趙公嘏麵對這樣的態度，習慣性地冷笑了一回，接著，陳股長便飽嚐了一頓皮肉之苦。陳股長含著被打裂的下唇，吮著從傷口滲出的鮮血，他哀求：“這樣吧，你教我怎麽承認，全依你的。”
“我看這事有些蹊蹺，還是請示一下穀組長吧！”莊西說。
他把陳股長帶到我的眼前，看到陳股長全身傷痕累累，我不免有點發火，將趙公嘏找來訓斥一頓，然後，用安慰的語氣與陳股長談話：“如果你是共產黨，我不得不佩服你的意誌力。不過，我有辦法叫你承認，問題是，如果你不是，就得提出有力的證明呀！”
“以前也不曉得會遇上這種事情，我要怎麽分辯呢？” 這是老實人講的話，我直覺是冤枉人了。
“你不是叫陳××嗎？”
“他在廳裏辦公哩！”
“這麽說你們廳裏有兩位陳股長？”
我於是親自將被寃枉的陳股長送回財政廳，並讓他指認我們要抓的陳股長。
“他不在。”
“當然不會在，逃走了。” 我淡然地說。我進入廳長辦公室為部屬的錯誤向任顯群致歉。
“你是什麽東西？你以為這是什麽時代？是明代？你們這些錦衣衛！” 任顯群發起脾氣，罵人的話叫人聽得全身毛孔都覺得很不舒服。
我悻悻然步出財政廳，開著吉普車，在台北的街上漫無目的地繞行。我的腦海忽然浮現任顯群另外一種麵貌——
自民國三十八年十月起，前台灣參議院參議員許丙經常邀我一同前往延平北路觀賞平劇名伶顧正秋的演出。在我，看戲是一種興趣；然而，對這位六十出頭的“老少年”而言，卻是不折不扣的醉翁，他想追求顧正秋。
可是，這段愛情並不順利，顧正秋雖然接受了他贈送的一幢日式大房子，對他卻相當冷淡。好幾次，唱完戲後，我看到顧正秋走到許丙麵前說了幾句禮貌性的話，婉拒了許丙的邀約，便匆匆從戲院側門離去。這個現象引起我的好奇，不過我不忍心向許丙探問真情，有一次，我實在忍耐不住，尾隨顧正秋從側門出來。我看到一名風度翩翩的男子打開停在路邊的車門，很瀟灑地與顧正秋相擁進入車內。那是一輛高級公務人員的座車，它緩緩消失在夜色裏。
這時許丙從我身後拍拍我的肩，頹然地歎了一口氣。
“那人是誰？” 我問他。
“財政廳長任顯群。”
連續四、五日，我一直快樂不起來。第六天早上，我打開報紙，上麵刊載著省主席吳國楨和省財政廳長任顯群雙雙辭職的消息。“世事真是難料。” 我心裏納悶著。
這時，毛人鳳來了一通電話。他說，由於趙公嘏打錯人，任顯群嚥不下這口氣，跑去向省主席吳國楨告狀。吳國楨聽了，大罵保密局混蛋，十足的秘密警察，同時，他們都認為劉晉鈺也是被冤枉的，於是兩人立刻聯袂趕往士林官邸找蔣介石理論。
“這是民主時代，一切要講法治，辦案有一定的程序，保密局的人太隨便了，他們無憑無據就把劉晉鈺逮捕下獄，這種做法和東廠、錦衣衛有什麽不同？我們口口聲聲講民主，骨子裏卻幹著封建的勾當……。” 吳國楨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大套，任顯群則站在一旁頻頻點頭。
“完了沒？” 蔣介石板著臉問。
“完了，就看總裁您怎麽處理？”
“糊塗，劉晉鈺自己都承認了，你還來幫他關說。” 蔣介石發飆起來，將毛人鳳於前兩天呈送上來的“劉匪晉鈺自白”丟在桌上，轉身入房。
吳國楨與蔣介石的關係原本就有點緊張，此番碰了一鼻子灰，臉色氣得鐵青。於是第二天，他與任顯群同時各擬一分辭呈，前往官邸向蔣介石辭職。當時毛人鳳正好在場，他在接待室內聽見蔣介石大聲叫著：“很好，兩個糊塗蟲辭了倒好！”
辭職後，吳國楨到處發表不滿言論，聽得蔣介石咬牙切齒。此時，他在政學係少壯派裏的好友都警告他：“吳兄何苦拂逆鱗、捋虎鬚、徒逞口舌之快？”
“他罵我糊塗，我看他才越活越回去。”
“吳兄在美關係不錯，有什麽不平，到美國之後，再鳴放個痛快吧！”
友人的勸告總算使吳國楨暫時冷靜了下來，幾經思索之後，他決定一走了之。不過，由於先前說過許多批評蔣介石的話，唯恐蔣介石不肯放行，他主動向宋美齡求情。吳國楨從美國留學返國，進入政壇後，與宋美齡關係一向不錯，因此，即使他和蔣介石在許多問題的觀點上大相逕庭，民國三十九年由於宋美齡力薦，仍有機會擔任台灣省主席。這一次，他向宋美齡求情，說過一些什麽話，沒有人知道，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宋美齡因不便向蔣介石提及此事，乃轉而與蔣經國商議。有一天，蔣經國隻好把毛人鳳找去討論此事。
“放了，恐怕會在外麵發表不利政府的言論。” 毛人鳳提出他的看法。
“對你們肅清匪諜的工作有沒有影響？” 蔣經國似乎並不在乎吳國楨將來會不會發表什麽言論，他擔心的是，假如吳國楨也是一名高級共諜，放他走了，恐怕會影響我們往後偵辦高級共諜的工作。
“他與共產黨沒有關係。” 毛人鳳很肯定地說。
不久，吳國楨飛往美國紐約，最後並老死異鄉。
辭職案的另一主角財政廳長任顯群就沒有如此幸運了，由於吳國楨出國後，仍未放棄對蔣介石的批評，因而，日後凡與蔣介石意見不合的人，不但無法出國，甚至被編號跟監。這些任務，即由我與我的組員負責執行，被跟監的人，包括孫立人、白崇禧、葉公超、任顯群等達三十多位。
