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沛大使回顧六、七十年代中蘇邊界談判始末 (2)

兩國總理會見生波折

　　

1969年9月中蘇兩國總理在北京機場會見

　　

1969年3月珍寶島武裝衝突後，中蘇兩國關係空前緊張。珍寶島麵積約0.74 平方公裏，蘇聯稱為達曼斯基島。該島原為烏蘇裏江中國一側江岸的一部分，後因受江水衝刷而成為島嶼，枯水期仍與我江岸相連。在1964年劃界談判中，雙方對此處邊界線的畫法一致，即珍寶島應歸屬中國，但因最後未簽協議，沒能生效。1969年3月2日和15日，在珍寶島上先後發生了兩次武裝衝突，雙方都有人員傷亡。珍寶島事件後，蘇聯邊防軍停止到島上進行巡邏，我方完全控製了該島。

　　

　　據柯西金的翻譯顧達壽回憶，當時在克裏姆林宮的柯西金心急如焚，想要通過兩國間的高頻電話（即熱線）直接與毛澤東通電話，談他對目前蘇中關係的看法。出乎意料的是，中南海的女話務員竟把這條政府專線電話掛斷，還罵了他一通：“蘇修壞蛋不配和我們的偉大領袖通話！”不過“壞蛋” 這個罵人的詞，顧達壽沒有如實翻譯，他的中文名字是50 年代毛主席親自給起的。毛主席獲悉後批評說，電話是打給他的，怎麽不報告就拒絕了？周總理還指示，應對那位話務員進行批評教育。對這件事，柯西金一直耿耿於懷，後來他同周恩來談及恢複雙方政務電話聯係時說：“我不準備給你打電話了。要是再打電話，你們的話務員又要把電話給掐斷啦。”

同年8月13日，在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又發生了雙方武裝人員衝突事件。在珍寶島事件中，蘇方吃了虧，這次蓄意設伏報複，襲擊了我方在該地巡邏的邊防軍人。當天，我國政府對蘇聯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8月28 日，《華盛頓明星報》刊登了一則驚人消息，標題是“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世界輿論嘩然。中國政府就此發表聲明，指出：“如果一小撮戰爭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襲擊中國戰略要地，那就是戰爭，那就是侵略。七億中國人民就要奮起抵抗，用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2011 年，基辛格出版的《論中國》一書中披露，當時美國蘭德公司和中央情報局認為，“蘇聯可能要襲擊中國核設施”，隻是因為蘇聯拿不準美國的態度才推遲了行動。

　　

　　9月11日，柯西金總理從河內參加胡誌明主席葬禮後回國途中，在北京機場候機樓西側的貴賓室裏與周恩來舉行了會晤，被稱為“機場會見”。開始時，柯西金說，我們之間積累的問題很多，可以討論三個月，但如把這些老問題扔掉，就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周恩來說，要把老問題拋掉是不可能的，可以放在腦子裏，先談現在的問題，要往前看。柯西金表示同意。隨後，雙方進入對話討論，就各自關切的問題坦誠地交換意見，有時陪同人員也發言或插話。

　　

　　柯西金是個經濟通，有“計算器”之稱，但對邊界問題並不熟悉，不時詢問什麽叫維持邊界現狀，爭議地區的概念是什麽意思，雙方武裝力量怎樣脫離接觸，等等。周恩來都一一解釋，指出：維持現狀就是“原來誰在哪裏，誰就在哪裏”，爭議地區就是“你們說是你們的， 我們說是我們的”，那些地方，脫離接觸就是雙方武裝力量“都不進入有爭議的地區”。周總理還用鉛筆在紙上畫圖說明。涉及某些重大問題，他們都表示要各自向中央政治局報告，雙方還談及“對林彪同誌看法”這樣的敏感話題。

　　

　　會晤中也有插曲。一次是周恩來提到，如果蘇方先發製人，摧毀我們的核基地，那就是侵略，我們要堅決抵抗。但是，我們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所以要把這個話告訴你。柯西金表示，隻有精神失常的領導人才會發動戰爭。這是有人挑撥，蘇聯不尋求同中國打仗。另一次是談到爭議地區時，柯西金突然發難說，你進攻，我後退，卡住我的脖子往下按，你是帝國主義。周恩來當即回敬，爭議地區你們占的多，你是社會帝國主義。柯西金立刻說，隻是開個玩笑。會談結束後，周恩來設午宴招待柯西金，並在菜譜上特地加了一道紅燒肉，客人們吃得津津有味。

