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還原的真相— 當事者都選擇了回避

來源: 加州花坊於 2022-11-11 06:02:49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62058 bytes)

漢嘉女1 2022-11-11 04:42 發表於四川

當事者都選擇了回避

1950年代中期，卞仲耘和她的一對兒女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的黨支部書記、副校長卞仲耘死於該校女生的一次揪鬥，成為北京最早殉難的教育工作者，年僅五十歲。史稱“八五事件”。

幾十年後，經過走訪調查，“八五事件”的基本脈絡漸漸從不同人的記憶碎片中拚接出來：8月5日下午的“遊鬥’分為四步：卞仲耘、胡誌濤等五位校領導先是圍著大操場示眾三圈；接著，被押到宿舍樓旁的一個狹小高台上接受批鬥；批鬥後，被押到小操場接受體罰性勞動，挑土抬土；最後分散到操場北邊的廁所、宿舍樓等地搬花盆、掃樓道、摳馬桶蓋。

整個過程中，不斷有各年級學生圍觀，人數時多時少，聚聚散散。

校長胡誌濤開始穿著白衣服，轉了一圈後，白衣服被墨汁潑成了黑色。在小操場內，有同學看見卞校長頭朝下地躺在手推車上！有人上去踢了手推車一腳，有人糾正說，不是踢，是怕校長頭朝下躺著難受，又不敢上前去糾正，就用腳踩了一下車子，以便讓校長的頭變成朝上。

2010年4月13日，走訪百餘位師生後，劉進把調查報告送交北師大實驗中學存檔。當月底，調查文章《也談卞仲耘之死》刊發在一個供文革研究者交流的電子刊物上。同年8月，這篇文章更名為《關於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種陳述》發表在另一家雜誌上。

按照通常的邏輯，事件調查的最終結論，都會形成一個明確的結論：校長因何而死？因誰而死？

然而沒有，這些內容都被有意識地回避了。有些曾在不同時間段圍觀的同學，對參與打人者有如此回憶：一個初二女生，“皮膚黝黑身材高大”；“一個大胖臉，一個瘦高個兒”。

她們會是校長之死的直接責任人嗎？是否需要披露她們的名字？五人調查小組討論後一致決定：不寫。

於是，關於打人者的表述，既有所指又語焉不詳，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所指為誰，不清楚的人則永遠是一頭霧水。

對此，調查小組成員之一的馮敬蘭說：“既要追尋真相，又不願涉及自己，既要回溯構成曆史事件的細節，又要宜粗不宜細。這就是真相的困境。”

麵對這樣的調查結果，死難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當然不會滿意。

王晶垚與調查組成員中的葉維麗的父母相識，2001年葉維麗最初開始調查時，王晶垚曾給葉維麗看過一張照片。畫麵“黑乎乎的，完全看不清是什麽。”王晶垚告訴葉維麗，這是卞仲耘遇難後的手——腫得像戴著拳擊手套一樣。不僅如此，他見到卞仲耘時，臉已經全部變成紫黑色——布滿了被毆打後的血印、腳印。

可是在調查報告中，完全看不到是何人所為，倒像是受害者自己把自己撞傷成這樣的，叫人如何接受？

王晶垚堅持認為，五人調查小組中的劉進、宋彬彬雖然可能沒有親自動手打人，但事發時屬於學校的權力當局，劉進是統管全校學生的“學生代表會”主席，宋彬彬是四個副主席之一，理當負有很大責任。

2014年1月13日，劉進、宋彬彬就卞仲耘校長之死公開道歉。第二天，徐小棣去看望王晶垚，她看到老人正在讀報紙上的相關報道，並自言自語說：“錯？！那是罪！寬容？對罪犯也能寬容嗎？”半個月後，王晶垚發表了一份聲明，表示自己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

對於宋彬彬的公開道歉，學者徐賁、朱學勤等人也撰文稱，“道歉裏缺乏真誠的懺悔，她隻是認了一些小‘錯’，而根本沒有看到（或承認）自己在極權之惡中該承擔的那份‘罪責’”、“毒打卞仲耘致死的直接肇事者究竟是誰？這一要害她和她的團隊還是在回避……”

對那些參與了毆打校長的人，大約十個左右，調查組沒有找。想到“自省是個人的事情”，希望她們自己站出來說出真相。然而很遺憾，一個也沒有。

文史學者丁東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調查了又不說凶手姓名，是劉進、宋彬彬道歉的“死結”。“你總說你不是凶手，那麽凶手是誰？你不說凶手姓名，道歉有多大的用？”