對於這三十多個人而言，這無疑是一件很難堪的事情，他們每日一出家門活動，就被許多不懷好意的眼睛盯著。為了減輕他們這種難堪的感覺，我想，跟監公開化，要求負責跟監的人與他們打成一片，恐怕是最好的辦法。於是我要求我的組員采取公開跟監方式，也就是說，讓被跟監的對象知道、了解，進而習慣被跟監的生活。
至於被跟監者的態度，白崇禧一向落落大方，甚至還請跟監人員吃飯，與跟監人員成了朋友。而任顯群則總將怨恨發洩在跟監人員身上，在忍無可忍之下，我出麵教訓了他一次，經此之後，任不再出言不遜，任意動粗。跟監人員與任顯群就保持這種不講話的默契，相處了兩年多，彼此相安無事。
豈料，蔣介石對於任顯群竟然膽敢陪同吳國楨到官邸對他大聲講話這件往事一直無法釋懷。有一日，蔣介石正在看報，忽然就叫起來：“這女人是誰？台灣有這麽冷嗎？穿什麽貂皮大衣？” 他指著報紙上一張照片叫罵。
“這是顧正秋。”
“是不是和任顯群在一起的那個演員？”
“是。”
“我就知道任顯群這傢夥不是好東西，貪官汙吏，拿國家的錢給女人買大衣，哼，我看他就是奸匪。” 蔣介石沒等把報紙看完，立刻召見毛人鳳，交付拿辦奸匪任顯群的任務，而後，毛人鳳再把任務交給我。
“我肯定任顯群與共產黨無關。” 我說。
“那麽就以貪汙辦他。”
幾經討價還價之後，毛人鳳終於勉強接受我的建議，順勢將案子推給一心邀功的彭孟緝去辦。彭孟緝接到這個得以討好蔣介石歡心的案子，顯得興致勃勃，很快便將任顯群緝捕入獄。
而由於任顯群的丟官入獄，官場裏繪聲繪影地散播著一種廣為大多數人接受的流言，因這流言，不久大家都相信，任顯群之所以丟官，乃因蔣經國爭奪顧正秋未果，懷恨在心，因而運用獨裁的手段，將任顯群去職下獄。
其實此項似是而非的流言，對蔣經國是非常不公平的。為了協助好友許丙追求顧正秋，我曾派人跟蹤調查顧正秋的日常生活與人際關係，她與蔣經國之間並無任何往來活動，何來蔣經國與任顯群爭奪顧正秋之說呢？
“蔣介石定律” 冤死省黨部副主委李友邦
辦完劉晉鈺的案子，連續好幾日，我總覺有點心神不寧。好像，這個案子結得有些輕率。我發現在偵訊時，我和莊西都遺漏了一個重點：誰帶信給劉晉鈺？於是我把劉晉鈺從獄中調出來偵訊，他表示，帶信的叫朱諶之，來台時，大都住在女婿段承愈家中。
次日，我們前往段承愈家中，不過，卻沒有抓到朱諶之。經過簡單的交談之後，我才知道段承愈原為保密局的同僚，是戴笠在重慶開辦「中美訓練班」（一個與美國中情局合作的情報人員訓練單位）的得意門生，對情報工作頗為熱情，後因戴笠猝逝及政權動蕩，不得已離開保密局，轉入警政單位工作。我們以前雖不曾謀麵，但一談到在保密局服務的往事，他對我的態度便顯得非常親切。我告訴段承愈，朱諶之為劉晉鈺帶信的事實。
“我想是有這個可能，難怪她總是來這裏住幾天，便往舟山（即舟山島，當時仍為政府所有）跑。”
當天晚上，我以毛人鳳的名義拍了一封電報給舟山站站長沈之嶽，要求他在兩日之內將朱諶之逮捕遞解返台。那個晚上收到電報後，沈之嶽便依段承愈提供的地址順利將朱諶之逮捕到案，朱諶之也很大方地以一名“死囚”的態度供出了許多寶貴的線索。第二天傍晚，沈之嶽便以保密局的專船將朱諶之送到台灣。
在延平南路的偵訊室裏，朱諶之答話時仍舊非常誠懇，不過，她的樣子卻很虛弱，不時抱著肚子輕聲呻吟。原來在途中她已吞了大量黃金，準備自殺。黃金本身無毒，古人之所以吞金自殺，主要是因為黃金的重量使它容易墜入盲腸，引發盲腸炎致命。不過，這種自殺方式效果很慢，而且急性盲腸炎在當時也非絕症，隻要來得及進行手術，加以割除，是死不了的。為了免除這道麻煩的手續，在偵訊完畢之後，我準備了一大碗肥皂水，讓李秉謙把朱諶之帶到廁所進行灌腸。
在朱諶之的供詞中，出現了兩名女性共諜的名字，一位是當時甫卸任新竹縣長不久的劉啟光之妻屠劍虹，第二位則是當時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副主任委員李友邦之妻嚴秀峰。從朱諶之的口中，我知道嚴秀峰畢業於浙江中學，這點，與保密局二處處長葉翔之有著同鄉及同學關係，為了替堂堂省黨部副主委留一些麵子，我決定運用這層關係，以比較低調的手法辦理這個案子。
又是一個陰寒的日子，天空還飄著小雨，在我印象裏，辦了幾件較大案子，總是碰到這種十分使人不快的天氣。大約就在天色完全轉黑後，我與葉翔之進入李友邦坐落於廈門街的家中。由於事先並未知會，李友邦對於我們的出現似已感到幾分不祥，但是，他強自掩飾住訝異的神色，用非常大方謙和的態度招呼我們就座用茶。
“蔣主任委員派我們來，能不能讓葉處長和夫人單獨談一談？” 李友邦坐在我身旁，我看葉翔之遲遲不便啟口，就替他說了。這話說得很輕，嚴秀峰卻能聽到，她滿臉惶惑地以眼神示意李友邦不可答應。
“秀峰怎麽啦？” 李友邦不安地問，但他仍盡量保持著鎮定。
“可以說是交友不慎。我看還是讓葉處長和她單獨談談，他們都是浙江中學的同學，有什麽話比較好說。” 我溫和地催促著。
李友邦點點頭，拉著我避到玄關，讓葉翔之與嚴秀峰在客廳裏細談。我將朱諶之所供有關嚴秀峰涉案的大概情形告訴李友邦，隻見他緊閉雙眼，長長地歎了一口無聲的氣，嘴裏喃喃地怨著：“傻瓜！”然後，就不再言語了。