　　

　　會談持續了三個多小時，兩國總理著重談了緩和兩國邊境地區緊張局勢問題並達成共識。雙方同意，中蘇之間的原則爭論不應該妨礙兩國國家關係的正常化；兩國不應為邊界問題打仗，應通過和平談判解決；邊界問題解決前，應采取措施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衝突。雙方還讚同恢複互派大使，重新發展雙邊貿易。這就是常說的兩國總理“諒解”。當時雙方都有速記員在場，但由於沒有核對記錄，加之其他複雜原因，後來在中蘇邊界談判中，雙方對“諒解”一些內容的說法及理解也不盡相同。據參加會談的餘湛副部長講，柯西金此行主要是為緩和蘇中邊境緊張局勢而來，對邊界具體問題準備不足，而周總理則胸有成竹，主動提出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及雙方武裝力量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等主張，一下子便在氣勢上壓倒對方。

中蘇兩個泱泱大國的總理，為何選擇在機場舉行如此重要的會晤呢？蘇方對這樣的安排也感到有點委屈，而柯西金本人認為，“會晤時間和機會才是重要的，至於地點倒是次要的”。當然，這裏有深刻的政治背景，主要由雙方意識形態冷戰轉為邊境武裝衝突熱戰，進而導致兩國關係空前對立所決定的。同時，也與其他一些偶然因素有關。珍寶島事件後，蘇聯方麵幾次提出希望與中國領導人進行直接對話，但都碰了釘子。9月2日，越南領導人胡誌明逝世。獲悉中國總理周恩來將赴河內參加葬禮，柯西金決定前往，想屆時能與周恩來見麵談兩國關係問題。9月6日，柯西金抵達越南時，得知周恩來9月4日已來過河內吊唁並於當日返京。於是，柯西金通過越方轉告，他擬回國途中在北京停留兩三個小時，並同周恩來會見，希望9日前得到答複。但那位負責轉達這一重要信息的官員，因工作繁忙緊張而“忘了”此事。直到9日下午，他才想了起來，趕緊通知中國駐越南使館，並對自己所犯的“嚴重錯誤”做了檢討。周恩來得知消息後，馬上指示使館，中方同意11日在北京機場進行會見。10日上午，當使館收到1969年9月中蘇兩國總理在北京機場會見國內答複時，柯西金已飛離河內。而柯西金要求專機前往中亞塔什幹，也是有意在那兒等待中方的答複。10日下午，柯西金飛抵塔什幹時，收到從莫斯科轉來的中方同意安排會見的信息。這樣，雙方終於舉行了這次來之不易的“機場會見”。

　　

　　本來從河內到北京的航線不長，結果卻繞了一大圈才折回北京。會晤結束時，周恩來對柯西金說：你這次主動要來，我們得到消息晚了，但我們的答複是快的。雖然你走了一段彎路，總還是收到了一點兒效果。中國有句成語叫作“不虛此行”。政治上也是這樣，不可能沒有彎路。柯西金解釋了走彎路的過程，並表示，前一天飛行了20個小時， 他並不遺憾，很高興到這裏來。

　　

　　兩國總理還就會談的消息稿內容達成一致，即：“1969年9月11日，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從越南回莫斯科途中，同周恩來總理在北京舉行了會晤。這次會晤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氣氛中進行的。”不謀而合的是，雙方事先準備好的消息稿措辭幾乎一模一樣。蹊蹺的是，11日晚，柯西金飛離北京不久，中方電話通知蘇聯駐華使館：次日發表的會晤消息稿須做改動，刪去“會晤是有益的”一句。蘇方以兩國總理已達成一致為由沒有同意。最後，消息稿各發各的。

　　

　　柯西金在返回莫斯科的專機上，征求翻譯顧達壽對這次會見的看法後表示：“現在我國有不少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他們總戴著有色眼鏡來看中國的政治。其實，中國領導人的政治觀點不是我們一時能夠看透的，但我對周恩來的說法是可以理解的。”遺憾的是，回到莫斯科後，蘇共中央政治局對兩國總理在北京達成的一些諒解並不讚同，認為柯西金由於不了解情況，上了周恩來的當。