作為調查組成員的馮敬蘭，數十年後回想起卞校長去世的當晚，她回到家中，跟誰都沒有提起這件恐怖的事。此後多年，就好像遺忘了一樣。直到展開調查，她才常常反思，這到底是為什麽呢？

結論驚心動魄：這是一種對生命的漠視。“當時那種教育，讓人的感情變得粗糙、心腸很硬。年紀大了，漸漸恢複了，有了同情心惻隱心，才知道以前是不正常的。”

於是我們看到這樣一種情景，在卞校長遇難的第二天一早，學校廣播裏就傳來一個女同學的聲音：“死了就死了！”廣播裏還說了很多，都忘了，但這一句冷漠絕情的話，卻一直刻在葉維麗的心中。說這話的是劉進。

時隔36年，在一次插隊知青聚會上，葉維麗見到了劉進。後者頭發已經灰白，葉維麗上去就問：“你是不是說過那句話：“死了就死了？”

“說了。”劉進沒有猶豫。劉進告訴葉維麗，那是傳達校長遇難當天晚上北京市領導的意見。換句話說，她是鸚鵡學舌，照本宣科而已。在當時，打死個人，算什麽呢？

13天後，8月18日，宋彬彬上了天安門，改名宋要武。

那天，原本出風頭的應該是學生會主席劉進。劉進是高幹子女，她父親劉仰嶠曾任河南、湖北省委書記，後調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因為這個緣故，她轉學到了北京。女附中不滿意她的考試成績，硬是讓給留了一級。

進入女附中的劉進很快成為學校大力表彰的模範生，給全校做報告“怎樣克服驕嬌二氣”，第二年就入了黨。

1966年6月1日早上，正在跑步的劉進聽到喇叭裏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深受啟發，隨即找到宋彬彬，問她願不願意一起寫大字報，給學校提意見？宋彬彬同意了。

6月1日中午，師大女附中校園裏也貼出大字報，像聶元梓一樣，對學校領導進行攻擊。

因為這張大字報，劉進由高三3班的民兵排長，一躍成為統管全校學生的“學生代表會”主席，宋彬彬是副主席。

6月3日，工作組進駐師大女附中，宣布支持起來造反的學生，斥令校領導全部靠邊站，初中部的附中女生還將“卞豬頭”的大字報，貼滿了卞仲耘家。

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全校批判揭發大會，卞仲耘被推上批鬥台，其他4位校領導站在台下。上台發言的女學生個個氣憤填膺，對著卞仲耘揮舞拳頭，呼喊口號。突然有學生手持軍訓用的刺殺木槍衝上台去，幾下將卞仲耘捅倒在地。卞剛倒地，又有人拽著頭發將她拖起來。

批判會後，深受折磨的卞仲耘向上級寫了一份請求保護的報告。

8月4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們將矛頭對準“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強迫她們交代“反動思想”。

同一天下午，紅衛兵闖進幾位校領導辦公室，用皮帶抽打了他們。

眼見形勢危急，王晶垚勸妻子離開北京，回安徽老家暫避一時。卞仲耘認為自己是清白的，為維護個人尊嚴，她拒絕逃走。

8月5日早晨，家中保姆對卞仲耘說：“別去學校了。”但她還是走向了學校，那是她的崗位。

與此同時，身為師大女附中副校長的胡誌濤，卻去了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的負責人，告訴說在師大女附中，校領導的人身安全已經沒有保障。她得到的回答是：“你先回學校去吧。”

這天下午2時左右，女附中高一（3）班的紅衛兵突然聚集起來，衝到正在打掃廁所的副校長胡誌濤跟前。胡誌濤對學生說，工作組撤走以後，紅衛兵如要開批鬥會，要事先報告新成立的北京市委。

沒人理睬她的提醒。紅衛兵將學校5個領導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分別戴上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在他們的脖子上套上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分子”字樣的牌子。然後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宣布“大批判”會立即開始。

然而，僅草草批判了幾句，就將被鬥者從高台上拉下來遊街，強迫他們一邊走一邊敲打被硬塞到手中的鐵簸箕，不斷大聲地說：“我是牛鬼蛇神。”

5位被鬥者走到小操場，被勒令停下來勞動，挑走那裏的一堆沙子。紅衛兵親自動手，在卞仲耘挑的筐裏裝滿沙子，用鐵鍬拍了又拍。經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哪裏挑得起來，紅衛兵就一擁而上，一頓拳腳亂棍，將她打倒在地。