從簡短的接觸中，李友邦留給我極為深刻的印象，他和我當時所接觸的一般台灣政治人物頗為不同，談吐謙和、舉止有度、待人極為誠懇，大概就是這種風範氣度才會受到蔣經國賞識，援引為黨務副手，在當時的台籍政治人物之中，他得以出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副主任委員一職，算得上是一位重量級的人物。根據我日後進一步了解，李友邦除有風範氣度外，在經營管理上麵，也有幾分才幹，國民黨在台灣之所以擁有龐大的黨營事業，李友邦擔任副主委時奠基之功是不可以磨滅的。
葉翔之與嚴秀峰談了半個多小時，兩人出來後，嚴秀峰紅著眼，默然無語，葉翔之則以憐憫的語調說：“夫人很合作，都承認了，等會兒回局裏做個筆錄就可以了。”
這時，李友邦有點慌亂了，他說：“要不要打個電話給主委請示請示？” 然後，他拿起電話，試圖搶先一步替嚴秀峰求情。
“蔣主委現在不在省黨部主委辦公室，要用局裏專線電話才找得到他，我回去打好了。” 唯恐橫生枝節，我編造了一段謊話，然後開著吉普車在街上繞了二十幾分鍾，又回到廈門街李家，我說：“請示過了，蔣主委說回局裏問話時，態度要盡量客氣些。”
李友邦知道事情已無可挽回，悽然地說：“給我們幾分鍾時間好嗎？” 我與葉翔之在門口等了二十多分鍾，李友邦才摟著嚴秀峰的肩，緩緩走出家門，在昏黃的燈下．那是一幅極具戲劇張力的畫麵，表麵溫馨，其實卻隱藏著深刻的悲愴。
嚴秀峰到案後，以誠懇筆調寫下自白，旋即依通匪資匪等罪名被判處十五年徒刑。因為朱諶之及嚴秀峰在供詞中皆表明李友邦未涉共諜案件，毛人鳳與我也都向蔣經國保證李友邦的清白。因此，嚴秀峰的案子暫時並未對李友邦的黨務工作造成不利影響。
不過，事情並未結束，由於蔣介石的任性，蔣經國與父親之間幾乎無法溝通並進而造成許多悲劇性的後果，李友邦便是二蔣溝通不良的受害者。蔣經國雖然相信李友邦與共諜案件無關，但他卻沒有勇氣向父親提出保證，以致於在嚴秀峰入獄兩年之後，發生蔣介石於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國民黨省黨部新舊任要員交接典禮上，親自下令將李友邦下獄處死的慘劇。
民國四十年十一月中，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改組，主任委員蔣經國轉調他職，遺缺由鄧文儀接任，交接典禮於革命實踐研究院大會堂（即今之中山樓前身）舉行，蔣介石親自主持講話。會堂裏坐滿了各層的文武官員，我的官階較低，坐在後區。第一排第一位是蔣經國，第二位是鄧文儀，然後才是李友邦。
軍樂隊開始吹奏進行曲，這是蔣介石由後台進場前的訊號。蔣介石在樂曲進行中走出來了，緊繃著一張臉，我看過他許多次生氣的樣子，這次最難看。
“出去，出去！” 他左手扶著講台，右手往旁邊猛揮，也不知道他要叫誰出去。“指揮，把他們帶走。” 經他補充命令之後，大家才知道他受不了樂器的光亮。
蔣介石啜了一口水，然後執起新任委員名冊，頓了頓。這一連串動作產生了相當的鎮懾效果，台下每個人都屏氣凝神，靜待他開口。“李友邦。” 這是他的第一句話，李友邦應聲肅立起來。他接著說：“李友邦，你能騙得過別人，就可以騙得過我嗎？你太小看我了，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是奸匪嗎？”
從背後，我看不到李友邦的表情，但在這個情況下，可以想見他那滿臉的驚愕與恐懼。
“憲兵，帶走，帶走！” 蔣介石一邊說著，一邊以手勢派命坐在前區第二排的憲兵司令吳奎生（吳東明之父）將李友邦架了出去。然後，蔣介石開始訓話：“你們什麽人叫他當副主委，你們通通不認識敵人，敵人就在你身邊，你們卻不知道他就是奸匪，像你們這樣麻木不仁，怎麽會成功？你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知道，奸匪就在你身邊……。”
前前後後，他一共訓了將近一個小時話，沒有草稿，而且，除了啜飲開水外，很少停頓。最後，他替自己的講話下了一個結論：“你們要知道，丈夫是奸匪，太太不一定會是奸匪；但是，反過來，太太是奸匪，那麽丈夫就一定是奸匪。”
我私底下稱它為“蔣介石定律”，除了李友邦於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為它而死外，後來，更有許多特工人員任意援用，在毫無具體證據的情況下，製造了許多冤案、錯案。
共諜嫌犯劉啟光慘遭嚇死
根據朱諶之提供的線索，在逮捕嚴秀峰的同時，我們也前往搜捕屠劍虹。不過，可能是蔡孝乾脫逃時曾經通風報信，她已經先一步逃之夭夭。我認為蔡孝乾亦曾警告過嚴秀峰，但因嚴秀峰剛剛生產，因此並未潛逃。屠劍虹的丈夫劉啟光，卻因而一直到死都處在一種寢食難安的恐懼當中，嚴秀峰入獄之後，劉啟光曾數度來找我活動。
“你太太是不是共產黨？”
“我也不知道。”
“那麽她為什麽要逃？我想她現在已經在大陸了，也就是說，你從此便沒有太太了。” 劉啟光並未答腔，他想同意我的話，可是卻有些猶豫。“你是不是共產黨？” 我又問他。
“不是，不是，怎麽會呢？”
“那我就不了解你為什麽要來找我活動了?”