根據雙方商定，一個星期之後，周恩來總理致信柯西金，將會見中談到的臨時措施內容歸納成五條，要求對方確認，作為兩國政府協議予以實施。但柯西金在回信中對上述措施沒有確認，隻提到蘇方已采取了有關兩國邊境局勢正常化的實際措施。

　　

　　談判桌上唇槍舌劍

　　

　　根據1969年9月11日周恩來與柯西金在北京機場會晤達成的兩國總理諒解，第二次中蘇邊界談判於10月20日在北京開始舉行。毛澤東主席曾對蘇方談判代表團副團長甘科夫斯基說：我們應當好好談判，談出個睦鄰友好關係來。要有耐心。我們要文鬥，不要武鬥。

　　

　1973-1979年作者（右6）在中蘇邊界談判代表團

　正當撰寫此文時，我的老同事湯世稼應詢披露了一段塵封40多年的驚心動魄的親曆：就在1969年中蘇邊界談判開始前夕，他奉命參加“防止突然襲擊辦公室”晝夜值班，整天神經高度緊張，時刻不離直通總參和中南海的幾部電話。蘇聯邊界談判代表團專機飛抵北京機場時，他的任務是負責檢查蘇方行李，看看有無夾藏著槍支。當他警覺地觸摸著一個裹得嚴嚴實實的沉重箱子時，對方回答說：“裏麵裝的是談判用的邊界地圖。”原先曾擔心可能會趁機進行突然襲擊的“蘇修空降兵”也未出現，結果是虛驚一場。當時我在北京大學讀書，剛好趕上緊急“戰備疏散”，連夜撤離到長城外的延慶農村。

　　

　　這一開談，就是十年。談判開始前，鑒於當時兩國關係緊張，還專門就如何稱呼蘇方團長的問題寫了一個請示報告，周恩來總理作了批示：正式會見、會談時，雙方以職務相稱，其他場合，可以同誌相稱。中蘇邊界談判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後，反映談判情況的第一期簡報由代表團團員章文晉負責起草，後來他出任駐美國大使。按照當時的慣例，在簡報上方印有“最高指示”字樣，於是，他挑選了“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毛主席語錄。呈送中央後，主席看了這期簡報，在“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八個字下麵畫了一道橫杠，並批注道：“堅持攻下去。”這實際上成了與蘇方談判的指導方針。

　　

　　在會談中，雙方爭論的焦點是爭議地區問題。中方指出，兩國總理已就中蘇之間存在爭議地區問題達成諒解；蘇方則不予承認，壓根不同意使用“爭議地區”（спорный район）這一概念。中方引用兩國總理會見記錄，並反駁說，爭議地區就是指某些“你們說是你們的，我們說是我們的”有分歧的地段，中蘇邊界存在爭議地區是客觀事實，這是沙俄和蘇聯違反條約規定劃去或侵占中國領土而造成的；蘇方則引用自己的會見記錄，否認兩國總理已就爭議地區問題達成諒解，稱兩國之間不存在領土爭議，隻是對個別地段的邊界線走向理解不一致。雙方各說各話，互不相讓，談判走進“死胡同”。

　　

　　在會談桌上，雙方用詞都十分尖刻。比如，中方指責蘇方說：“想不到來自列寧故鄉的蘇聯代表團竟墮落到如此地步”，“難道你們要把原子彈懸在談判桌上，讓我們在你們的威脅下進行談判嗎？”，等等。蘇方也不示弱，慣於指責中方采取“搗亂態度”，有意“拖延”、“封殺” 談判，諷刺中方的做法是“車拉馬”（意為本末倒置）。中方抨擊蘇聯在邊境地區“陳兵百萬”，蘇方則反批中國部署了二百五十萬兵力，其中包括民兵。

　　