女附中的老師們嚇得躲在辦公室裏不敢出來。5名校領導隻能孤立無援地承受狂熱女生的毆打，完全失去了自衛能力，被學生們一路廝打著拉扯向宿舍樓。

一路上亂棍如雨，毆打者使用了形形色色的木棍，其中包括帶有釘子的桌腿。宿舍樓走廊的白牆上留下了斑斑血跡。

這場棍棒交加的毆打持續兩個多小時，大約到了下午5時，受毆打最重的卞仲耘終於失去知覺，倒在了學生宿舍的台階上。

有人看出來卞仲耘性命垂危，叫來一個校工和語文教師林莽，將她搬上平時推垃圾的手推車。對此，紅衛兵們無動於衷，繼續批鬥神誌仍還清醒的另外4人。

副校長胡誌濤看到躺在手推車上的卞仲耘胳膊紅腫，布滿傷痕，眼睛微張，瞳孔沒有了反應。胡誌濤掙紮著對身邊的紅衛兵說，她有生命危險，要馬上送醫院！

紅衛兵卻對胡誌濤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接著將她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

殘酷的批鬥會終於進入尾聲。有校工將載著卞仲耘身軀的手推車推到學校北門附近，因為馬路對麵就是郵電部醫院。這時天色還很亮，有紅衛兵說就這樣把卞仲耘推出學校“影響不好”，於是就用大字報將她覆蓋起來，還在上麵壓了一把掃帚。

有人到郵電部醫院請來醫生急救。醫生在晚上7時左右趕來，見狀立即將卞仲耘抬往醫院搶救，但此時的卞仲耘已經死亡多時了。

梅樹民是當年的教導處副主任、學生黨支部負責人，也是“八五事件”當天與卞仲耘一起被批鬥的五位校領導中的一員。2006年4月，葉維麗、劉進、宋彬彬等人拜訪梅樹民老師時，梅老師曾責問劉進和宋彬彬說：“當時你們都到哪裏去了？你們學生黨員都到哪裏去了？”兩個年已半百的學生尷尬地坐在一邊，無言以對。

等到再和劉進見麵時，梅老師又問：“如果是你父親，你也會這樣做嗎？”“我當時特別盼望你們能來救我！”

又過了很久，梅老師與劉進再次見麵，梅老師開口就問：“劉進啊，你寫第一張大字報之前為什麽不跟我說一聲呢？”隨即又問：“你們當時怎麽就不能想點辦法，把老師們集中起來學習呢？這樣不也是種保護嗎？”

麵對這些直擊心靈的追問，劉進仍然無言以對。

梅老師追問的是良知，是理性，而劉進們當時的情緒，正陷於一種瘋狂。

1966年8月18日當天淩晨，劉進帶領全校上千名學生出發奔赴天安門，參加接見。天色大亮後，她聽到城樓上高音喇叭喊道：北大附中，上來40個；女附中，上來40個。她就喊來宋彬彬說：“你當過學生會文體部長，認識的人多，你挑40個人帶上去吧。”

從現存的影音資料上看，當天，城樓上很多國家領導人臉色陰沉，一言不發。同城樓下狂熱高呼“萬歲”的群眾形成極大的反差。周恩來臨時決定，安排一部分中學生上城樓，以活躍氣氛。劉進就叫宋彬彬挑選了40個同學，帶隊上了天安門。

那天，經一個同學提議，宋彬彬給毛主席戴上了袖章。她走過去的時候，沒有遇到阻攔，公安部長謝富治認識她，問：“幹什麽？”她說：“給毛主席戴袖章。”

那天，被戴上袖章的還有周恩來、林彪等人。無數中學生在城樓上尋找著領導人，給他們戴上字跡、規格、型號各異的袖章。隻有劉少奇予以了拒絕。

晚年，頭發花白的劉進，在她組織的那場道歉會上，對宋彬彬說：“8.18那天，是我作為總領隊派你帶領同學上天安門城樓的，是我影響了你的人生。”

2002年春，為紀念學校成立85周年，編寫了一本校史，其中“大事記”部分，1966到1976年十年間，除了提到學校改校名外，其餘一片空白。

2007年9月，北師大女附中幾位老校友倡議為卞校長立一尊雕像，表達對卞校長永遠的歉意，以便讓後人銘記。校友們最初與校方討論的方案是：在學校裏舉行一個雕像落成儀式，卞仲耘校長的雕像將被安放在校園的操場上。但最終雕像落成時，校方卻將安放的位置更改在教學樓一層的一間會議室內。雕像底座上隻有名字和生卒年月，同學們曾經建議的“文革受難者”沒有刻上。

因為當事者在刻意回避這段曆史，卞仲耘之死，成了永遠無法還原的真相。

資料來源：

1、陳薇《卞仲耘校長之死：傷痕撕扯難以愈合》

2、《紅衛兵談“道歉”：我們是那個時代的汙點證人》（南方周末）

3、百度百科《卞仲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