“這種時候，隨便一句謠言，都可能是致命的證據。” 他說，害怕被人陷害。
幾天之後，劉啟光託人送來一盆名為晨光的年度冠軍蘭花，市價三萬五千元（當時中山北路一百坪房舍市價大約是四萬元）。如果他與共產黨沒有任何關係，斷不可能出手如此大方，送來這麽貴重的禮物。雖然我並未收下這分禮物，卻因此與蘭花結緣，開啟了長達數十年的養蘭生涯。
李友邦突然被蔣介石處死後，劉啟光又來了。我還記得那時是淩晨三點多鍾，劉啟光到我家門外喊我：“穀組長，我是劉啟光，開開門吧！” 可是我沒理會，他在外頭徘徊大約兩個鍾頭，有時喊我，有時敲門，直到清晨五點左右才悵然離去。
民國四十年中，劉啟光、林日高（出身板橋林家）膺任省府委員，但林日高隨後又因涉及共諜案被處死刑，因此，劉啟光第三度前來找我求情。
“希望穀組長高抬貴手。”
“你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呢？”
這一次，劉啟光沒有勇氣開口否認，隻是用一種無辜的眼神看著我。
“如果你是，我建議你自首。”
“我實在不是共產黨，叫我怎麽自首？” 聽到我的建議，劉啟光才勉強否認自己與共產黨有任何關係。
因為他的態度總是猶豫不決，使人感到厭煩。所以，我決定不幫他忙，也不辦理他，讓他繼續活在恐怖的生活之中。後來，他直接找蔣經國活動（蔣經國抵台初期所居住之長安東路的房舍是劉啟光送給他的，因此．兩人的關係還算不錯），總算暫時擺脫了林日高事件的陰影。可是，一個人講話不老實，終究是要為自己的謊言付出昂貴的代價的，劉啟光所付出的代價，便是自己所有的財產以及他的性命。這件事要從另一家人說起——
張誌忠，嘉義人，台灣省工委會武裝部長。由於二二八的經驗，中共中央認為台灣腹地太小，交通發達，沒有遊擊戰鬥的回旋空間，因此負責武裝鬥爭的張誌忠總覺得有誌難伸，使不上力。不過，他還是在汐止、台中、美濃及太平山建立了四個武裝基地。
民國三十九年二月間，我綜合了陳澤民、朱諶之、吳石等人的口供，研判得知共諜組織武裝部長藏在台北新公園附近的中西大藥房二樓。二月七日深夜，我們在監視多日之後采取逮捕行動。那一日天氣特別壞，很濕冷，或許正是由於天氣的關係，張誌忠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沮喪的，完全不像一個從事武裝鬥爭者那麽精神奕奕。
“知道你們會來，我等很久了。” 這是見麵時，他所說的第一句話，然後他又說：“幾度想死，卻沒有勇氣，因為孩子很無辜，現在你們來了，正好幫忙我兩件事：第一，幫助我死；第二，撇開政治恩怨，把我的孩子撫育長大，記住，千萬叫他遠離政治，不要重蹈我的覆轍。”
張誌忠很明白難逃一死，因此特別向看守所提出一項申請，希望所方基於人道精神，允許他們把十歲大的楊楊接到所內共同生活。當時並無兒童福利法，而我個人也認為這種要求合乎情理，不致造成不良後果，因此，很快就答應了。
張誌忠的妻子季雲卻不肯就此向死神低頭，在偵訊中，她供出了許多線索（例如郵電支部計梅真一案），希望藉以表現悔改之誠，保住一條性命。
楊楊進入看守所之後，由於他的天真之中，往往帶有一點惹人愛憐的慧黠，很快便和所方管理人員打成一片，而張誌忠和季雲，也連帶受到了較好的待遇。
我曾多次前往探視楊楊，並有兩度從所內將他領出，帶往淡水河口垂釣。在第二次垂釣返回台北的路上，我輕輕撫摸楊楊的短發，看著他微笑眼裏淡淡的戾氣。
“楊楊，你恨穀叔叔嗎？”
他用力撥開我撫慰他的手，怨恨地說：“你知道了，還問幹嘛？”
楊楊陪伴父母親在看守所內度過了大約一年的光陰，直到張誌忠、季雲被由李元簇手擬的懲治叛亂條例的第二條第一項（所謂的二條一）執行槍決才離開看守所，經由保密局一位同事收養監護（在那時的政治鬥爭中，製造了許多類似楊楊這種處境的孤兒，這些孩童，大多由保密局同事收養，我自己也曾收養了陳澤民的兩個小孩，令人欣慰的是，這兩個小孩日後都很上進，陸續前往美國留學、定居）。
楊楊在同事家中，是一個不愛讀書、很不聽話的小孩，這樣的結果使得收養他的同事大失所望，他曾不隻一次向我抱怨楊楊偷竊、逃學和頂嘴，他說：“這孩子和在獄中給人的印象完全相反，真叫人納悶哩！”
“當一個人內心充滿怨恨的時候，任何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都做得出來。”
小學畢業後，楊楊沒有升學，有一天，他偷了錢蹺家。大約兩個月後，李秉謙在台中火車站前麵遇見他。眼前這個乞討的男孩看來有些麵善，年紀也和楊楊差不多，雖然不敢斷言他就是以前在獄中所見那名可愛的小男孩，不過，李秉謙還是開口問：“你是楊楊對吧？”
小男孩聽到這句話，二話不說，拔腿便跑，最後，還是讓李秉謙給追上，心不甘情不願地被領回保密局。楊楊表示不願再回監護人那裏，因此，我替他安排到保密局汽車保養單位擔任修車學徒，我認為不久的將來必是汽車的時代，楊楊既不肯讀書，學得一手修車技術，也足夠使他安身立命。可惜，事情的演變並沒有如此樂觀，修車技術尚未學到，楊楊已經從單位裏的士兵那裏學得了一身惡習，抽煙、喝酒、賭博……。