　　在一次大會發言中，中方用了一連串排比句，要求蘇聯應當怎樣、怎樣才能改善兩國關係，聽起來很帶勁兒。喜歡咬文嚼字的蘇方團長伊利切夫按捺不住了，激動地反問道：剛才中方團長講了蘇聯五個“должен”（應當），我們蘇聯到底欠你們中國什麽了？伊利切夫一字一字地往外蹦，最後一字拖得特別重且長：“С о в е т с к и й   С о ю з н и ком у, н и в ч е м н е д о л же н  ！”（蘇聯誰也不欠，啥也不欠！） 當時我有點納悶，請教了老翻譯後才明白伊利切夫為何大動肝火。俄文“должен”的詞根是“долг”，意為欠債，該詞分量確實很重。有一次，在激烈的辯論中，蘇方團長指責中方對其發言做了“болезненная реакция”( 過分反應)，翻譯將其譯成“病態反應”。中方團長聽後火冒三丈，怒斥蘇方理屈詞窮，不惜進行“人身攻擊”，對方感到莫名其妙。

　　

　　另一次，伊利切夫對中方的尖銳批駁表示不滿，希望“здравый смысл”（理智）能占上風。翻譯把“理智”一詞譯成“健康思想”。這又惹禍了，因為據說勃列日涅夫曾將林彪視為中共內部的“健康力量”，現竟敢在談判桌上大放厥詞，要讓所謂“健康思想”占上風， 這是癡心妄想！中方當即予以嚴厲反擊。還有一次，中方指責蘇方說話不算數，影射蘇聯領導層內部有矛盾，這下可捅了馬蜂窩。伊利切夫當即跳起來，滿臉漲得通紅，氣呼呼地連續說了兩遍“我抗議”。會場氣氛驟然升溫，不得不宣布休會。

在談判桌上雙方吵得不可開交，但會下照舊，不僅以同誌相稱， 而且談笑風生。伊利切夫不懂中文，但對代表團幾個主要成員的姓記得很清，對幾個同音漢字的不同含意也略知一二。他喜歡釣魚、吃魚，又同“魚”（中方團長姓餘）談判，自得其樂，而當談判不順時，他還故意拿“湯”（翻譯姓湯）、“菜”（副團長姓蔡）出氣。幸好蘇方代表團中有姓“麻雀”（Воробьев）、“鯉魚”（Карпов）和“孫子”（Внуков）的，我方也拿他們的姓開玩笑，彼此彼此。我的不少俄羅斯朋友，就是在那個年代結交的。

　　

　　在會談中間休息時，我方為蘇方代表團準備了豐富的點心、水果，有小籠包、燒餅、春卷等，春卷最受歡迎。酒類當然少不了茅台酒，每到休息時，伊利切夫團長總是先倒茅台酒喝上兩杯。為了調節談判的緊張氣氛，中方還邀請蘇方代表團到外地參觀旅遊。由於天天同蘇方人員打交道，生活在一起，所以相互之間很熟悉，特別是在北戴河休假，還發生了一件情感逸事。蘇方代表團中兩個年輕漂亮的女打字員都對中方禮賓聯絡官產生了好感，追著這位“帥哥”一起聊天、散步、遊泳，形影不離。此事在兩個代表團中傳為笑談，蘇方人員還打趣說：“把他交給我們，帶回莫斯科吧！”有意思的是，1963年這位中國外交官在駐蘇聯大使館工作時，因蘇方指責他做了“不符合外交人員身份的事”，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而限期離境。當然，回國後，這位“紅色反修戰士”受到了中央領導同誌的接見，成了“最受歡迎的人”。

　　

　　20世紀70年代中期，當中蘇邊界談判陷入僵局，柯西金建議再度與周恩來會晤，以推動談判。鑒於當時的形勢，中方沒有同意。1979年蘇聯出兵阿富汗，中蘇兩國邊界談判也就不了了之。盡管第二次談判沒有達成什麽協議，甚至根本就沒有討論邊界走向問題，但開始談判以後，兩國關係劍拔弩張的氣氛逐漸緩和下來，雙方有了較以前正常的對話接觸渠道，雙邊貿易等也有所發展。另一個效應是，中蘇之間一宣布舉行談判，美方也急欲與我方恢複兩國大使級談判。當時，在華沙舉辦的一次時裝展覽會上，美國駐波蘭大使沃爾特·斯托塞爾奉命對中國駐波蘭使館的一位低級別外交官窮追不舍，終於轉達了希望與中方會談的信息。用基辛格的話來說，由於中蘇關係的變化， “為美中接觸開拓了空間”