十六歲那年，楊楊學會了嫖妓，賭膽也變大了，這使得他欠下了一筆債務，汽車保養廠裏的阿兵哥要不到錢的時候，每以拳腳相向。
艱難的處境逼使他不得不祭出最後一件法寶——一封密函——那是張誌忠夫婦臨刑前不久，替他縫在衣領內的，他們交代他：“我們沒能好好照顧你，可憐的兒子，以後一切都要靠自己，你是一個聰明的孩子，隻要肯用功，一定能好好活著，可是，你的聰明實在也叫人擔心；這封信很重要。平常不要拿出來，要是有一天你遇上了什麽很大的困難再把它打開，拿去找劉啟光伯伯。”
劉啟光在華南銀行總經理室納悶地等待著求見的少年。這些年，劉啟光的生活還算安定，已經不再像當初風聲緊時常於午夜時分由共諜案的夢魘裏驚醒。他並沒有把求見的少年與昔日的共諜案件聯想在一起。
“劉伯伯，您好，我是張誌忠的兒子，人家都叫我楊楊。” 少年很有禮貌地向劉啟光做了一番簡單的介紹。
劉啟光聽到張誌忠這三個字，臉上隨即閃過一絲恐懼，然後他以還算鎮定的語氣否認說：“不，我不認識張誌忠。”
“劉伯伯，您說這話未免太絕決了，不明白爸爸、媽媽怎麽會把您當做好同誌，我看這封信他們也是白寫了。” 說著，楊楊故意從衣袋裏掏出一封信，在劉啟光眼前晃了一下。
劉啟光緊張了，連忙改變語氣問：“信裏說些什麽？”
楊楊知道對方已經就範，狡猾地冷笑了一下，然後淡然地把信讀了一遍（編者按，信的內容，在兩位主人翁相繼死亡後，再沒人能夠加以揭曉）。
“是，是，說吧，你有什麽困難？” 劉啟光無奈地搖搖頭，準備任由楊楊宰割。
楊楊畢竟是個少年，胃口並不大，他向劉啟光要了五百元償還所欠的債務。但是，事情並未就此結束，不到一個月的光景。楊楊又欠下了兩千多元的債務，他再度找上劉啟光，並開口要三千元。劉啟光勉強又幫了楊楊一回，不過，楊楊第三度上門的時間隻隔了一個禮拜，這一次他要五千元。
“不成，這一次我不會給。” 劉啟光鐵了心。
“給不給由不得你，我已經問好了要把它送給誰最管用！” 楊楊不甘示弱，再度拿出密函，拋下狠話。
“好吧，但是你真的不能再賭了。”
楊楊興奮地數著鈔票，這時，劉啟光忽然偷襲過來，搶走密函，並立即將它撕得粉碎。楊楊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法寶轉眼成空，急得滿口粗言穢語，咒罵不停。
“還不走，我叫人把五千塊搶回來。”
“你會後悔的，你會後悔的。” 楊楊帶著五千元現款離開華南銀行，嘴裏還不停地詛咒著。
那天夜裏，劉啟光心髒病發送醫，隨即轉送日本進行心髒導管手術，總算保住一條命。
楊楊失去法寶之後，曾經戒睹數月，最後卻仍舊經不起誘惑，一夜豪賭，又欠下了一筆钜款。沒了密函，他再也變不出把戲。在萬念俱灰的情況下，他逐漸萌生了輕生的念頭。
有一回，他寫信給自己最景仰的作家柏楊，希望獲得一些啟發，尋得一條坦途。不過，柏楊除了在回信裏勸他安分向上之外，對於他燃眉的困境也是愛莫能助，於是他選擇了在修車廠裏上吊自殺。第二天早上，當人們發現的時候，他已氣絕多時。他沒有留下遺書，但警方卻在他衣袋裏找到一封柏楊的回信。
不久之後，柏楊將楊楊的故事，寫成一則感人的報導，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大部分讀者都深受感動，認為它是一篇難得的佳作；可是，對劉啟光而言，它無疑是一則要命的報導，多年來，他極力避諱的共諜嫌疑，卻意外地被人在報紙上披露出來，因此，當他看到這則報導，心髒舊疾再度發作，在日本安裝的導管破裂了。他死時，手裏還緊緊握著當天的報紙。
張清杉二次活逮蔡孝乾
自從民國三十九年元旦蔡孝乾第一度落網，留下了許多具體線索，使偵防組得以在短短時間內，連續破獲吳石、劉晉鈺、朱諶之、嚴秀峰等人的案子之後，所有台共成員因而陷入一陣大恐慌。
蔡孝乾出生於台灣花壇，青年時代前往大陸參加共產黨。抗戰勝利初期，蔡孝乾由延安潛往上海，籌備返台領導，發展組織事宜，在這段時間裏，他和一名上海女工結婚。民國三十五年，他帶著妻子和她的妹妹巧巧返回台灣，正式接掌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地下黨務領導。不久之後，他的妻子病死，於是他和同居一室的小姨子漸漸發生戀情，當時，巧巧才不過十四歲而已。
在蔡孝乾脫逃後的逃亡過程中，他起先與巧巧寄居於台北中山市場黃天家中。黃天是一名死硬派的老台共，是我所遇見過立場最堅定的一個，因此，他成為我這個采用智取原則辦案的人僅一、兩次使用暴力逼供的受害者。
但是台北的風聲實在太緊了，蔡孝乾在黃天家裏躲得不安心，他決定到山區隱匿一些時日。三十九年二月中，他帶著巧巧前往嘉義糞箕（奮起）湖投靠林醫生。
另一方麵，蔡孝乾的脫逃，也造成保密局，尤其是局長毛人鳳相當大的壓力。民國三十九年初，蔣介石尚未複職，但每個禮拜三，他都會以總裁名義在士林官邸召開會議。“脫逃的那個奸匪叫什麽名字？抓回來沒？” 蔣介石常常這樣質問毛人鳳。
為了減輕毛人鳳所受的困擾，我建議他寫一分報告，說明蔡孝乾脫逃對瓦解在台共諜組織其實利多於弊。這分報告的大意是：逃亡者有如行走於沙灘之上，經過必留足痕。蔣介石看了這分報告，以後開會，果然就不再提蔡孝乾的事了。
當然，蔣介石也不是無條件對毛人鳳特別寬容，他之所以相信毛人鳳的報告書，主要是保密局遷台後的辦案能力讓他非常放心。我在此回憶錄所提的，隻是一些比較重要的案子。事實上，從民國三十八年八月至三十九年三月，我們幾乎每天都在抓人。蔣經國曾經在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一次會議上公開表示，那幾個月之中，所破獲的共諜案共達八十餘件。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九日，我們一行大約十名幹員依張誌忠的口供前往中山北路、長安西路口（台北市政府附近），部署搜查蔡孝乾的行蹤。
我在黃天家門口徘徊監視，卻末見蔡孝乾的蹤影，直到晚上十點鍾，黃天的家除一名學生模樣的少女出入外，別無其他動靜。我們十點零一分越牆進入黃宅搜查，才一落地，迎麵就是一道快速的黑影向我撲來，緊咬著我的小腿褲管，打喉頭發出充滿敵意的低沉怒吼聲。這時，在監視中出現過的那名少女聽到騷動，出來查看。
“庫洛！” 她喊住那條狗，然後以相當平靜的口氣問：“你們是誰？”
如此鎮定的態度使人感到相當訝異，因此，藉著屋內透射出來的昏黃燈光，我仔細朝她打量了一番。“黃天在嗎？” 我問，同時示意組員進入屋內搜捕。
黃天不在，根據少女供述：“阿爸出門多日，不知什麽時候回家，你們改天再來。”
“我們不怕等，或許晚點他就回來了。” 我說，並指示少女按照平日生活習慣，熄滅燈火，然後把土狗放回院子活動。
深夜十一點十分，我們聽見守候屋外的幹員所發出的暗號，這表示有人接近黃宅。不過，我們並不認識黃天，因此，院子裏的庫洛就顯得很重要，假如是訪客，狗必怒吠，但如果是黃天，牠將會親熱地纏著主人。
門開了，一名四十多歲的男子略帶緊張地走入院內，庫洛靜靜跟在他的腳邊搖動尾巴。男子把客廳的燈點亮，看見站著許多彪形大漢，臉色霎時便沉了下來。不過，他忽然靈機一動客套地問：“怎麽這麽熱鬧，你們也來找黃先生呀？我姓張。諸位大概也是來這裏打牌的吧？”
“黃先生，咱們別裝蒜好嗎，你們家庫洛都要納悶你為什麽改姓了。” 當時，我坐在一張矮凳上說，然後點燃一根煙。
男子一聽，朝庫洛便是狠狠的一腳，可憐的狗兒張著一雙驚懼的眼睛縮在牆角哀號，牠不明白為什麽向主人示好，還要挨受踢打。“這條狗真不長眼睛，我也不是第一次來打脾，還不懂得辨認，一進門就咬我一口。” 男子講話的神氣，好像自己真的就是黃天的脾友。
“既是來打牌的朋友，怎麽會有鑰匙進門？” 李漢一故意挖苦他，屋裏的幹員都笑了起來。
這時，男子拔腿就跑，卻被韓劍堂一隻大腳絆個正著，撲倒在地上。張清杉順勢俯身用手銬將男子和自己銬在一起。男子在延平南路的訊問室裏，很快就承認自己是黃天。但他否認自己與共產黨的關係。
“我不認識老鄧（他故意把老鄭講成老鄧）。”
從他這句話裏，我便認為他和蔡孝乾關係深厚。而且，他不在家（根據他女兒的話）的這一段時間，一定跟蔡孝乾在一起。可是，黃天的立場實在非常堅定，我在他身上試遇了各種偵訊的辦法，就是無法讓他吐實，這時，我可火了。
「帶進去打一打。」我下達刑求的命令。進入保密局工作，這還是我第一次決定使用暴力辦案，我的組員聽到這樣的指令，一個個目瞪口呆。“動手吧！” 我不耐煩地催促著。
黃天被拖進組長辦公室後麵的空房間，霎時間，隻聽見拳腳聲和慘叫聲令人不忍卒聞。十五分鍾之後，黃天被架回訊問室，奄奄一息地側趴在桌子上，血水從發叢間、眼角、鼻孔和嘴角汨汨流出，身子抖得厲害。“老鄭躲在嘉義糞箕湖林醫生家裏。” 說完，他便昏厥過去。聽到這幾個字。最興奮的，莫過於張清杉，他站在黃天身邊抿著嘴笑。
這是民國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事，三月一日，全台灣公民必須換發新身分證。因此，如能趕在三月一日之前，抵達嘉義采取搜捕行動，成功的機會將比較大些。
二十七日晚間十時，我們的行動兵分兩組，一組由我親自率領八名幹員，搭乘鐵路夜間末班快車；另一組則由兩名幹員駕駛吉普車取道公路南下。班車在清晨四點鍾抵達嘉義市。我們在車站前方大約三百公尺的一家小旅館，租了三個房間住下來。我囑咐大家睡眠養神，然後才開始構思行動的方法。
天色漸明，我還沒想出一個具體而有把握的主意來，忽然，張清杉出現在我的眼前。張清杉表示，他打算天一亮，便單獨前往糞箕湖探查環境。
“好是好，可是老鄭認得你，怕會打草驚蛇。”
張清杉說，這點他也想過，不過，隻要裝扮成當地人的模樣，就不會引起注意。這個年輕人，做事情到底很投入，我沒有更具體的辦法，於是拍拍他的肩膀，等待天亮。
日光從旅館東邊木格玻璃窗照射進來，張清杉立即向旅館老板借了一雙木屐、一頂鬥笠和一輛腳踏車。張清杉跨上腳踏車，朝旅館老板指出的糞箕湖方向騎去，那一個頭戴鬥笠，腳著木屐的背影，可像極了鄉下人。這是一個好天氣，因此雖是初春微寒，可是張清杉卻騎出滿身汗。為了忘記疲勞，他一路哼著歌謠。
張清杉說，那時他正好騎在一條沒有石子路麵的泥土路上，由於許久沒有下雨，騎起來還算順暢。正當他回頭觀望已經遠遠落在背後的嘉義市，盤算自己的裏程時，忽然看到前方路上出現一個人影。這個人頭上雖然戴著鬥笠，身上的西裝卻表明了他不是一個鄉下人。兩人愈來愈接近，張清杉好奇地向著來人鬥笠下半個臉孔看，對方也忍不住朝張清杉看了一眼。四目相交，兩人都覺得十分麵善。
“真有這樣巧的事？” 張清杉心裏想，車子已經和來人擦身而過了。他把速度放慢，回頭望望那個人，剛好，那人也回過頭來。
“沒錯，真的是老鄭。” 張清杉調了頭，那人不再走動了。他靜靜站立在路邊，等到張清杉騎到自己跟前的時候，他苦笑著，勉強說出一句話：“怎麽又是你？” 然後，他自動把手伸出，讓張清杉將自己銬鎖起來。
張清杉騎著腳踏車，顛顛簸簸地把蔡孝幹載回旅館。這時候，那些晚起的幹員正圍著一張桌子打撲克牌。當張清杉、蔡孝乾兩個人戴著鬥笠，一前一後出現在旅館門前時，大家不免吃了一驚。
“穀組長，我把老鄭帶來了。” 張清杉說著，然後很瀟灑地登上樓去，在二樓樓梯前滿足地說：“我想，我可以睡一個好覺了。”
“給我一杯水吧，我很渴。” 蔡孝幹說話時，眼神已不複往昔一般機伶，三個月的逃亡生涯，似乎相當疲憊。我深信，蔡孝幹這一次跑不掉了，因此，我並不急於問訊，我在旅館設了一桌上好飯菜，眾人不分敵我大快朵頤一頓。
餐會將盡，蔡孝乾突然感慨表示，政治局勢，真的是變幻莫測，早三、五個月，他還滿懷信心認為共產黨必將挾席卷大陸的餘威，迅速解放台灣，“怎麽忽然間，我們的組織就整個崩潰了。”
囚車到傍晚五點鍾還沒趕到，我決定不再等侯，於是責成牛樹坤先行搭火車將蔡孝幹押返台北。牛樹坤接獲這次任務，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能代表行動小組將蔡孝幹送到毛人鳳眼前，麵子十足；憂的是，一個人押送，若叫犯人逃去，恐怕負不起責任。
“這不是問題。” 我一麵說，一麵將蔡孝幹和牛樹坤銬在一起，然後又說：
“樹坤兄，就算你在車上睡大覺，老鄭也跑不了。”
任務結束後，每個人獲得兩百元獎金，各自安排了一個難得有錢又有閑的嘉南假期。我透過保密局台南站黃姓站長的介紹，前往布袋一名廖姓地主家做客。
第二天，毛人鳳打電話到台南站，催促我火速北上。他說，老鄭真正的名字叫做蔡孝乾，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他除了詳細供出如何參加長征，如何爭取潛返台灣發展組織外，還供出了省工會宣傳部長洪幼樵即將搭乘四川輪偷渡離台的秘密。“後天傍晚，洪幼樵將在基隆登船，你快回來抓人吧！”
三月四日傍晚，基隆碼頭下著不大不小的雨，空氣冰冷潮濕，和嘉義市的幹爽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氣候形態。或許是因為我出身黃土高原的緣故，我十分不喜歡基隆的雨水。我們把車停在碼頭左麵一座倉庫邊，等候洪幼樵。
八點三十五分，洪幼樵撐著傘出現在碼頭上，我突然靈機一動，改變了原來強力逮捕的計劃，轉而采取較具戲劇性的誘捕行動。我冒著雨，向洪幼樵急奔過去。
“洪先生，多危險呀，你不知道國民黨特務很快就要來了。動作快，我的車在那邊等著。” 我拍拍洪幼樵的肩膀，故意以相當急切的語調警告他，然後，未等他反應過來，便拉著他回到車內。雨水打著車窗，發出滴滴答答的聲響，我和洪幼樵都不講話，車內的氣氛，對洪幼樵而言，是詭異的、緊張的；對我而言，則是相當滑稽。靜默中，我可以感覺出洪幼樵急促的呼吸；大約十分鍾後，他終於按捺不住開口問我：“你不是說國民黨特務就要來了嗎？怎麽過這麽久還沒動靜？”
“其實，他們已經來了。”
“在哪裏？”
“在這裏。” 我指著自己說：“就在這裏。”
洪幼樵為客家人，為人好學深思，寧靜誠實。被捕後自覺倒楣，遇上不良的上級領導；出獄後任情報局研究員，著作甚豐。他是老蔡等台共中，活得最久的一人，最後得癌症死於一九九○年，這其間我三度探望他，皆握手無言以對。
台共四大頭目獄中互鬥逼瘋老大蔡孝乾
到了民國三十九年三月底，蔡孝乾、陳澤民、張誌忠、洪幼樵這四位台共組織的領導人物均已落網，如果把肅諜工作看成是一盤棋，勝負其實已見真章，至少我的看法是如此。在當時，不論是毛人鳳也好、是彭孟緝也罷，甚至是我的同僚、部屬等等，都在期待著這些台共幹部遭槍決，然後掃蕩棋盤上所有的棋子；隻是我另有打算，所以我開始以這個下棋的比喻說服毛人鳳。
“這盤棋下到這裏，輸贏已成定局，剩下的棋子，既然成不了大事，又何必急著去清理它們。” 說完之後，我向他表明，留著這些無害的棋子，等著它們慢慢發黴，再下手也不遲。
毛人鳳自然明白我的用意，說他也深知在這些小棋子發黴前、後逮捕它們的差異，無疑是後者較為人注目，當然功勞也就大多了。這個計劃的成功與否，自然仍得建立在我必須掌握每一顆棋子狀況的前提下，於是毛人鳳同意給蔡孝乾等四人一條活路。
接著，蔣介石也對化敵為友、借敵殲敵的做法表示同意。得到老先生的首肯之後，我著手策劃四大頭目自新。這一類工作，對我來講並不陌生，不過，由於此次對象特殊，在執行上，我遇到了較多的困難，也費了較多的心思。在幾經辯論之後，眾人才接受我的做法，因此，蔡孝乾、陳澤民、張誌忠、洪幼樵在“南開大學”（保密局看守所位於延平南路，當時社會大眾多以此名譫稱。而位於延平北路的看守所則有一個“北洋大學”的渾名，北洋大學是由辜家的“高砂鐵工廠”改建）進修的時間就要長得多了。
南開大學在日據時代原是犯罪之日本軍官接受悔過處分之用，建築可說十分考究，寸餘厚的檜木地板，配上工整的磚砌厚牆，除卻隔間狹隘不說，與當時社會的居住環境相比，可謂水準之上，所以四大頭目在居住環境上，大約沒什麽怨言；在生活方麵，我也盡量給他們最大的優待，除了正常的夥食之外，每天另有五元的餐費。
這是我一貫的作風，當然，我對他們四個人的態度各有差異也是我一貫的作風。這原因歸結起來，又要落在他們本來就不一樣的道理上。在我與這些人的交手經驗裏，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滿；而張誌忠後來雖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對他的評價卻最高；至於洪幼樵則是一個溫和的書生；而原籍廈門的陳澤民，則給我深刻的好印象。
這四個台共靈魂人物，萬萬想不到，國民黨特務會以共產黨的鬥爭手法來讓他們互相鬥爭。記得那是四月分的一個中午，我將他們四個人集合起來，叫了幾道酒菜，說是請他們吃飯。
“你們承不承認失敗？” 我在開場白就說，氣氛頓時陷入了更深的膠著。在沉寂了許久之後，我已經不記得是誰先承認失敗，不過，在當時我一見有人點頭，便接著說：“我們勝利並不是因為人員比你們多、比你們強，但是，你們還是失敗了，共產黨不是最喜歡檢討嗎？我們現在就來檢討檢討。”
之後又是一陣死寂，不久，陳澤民首先發言：“我們的失敗都是蔡孝乾你一個人造成的！回台灣之前，你從未交代自己的老台共身分，但到處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員，根本沒有辦法發展新關係。”
“這不能怨我，是上級指派我。” 蔡孝乾急著辯解。
“是上級指派你，但你也沒交代！” 張誌忠指著蔡孝乾拍桌大罵：“今天我們要是被槍斃了，全是你害的。” 當然，張誌忠還一一數落了蔡孝乾如何誘奸十四歲的小姨子，如何侵吞一萬美金的經費，如何四處炫耀其共黨負責人的身分，以及生活是如何地糜爛，天天在波麗露西餐廳（位於民生東路，是當時最有名、最時髦的西餐廳）吃早點，在山水亭（位於延平北路，為著名餐館）吃飯、在永樂町看戲。
其實今天的“公開”鬥爭，早在民國三十六年間，香港舉行的台灣工作檢討會便已揭開了序幕，不過今天這整個內容仍是大談自己多賣力工作，而老蔡是如何在享受“衣錦還鄉”的快樂。說著說著，甚至有人當場哭了起來。
一餐飯吃下來已過了下午五點，卻沒有人動過筷子，當晚我就帶著他們四人到西門町逛了一下，洪幼樵的妻子許小姐甚至帶了小孩同行。回到看守所時，便有好些個好事者跑來問我，今天下午到底怎麽回事，這一問把我的脾氣又給惹上來了，我怒著答道：“去告訴大家，我還有很多動作，叫他們等著看戲！”
之後，我又帶他們出去了幾次，每次總能拉近我與四大頭目的距離，他們也大多能承認錯誤，唯獨張誌忠至終不肯接受，甚至在槍決前，仍向我表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
往後蔡孝乾在看守所的日子大抵如此。不過，隨著他所供線索的涉案人一一落網後，他所麵臨的責難就越來越多了。囚室內隻要聽見老蔡的聲音，就會被大吼著：“你不要再害人了，你一吃好的，就又要死人囉！”
漸漸地，老蔡變得沉默了，每天隻拚命照我拿給他的自白書大綱寫著，一直到我覺得他精神恍惚時，這些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他還是不愛說話，其他的幹部也發現老蔡有問題，我隻得把狗頭醫官王勉找來同老蔡談一談，結果證實他的精神狀況確實有問題。“老蔡是精神病！” 王勉說。
我連忙與台大醫院連絡，把老蔡送去檢查，兩天後，醫生告訴我病人得了“幻想症”。這病的症狀是如何我不清楚，倒是既然有病，也隻得讓他住院。當時台大隻有一間精神病房，老蔡便在那兒住了下來。這一住又是七個月，一直住得我耐不住性子，跑到醫院去找老蔡。
“你這病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那就回去吧；如果是真的，那也得有些事做啊！總不能老閑著。”
“我還能做什麽呀！你叫我做的我都做了，我現在就跟牙膏一樣，已經給你擠完了啊！住在看守所，天天挨罵。” 牆角果然又是一大堆自白書。
“好吧！那還有沒有什麽我能幫你的？病總得趕快好起來。”
“我吃、穿、住、用都沒問題，不過我希望能把我小姨子接來一起住！”
我一聽不禁笑了起來，反問他：“那為什麽不早講？” 他則答說他不敢，我再度大笑道：“早說嘛，人有『各取所需』的權利！”
三天之後，我從外島管訓隊把蔡孝幹的小姨子巧巧找回台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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